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逝后，未见有遗嘱传世。但他是留下了遗嘱的，只因种种原因未公诸于世。今年是太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也是他立写遗嘱五十九周年，一个甲子将逝，是该向世人公布这份遗嘱的时候了。时适《学术集林》创刊之际，元化前辈嘱我发表一些先祖父太炎先生资料，以飨读者，我想也许《章太炎遗嘱》最为合宜。为了世人便读，我逐段作了一些释解。

　　

　　余自六十七岁以来，精力顿减，自分不过三年，便当长别，故书此遗命，以付儿辈。

　　

　　《章太炎遗嘱》系太炎先生亲撰，并经公证，故贴有当时印花税票十一枚。

　　1934年秋太炎先生自上海迁居苏州，时年67岁。他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及《制言》杂志社，倾全力讲学和办国学杂志。这时，他胆病时发，鼻衄常犯，上课时还昏厥一次，身体明显感到苍老，自度存日无多，遂有安排后事之意。立下《遗嘱》的第二年（1936年6月），太炎先生便与世长辞。

　　太炎先生青年时代就有反清言行，加上自幼有癫痫病（成年以后愈），25岁，无女愿嫁他，故他母亲便将自己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太炎先生，因这种婚姻没有当时的媒聘婚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只能算“纳妾”。因此太炎先生在《自定年谱》“1892年25岁”一条中，只称“纳妾王氏”。但是他们尚属恩爱，王氏也一直支持太炎先生从事革命，还为太炎先生生了三个女儿。长女章　（1893——1915），1908年嫁光复会的一个领导人龚宝铨（未生），1915年愤世自尽于袁世凯囚禁太炎先生的钱粮胡衕，身后无子。次女章叕（1897——1992），1893年因“伯兄（章籛）年四十七，无所出，抚叕为己女以归”（章太炎《自定年谱》，1928年。），从此随太炎先生长兄生活。幼女章　（1899——1973），1923年嫁朱铎民（镜宙），生有一女，1948年去世，遗有一子。王氏1903年去世，几个孩子“丧母后均依其伯父居”（汤国黎《章太炎先生家书·叙言》，196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第二年（1913），在孙中山先生等关心下，太炎先生与汤国梨成婚。汤国梨（1883——1980）生有二子。长子章导（1917——1990），成婚三次，有婚生子女五人，非婚生子女四人。次子章奇（1924——　），1947年赴美留学，迄今未归，亦未成婚。

　　太炎先生的遗嘱从广义上说，是对五个子女而言，而对遗产分配，实际是对章　、章导、章奇而言，因该时章　夫妇均亡，章叕已过继伯父。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俱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太炎先生遗嘱的第一部分是交待儿辈做人的原则。内容可分四个方面。

　　第一，他强调人应“立身为贵”，他虽是举国公认的“国学大师”，但他嘱咐子孙不是学问第一，而是立身第一，即立德为先。早在1906年，他即强调“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章太炎《革命道德说》，1906年。），从而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他一生刚正不阿，从无媚骨，晚年更是主张“应以范文正、顾亭林两位先生作为立身、行已，为学、做事的标准”（章太炎《经义与治事》，1932年。），他指出当时社会“道德败坏，一天进一天。……有用言语去奉承人，有用金钱去讨好人，有用身体去伺候人，甚至谓他人为父，卖了自家的祖宗。……杀人放火做强盗，虽是恶人，可是还不算丧了人格，这样的人回转心来，尽有成就志士仁人英雄豪杰的，只有丧了廉耻，就算把人格消磨乾净了”（章太炎《说我》，1929年。）。他在晚年多次书写他父亲章浚遗训（详见拙编《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第240页--249页，及《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附録，均有《家训》，但文字并不尽同，可见是太炎先生据父言行而録写。），称之为《家训》，要儿辈毋忘。《家训》说：“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人心妒忌常不能絶，上者忌功害能，其次以贫贱富贵相较，常生忮心，甚乃闻人丧败，喜谥眉宇，幸灾乐祸，祸亦随之”……等等，都是教子孙如何立身做人。

　　第二，他强调子孙如留学归来不得傲诞。太炎先生晚年，目睹不少留学回来的人，“养成傲诞”。他说：“吾观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则入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935年。），这些人“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935年。），他嘱子孙万万不可因出洋学成，无视我固有文化与传统，如不然则“非吾子也”。

　　第三，太炎先生对子孙为官一方的嘱咐。他一生几乎没有当过官，仅担任过“东三省筹边使”，也不过三个月，一生几乎没有领过官俸，他严嘱子孙，倘若要做官，“尤须清慎”。

　　第四，太炎先生对子孙民族气节的嘱咐。他立遗嘱时，东三省和华北大部均已沦陷，中国有沦丧之危，他以六十多岁之躯奔走呼号全民抗日，但仍无法抑止民族危亡，所以他在遗嘱中告诫子孙，“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要保持民族气节。

　　太炎先生最重民族气节，从小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又潜心从事民族革命与弘扬民族文化，他一直牢记《家训》“吾先辈皆以深衣敛，吾死弗袭清时衣帽”。他父亲章浚曾对他说：“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如清时章服”（章太炎《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1920年。），要求仍以明代葬仪入土，这使太炎先生感动不已。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太炎先生的一生，同样，他也如此要求他的子孙。

　　过去曾有传说：太炎先生“之未病也，曾草遗嘱，其言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而语不及私”（缪篆《吊余杭先生文》，1936年。）。太炎先生有遗嘱之说不虚，但因没有正式公布，或许仅风闻遗嘱有保持民族气节之说，教导子女不能与入侵者同流合污，于是“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之嘱，成了“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之说。至于“遗嘱止此二语，而语不及私”，则是臆测，太炎先生遗嘱的后面七个部分，都是身后私事的交待，而中国人习惯隐私不宣，尤其涉及财产等问题，更少公开，尽管这中间并没有见不得人的隐私，仍使这遗嘱在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问世。

　　

　　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太炎先生遗嘱的第二部分是对自己藏书的处置，在他眼里，这是仅次于教导子孙如何立身的大事。

　　太炎先生一生收藏了不少书，珍本虽然不多，但也“略足备用”，并有“明版书十余部”，也弥足珍贵。太炎先生于1934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五十号，这是由前后二幢楼组成的花园住宅，太炎先生住第一幢楼，在左侧又造了一座小楼，即藏书楼。太炎先生有多少藏书，从无记载。太炎先生学生陈存仁先生，1930年曾到太炎先生沪寓说：“家俱极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陈存仁《忆我的老师章太炎》，1953年。），太炎先生藏书多是他的批本、点本，笔者将另行撰文详述。太炎先生希望儿辈能珍惜他的藏书，如自己不能读，也应很好地传给后代读。但是他的儿辈乃至孙辈，都辜负了他的希望！

　　

　　余所自著书，《章氏丛书》连史、官堆各一部，《续丛书》凡十余部，《清建国别记》亦尚存三四部，宜葆藏之勿失。

　　

　　《章氏丛书》有两种版本，其一，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共两函，二十四册）。其二，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本（共三函，三十二册）。右文版排字本未经太炎先生手订，失误较多。浙图版刻本经太炎先生手订，并增加了《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録补编》、《菿汉微言》三种，分成连史纸、官堆纸几种纸本，刻工讲究，价值较高，基本上将1919年前主要著作都收録了。

　　《章氏丛书续编》，1933年由弟子钱玄同、吴承仕、许寿裳等于北京刻成，共四册，收録了1919——1932年间的主要著作，包括《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録》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1944年成都薛氏崇礼堂有木刻再版本传世。

　　《清建国别记》，撰于1924年，全文仅二万字，太炎先生“自觉精当”，1924年冬用“聚珍仿宋本印”，自成一册，《丛书续编》未録。

　　以上三种著作，仍收藏于苏州章氏寓所。

　　

　　余所有勋位证书二件及勋位金章二件，于祭祀时列于祭（祀）器之上，不可遗弃。

　　

　　太炎先生为推翻清皇朝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杰出贡献，但袁世凯政府仅授予他“勋二位”，他对此很不满，“自谓于民国无负”，至少应与孙中山、黄兴、孙武、段祺瑞、汪精卫、黎元洪同授“勋一位”，曾写信给负责稽勋局的王揖唐说：“二等勋位，弟必不受”（章导1983年10月18日《致上海市政协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但1913年5月他还是去北京接受了“二等勋”。他去京受勋时曾当面质询袁世凯是否有称帝之念，袁世凯悻然不对。一个月后，他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后更“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为世人称道。

　　太炎先生参加“二次革命”和反袁，被囚幽三载，袁死后，他又参加“护法革命”，为此，黎元洪总统于1922年八月授他“勋一位”，太炎先生于上海南洋桥裕福里寓所郑重的接受了“勋一位”，还请了军乐队来迎接授勋官。

　　张菊生先生曾称太炎先生：“无意求官，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以身试法，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但从他的遗嘱来看，太炎先生对自己的勋位及勋章与证书是很看重的，因为这毕竟是对他经历的肯定，而且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遗民”或“中华民国老人”，不承认自己是“青天白日南京政府”的顺民，他自诩有功于中华民国，认为勋章及勋位证书，是有功于中华民国的证据，故很珍惜。

　　

　　余所有现款在上海者，及银行股本在上海者，皆预用导、奇两男名字，此后按名分之可也。丧葬费当以存上海储蓄银行之万二千圆供之（其中有二千圆，当取以偿铎民）。另以存浙江兴业银行之万圆用方定氏名者分与　女。其余杭泰昌有股本八百圆，既署匡记，即归导有之。

　　

　　太炎先生著书、卖文、鬻字、教书，至晚年薄有积蓄。他深知身后遗产纠纷之弊，故须将遗产分割妥当。立遗嘱时，大女儿已去世，二女儿归于伯兄，三女儿已成家，大儿子刚十八岁，小儿子才十一岁，因此他把较多遗产分给两个未成家的儿子。首先他对存款作了交待。他将部分现款分给了三女儿章　、朱铎民夫妇（浙江兴业银行用方定氏名存的一万圆及上海储蓄银行之二千圆）。其余分给两个儿子，而且早就用他们名字存入上海银行，“此后按名分之可也”，“余杭泰昌有股本八百圆”，“归导有之”，因为是以章导号孟匡之“匡记”，所以归于大儿子章导。最后还剩一万圆，作为自己丧葬费，安排得非常细致。可见太炎先生并不像当年謡传所说是一个不识钱不懂理财的书呆子。

　　

　　余房屋在苏州者，王废基一宅，导、奇两男共之。其侍其巷宅，可即出卖，未出卖前，亦由导、奇两男共之。

　　

　　太炎先生共有二处房产，一处是苏州饮马桥锦帆路五十号二幢楼房，原是王宫废基，人们惯称王废基。太炎先生将这二楼分别给予大儿子章导与小儿子章奇，章导继承了第一幢楼，即太炎先生居住的一宅，章奇继承了第二宅楼。五十年代初，章导将楼售给国家，章奇的一幢楼后被公私合营。以后这两幢楼做过苏州市地委和苏州市老干部局；如今在第一幢楼开辟了“章太炎纪念室”。

　　太炎先生另一处房产在侍其巷，他生前并没有去住过，曾接名医恽铁憔在此养屙，恽去世后，作过“章氏国学讲习会”预科班，抗战期间被日寇飞机炸毁，其地产章氏家属在解放后捐献给国家，如今是一所学校的操场。

　　

　　余田产在余杭者，不过三十亩，导、奇两男共之。

　　

　　太炎先生没有置过田产，曾继承过三十亩田。太炎先生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曾祖“资产至百万”，到父亲一代已衰落，加上太平天国战燹影响，已“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称：“章氏曾籍遗产土地三十亩”，其依据是太炎先生致女婿龚未生信称：“　籍遗产三十亩，聊供饘粥入学之资”。

　　太炎先生将继承的三十亩田传给了两个儿子，后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儿子也没有去过故乡余杭，更没有经营过土地，解放后土改后归公。

　　

　　余于器玩素不属意。铜器惟秦权一枚，虎　一具为佳，别有秦诏版一具，秦铁权三具，韶版所信为真耳。瓷器皆平常玩物，惟明制黄地蓝花小瓶，乃徐仲荪所赠，明制佛像，乃杨昌白所赠，视之差有古意。玉器存者虽多，惟二琮最佳，又其一圜者，乃瑗之类，亦是汉以上物，螭虎一具，乃唐物也。古钱亦颇丛杂，惟王莽六泉、十布，差足矜贵，在川曾得小泉一拄，约六十枚，此亦以多为佳耳。端砚今仅存一方。其余器，不足缕述。以上诸物，两男择其所爱可也。惟龙泉窑一盘，以是窑系宋时章氏所营，宜归之祭器。

　　                   民国廿四年七月，太炎记、时年六十八。

　　                         （盖印）章炳麟  太炎  （对章）

　　

　　太炎先生生前没有收集器玩嗜好，但也有一定收藏。他把这些东西交章导、章奇继承。

　　其中特别交待了秦权一枚，虎　一具，秦诏版一具，秦铁权三具，以上青铜器，除虎　太大，没有收藏到上海银行保险箱内，于抗战间被人劫走，余物下落，下文一并交待。

　　太炎先生的瓷器，除先祖龙泉窑盘藏入保险箱内，余均陈设于家中。抗日战争合家逃离苏州，家中遭洗劫；瓷器在“文革”中，遭造反派“破四旧”，当场砸碎数十只花瓶，徐仲荪、杨昌白赠的小瓶及佛像，已无踪影。

　　玉器中太炎先生特别珍爱的是“二琮”及“璃虎一具”，均为汉唐之上的古玉。这些玉器都收藏于上海保险箱内，今日之下落，也容下文作覆。

　　太炎先生收藏的古币有早年收集的，如护法运动时在四川曾得小泉一拄，约六十枚。也有晚年收集的，如上海图书馆保存他致邓秋枚九封信，都是托邓代为收购古钱的信。晚年着有《三十六国钱币》、《布泉识语》等文。1932年，他为弟子潘景郑的祖父作《清故翰林院庶吉士潘君墓志铭》，潘家为苏州望族大家，为酬太炎先生作墓志铭，特以数千元高价收购的“王莽六泉、十布”二枚极罕见的古币（潘景郑将此事以亲笔书告本人，笔据今尚存。（本文作者注）），赠太炎先生作为笔润。太炎先生收集的钱币在他死后，也一直保存于上海银行的保险箱内。

　　太炎先生文房用具中有宋代端砚一方，为他特别所爱，他特为这方砚题了“石不久卧，墨不久濡，鬼神泣之心不渝”几字，请人勒于砚后。

　　太炎先生早在生前就租下上海宁波路上海银行保险箱一只，存放重要物品，“后改租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之保管箱存放，解放后因浙江兴业银行停业，改租上海滇池路中国银行保管箱（户名为汤国梨，箱号似为丙种一七七○号）”（章导1983年10月18日《致上海市政协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遗嘱中大部份物品均收藏于此。“文革”中被冻结，1974年始可开启，汤国梨夫人欲取走一点首饰以贴家用，便由章导夫妇向苏州市统战部请开证明。据章导说：“当时统战部系由李军代表负责，李军代表听后，即对我爱人严加指斥，甚至认为租用保管箱是违法行为”，“还向我母提出这批文物要上交国家，并指定由博物馆接收”（章导1983年9月23日及10月14日《致江苏省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在这种压力之下，唯有遵照办理。当时由李军代表派了工作同志会同我爱人去上海办理开箱及取回箱内文物。在提取时，发现箱子早被保管库方面单独先期开启”（章导1983年9月23日及10月14日《致江苏省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完全不按开启保险箱的有关规定），“箱内物品，已被银行包好，放于另一箱内，……当时我爱人曾问到为什么箱已开启，但银行中人未予解述”（章导1983年10月18日《致上海市政协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点查之下，缺少黑色铁‘秦权’五只，其余箱内物件，全部带回苏州。由博物馆邀同文物商店张同志，带了收据，李军代表派了工作同志参加下，来家当面点清交去，除秦权等五件年代待研究外，其余张同志鉴定真品无误”（章导1983年9月23日及10月14日《致江苏省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而且是“带有参考书印证”，于是“开具收据，硬性认为捐献”（章导1983年9月23日及10月14日《致江苏省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该批文物取去后不久，博物馆突声称所有古钱币中，一部分非真品。我母认为，当我先父收藏该批钱币时，是经过考证鉴定……，我母表示，如是伪品，要求退回，但博物馆并不退回，而请我市谢孝思同志送来所谓奬金五百元。……（我母）仍请退还原物，以达到先父所嘱由后人保留纪念，而不接受奬金。但在谢孝思同志晓以利害及劝说之下，我家无奈被迫受下”（章导1983年9月23日及10月14日《致江苏省落实政策调查组报告》（复印本）。）。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86年才将这批文物发还，共一千五百多件，但勋章已被博物馆“遗失”，钱币中“王莽六泉十布”也不见了，还有不少物品也被调换。

　　为了使太炎先生遗物不再有失，章导于1986年将这批发还的文物及家中其他收藏，共一千多样，八千多件，全部捐赠给国家文化部。1987年5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在中南海为章氏家属举行了隆重颁奬仪式，对章氏家属的爱国义举颁发了二十万元奬金，并在杭州建造了“章太炎纪念馆”，来收藏这批文物，供后代瞻仰。这批文物中有袁世凯签署的“勋二位”及黎元洪签署的“勋一位”证书；有青铜铭文的“秦权”一双、秦诏版一块、秦方量一只等八件；有“二琮”（黑色玉素琢琮及白色玉花琢琮）、黄玉佛手花插、旧玉素璧，“螭虎”（玉鹅）等十六件；有“小泉”二十枚、布泉、五铢、半量。蚁鼻等一千一百二十三件；有宋“端砚”一方；有“龙泉窑盘”一只；有田黄双狮钮文章、甘黄浮雕梅花天然章等二十二方……等等。这些太炎先生的爱物，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劫难后，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由家乡人民世代保存，这可以说是他的《遗嘱》最美满的结局。

　　

　　（写于1994年4月16日，发表于《学术集林》第一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