蒋述卓：1955年生，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人，教授、博士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现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兼任教育部2001～2005年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
做学问就是要深挖一口井
记者：您的学术专著有很多是关于佛学与宗教的，像《佛经传译和中古文学思潮》、《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山水美与宗教》、《宗教艺术论》、《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等，请谈谈佛学和宗教在您个人的研究领域中占有怎样的分量？对您的学术人生有何种影响？
蒋述卓：佛学和宗教是我个人研究领域的基本点，我的学术之花是从它开始灿放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师从王元化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先生宣导的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文艺理论的观念，以及“三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着我对学术对人生的看法。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本想研究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导师告诉我要做这个研究就必须先深入瞭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与文化才行。于是我阅读了20多种佛学研究和佛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书籍，并且将博士论文题目定在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入手，去研究其对当时文学思潮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博士论文《佛经传译和中古文学思潮》完成后，我将它寄给了北京大学乐黛云、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将它纳入了他正在主编的“东方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后来此书又被收入档次很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台湾也将此书收入“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研究文库”里。我学术地位的奠定，就是从博士论文开始的。
这一段学习对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博士毕业后我一直保持着对佛学与中国古代文论、佛学与中国古代美学、宗教与艺术关系的研究，先后写作出版了几部学术著作。研究的范围逐渐有所拓宽与延伸，但仍然聚焦在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的关系方面。
记者：您一直对佛学和宗教研究都有那么一种热衷和执着的情怀，这让我很好奇，能谈谈吗？
蒋述卓：这缘于我的一个观念——做学问一定要深挖一口井。具体说来我认为每个人的研究都不要脱离自己的学术基地，有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基地以后，学问这口井才能挖得深，水源足；如果做学问，只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至多也只是挖了个浅浅的小水坑，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的，更别说有什么深度和广度了。因此力争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学术根基，以这个根据地再扩大，这是我做学问的基本准则。
当然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上的分别拓展既是一个学者学术生长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学术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所以我提倡做学问在深挖一口井的同时还要触类旁通，即要根据你的状况你的路向继续前进到别的领域。我后来提出的文化诗学、城市诗学、走进岭南等新概念，就是根据古代文论研究的方向，并兼顾当代文论提出来的，其研究基点还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
学者要面对现实关注当下
记者：据说您是国内最早提出“文化诗学批评”这一观点的学者？您是基于怎样的学术现状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的？“文化诗学批评”同以往的许多批评方法相比，具有怎样的开拓性和新视野？
蒋述卓：我在1995年提出了“文化诗学批评”，是国内最早宣导这种观点的学者之一。当时批评家们面对多元的创作实践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如“反映生活”、“艺术真实”等已派不上多少用场；而另一方面，持后现代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学，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声音、话语和思想。正是针对上述学术状况，我提出了文化诗学批评。
所谓文化诗学，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它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这一种新型的批评意识与批评策略，除了要求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外，它更强调批评家的生命投入、综合文化意识与宏观文化眼光。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提出“城市诗学”这一概念的？“城市诗学”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怎样的促进作用？您在城市诗学方面做了哪些有影响的具体研究？
蒋述卓：1999年我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拓展》一文，我首次提出了“城市诗学”的概念。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城市诗学，就是要以一种较为积极的眼光去寻求城市生活中的诗意成分。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文化的、审美的眼光去考察城市的独特时空、城市生活的戏剧色彩，这样不仅可以在理论上阐释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观念，而且还能为存有许多生存困惑的现代都市人提供生活方式选择与心理状态调节的指导。如此“城市诗学”的建构有助于一种新型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
“城市诗学”是我目前承担的一项研究课题，同时我还指导学生做了很多有关城市文化的研究，如我指导1997级的三位硕士生分别做了关于城市小说、城市电影、城市女性文学与城市审美风尚的研究，如今已形成了一本书《城市的想像与呈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审视》，即将出版。去年我指导三个硕士生做了题为《广州市文化产业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的课题，今年获得了广东省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特等奖。
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广东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广东评论界不少学者在呼吁如何使广东文学“走出岭南”。而您却提出了广东文学未来的发展，并不是如何“走出岭南”，而应该是准确“走进岭南”的观点，请问您的根据是什么？
蒋述卓：我觉得“走出岭南”这一观点对岭南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走出岭南”是以内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学观念为标准，拿广东向内地看齐。但事实上，由于广东所处的改革开放的视窗地位，其经济基础发生了崭新的变化，文化意识形态也相应地起了变更，其文学创作应该有新的衡量标准。再有，“走出岭南”过分强调全国性的影响，也不符合读者接受群分类的实际。因此，一味强调全国性影响，拿岭南文化削足适履地塞进内地的文学模式去评价，是无助于广东开拓新的描写领域和创立新型文学观念的。基于上述理由，我提出了广东文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准确地走进岭南。
走进岭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正走进广东当下存在的鲜活的社会生活。广东当前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新的文化现象，形成了鲜明突出的南国特色，作家和批评家要密切地追踪这种变化的现实，如实地反映出在广东这片热土上已经形成的新的广东人文精神，才能使岭南文化的发展更有特色、更有张力，更能在全国形成特殊的影响。
记者：我发觉在与您的交谈中，您一直都离不开人文关怀这几个字，请您谈谈“人文关怀”对一个学者的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蒋述卓：我从事学术研究从未忘记过对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怀。因为我以为学问的研究必须是活生生的研究，它的立足点应该是关注当代人的命运、生存状况、文化生态建设、人格建设。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代学者，必须时刻不忘自己的终极使命，这一使命表现为一种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对于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不论是哪一个学科，只有“面对现实关注当下”，学术研究的意义才能最终得以实现，也才能借此进一步开拓自己的研究视界与思维方式。
学术要远离炒作
记者：据说《宗教艺术论》是国内首部对宗教艺术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而您在该书的《跋》中却写了一段让人感触颇深的话——“这10年来我写的书都与宗教有联系，大都属于跨学科研究。因为跨学科研究，往往吃力不讨好。也鲜有人对你所研究的课题发表意见并表示兴趣。不仅如此，连这个学科归入哪一门类也难以确定。”我想您写下这一番话时，心情一定很复杂吧？
蒋述卓：我从1991年起着手《宗教艺术论》的创作，经过了整整8年，直到1998年才完成。这部书是国内首部从文化与艺术理论的角度对宗教艺术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也是我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它代表了我一步步推进的学术研究方向。但因为它跨学科，处于边缘，别人不是很关注。不过我倒是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因为我始终认为做学问不要太功利，只要能对整个学术有所推进就行了。我的导师王元化先生说过那么一句话——有轰动性的东西未必就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这话对我影响极深，一个学者如果只追求轰动效应，就容易为学术而学术，缺乏思想的学术就容易丧失生命力，所以学术应该是在平静当中去研究，而不是去炒作得轰轰烈烈。
记者：学术很少炒作，但文学却经常炒作得风生水起，请您从批评的角度谈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述卓：从批评的角度看炒作，我觉得应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媒体批评，一种是专业批评。前者是抓热点，对媒体而言没有热点就抓不住读者，这是一种大众需要；而后者是要沉静下来经过认真思考的批评。我以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进入专业批评。专业批评是赶不了热点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不少批评家，今年批评这个那个，说是好小说，但三年后呢，你猜他们是怎么说的，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年那些小说都不值得一提。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证明热点批评往往是泡沫，也许会有留下的，但那是少数，因为大浪淘沙要淘掉的必然是浮躁的东西。
真正的学术积累和批评积累都是靠历史靠时间来把它记录下来的，我们每一个专业批评家所要做的就是学术积累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学者，一方面要从专业批评的角度去看待作品和文学现象；另一方面搞学术研究更要摈弃功利心，期待别人专业批评的眼光。
学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记者：您在佛学研究方面介入很早，而在文化诗学、城市诗学、走进岭南等学术研究领域也是最早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给我的感觉您好像在研究上抓新点总是能先人一步。请问您是怎么抓到这些学术新点的？
蒋述卓：抓新点与自己的视野有关。一个学者一定要提出崭新的学术观念，这是学术的最基本切入点，学术能不能出亮点，就在这个地方。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跨学科的视野，虽然因为庞大而比较困难，但跨学科才有了更开放的眼光，才能在其他的领域触类旁通，所以也就容易找到突破口。同时我始终认为一个学者应该有一种文化自觉的精神意识，不管研究什么，都是为了对当代文化建设有所推进，这样就有了“面对现实关注当下”的开放眼界，抓新点的视野就广了很多。
记者：学术在您的人生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您怎样协调学术和人生之间的关系？
蒋述卓：我在香港曾看到一个墓碑，它设计得很像书的模样，上面刻着人的名字和人生的简单经历。那一刻我脑海里就觉得生命像一部书。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散文《生命是一部书》，我说生命之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写就的，从书的品质如何就可以看到生命品质与价值的厚薄，所以我们要写好自己生命的每一天，我们的学术之路也要走好每一步，如果像善待生命一样去善待学术，这样从事学术研究就决不会有轻率之心。
我一直都把学术看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善待生命，就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从事的学术行为与学术产品。在学术中投入了生命，就会让生命之光在学术产品中闪光。
我特欣赏嵇康的诗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代表了一种视觉，这视觉贯通着古今中外，那是一种宏观的自由的研究眼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代表一种远大的理想境界。这种宏观的研究眼界和远大的理想境界并不容易达到，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以求能最完美地靠近。
早在采访蒋述卓教授之前，就听说他是一个思辩性很强的学者，我有点担心这一趟采访会不会被他的理论撞击得晕头转向？
但是和蒋教授面对面的一番访谈，却让我喜上眉梢。我绝没想到做起学术来那么有思辩性的蒋教授，在谈起自己的学术时却如此的妙语连珠，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一直在一种很爽朗、很轻快的氛围中进行。
蒋教授笑笑说：其实，我虽然是搞理论研究的，但是我一直都在追求一种诗意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呢，人应该诗意地生活、诗意地研究、诗意地创造；如此，诗意的绿洲就会真真实实地灿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诗意的绿洲——这实在是一种很美的境界。蒋教授为人、为文都能如此，也怪不得精彩总是伴随在他的身边。
●专著：
《佛经传译和中古文学思潮》
《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
《山水美与宗教》
《在文化的观照下》
《宗教艺术论》
《宗教艺术与审美创造》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文气篇》
●合着：
《宋代文艺理论集成》
《中国山水史诗》
《中国山水文化》
●主编：
《禅诗三百首赏析》
●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广东省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广东省第二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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