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持万
是我学术与人生的思路
黄天骥，１９３５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１９５６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名师启业 薪传戏曲
黄天骥：其实我不算什么。我知道在国内搞我们这个学科，在我这个年纪的有一辈人，都出了很多成果，大家平时来往也比较多，学术上的风格、思路比较接近，所以也比较相投。比起他们几位我就差了，无非是在岗位上工作时间稍微长一些，对学科比较瞭解。我是广州人……
记者：您出身于典型的西关家庭。
黄天骥：对。我中学到大学，一直都在广州。１９５２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后，我有幸深受几位老师的影响——在戏曲方面受教于王季思教授和董每戡教授，在诗词方面受詹安泰教授影响良多。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我受到这几位先生思路上学问上的影响，得益于此，对自己的学科慢慢有了瞭解，其实比起我的老师这一辈，我并不算什么。
大学三年级时，我把学年论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投到了《文学遗产》，过了两个月，收到编辑部来来信，信末只署“编者”，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时《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先生写的。信里把我批评了一通，说“字迹非常潦草，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不久论文发表，给我的鼓励是相当大的，加上小时候祖父教我背唐诗宋词，对古代文学也一直有兴趣，就此走上了这条道路。
记者：用白话读古诗，叶韵较准，特别好听。
黄天骥：说起白话叶韵，我想起我们曾参与编《新三字经》给小学生当辅助读物，后来反响出乎意料的大，本来是为广东省编的读物，发行到了全国。一些北方的学者指摘说有的地方不压韵，其实那是按照白话的韵来编的，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会影响到全国。
毕业留校之后，学校对我一直都很注意培养，给我压了很多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有了压力，就逼得自己要做些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跟随王季思先生一起工作，编选全国教材《中国戏曲选》，做一些项目，这中间自己受到了锻炼。校勘注释，这都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功底，过去我的老师是这么教导我的，现在我同样也这样要求我的学生。这一来我们继承老一辈的学术成果，注意学科队伍的建设，在自身前进的同时也带动年轻一辈的教师进步。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特别是戏曲这个方向，我们的队伍是比较齐整的。如果说我在中山大学起的作用，除了教学之外，无非是努力做一个桥梁——把前一辈的好处继承下来，也注意组织好队伍，使戏曲史、我们的古代戏曲研究不断线，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慢慢做出成就的老师。
后来我被选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学位委员会，情势逼得自己必须要掌握学科动态和前沿成果，这也客观上起了开拓自身眼界和研究方法的作用。
从政十年 贯通人情
记者：很多教授都很排斥做行政工作，认为那样很侵占自身的学术研究时间，您是怎么看待自己这“从政十年”的？
黄天骥：我在１９８４年左右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工作，后来又接任了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差不多搞行政工作有十年。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教学科研工作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呢？我觉得，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习、钻研、做行政……有些地方是不能截然分开。
大学毕业以后到文革以前，我都是一个单纯的业务教师。文革之后也只当了很短暂的一阵教研室副组长，其实就等于是秘书。我们毕业那时候都是被批“白专”的，就是被认为只搞学术不问政治。其实怎么可能不问政治呢？哪有一个人学文学、学社会科学不关心国家的？特别是我们这辈人，如果学社会科学而不关心社会，絶对学不好。
我当然知道担任行政工作会影响学术研究，但是当历史的责任落到某一个人的身上，或者这一辈人的肩膀上，你不做谁做？总要有人做嘛。要做就当然要付出时间，但是如果你把它们间的关系位置摆正了，其实也不见得对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没有帮助。科学研究和行政工作间有一个内部的联系，是可以沟通的。研究古人，是我这个学科要研究的，古人不是人吗？反过来要把行政工作做好，絶不是上报图表、写写总结的工作。我当系主任、当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其实就是要做人的工作。从瞭解人、分析人来讲，研究古人和研究今人，其实是相通的。
比如说我们瞭解到一个古人，他在过去所处的历史年代遇到了多少的难题、他的思想为什么在作品里是如此的反映……不从过去的历史、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探索作者的内心世界，如何能把他的作品讲深讲透？亲自去做过人的思想工作，和光看书本是不一样的，虽然两者不能说是一回事，但也不是全然没有相通的地方，就要看主事者的心态怎么摆，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当了系主任之后在《文学评论》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吴梅村》。吴梅村这个人很复杂，过去都说他是汉奸，当然他投降清朝这一点，是大节有亏，但是他从明朝的探花到清朝出来做官，内心的斗争，选择的痛苦，这就是人的思想的复杂性的表现了，如果不深入瞭解他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写得好这篇文章。如果在文革以前我做年轻教师的时候写这个论文，我肯定没有８０年代对这个人的认识这么细和深。这个论文写了以后反响很好，现在对吴梅村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我那个文章里的思路。这就是我做了人的工作，研究了现代人的思想之后再回头来看吴梅村，就不再会用简单化的态度认为黑就黑、白就白、好就好、坏就坏。
从事行政工作之后我文章可能写少了，但是文章质量并不见得低了，甚至有些方面还深刻一些。
上面是说观念性的问题，文学史的研究，还要注意规律性的问题。过去我在没有担任行政工作以前，我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研究：研究汤显祖，就是汤显祖；研究《桃花扇》，就是《桃花扇》……而我后来的思路，与过去不同。行政工作的一些规律，对我的思路很有启发。
我历来很主张，做学问要从微观的东西里推导出宏观的规律，把微观的剖析与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
以一持万 游刃诗文
记者：那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
黄天骥：对，这是我学术思想稍稍成熟之后的思路，在没担任系主任以前，也许我就是一篇一篇文章去写，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去分析，等到后来，我可能就不会单一的去看待问题了，而会注目其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搞行政工作，不是解决某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了，而是要通过分析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从个别出发，解决一大类人的共同问题。搞学问也是这样，写论文，不该是为瞭解决某个字、某个词、某个人的问题。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闹热的牡丹亭》，是我和博士生一起写的。
记者：“闹热”的《牡丹亭》？
黄天骥：《牡丹亭》表面上看是不闹热的，所以你感到很奇怪。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是《长生殿》的作者洪异在《长生殿·例言》中说有人称《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他颇“以为知言”。《长生殿》自然是很闹热的，但这个言外之意就是，《牡丹亭》是不闹热的，幽怨凄楚的一个剧本。杜丽娘的性格是幽怨的，但整个《牡丹亭》的表演是闹热的。我举例给你听：《闺塾》、《冥判》……你如果把这个戏当作戏剧搬上舞台立起来来看，那热闹得很呢。特别是《冥判》，把民俗的东西也搬上了舞台，这些内容与情节主线是游离的，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戏搬上舞台，这些部分肯定是要删掉，但是明代这些是一起要演的，演出起来场景是非常闹热的。那么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闹热”？我不是仅仅为了研究《牡丹亭》，我从《牡丹亭》这个“一”，插入了整个明代戏曲这个“万”，其实整个明代的戏曲，都是闹热的，通过大量文本的分析，来看整个中国的古代戏曲。从元杂剧开始就追求一个“杂”，把各种的技艺都穿插在里面表演，追求一个闹热的欣赏效果，这个是中国戏曲的共性。这个共性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传统就是这样的，就像打火锅一样，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
记者：这个特点在孤立阅读剧本的时候就很难发现，仅仅从文本出发，得到的阅读效果其实是远离了当时戏剧演出的效果，也脱离了当时舞台表演的实际情况。
黄天骥：对。我还主张，读曲文要用看诗的角度，读诗的时候要用分析戏剧的眼光。
记者：一般认为，戏剧的感情是铺陈的外露的，诗歌的感情是含蓄的内敛的，欣赏分析的时候，方法应该是也有区别的……
黄天骥：还是举《牡丹亭》中的例子。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那不就是描述春天里院子的情景吗？春天里一条蜘蛛的丝被风吹下来袅袅地飘着，春光就像线那么细细一条。如果是从戏剧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么多了。要是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呢？这两句讲得是景，其实写的是情，那春丝的颤动，就是杜丽娘心理微妙的颤动。就等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那个情思，“晴丝”其实就是“情丝”。像读小说一样看剧本是不行的，不是抓住主题线索就行了，还必须意识到里面的曲文是诗，这才能剖析清楚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这就是我说“读曲的时候要用读诗的眼光”的意思。
反过头来，读诗的时候也要用看戏剧的眼光，如果只是去看用词炼字好不好、意境是否高妙、感情如何真挚，而不抓住诗中隐藏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也是不行的。比如唐诗里有崔颢的一首《长干行》，很简单的五言絶句。“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但仔细分析，这是个戏剧场面。一个年轻姑娘，在瞿塘峡附近整天撑船，很无聊，忽然见到一个年轻人来，很高兴地去搭话：“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对方可能不好意思，没有回答，这个女孩子意识到了自己的冒昧，赶紧补充：“我家住在横塘。”人家更不理解了，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住在哪儿呢？女孩子赶紧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也许我们还是同乡呢。”其实女孩子对他已经有点意思了。这些东西你不用戏剧的眼光去看是看不出来的。
记者：这其实也是“以一持万”。
黄天骥：这也是“以一持万”，这个“持”就是贯通，能以浅近的分析，把握、阐明博大精深的道理；能从微观的辨析，进入宏观的研究；能贯通各种研究方法达到通晓幽微的目的，这大概是学术研究可以参照的方向。总之，工作和学习、行政和业务、戏剧和诗歌、宏观和微观，中间都有可以通的地方，重要的是如何去找这个结合点，允执厥中的平衡点。不一定一直能够做到，但值得努力去做。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接待室见到黄天骥先生，比预定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
黄先生看起来比资料中显示的年纪要年轻许多，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再强调“我无非是这样而已”、“我是这么想的，但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我只是努力去当一座桥梁”……其实，正如他一再引述的荀子那段断语“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闇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冷暖集》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深浅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俯仰集》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中国戏曲选》（与王季思等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元杂剧选》（与王季思等合作）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李笠翁喜剧选》（与王季思等合作）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版；
《元明散曲精华》（与罗锡诗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元明清散曲精选》（与康保成合作）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元明词三百首》（与李恒义合作），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
《中国文学史》（宋元卷分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版；
《全元戏曲》（参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黄天骥自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出版；
《诗词创作发凡》，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出版。
★主持教育部属下“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包括２５个子项目），起止时间为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起止时间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中国戏曲选》１９８７年获高教部教材一等奬；
●《全元戏曲》，２００１年获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奬；
●《中国文学史》（宋元卷分卷主编），２００１年获北京市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奬；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１９８５年获广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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