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镇洪

　　“处在珠江口的黄地峒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史前的文化交流早已存在。珠江文化的外向性和海洋性是从古到今逐渐形成的。”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文化。世界上文化的兴衰都和当时当地的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达程度有直接关系，人类社会及其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当时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否优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切生物（包括人类）的起源、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水，有了水就有生命，有了水就有人类，有了水就有文化。人类把江河都称之为母亲，其根本的寓意就在于此，因为她孕育了生命、人类和文明。珠江和中国其它五大河流（黄河、湄公河、长江、黑龙江、辽河）一样都是母亲河，都是人类和文化的发祥地。相比之下，珠江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因为珠江流域地处南亚区内，紧靠南亚沟通东非的中东地区，是紧靠人类起源中心地——东非和南亚西瓦利克地区，又是古人类向中印半岛、东亚、东北亚辐射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在距今73万年前地球新构造运动发生后，喜马拉雅山山脉隆起，南亚通往中亚和北亚的直接通道阻塞之后，珠江流域所覆盖之岭南及其周遍地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类祖先向东亚和东北亚辐射的桥梁地带和转运中心，这一结论现已由分子生物学—DNA的研究得以证实。

　　人类是文化的载体，既然珠江区域已成为人类向外辐射的桥梁地带和起源中心，那么珠江文化对外的交流也应该非常之活跃。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方面交流越来越频繁。但在史前时期情况又如何呢？

　　过去苦于实物材料不多，能瞭解到的最多也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情况，尤以沙丘遗址和贝丘遗址出土的为多，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2004年在香港西贡北深涌新发现的黄地峒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思考到不少问题。

　　黄地峒遗址发现于2004年，后经香港考古学会向香港特区政府康乐文化事物署古物古迹办事处申请执照和拨款15.7万港元，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黄地峒遗址周围5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地质地貌和生态环境调查，同时开了五个探方进行试掘，收获颇丰。为了更进一步瞭解整个遗址的情况，2005年秋申请被批准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前后两年两次发掘，一共在不到15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石制品6000多件，如果连地表采集，其数量已接近10000多件。但黄地峒遗址南北方向长300多米，东西方向宽160多米，被海水淹没看不清楚的部分不知道还有多长的距离。可见此遗址的规模相当大。根据试掘采样经光释光（OSL）测试结果，文化层堆积最早的（L4-L5）可达距今3.5-3.9万年前。证明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的石器加工场。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中国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教授研究过这批石制品后，所讲的两点看法：首先，他认为旧石器所有的加工技术，在黄地峒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第二点是石器种类如此多，密度如此大，数量如此丰富，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在香港地区，岭南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均属首次发现，是一套全新的组合，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

　　有人按照不到15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包括出土和采集）近10000件石制品的比率来计算，在这个32000平方米（200米x160米）的核心区域内，将发现2066万件石制品。这个数字给我们发掘和研究者一个清晰的说明，说明我们发现的这个石器加工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制石器制造场。如果为了供应本家族群体的日常生产所需，这明显是生产过剩，如果连与周边小范围的族群进行交流也用不了这么多，还是有剩余，除非大规模的交换，不然没必要制造这么多的石制品。

　　我们从现代分子生物学——DNA的研究成果中可知，在距今40000年前广东一带已成为古越族祖先的起源中心（李辉2002年）而且由此按三个不同方向向外辐射，一个是向东北方向，经过东江及东海走廊，往东南沿海迁移，一直到东北亚；另一个是经珠江支流北江往西北方向迁移；第三个是经西江流域往西南方向辐射，一直到整个中印半岛和澳大利亚。古人类的迁移都是边走边进行生产活动的，携带一定生产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不是任何地方都具备可以制造打制石器的石材，而且到了一个新地方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交流，生产工具——石器是最直接的交流，这也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有了生产工具才能开展生产活动——狩猎和采集，有了收获才能生存，才能立足求发展。由此可见，史前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已存在，并非只有到了有国家的存在时才出现的。特别是黄地峒这个处在珠江口的遗址，她的发现和她出土的石制品，进一步说明珠江文化的外向性和海洋性。同样，到了文明社会时期，珠江文化对外的交流和她的兼容性的表现都是从古到今逐渐形成的。

　　（作者单位：岭南考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