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时久已忘，有些事却经久难忘，武昌之行即是。

　　记得那是1981年中秋，上海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前往武昌参观，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参观团共32人，平均年龄70岁。这些人中有辛亥革命参加者，有国共第一次、第二次合作的参与者，有长期与党风雨同舟者，唯我是无资望的最年轻者。与辛亥老人梁烈亚比，我整整小他半个世纪。与这些资历阅历丰富的前辈们朝夕相处10日，如沐春风，得益匪浅，迄今难忘。如今，星移斗转，三分之一者，相继作古，追念逝者，惦念生者，徒增了我对武昌之行中每一个人的怀念。

　　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处理现实，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平统一而举行的重大活动之一，其意义今天已获验证——多少被“四人帮”篡改的历史得以澄清，从而多少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因此使亿万之众意气风发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使短短l 0年左右的中国赢得了举世惊羡的进步。因此，1981年可以说是历史转折的一年。参观团絶大多数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人士，都是刚刚走出昔日的阴霾，重新焕发出青春，与党开始了新的长征，大家的心情如蓝天长江般宽畅，尤其参观了辛亥首义史迹，葛洲坝水利、沔阳农业工程……大家心情振奋，老人们竟像小孩般嬉笑，作竞日长谈，纷纷为“四化”献计献策，计划着一个又一个明天，相誓要为新长征作出新贡献。

　　昨日誓约在耳，今日不见君在，这是最大悲痛。逝者有我熟识的报界老人赵超构、辛亥老人梁烈亚、西安事变功臣孙铭九、党的诤友武和轩、老台胞林朝权、著名企业家荣漱仁、严庆祥、汤蒂因、著名银行家徐国懋以及台胞林田烈、章文祺、谢光华、张兆祯、李赣骥诸先生。逝者虽已去，但都化为光明烛。当年复刊不久的《新民晚报》赵超构社长，如今他为之操劳呕心的晚报已每日增到八版。他谔谔诤言的“豆腐乾”，成了人民的纪念，也不乏继者；镇南关辛亥起义者的历史及整个辛亥革命史，已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部分被载入宪法，梁烈亚再也不要呼号正名；当年民族资本家的荣家、严家及私营企业主“金笔汤”，如今在经济大浪潮中，步他们之后的民营企业与个体经济已有了长足发展，人们已视当企业家为荣，他们再也不是私营企业中的凤毛麟角，再也不用害怕遭到冲击；致力祖国统一的武和轩、孙铭九、林朝权等前辈，应高兴地看到两岸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事务谈判已有了许多可喜变化，多党合作也有了新气象，这不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吗？

　　生者中，不乏耄耋者，如上海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的靖任秋、大学者周谷城、土木工程大师赵祖康、老教育家李楚材、赵宪初，都已高龄九十左右，但都没有停止奋斗，颐养天年，仍各有所为，我们时时从报上可以看到他们关心时政的言论，可见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年龄稍次的江华副秘书长、新闻界老前辈陆诒、老黄埔史说、宋瑞珂，也都寿登八十左右，都也没有停止工作，不是笔耕不辍，就是仍在奔走，在有些会议或活动中，我仍见他们的碌碌身影，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大家都在实践着当年的誓约。

　　记得在结束武昌之行的返途中，船经长江小姑山，大家都登甲板观小姑山英姿。小姑山虽小，却屹立江中千年，心怀壮志，独具秀色。赵超构前辈兴起作诗一首，并题写在我笔记本扉言页，诗曰：“溯流朝胜路，飘然过马当，欲寻彭泽宰，小姑迎大江”。是啊，为振兴中华，我们每个人不正应以“小姑迎大江”之姿，去作出我们最大的贡献吗？这就是我难忘的武昌之行。

　　
　　（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孙铭九先生仍健在，我因久未与他见面，误认为他作古了，文章发表，引起了他不快，我特向他致歉，如今也作古了，特补记之。）

　　（本文发表于上海《联合时报》199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