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战士和学者，他俩虽然相差了一代人的年龄，但又是超越师生之谊的忘年之交。从他们曲折而坎坷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如何相互砥砺，殊死搏斗，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途中，又如何分道扬镳，互相离异，从而认识到：时代前进，确如大浪淘沙也。

　　一

　　亚子先生与太炎先生的相识与交往，应追溯到1903年。那时蔡元培先生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并创办了当时中国第一所鼓吹革命的学校——爱国学社。太炎先生应元培先生之邀，入该社任教。

　　柳亚子在入爱国学社之前是个秀才。他目睹现实，受其父亲“赞成变法的”思想影响，“也是惋惜谭、林，希望康、梁，而痛骂那拉后”。（柳亚子《自撰年谱》。）15岁时，他曾“私撰上虏帝戴湉万言书”。16岁时，他的思想由维新转向革命，在乡里创办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假禊湖书院为会址，每月登坛演说，宣扬革命，以警聋瞳，以至“乡里哗然”，于是他干脆到上海入爱国学社。这样，便成了章太炎的学生。

　　太炎先生在入爱国学社任教前，即为清政府通缉多次，他原来也是—个维新变法的拥护者，但是六君子的被杀，义和团的遭戮，使他认识到满清政府已堕为洋人的走狗，而“洋人”迫害中华之酷又百十于满人，所以要救中国只有推翻清政府，实行革命，而不能依靠光绪皇帝的“圣明”来进行变法；尤其他二次亡命日本，结识孙中山先生后，更坚定了他流血革命的信念，从而使他由改良派步入革命派行列，并带头揭起了与保皇派的论战。

　　亚子先生有着与太炎先生非常相似的一段思想转变经历，又对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气节非常崇敬，所以一入爱国学社，即与太炎先生情投意合。用亚子先生的话讲：我“到了上海，寄居在爱国学社，和太炎先生最相得”；又说：“我在爱国学社的时候，和太炎先生同邹蔚丹烈士最搅得来。”（柳亚子《自撰年谱》。）

　　章太炎给柳亚子讲授的是国文课。有一次，他出了个作文题目让学生做，题目叫《×××本纪》，即是让学生以本纪体写自传一篇。“本纪”原是封建社会中为皇帝立传的一种文体，但太炎先生却无视这个法规，居然让学生用本纪体写传，鼓励学生蔑视“神圣”的帝权，树立自己是国家主人的观念——这在八十年前的封建专制时代，实在是胆大妄为。柳亚子毅然从命，写了一篇《柳人权本纪》。在文章中他对自己曾有过的保皇思想作了细致剖析。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习惯性，似乎保守思想太重，对于改革办法，总主张中庸之道，不走到了尽头碰壁之路，他是不容易突飞猛进的”，“维新变法，实在是太迁就事实了。不过不这样做一下，民心是转变不来的。人家觉得明明有和平之路可走，你偏要走革命流血之道途，不是太过激了吗？”

　　章太炎先生看了“本纪”，感到思想真实，内容深刻，而且与自己的思想转变经历相仿，不禁有“同病相怜”和“孺子可教”之感。当时陶亚魂也写了篇这样的本纪。于是，他给柳亚子和陶亚魂写了封信，叙述了自己也曾为康有为尊孔保皇言论迷惑过，态度十分诚恳，毫无居长自傲之意。全信如后——

　　

　　陶、柳二子鉴：简阅传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録》，已有逐满之志。丁西八时各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即康有为）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分将是书呈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如何？章炳麟白。

　　

　　就在柳亚子入爱国学社不久，一场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爆发了。当时康有为的保皇立宪思想在许多人中间还很有诱惑力。太炎先生为廓清莠言，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保皇派的理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指出革命才是中国的唯一通道，其言论之激烈，如高屋建瓴，震聋发瞆，极大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这时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恰好写成，犹如给清廷又投去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太炎先生又为这部书作了序，更是起了摧枯拉朽作用。

　　就在这一年，柳亚子先生追随章太炎投入了战斗行列。亚子先生在自己的一篇回忆録中曾追述了一段经历，说：“《驳康书》文章古奥，议论深厚渊懿，利于承学文土；《革命军》则痛快犀利，而宗旨非常正大，便于通俗，于是我们想把这两部书同时印出来，宣扬革命。我和亚魂，还有蔡姑丈（即蔡冶民），每人捐了几十块钱，就在一家大同书局出版了。”这两部革命文献的出版，及时配合了《苏报》的宣传，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影响。

　　柳亚子不仅帮助出版了《革命军》，还与太炎先生一起参加了笔战。当时“《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他。开了一个头，叫我（亚子先生）写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蔚丹先生加下去的”。

　　在爱国学社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柳亚子与章太炎的感情也随日俱增。亚子先生说：“记得有一次，好像天放先生（即金松岭）请客，在一家馆子，叫做‘长乐意’的地方吃饭，有太炎先生和威丹，也有我们三个人呢（即亚子、亚魂、冶民）。我有两柄扇子，一柄是宗仰上人画的山水，反面有太炎先生写的字，写了他的一首絶诗在上面。内容是：‘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解亡秦；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膏善骂人。’赵家熏腐是指赵高，说他有亡秦的功绩，意思是很明显。不过第一句‘流汗蒙头愧黑辛’，到底是什么解释，当初是否问过，还是没有问清楚，或问清楚而又忘记，到现在是莫名其妙，不能起太炎先生于地下而质之了。”——这一段话，是柳亚子四十年后对太炎先生的回忆，点点滴滴私谊，他记忆得那么清晰，显得那么珍惜和难忘，可见他们当时的情谊是多么深厚了。

　　但是，他们这样亲密的相处，并没有太多日子，不久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之间的内讧，柳亚子回到故乡暂居，回乡不多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太炎先生因此入狱了。

　　“苏报案”是由于《苏报》刊载太炎先生等革命言行，引起清廷极大震怒和恐慌，于是他们勾结洋人查封苏报馆，逮捕了太炎先生与邹容。太炎先生与邹容在自己国土上的“会审公廨”内，与清政府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对讼，这真是千古奇案了。最后太炎先生与邹容虽“诉败”而判刑，但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外媚内荏，举国哗然，连清政府的官吏也哀叹——“一个大清皇朝竟敌不过章炳麟一布衣耳”，从而更激起了民众的觉醒和革命派的崛起。所以苏报案可以说是革命派的大胜利和大纪念，许多南社的诗人当时都曾高度讴歌了这场“大纪念”。

　　亚子先生在家乡闻章、邹入狱之号，悲愤到极点了。之后，他写下了著名的《有怀章太炎邹咸丹两先生在狱中》一诗，这首诗既是他早年诗风的代表作，又是他与太炎先生战斗友谊的实録。全诗曰——

　　

　　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

　　悲歌咤叱风云气，此是中原玛志尼。

　　泣麟悲凤佯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

　　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

　　
全诗充满战斗气息以及对太炎先生与邹容的无限钦佩感情，他把自己的先生比作意大利的民族英雄玛志尼。玛志尼是柳亚子心灵上非常崇敬的人物，在他入爱国学社前，曾在家乡贪婪阅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说：梁启超“壬寅年（1902年）的论调，平心而论，实在是相当高明的”，“我最喜欢他的《意大利三杰传》和《新罗马传奇》，中间描写玛志尼和加里波的两人姿态，非常的能够感动人”。

　　太炎先生入狱后，柳亚子曾托金松岭“带一两封信，去问候他们”，不久即收到太炎先生的复信。全信如后——

　　

　　亚卢仁弟左右：别数月，忽得《江苏杂志》，见弟所为《郑成功传》，曩吾睹弟之面，而今睹弟之心矣。杂志草创时，辞颇噎塞。数月以来，挥斥慷慨，神气无变，进步之速，斯为极点；而弟所纂《郑传》，亦于斯时发现，可谓智勇参会，飙起云合者也。松岭到沪数次，询弟近状，知家庭雍穆，无所阻碍，为慰为快！亚魂、冶民，想时聚首，崇论闳议，亦能渐渐入俗耳否？“教育会”分散以来，“爱国”诸君亦既飘摇失所；常熟殷君陷水死，恐“塔后”亦少达者。昨闻“浔溪公学”，又以小衅分裂，自兹以往，私设诸校益凌迟衰微矣。“同川’之存，千钧系发，复得诸弟与松岭、去病、蛰龙诸君尽力持护，一成一旅，芽蘖在兹。当使朱鹤龄、陈长发辈知后起有人，积薪居上；亦令奴性诸爨，不以“爱国”分散之故，遂谓天下之莫予毒也。狱事稍懈，强寇猖狂，今也老矣。岁中当与弟辈握手，墨坐以待。手肃，即颂纂祉。兄章炳麟白。”

　　
从信中可以清晰看出太炎先生身遭囹圄，但心仍罣念着外面的战斗和战友。亚子先生说：“这封信，对于我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原信早已“被蠹鱼虫蚀去，只有后来丙午年在《复报》上发表的副本”，而“现在也絶少流传了”。（柳亚子《五十七年，从戊戌到癸卯》。）当时亚子先生“本想癸卯的明年甲辰（1904年）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得太炎先生一鼓励，自然愿望更坚定起来”。信上所说的朱鹤龄和陈长发，都是南明时代吴江方面的遗民，兼为经学大师。太炎先生将历史上的先贤来激发亚子先生奋进，使柳亚子感到“真是珍重可想呢”。

　　亚子先生“入过爱国学社，再由上海还到家里，民族思想是大大的发达了”，又在章太炎熏陶和感召下，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度，写了一部《中国灭亡小史》，内容“从建州酋长努尔哈赤僭号造反起，直到癸卯年上海章、邹，北平沈荩两大狱为止”（柳亚子《五十七年，从癸卯到丙午》。）。这部著作，明显受到太炎先生形象的激发，其政治主张，“不是要变法，而是要革命；不是要救亡，而是要复国。这和壬寅年章太炎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纪念’，完全是同一的主张”（柳亚子《五十七年，从癸卯到丙午》。）。这部书可以说是太炎先生思想的翻版，可见当时太炎先生对柳亚子影响之深。四年之后，即1907年，柳亚子先生曾作《怀章太炎先生》一诗，即是对当时他们深厚师生之谊的怀念。诗云——

　　

　　秦王不作《春秋》废，大义微言一脉尊，

　　却愧鲰生百无似，也曾立雪到程门。

　　1904年暑期，柳亚子再次来到上海，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去西牢（提篮桥监狱）看望章太炎。当时狱规规定每月可以探狱1次，每次1人，每人只可探望1人，因此亚子先生只好看望太炎先生1人，而元培先生只能等在牢门口。据柳亚子回忆，由于“探望时间很短，不容我多作逗留”，加上“平生没有见过这种监狱中阴惨惨的场面，气压太低，使我神经混乱，有些受不住；另一方面，又惦念着蔡先生在外面太阳中等候着，于是只好硬硬头皮，退了出来”，只是向太炎先生问了好，并请他代向邹容问候，“要他们自己都保重身体”（柳亚子《五十七年，从癸卯到丙午》。）。

　　1906年夏，太炎先生刑满释放，被宣布逐出租界，而邹容却于1年前死于狱中。出狱那天，蔡元培、于右任及亚子先生等10余人，及孙中山先生派来迎太炎先生去日本的代表龚练百，仇式匡、邓家彦等人，都来到狱房门口。当章太炎步出牢门，大家鼓掌欢庆致意，然后立即分乘马车数辆，到吴淞中国公学休息，当天晚上太炎先生就随同盟会总部的代表登船东渡，再一次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这一天亚子先生与太炎先生的相会是暂短的，但是是美好的。

　　二

　　柳亚子在送别章太炎后这一年，也加入了同盟会和光复会，成了“双料的革命党人”，并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在这以后，他创刊《复报》。《复报》是在国内编写后，寄日本印刷，然后再到国内发行。它积极配合了《民报》，开展了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斗争，积极宣传了革命排满的主张，因此在当时享有《民报》的“小卫星”之誉。在《复报》上，亚子先生曾多次刊载了与太炎先生有关的文字，如太炎先生在爱国学社和西牢时给他的信等等，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刊载了太炎先生所作的《逐满歌》，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白话诗，这在以文字古涩着称的太炎先生文海中，算得上是难得的一枝清新的独秀。

　　《复报》被迫停刊后，柳亚子与《复报》的主要撰稿人，一起成立了辛亥革命前中国第一个反清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柳亚子本人担任了“南社”书记员，他们用诗词鼓吹民族革命，提倡民族气节。正如鲁迅所说：南社“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压迫，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况》。）。

　　太炎先生在日本一面办报出刊物，一面组织章氏国学讲习会，从事讲学，弘扬国故，培养人才，先后有数百人受学于太炎先生门下，孕育出许多中国近代新旧文化的开创者，如鲁迅先生，即于这期间出于太炎先生的墙下。章太炎先生以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爱憎，深深感染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鲁迅曾说他们听太炎先生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企慕着他与保皇派斗争的“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文章。

　　亚子先生与太炎先生分别5年之后，辛亥革命成功了，亚洲第一顶皇冠落地，对这猝然的胜利，他们既兴奋又唐突，因为这样的胜利毕竟充满了许多不成熟的因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第一次登台执政，但是他们是多么手足无措和软弱无能。太炎先生作为民族英雄凯旋归国，但是在民初复杂的政局中，他简直无所适从，几乎成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柳亚子先生在迎来了他多年讴歌向往的共和国后，当中山先生聘请他担任临时总统府秘书时，仅仅到职3日，因不习惯这种喧闹环境，竟“就托病逃还上海”。

　　革命派的软弱，至使革命成果都落到了官僚政客的手中，袁世凯窃取了大权，直到宋教仁被杀，革命者才清醒过来，重新联合起来，发动了“二次革命”。章太炎和柳亚子都投入了反袁斗争。当时亚子先生入《天铎报》任主笔，用青兕笔名，猛烈抨击“南北议和”和袁世凯的封建专政政治。在这期间，亚子先生结识了太炎先生的另一个高足黄季刚先生，“因《天铎报》攻击章太炎先生，季刚劝辞职”（柳亚子《自撰年谱》。），亚子先生立即接受劝告，辞去了《天铎报》之职，入《民声日报》和《太平洋报》，继续撰写反袁文字。“二次革命”失败，他被迫避居故乡，开始了新的探索。

　　太炎先生在“二次革命”中领衔发表讨袁宣言，重振斗志，投入反袁行列，但革命派终究因力量单薄和起兵仓促，举义失败。中山先生等人不得不再次亡命海外，但是太炎先生却决定“挺剑入长安”，深入虎穴，欲以一人之死，以彰袁世凯的罪行，激发天下共诛之。这就是被鲁迅先生誉为“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之祸心”，“并世无第二人”的太炎先生反袁壮举。章太炎只身入穴的结果是身遭幽禁三年之多，直到袁世凯死去，才复得自由。

　　袁世凯死了，但革命仍未成功，章太炎先生又随中山先生南下广州组织军政府，开展“护法革命”。柳亚子先生虽未南下，但他是拥护护法的。可是护法运动未行多久，在南北军阀破坏之下，又告失败。国家的情况，人民的生活，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一天天好起来，相反，越来越糟了。这使章太炎和柳亚子不禁堕入了深深的迷惘和苦恼中。

　　在这个历史时期，亚子先生与太炎先生的关系，虽不如爱国学社时期密切，但政治上思想上还保持了同步。心息依然是相通的。

　　三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历史正在起着巨变：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五四运动赵家楼的火光，带来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等等。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转折，促使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阵营发生了分化与瓦解，决定着每一个旧民主主义者或是沉沦或是飞跃。

　　孙中山先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重打护法旗号，就任非常大总统，决心北伐，并开始与苏俄和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使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成为革命中心。柳亚子先生从中山先生的奋起里，看到了希望，排除了悲哀情绪，看到了光明，满腔热情地去拥抱新事物。他在《五月五日纪事》一诗中写道（即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之日）：“率士自应尊国父，斯人不出奈苍生，白宫北美推华盛，赤帜西俄拥列宁。”从这诗中清晰反映了他对时代的敏鋭态度。他还刻了“李宁（即列宁）私淑弟子”一方私章，以示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崇敬。这种精神，在二十年代初是骇世惊俗的。由于柳亚子先生不断求进，不断探索，把自己与时代浑为一体，终于使他从悲哀中奋起。他终于认识到要救国一定要“信任孙先生”，必须“加入孙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帮助孙先生去奋斗”。于是他加入了国民党，积极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又以诗文配合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又增进了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解，他曾高度赞扬苏俄首先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条约和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他在《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一文中指出，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要“和苏俄团结起来”，“结一个生死患难之交”。因此他成为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坚定执行者。1924年他在《空言》一诗中写道：“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这首诗，是他对三十七年生涯的总结，对旧我的剖析与抛弃，对新思想新潮流的追求，终于使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从而去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最终从旧民主主义队伍中分化了出来。这首诗即使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在这基础上，柳亚子总结了旧南社“侧在民族主义那一边，民权民生不免疏略”的教训，与叶楚伧、邵力子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新南社”，主张新南社应“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柳亚子《南社纪略》。），给南社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太炎先生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曾与亚子先生一样，仿徨过，苦闷过，痛思过，但悲哀、苍老、多病使他渐渐失去了朝气与敏感，昔日的光荣，过去的经验，传统的包袱，使他习惯眼光向后，即在过去的经历中——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中——去寻找方法、口号和出路，以至对时代的巨变麻木迟钝，既没有倾听十月革命的炮声，也没有正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昔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觉，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盲夫。他对北洋军阀的痛恨虽然依旧，对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也仍表支持，但他拒絶了与孙中山先生的新的合作，拒絶孙先生邀请他再次去组织护法政府和实行北伐，因为他那时正热衷于实施他“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他企图通过各省自治，自制省宪，虚驾中央政府，来摆脱北洋政府统治，进而实行联省自治，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提供新的可能性，找到一帖医治国病的良药。这个政治主张，虽然有其善良的愿望一面，但由于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只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因此各省军阀纷纷利用他的声望和借用他的“省治”口号，来实行他们的割据自为，和反对中山先生的北伐的目的。章太炎先生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用旧的成见和新的臆想，公然反对“联俄联共”，唱起反对“借着俄人的势力来压迫我们中华民族的共产党”的论调（章太炎《我们的最后责任》。）。他的这些论调受到了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鼓掌。政治上的落伍，又导致了思想上的没落，甚至连学术上也会开始僵化。当亚子先生给新南社赋以时代的新生命时，章太炎先生却自藏过去战斗的锋芒，甚至痛悔过去反孔的光荣经历，与旧势力妥协了。柳亚子和鲁迅都为章太炎的倒退感到难过，亚子先生曾说：那时虽与太炎先生还见面，但“因种种的关系，彼此不能融合无间，重修‘爱国’时代的旧好”了（柳亚子《五十七年，从癸卯到丙午》。）。

　　1925年，中山先生不幸早逝，柳亚子和章太炎都很悲恸，他们都写了挽联。亚子先生的挽联是；“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太炎先生的撰联是：“洪以甲乙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这二幅挽联，虽然都是对中山先生的赞颂，但思想境界和时代气息却截然不同了。

　　中山先生逝世后，亚子先生成为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坚强的捍卫者，与国民党的右派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不久，蒋介石公然背叛中山先生主张，制造“中山舰事件”，接着提出“整理党务案”，有计划地排挤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镇压工农武装。对于蒋介石，柳亚子先生凭着他的正义感和革命的直觉，深知其人非善良之辈，他在给老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始终不相信蒋介石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王昆仑《诗人，学者，战土》。）。柳亚子先生这种认识，不能不说有过人的敏捷。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拍桌反对蒋介石的反共言论；以后他又与共产党人朱季恂、侯绍裘一起，面斥过蒋介石的反叛行为，但都没有能抑制蒋介石的恶性发展；于是他激烈地提出刺杀蒋介石，以捍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结果遭到共产党人制止而罢。柳亚子的敢言敢语、疾恶如仇、耿直精神，深深触怒了蒋介石一伙，而被清党委员会列入通缉的黑名单。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蒋介石终于彻底撕下革命的伪装，发动“四·一二”政变，举国堕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年5月8日，蒋介石悍然下令派兵闯入柳亚子先生吴江黎里住处，准备逮捕他。柳亚子因身藏腹壁之中，幸免遭殃，次日即出亡日本。

　　这期间章太炎先生的遭遇与柳亚子竟十分相似，他也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  不同的只是，太炎先生对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主张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支持，但结局却是一样的。太炎先生本来对“三大政策”怀有兴趣；又对执掌国民政府大权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素无好感，蒋介石反复无常的行为和暗杀陶成章的旧仇，汪精卫的投机取巧的嘴脸和《民报》时的怨宿，使他始终耿耿于怀；加上他的“联省自治”主张与“北伐”主张行同南辕北辙，所以他对打着国共合作旗号进行北伐的蒋介石竭力反对。渐渐与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右派搅在一起，激烈“反赤”，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会”，自任“干事会”主席，成为了“反赤”健将。他在讨伐蒋介石的通电中指出：蒋介石是“革中华民国之命”，“其天性阴鸷，反颜最速”，好比出卖辛亥革命的岑春煊和出卖中山先生护法的陆荣廷。太炎先生对蒋介石伪装革命和两面三刀行为，不能不说与亚子先生一样，有着过人的敏捷。章太炎先生由于憎恶蒋介石，使他连国民革命的北伐，也不加区别的予以反对，就好比将婴儿连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太炎先生的“反赤”，其结果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竟反出了蒋汪之流的真正反赤，反出了蒋介石的独裁，反出了与“赤党”一起被通缉的命运。“四·一二”政变后的第24天，即逮捕亚子先生前的三天，蒋介石对章太炎先生也公然发出了通缉令。“反赤”的健将反而与“赤党”一起被当局列为清除之列，这种结果，只能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呜呼哀哉，尚飨”了。太炎先生在经历清政府七次追捕之后，又一次遭到民国政府的通缉，他只好再一次匿藏起来。一年之后，风气稍懈，柳亚子先生回到国内。太炎先生在老朋友等疏通下，通缉风声渐松，他也可自由活动了。但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总感到刺骨在喉，欲吐为快，不肯收敛反蒋言行。在招商局轮船公司代表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公然指责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指出蒋介石“不是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国，攫夺国民政权”，“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指国民党）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太炎先生这番话，说得实在不知此时是何时何地了，在当时这种白色恐怖偶语弃市的时代，这番话如拔虎须，结果被当局以“反革命”言行罪，进行第二次通缉。当局当即没收了他微薄资产，太炎先生只好又一次躲藏起来，躲在一家相熟的日本朋友医院里，整天与书本为伍，彻底与社会隔絶了。

　　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太炎先生和亚子先生被迫从政治舞台上一度销声匿迹，太炎先生则在自己的手和别人手帮造起的墙内，与时代隔絶了。如果没有“九· —八”和“—·二八”的炮声，外侵当前，国难当头，太炎先生与亚子先生也许会被迫永远销声匿迹。但是民族危机使太炎先生和亚子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再一次跑出来为民族利益奔走呼号。柳亚子与何香凝等爱国人士组织了国难救护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竭力营救爱国志士，致力反对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身铮骨，为国为民申言，再度遭到蒋介石一伙忌恨，结果被蒋介石开除了“党籍”。但是，柳亚子的言行，博得了公众的尊敬，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有骨气的旧文人”，将他称为“人中麟凤”。

　　太炎先生晚年，正值全民抗战的前夜，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的一切可以说是与人民抗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为民族利益，他作醒狮大吼，给了抗日军民以巨大鼓舞，恢复了他早年战斗的姿态，重新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与公众的尊敬。特别他在抗战的实践中，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坚决反共——同情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激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甚至要求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作“民军”，将察哈尔交共产党领导抗日。可惜他刚刚顿悟，来不及进一步阐述他的抗日主张，便溘然长逝了。临终他念念不忘抗日，草立遗嘱，说：“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柳亚子先生在日寇兵临城下之际，也立过遗嘱，说：“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扺抗，……不使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两个遗嘱，都言不及私，一个嘱子孙决不可当顺民食官禄，一个嘱子孙要以死抗衡不辱列祖列宗，都充满了民族主义气节和爱国主义热肠，是可歌可敬的。

　　太炎先生晚年的变化，使柳亚子先生非常高兴，尤其对太炎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转变，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一系列积极行动，更使亚子先生感到骄傲。太炎先生的一生是他所瞭解的，太炎先生的性格也是他熟悉的，所以柳亚子先生对章太炎先生曾作了这样的总结：“太炎先生赋性保守，故其接纳新思潮较迟，顾一经顿悟，勇猛精进，有非常人所可几及者”（柳亚子《羿楼日记》。），这段话真可谓知者之言。是的，也只有心息相通者，才能作出如此贴切的评价。

　　（发表于《中华英烈》1987年第6期，第4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