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与岭南文化”专题发表后，三位文化专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岭南文化应不断自我更新
嘉宾
黄树森：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范 英：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省精神文明学会常务副会长
李宗桂：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导
8月27日本版专题《珠江文化能取代岭南文化吗》刊出后，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市民的热切关注。一位省直机关工作人员来电，希望能借本报表达他的意见，他说，《南方日报》对重大文化话题的关注体现了党报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广东文化要提升品位，增强影响力，需要传媒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我不是研究专家，但作为一个广东人，亲身感受了新时期以来广东社会的变化、广东人精神面貌的变化。”他希望专家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广东大地上的变化好好地进行总结，让广东文化不断进步。至于叫岭南文化还是珠江文化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广东文化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让广东文化在全国发挥更大作用。
这位读者的看法正道出了编者编发这个专题的初衷。
在本期专题里，我们请来了省内研究文化问题的三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岭南文化的自我更新、岭南文化的转型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对上期话题的深入。
岭南文化一直以来就以其开放性、务实性、平民性、重商性等品质，引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潮流，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被指为“文化沙漠”，岭南文化也依然是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潜在支持力量，广东人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文化追求。20多年来，广东向全国提供了许多经济建设的经验，也提供了一些文化发展的经验。广东的文化娱乐业、传媒业、影视业、旅游业、出版发行业、印刷业等领先全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广东社科理论界的学术成果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广东创造的现代文化已默默地渗透在中国文明进程的每一个脚步里，渗透在中国人现代化的每一个闪光中。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趋同、文化的全球化，使地域文化日趋式微，尤其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迅速被各个文化圈所吸纳、所共享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正不断被消弥着。岭南文化也一样，它的很多传统特质已渗透在全国各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细节里。但文化的先进性总是相对的，20多年来，岭南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自我更新，它在原有特质的基础之上，又不断有新的内涵生发出来，又有新的因子在萌芽。尤其是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今天，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和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将这些新的特质、新的趋势转化为学术成果，一方面可以增强广东人民争当排头兵的自信和豪情，增强广东人的精神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平添一枝文化之花，为文化的多样性增加一抹光彩。 编者
广东文化应以
大强活美为目标
记：在您看来，广东文化应该呈现什么样的面貌？
黄树森（以下简称“黄”）：当前，广东正在进行文化大省的建设，我认为对广东文化的未来预期，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理解：一、从规模上看，是大的；二、从影响力上看，是强的，是能彰显城市文化的精华和灵魂的；三、从市场规范上看，是活的；四、从文化内质上看，是美的，是有利于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的。所以，我认为，大、强、活、美应该是广东文化大省建设的目标。
记：广东文化的自我更新和文化转型有何特征？
黄：前几天，我应邀到陕西电视台参加一个论坛的开坛特别专题访谈，来自京、沪、陕、粤的学者们对四地的城市文化进行比较，大家对广东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文化提出很多看法，我在大家善意的围攻中展开了一轮舌战，这也促使我对广东文化进行了反思。我把广东20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总结为三点：一是文化的启蒙，即从封闭、愚昧向现代化的迈进。二是文化的转型，即从政治型文化向经济型文化的转变。从只讲政治转向关注市场、关注大众、关注读者、关注世俗；以时尚的、多元的、流行的文化打击僵化的、单一的、说教的文化，形成文化的热带雨林。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先锋文化等共同构成广东新的文化形态，但以大众的、流行的文化为主体。三是广东的文化理念是以研究中国问题、现实问题为主的，20多年来，广东文化不像其它地方以对欧美文化的横向移植为坐标，而是以研究社会和人的生存发展中出现的观念问题、制度问题、人文问题为出发点。
记：20多年的广东文化发展有哪些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黄：广东的骄傲首先在于它在全国所引起的“鲇鱼效应”，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第一条“鲇鱼”，它给全国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竞争力。但因为广东理论界、传媒对此总结、宣传得不够，或者自己以为“饭是邻居家的香”，而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和推广，使广东现代文化在全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我按照新人类们喜欢的数字玩法，将广东文化的骄傲归纳为“1111348”，即：一红一白、一玉一雕、三电四曲八旦。“一红”即红线女，她是粤曲的代表，在全国闻名；“一白”指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它是广东获茅盾文学奬的作品；“一玉”是指曲艺新生代梁玉嵘，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香港也有很大影响；“一雕”是指唐大禧的雕塑《猛士》，它是中国当代雕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三电”是指三部电影，《雅马哈鱼档》是我国表现市场经济、反映民营企业的第一部电影，俄罗斯、越南等国在改革初期都多次在电视台播出，将其作为改革的示范性教材，而广东对它的研究和重视还是很不够的。另两部作品《孙中山》和《邓小平》是我国主旋律电影中的执牛耳者。“四曲”是指《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四首音乐作品。前两首被称为“新时代的《东方红》”，在全国广为传唱，对其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总结还没有。后两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有着重大影响。“八旦”是指八部电视剧：《外来妹》、《商界》、《公关小姐》、《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圳人》。这几部剧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清明上河图”，它们从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记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史。
这几项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优质文化品牌或超级文化品牌，是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文化精品。我认为完全可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
新时期广东人的思维和视野是最具现代性的，是与全球化、市场化勾连在一起的，这是广东人在观念革命、理论革命上的骄傲。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大量的文化研究资源。比如，广东人“用足政策”的政策观，“富了才能稳”、“有贪才有发”（这里的“贪”指的是欲望）的财富观，“搞市场就像吸毒，戒不了，只能往前走”的经济观，“靓女先嫁”的价值观，“面子是别人给的，但要经常翻新、美容”的形象观，“升官破财”的名利观等等，都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已深植于广东人心中的革命性观念。对这些素材进行研究并拿出成果，对全国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记：岭南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新时期有何新发展？
黄：传统岭南文化的核心是“变通”，新时期以来，这种变通性逐渐演化为广东人的“随动法则”的文化核心。它与变通是一脉相承的。广东人做事善于抓住现代人的心理语境，从人的欲望出发，有什么欲望，就满足什么。变通和随动的法则，是市场的，是长久不衰的，它是对北方有着很强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根本性的东西。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内地人还在怀旧、寻根的时候，广东人就已经重视现代心理语境了。广东是有欲望的地方，有欲望的地方恰恰是最有活力、最生猛的地方，当然欲望也会造成秩序的失范，但欲望造成的失范恰恰是为萌生新一轮发展奠基的地方。
记：广东现代文化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
黄：我认为广东文化的发展已呈现马鞍形的态势。近几年有向底部移动的趋向。这需要我们对广东文化进行新的思考、总结和提升，推动其重新崛起。我认为有几点是必须反思的：
一、标志性的、足以彰显广东现代文化灵魂的文化学术品牌太少。20年了，广东还没有一部足以展示中国现代历史重大转折的史诗性的作品，这对广东来说是个遗憾。
二、对注意力资源的掌握有所弱化。近几年来，一度红火的广东电视剧不再出现了，为什么？我认为，在现代社会，有一种注意力资源，谁掌握了它，谁就占有了文化市场。前些年，广东文化人从审美和世俗关怀两个方面都能抓住现代人的心理语境，其作品当然也能占领市场。近几年，广东电视剧在失去题材优势的同时，也失去了“随动”这种岭南文化精神，自然也就无法再跨越自身的文化成就了。
三、从文化积累上看，广东对文化人才吸引力的弱化是致命的。广东在30年代是有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机遇和底气的，1933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给陈元的信中就指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当时的广东没有留住南来的人才，没有留住他们的学术，这是历史的遗憾。同样的际遇又出现在近20多年广东现代文化的建设中，现在的广东，有多少文化名人？有多少名艺术家？大家心里都明白。
四、文化品牌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点。文化品牌是文化产业建设的阿基米德支点。广东曾有过陈寅恪、王季思等品牌，他们故去后，新的文化人的品牌、文化事件的品牌、文化成果的品牌却形成得太少、太慢。广东的轻音乐开创了民族轻音乐的先河，吕文成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步步高》比阿炳的《二泉映月》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但今天，人们都知道江南的瞎子阿炳，中国音乐史上连吕文成的名字都没有。像《步步高》这样的超级文化品牌尚且如此，其它的更不用说了。我们在文化品牌建设上到底做了些什么？文化品牌没了，建设广东强势文化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想，广东文化只有打通学术与实用、经济与文化、政府与民间等脉线，才能将20多年的实践资源变成全国的财富，才能让广东出现更多的“鲇鱼”。问题在于，这些脉线和资源由谁来整合、由谁来协调和规划，这是需要机制保障的。形成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机制，形成实施文化品牌战略的机制是建设广东现代文化、促进岭南文化自我更新的关键所在。
要重视广东学术文化
的宣传和推广
记：广东主要有哪些重大的学术文化成果？如何利用好这些成果？
范英（以下简称“范”）：广东人是有创意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广东人在社会科学上的创新就十分可观。比较突出的例子有：
在经济学方面有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卓炯，在上世纪60年代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他的学术理论敢于突破，对实践的指导和贡献无可估量。华南农业大学的魏双凤教授是“综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学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目前正准备申报诺贝尔经济学奬。钟阳胜博士的《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是获孙冶方经济学奬的著作，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山大学教授李江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合着）一书也是获孙冶方经济学奬的著作。另外，广东学者在营销学、公关学、现代化研究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
在人文科学方面，中山大学的刘嵘教授最早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的观点，他的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事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张江明教授，在全国都很有学术地位。本人在“精神文明学”方面的研究，也带动了整个精神文明学系统的创建和发展。到目前已主编、撰写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著作。在伦理学研究方面，中大教授章海山、省委党校教授吴灿新都很有建树。在文化学领域，李明华、李宗桂等教授的贡献都很大。
总的来说，广东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人才很多，发展的潜力也很大，但对这些成果的重视程度和媒体的宣传规模都不够，使得学术理论的张扬受到影响。另外，广东人的务实，也往往只重应用学科，而忽视了对基础学科的重视和宣传，在学术文化上的建设力量也显不足。
记：您认为应该如何让广东学术文化取得话语权，并借此推动岭南文化的发展？
范：广东学术文化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力，首先要求学者本身有真才实学，提出的学术理论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其次，政府要敢于肯定和支持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在基础学科建设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资金投入必须到位。同时要敢于鼓励学术争鸣，媒体必须大力配合学术文化的宣传和交流，唱响地道的“广东之歌”。
发挥广东文化的
旗帜性作用
记：如何发挥广东文化的旗帜性作用？
李宗桂（以下简称“李”）：我想先说一下关于文化概念的问题，近几年出现了珠江文化、珠江文明、广东文化等概念，我认为如果讨论仅纠缠在“能否超越黄河、长江文化”问题上，那么在学术上，它就只是个“伪问题”，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只有将话题定位为岭南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转型，对文化的价值理念、文化范式的研究，才是有学术价值的。
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落实在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广东“新文化”上。
广东省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决定其在所处地域范围内的“文化号召力”，海内外对于“岭南”、“珠江”概念的理解，都集中在广东地区；而广东人的生活方式，也得到了各地人们潜意识里的认可。所以我认为“广东文化”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广东文化”是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以珠江三角洲为生长地，以“泛珠三角”地区为腹地的文化价值主体。将“广东文化”理解为一种富有现代气息的新的文化模式，既是对传统岭南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岭南文化在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这种提法对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典范性和示范意义，现代性更强，也更强化广东文化的向外辐射力度。
记：广东现代文化如何更好地与经济形成相互影响和渗透？
李：我认为广东在这方面是非常具有示范作用的。比如以广交会为代表的会展经济，作为文化产业，在经济方面的意义显而易见，同时它也渗透着新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广东发达的商业文明。又比如广州的酒店文化，对整个社会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天鹅宾馆是国内首家允许普通市民进入的星级酒店，它传达的是商业文明中“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广东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对传统泛政治化的、等级化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冲击和颠覆作用。
记：您认为对广东文化的学术理论研究，从哪些方面和角度切入较可行？
李：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现存的一切物质、制度、思想观念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审视广东文化，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有本土意识，也要有现代意识，更要有全国观念乃至全球意识。在强调文化地域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并致力于成为其中的领潮流者。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从狭义文化寻找切入点和突破口。首先，有必要总结这样几个问题：广东人如何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港澳经验，吸取西方文化精髓；广东人在近代以来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作出理性回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曾产生过哪些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样的研究纔可能对整个中华文化产生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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