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两次赴日留学，在她光辉的一生中是极重要的一页。这段史实，过去因受到资料限制，记述简略，说法不一。今春，日本岗山大学教授石田米子先生寄赠我许多秋瑾留学日本时的原始资料，其中不少是秋瑾在日本就读的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资料，这部分资料由该校山口典子先生整理和收藏；还有当年带领秋瑾前往日本的服部繁子先生最新公布的回忆録，以及服部繁子的女儿贺来顺子先生收藏的两幅由她母亲绘制的秋瑾像。另外，日本中国研究会理事——久保田博子先生将她撰写有关秋瑾留学日本的大作寄赠了我。这些资料有的在日本已公开发表，有的尚未发表，而在我国则均未翻译发表。我院何凤园同志花了许多时间翻译了这些资料，使我得以窥见秋瑾留学日本前后的种种史实，这些史实显然与我们国内过去的各种记载有很大出入。今秋，我参加光复会学术讨论会时谈及此事，许多同行热切希望我撰文补正这段重要的史实，因而草就此文，以冀史家再进一步加以研究为幸。

　　一、秋瑾留学前的状况

　　以往各种史书所记载的秋瑾留学前的状况是：庚子之役之后，秋瑾耳闻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暴行，使她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凶残面目和满清政府卖国嘴脸。次年，《辛丑条约》签订，豆剖瓜分，国将不国，增加了她对祖国前途的忧忿。她从吴芝瑛（吴汝纶侄女，廉泉的夫人）那里读到了当时一些新书新报，视野不断扩大，思想境界不断提高。那时她与丈夫关系日益恶化，使她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之叹，曾一度离家出走，穿男装，放天足，上戏院，取号“竞雄”，欲与男子竞赛争雄。就在这时候，她与服部繁子相识了。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録中也有如此记载，但是比我们以往记载翔实得多。服部繁子（1872—1952，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博士是东京帝大教授，因受清政府邀请，至京师大学堂任教，其妻随至北京）的回忆録原名为：《回忆妇女革命家秋瑾女士》，原稿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发表在1951年日本《中国语杂志》六卷一至三期合刊上，这已被介绍到我国。回忆録的中下篇原稿过去保存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会，直到近年被该研究会仓石武四郎发现，才于1982年9月在《东西交涉》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服部繁子在她回忆録后半部分以较多笔墨回忆了她与秋瑾认识经过，彼此的交谈，互相的访问，很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瞭解秋瑾当时的思想面貌。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録中写道：

　　

　　明治三十五年（按：1902年）8月，清政府请我国政府派人帮助在京师大学堂施行新教育。政府决定派我的丈夫去。……我也偕丈夫同往。……九月初到北京。……不久，吴芝瑛夫人来访问我，……此后我常去她家。

　　到了明治三十七年，正月里有一天，欧阳夫人来了，说：“……想建立一个妇女谈话会，常常聚在一起，相互研究，交换知识，所以，请您多加指教。”我听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并商定了建会的日期。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个会馆里举行了妇女谈话会的建会式。……二月的一天，谈话会在欧阳夫人的家中举行。……有欧阳夫人、吴芝瑛夫人、陶大钧夫人 （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时一样，先读中国的书，然后读高等女子学校一年级程度的书，围遶这些提问题，随便交谈。在随便交谈的时候，一个女佣进来了，在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欧阳）夫人想了一会儿，便与我打了一个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有点为难似地说：“我的一个亲友现在来了，说是想入会，允许吗？”我说：“很高兴见她。”夫人就把那个亲友带了进来。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亲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长的身材，稍朝前弯曲，浓密的黑发披着，穿着男装，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蓝色的西装，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较长，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手杖，肥大的裤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着緑色的领带。脸色青白，大眼，细鼻，薄嘴唇，一个挺潇洒的青年人。欧阳夫人说：“师母，这就是我的朋友。”一语未完，那个青年便大声说：“王秋瑾!”我伸出手与她握了一下。吴夫人对我说：“师母，您不要见怪，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来这是一个穿男装的女子。吴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说：“给师母行礼!”那个妇女笑了笑，丢开手杖，给我行了个半跪礼。我用两手扶起她，让她坐在旁边的位子上。她讲浙江口音的话，讲话讲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欧阳夫人做翻译。我首先按照中国的习惯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住在前门外。欧阳夫人说：“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门外的一个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钧，花钱捐得一个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户部主事的官。），这位太太很喜欢读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男装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说话，一个劲地与二位夫人说话，三人都说南方话，不好懂。谈话似乎很激进，吴夫人脸露难色，欧阳夫人看看我的脸色，后向王夫人（秋瑾）使了个眼神。陶夫人和女儿先告辞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诗。

　　吴夫人对王夫人说：“妹妹，今天是谈话会，既然加入了谈话会，就要向师母请教”。王夫人点点头，看着我，问：“请问夫人，您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说：“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来：“孔子的信徒！那么，就是‘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原话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的信徒了？”欧阳夫人和吴夫人担心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来，说：“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说的‘女子和小人难养’中的那个女子，据说有另外一种意思，这句话，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说是一种格言。现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说女子有学问害多益少，这可以说是对妇女的侮辱，为什么要让别人这么说？我们就必须有修养。我一向佩服中国妇女的勇气和好学，我们都是妇女，要超越国境，相怜相爱……。”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语，欧阳和吴两夫人向我频频点头。

　　二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对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炉前，上次约好的，今天秋瑾来访问我。和上次不一样，这次她显得较沉着。还是穿着蓝色的肥大西装。我让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欢她，她是一个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长着象林黛玉一样的修长身材，加上她走路时的风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说：“秋瑾，听到你的名字，让我想起白乐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诗原文为：“风露飒已冷，天色亦黄昏。中庭有槿花，荣落同一晨。秋开已寂寞，夕殒何纷纷！正怜少颜色，后叹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怀哉聊一陈。男儿老富贵，女子晚婚姻，头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后时不获已，安得如青春？”）诗，那首诗让人感到妇女的悲哀，而你却不同，很幸福。”秋瑾说：“我的名字似乎是从那首诗取的，后来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穿男式西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看看我原来的猜想对不对。”秋瑾说：“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国，男子是强者，女子作为弱者永远受压迫。我想有一颗男子一样的强者的心，这样，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会是男子的心。发辫是夷族风俗，不是中国人必须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装。夫人，是不是这样？” 

　　我轻轻点点头说：“这样你就如愿地成了强上加强的人啦！”秋瑾有点难为情，说：“是的。”

　　我怀着可怜的心情望着她说：“我的意见和你有点不同，女子决不天生劣于男子，作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论孝道的时候，没有光说孝父，而说孝父母，也就是说在家庭里，男女是同权的。你的穿男装的想法充满幼稚。羡慕男子而形态上模仿男子，不如说这是一种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装，但不能改变身体的组织。女子永远是女子，并不可耻，要堂堂正正地让男子敬慕。”秋瑾睁大着眼看着我，说：“夫人说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点点头，说：“可以，随你的意。另外，我想问问你的家庭。”

　　听她说，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个财产家（王廷钧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两岁，二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比她年小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握着秋瑾的手笑了，说；“那么，在你的家庭里，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个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国有句旧话，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这种模范，你丈夫是这个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说：“夫人，我的家庭是过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强暴一些，强暴而压迫我，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以更加坚强的决心对抗男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为了所有妇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干男子也不能干的事!”

　　我看着她，有点可怜她，说：“秋瑾，你过份地沉溺于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儿戏。丈夫越强暴越好，这是对家庭妇女的嘲弄。男子，强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时是强的。你勉强地想战胜男子，正显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说：“但是，夫人，我难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说：“请问夫人，在万世一系的天子的日本国，对革命，您怎么看？”我说：“革命？秋瑾，我们日本是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国家，我们讨厌听到革命这种口号！”我脸显难色。秋瑾握着我手说；“不，我不是说日本。在我们中国，拥夷族为天子，我认为这是一种卑屈。”

　　谈到这儿，我停止了话头，我看出这个妇女有过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流行病，看来这个妇女也患了这种流行病。

　　过了四、五天，我应邀访问秋瑾家。她家在前门外的浙江会馆的旁边的商店街的顶端，和官宦人家的官邸不一样，很简檏。秋瑾穿着女装出来迎接我，今天看上去才真是个王太太。书架上堆满着书物和衣类，屋角里瓜子殻和果皮散发出异样的气味，不能说很乾净。秋瑾后面跟着她的丈夫，是个看上去较年轻的白面青年，温和的家庭青年，有点难为情似地行着礼。秋瑾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便又行了个礼出去了。好像是离开家了。秋瑾笑着说：“从满人的官宦人家来看，这真是个不清洁的小屋吧？但灰尘中也开花。”我笑着说：“水底也有珠玉在闪光。”秋瑾很高兴。秋瑾说：“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异教徒，我们相互敬爱，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想见见孩子，她说因为太吵，让老妈子带出去玩了。

　　
这一段长长的引文，对我们瞭解秋瑾留学前的思想状况是有益的，虽然服部繁子的回忆録跟我们过去看到的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很有参考价值。因为这段回忆告诉我们秋瑾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的，甚至是很幼稚的。她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才合乎实际，才比较自然。

　　二、秋瑾为什么决定留学日本

　　秋瑾为什么决定留学日本，这问题过去史家始终将直接原因归诸她再也无法与丈夫共同生活，说她丈夫王廷钧“趋炎附势，吹拍奉迎，终日在腐朽污浊的官场混迹；回家后，则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秋瑾这样一位豪侠善感的女子，被成天封锁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樊笼里，成为王廷钧的附属物和牺牲品，她怎么受得了？”（周芾棠、谢德铣：《巾帼英雄秋瑾》——浙江历史小丛书，1984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间接的原因史家们则归于“亡国灭种事可哀，瓜分豆割逼人来”的形势，使秋瑾“把个人痛苦与广大妇女痛苦、祖国的苦痛联系起来了”，这时秋瑾在“妇女谈话会”中正好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师服部博士的妻子服部繁子，他们向秋瑾介绍了日本强盛的原因与经过，讲述了日本女校的种种好处，再加上当时留学之风大盛，……秋瑾的心也跃跃欲试了。”（平慧善：《秋瑾》——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1984年3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她决心不顾一切地出洋去留学，到国外去寻求真理，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郑云山：《秋瑾》——中国近代历史丛书，198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是服部繁子回忆録则说秋瑾原来并没有留学日本的打算，而是希望赴美国留学，直到最后一刻，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随服部去日本留学。如果这段回忆确实无误的话，则又是一段对研究秋瑾思想颇为重要的资料。兹将服部繁子的这段回忆摘録如下：

　　

　　秋瑾说她早就向往美国，想在今年年内去美国学英语，这件事据说她丈夫也知道。我觉得她这个人去美国亦是理应的，就表示赞成。对于中国妇女，无论满汉，我都喜欢，尽管两者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我都喜欢。吴夫人、欧阳夫人等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稍有着危险思想的秋瑾也是我不憎恨的朋友。

　　从那以后，秋瑾不大来出席谈话会，但常常到我住所来讲一点英语和日语。

　　日俄战争早就开始了，……战云越来越浓，……我决定夏天回日本去探亲，顺便把孩子带回去……。

　　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我做着回国准备。

　　秋瑾来了，穿着白色的水手服，英姿飒爽，说是能与我同行非常高兴。我问：“秋瑾，你到美国去研究什么？”秋瑾说打算学法律。我说：“这也很好，但你到美国去认真研究一下妇女问题，怎么样？中国的家庭里妇女过多，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从今天来说，无论是从家庭平和上看，还是从经济上来看，都是无益的，这必须要改良。美国是人权发达的国家，正好研究这个问题。”秋瑾说：“家庭问题很多，研究这个问题没意思，在我国是皱纹受尊敬、白发受崇拜，这些都无法抗拒。我想干那些连男子都要吃惊的事。”我说：“你名誉心太重了，你所说的‘让人吃惊的事’，似乎并不是好事。”秋瑾摇摇头说：“太太，我常常那么感觉，但我不干坏事。”我说：“你认为不是坏事，或许就是坏事。”两人都笑了。秋瑾又说：“太太，我一直很向往美国，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最近我有点改变了主意，想到日本东京去。”我感到意外。

　　秋瑾与平时有点不同，忸忸怩怩地说：“我也很想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新的主意，为什么曾经这么热衷去美国而现在又想到日本去了。太太，这恐怕是跟您交上朋友以后才发生的。我与太太，信仰的主义不同，但我们相互爱慕，正好比火与水，性质不同，但它们对人类的利害是相似的。过去，我不了解日本妇女，也没有任何兴趣，不要说日本妇女，连对日本也轻视。但跟您交上朋友以后，我就想到日本去看看，太太，带我去东京留学吧!”她说得很认真。我说，“你想到东京留学，我也应该希望你这样，但我不赞成。我们日本现在还是你所憎恶的尊敬皱纹、崇拜白发，所以对你是不适合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但美国是否符合你的主义，亦不可知。总之，我不赞成你到日本去留学，还是照原来想的去做吧!”我心里在想，把这样的妇女带到日本去教育好了，是很有意义的。这天，秋瑾没做出决定，我们就分手了。

　　三、秋瑾丈夫对她留学的态度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一个小京官，史书素称秋瑾与他关系不睦，说王廷钧对秋瑾严同暴君——这些说法每每引起秋瑾后裔们抗议——特别在秋瑾留学问题上，王廷钧则是以反对派着称，据说“王廷钧一听说秋瑾要去留学，竭力反对，他一面讨好秋瑾，陪她选购字画、文物、古玩，请她看京戏，还送秋瑾玄狐皮披风与一只金香炉；一面暗中偷藏了秋瑾的珠帽、珠花等陪嫁首饰，以此来断絶秋瑾的经济来源。……但秋瑾心志已决，万难转回。……最后，王廷钧想用两个孩子来拉住秋瑾，秋瑾决然地说：“我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出洋！’王廷钧知道秋瑾去意已决，任何办法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把儿子留下，让秋瑾带着女儿离去。”（平慧善《秋瑾》。）可是，服部繁子回忆録却说秋瑾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幷且支持秋瑾出洋留学，甚至去哀求服部繁子同意带领秋瑾去日本。这个带有戏剧性的记载，孰是孰非，值得大家探讨。诚然，秋瑾在她书信中不止一次地谴责过她的丈夫，但是不是她的丈夫坏到如我们史书记载的那样程度，服部繁子的回忆毫无可信呢？我至少对秋瑾牺牲后，王廷钧终身未娶，临终还表示要与秋瑾合葬这一些事实，很难苟同那种‘以王廷钧的卑劣来显示秋瑾的高大’的说法。秋瑾作为第一个捐躯于民主革命的女子，其雄伟壮烈是毋需添枝加叶的；就好比邹容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并不需要把他说成天生的叛逆者一样，因为邹容的离家赴日，并不是他对家庭的造反，而恰恰是受到他父亲的支持。

　　服部繁子这一段回忆摘引如下:

　　

　　到了六月。……有一天，秋瑾的丈夫突然来了，说要见见我。他怕羞似的，想说什么但又不说。我直率地问他有什么事，他诚恐诚惶地说：“很失礼，有件事要请求您。”我想肯定是让我阻止秋瑾去外国，我说：“秋瑾到美国去，我知道，我将与她同行到横滨。”他说：“不，我妻更热切地希望到日本去。我今天就是来请求您，请您带她—同去！” 

　　我很意外，说：“我认为，秋瑾要到美国去，是她很早的愿望，幷且，从她信仰的主义来看，到美国去比日本更适合，我劝她到美国去。”他说：“但是，夫人，我妻现在极热切地想到日本去，我无法阻止，如果夫人一定不肯带她去，我妻将不知如何痛苦了，尽管我有两个孩子，但我还是请求你，请带她去吧!去留学，或是光去观光后就回来，随她自由。如果是到东京去留学，东京有三、四个朋友，我将请他们照顾一下，决不给夫人添麻烦。她一定要去，也许会跟谁去的，但我想拜托夫人我最放心。服部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但他来为中国的教育出力，我们十分感谢，幷且感谢夫人您为中国女子教育尽的仁慈心。请带她去吧!”没想到他这么会说，我如果拒絶的话，他将受到家庭女神怎么样的惩罚呢？我有点可怜他，我便改了口气说：“如果我带秋瑾去，我有一个希望。”他笑着说；“请说吧，我尽力而为。”我赶快说：“不，不是希望你，我的希望是秋瑾的思想，她那过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我们日本不能容的，如果她抱这种思想，很遗憾，我不能带她去。”他说：“我明白，我也不赞成她这种思想。行，只要在日本，就让她放弃这种思想。”我怀疑他说的话秋瑾会不会听。我说这件事必须和我丈夫商量一下，便让他回去了。啊，为夫的，强硬些，为妻的，顺从些！

　　二、三天后，秋瑾来了，说她照她丈夫说的，只要在日本就不发泄她那种思想。我把事情原委与我丈夫说了，把秋瑾的保证也说了，丈夫答应我带她去。吴夫人，欧阳夫人等非常高兴，为秋瑾感谢我。

　　四、秋瑾什么时候前往日本的

　　秋瑾第一次留学日本的日期，史学家们的记载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穆长青说；“1904年春末夏初，秋瑾乘船经黄海到达日本东京。”（穆长青：《秋瑾评传·秋瑾年表》，1982年甘肃教育学院内部发行。）郭延礼说：秋瑾1904年“4月底，由绍兴过杭来沪，自上海登船至日本长崎，经神户至横滨，再改乘火车扺东京。5月，瑾扺日东京。”（郭延札《秋瑾年谱》，1983年4月齐鲁书社出版。）陈象恭说：1904年“夏，秋瑾到达东京”。而陶成章《秋瑾传》和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却作“夏历三月”，王时泽《回忆秋瑾》和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又说是“夏季”，秋瑾兄秋宗章《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作“夏秋之间”，徐双韵《记秋瑾》定为“新秋”，沈祖安《拚把头颅换凯歌》说是“秋天”。那么究竟什么时间较为确宜呢？我想，如果服部繁子记忆没有错误的话，她的记载应该说是较为确切的。服部繁子说：

　　

　　6月28日，我带着四个孩子、女佣、老妈子从安定门车站出发。高桥勇和我们同行，我丈夫托他照顾我们。丈夫和其他几个人要送我们到塘沽。……

　　王秋瑾已经在车中了。……车前，她丈夫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老妈子站在后面。……五岁的女儿和秋瑾很像，四岁的儿子胖呼呼的很可爱。……她丈夫脸上带着悲哀的神色，头发被风吹乱了，看上去很凄惨。他还是叮嘱着秋瑾，路上小心，到达后就来信等等。两个孩子可怜地望着母亲。秋瑾只是点头，什么也不说，眼里含着泪。这时我才看到她是个妻子，是个母亲。汽笛响了，我拉着秋瑾的手站在车窗前。真是一场悲剧！

　　下午一时，火车到了塘沽。……我们乘的船停泊在较远的海面上，要搭汽艇到大船上去，我丈夫拜托高桥后，就回去了……。汽艇出发了，头顶着火一样的夏云，渤海湾的浊浪高一阵低一阵地袭来，汽艇上大部分人都晕船了，孩子们小声地呻吟着，我也很难受，头痛。高桥吃力地照顾着我们。唯有秋瑾十分自若。我说：“你真坚强。”秋瑾说：“我是南方人，和水是朋友。”平时三个小时的航程，用了五个小时终于到了大船。

　　……这是条德国船，……船长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我们，……秋瑾常到我房来，并可以说一些日语了。她每天来读读书，谈谈话。……

　　7月12日到了神户。……后又坐了两昼夜的火车回到东京家里……。秋瑾被她的朋友接到神田去。

　　

　　服部繁子这一回忆，我从日本另一位学者——久保田文次先生（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夫人久保田博子寄我的大作里可得验证——    

　　

　　秋瑾1904年晚春离开中国来到东京的，她在神田区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所里学了三个月的日语。（久保田博子：《日本辛亥革命遗迹巡礼（三）》，1981年10月5日《日本与中国》）

　　

　　可见秋瑾是6月28日离开北京，7月14日到达东京的，住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留学生会馆。

　　从上述记载，秋瑾留学日本是她只身而往的，似乎没有如平慧善《秋瑾》一书所说：“秋瑾带着女儿离去”，“把三岁的女儿灿芝带在身边，为了专心学习，秋瑾忍痛割爱，把女儿寄养到一位姓谢的友人家，让女仆负责照料，后又由女仆带小女回国。”如果秋瑾真是带了女儿去留学，而与她同行的服部繁子竟没有察觉，这将是一个大到不可想象的失误，我想服部不致于疏忽到这种程度。因此可以断言：秋瑾留学日本是只身前往的。

　　五、秋瑾第一次去日本在哪几所学校就学

　　秋瑾第一次去日本究竟就读过哪几个学校，过去我们史书几乎一致地说：秋瑾“先到骏河台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为第二年考青山实践女校作准备”。（平慧善：《秋瑾》。）“初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办之日语补习所补习日语”，（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1983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继而在弘文书院江南班学习”，1905年，“春，秋瑾从日语讲习所及弘文书院结业”。（穆长青：《秋瑾评传．秋瑾年表》。）汪向荣在《中国留学生的好老师》一文中说：“据当时弘文书院任教的日本教育家松本龟次郎（1865-1945）回忆：“鲁迅和秋瑾都是他当时在弘文学院教过的学生。”（《人民画报》1980年第五期。）唯有郑云山在他的《秋瑾》一书中说：秋瑾“1905年初在日语讲习所毕业，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秋瑾第一次留学日本时究竟有否在实践女子学校就读过？上述记载都未能肯定。

　　久保田博子先生肯定地说，秋瑾在实践女子学校读过书且读了三个月左右。原文録之于下：

　　

　　秋瑾在神田区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所学了三个月的日语，然后进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学习，同年末退学回国。翌年（1905年）7月下旬，她又来到日本，申请再次入学。（久保田博子《日本辛亥革命遗迹巡礼（三）》。）

　　

　　我国多数学者的记载显然与久保田博子先生的记载相违，错误究竟发生在哪一方面呢？我们再看一下服部繁子的回忆録吧。服部繁子说：到日本后——

　　

　　秋瑾来过两次，我都不在家。……八月份，我写了一封信请秋瑾来。秋瑾说这一阵子安安静静地在和朋友们一起学习，还是想留学，但进哪一所学校好呢？我说跟朋友商量商量再决定吧。过了两、三天，秋瑾来说，想入实践女校。我说；“你满意这个学校吗？”秋瑾说：“那个学校里有我的朋友，幷且，下田女士是位有名的人，所以我满意，听说现在入学很难，据说您和下田女士有特别的关系，请您给我说说。”当时，实践女校接受了许多中国女留学生，下田先生非常关心中国的女子教育，所以，我托她，她当然会接受的。但是，秋瑾的思想使人感到为难。我说：“秋瑾，你还抱原来那种思想吗？你能信守你的保证吗？”秋瑾认真地说：“还抱那种思想，但我信守诺言，请你放心。”但我总觉得，已有芽，总有一天会发出来的。

　　几天以后，我去见下田先生，把秋瑾的事说了，也把秋瑾的过激思想说了。并在想：下田先生会不会让她入学呢？

　　下田先生是非常热心中国女子教育的，前年听说我和丈夫一同到北京去，非常高兴，她知道西太后的态度对中国的女子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已有机会将去中国与西太后谈谈中国女子教育的事。她敬慕西太后是女中英雄，同时又同情那些反对清朝的革命家，还保护过流亡者。对秋瑾，她也同样的态度。她说：“我正想对这样的妇女进行一下教育，请不用担心，我接受她。”我赶紧把下田先生的回答告诉了秋瑾，并说，下田先生是日本的第一位女教育家，关于这位先生，社会上也有种种说法，但决不可相信，你秋瑾作为中国一位女留学生，要成为大家的模范。后来秋瑾就住进了学校，安定下来学习，我终于放心了。

　　

　　看来久保田博子先生论断是有根据的，服部繁子的回忆也是可靠的，只是在时间上存在一些出入。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事实：1904年7月秋瑾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学习日语，这期间她也可能在弘文书院江南班作了短期学习，9月前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学习，学至1905年初退学，1905年农历新年前夕她结束第一次的留学。

　　六、秋瑾第一次留学史实的点点滴滴

　　由于过去我们缺乏秋瑾第一次留学实践女子学校的史料，所以对她第一次留学生活记载较单薄，甚至张冠李戴，误将第二次留学日本的内容，戴到第一次留学期间了。因此很需要补充这期间的史实。

　　秋瑾第一次到日本，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在日本非常高涨的时刻，秋瑾一到日本就如饥似渴地扑到革命书籍中去，吮吸激进的革命乳汁，参加各种集会。广交革命志士，与陈撷芬一道重组了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又与刘道一等组织了反清秘密团体“三合会”，创办了《白话报》，发表了《演说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自从进了实践女子学校后，由于这是一所校规很严的学校，“例如：如没有保证人的保证，就不能单独外出或单独与外人会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许出校门二次，且外出和归来都必须向宿舍管理人报告等等”，秋瑾显然对学校的制度感到不满。服部繁子记述道：

　　

　　9月底，我也在准备回北京，很忙，这时，秋瑾来了，不断地诉说着对学校的不满，伙食差但伙食费贵。日本人觉得提到食和钱总是下劣的事情，但人世就是食和钱，没有这两样，何能成为人世？秋瑾说：“下田女士开办华族女校和实践女校两所学校，还要把我们留学生作为商品一样去谋取利益，实在太贪婪了。”我说：“你入学没多久，说出这样的话实属无礼，是见识浅薄。”但我答应把这些向下田先生反映一下。

　　我访问下田先生，把秋瑾的话说了，关于伙食，请宿舍的工作人员注意一下，幷且，如果秋瑾的思想影响到别人的话，非常对不起，请斟情让其退学。下田先生说：“对伙食的不满是他们那些人的通病，请不要在意等到他们对生活习惯了，对功课感到兴趣后，他们就不会说了。如果在意，那么，就不能对中国人进行教育，你是应该知道的。”我想，从秋瑾的本质来看也许很难，但我没有说出来。只是说：“她思想依然激烈，请多注意。”

　　我在百忙中请秋瑾来，把与下田先生的谈话告诉了她，说：“好好学习，但你如不满意，也可以退学。”秋瑾沉默了一会儿，叹息道：“最近不知怎么搞，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不长。我的灵魂抛弃了我，我只是在鞭挞着没有灵魂的躯殻。”她一个劲地哭。我慌了，忙说：“怎么啦!秋瑾，说些与你这个人不相符的软弱的话!灵魂如果抛弃了你，你要寻找新的灵魂，决不会成为躯殻。但是，你是个有家的人，你抛开家庭，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种寂寞使你神经过敏，你还是回到你那个家去吧，从事自己的研究，或者照你原来的打算去美国也好。”我真心地劝她。秋瑾摇头说：“回家？我无法沉溺于毫无意义的平和之中，谢谢夫人的好意，我虽然对学校不满意，但没有想过要退学，到美国，可能也会和到了日本一样地感到失望，我暂时不想去。我想我是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久的。”秋瑾叹息着。我说：“秋瑾，不要那么悲伤，拿出勇气来，我很快就要和你分别了，对于你的思想，你能信守你的诺言吧!”秋瑾笑了，说，“夫人，您放心，我无意对这个国家提倡我的主张。夫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满族这种异种人的中国，夫人，还有什么可畏首畏尾的呢？”她用手掩着脸。我感到一种怜悯，说：“不是因为我丈夫在北京搞中国的新教育我才这么说，天命是无法抗拒的，中国是易姓革命的国家，天命来了，命运就改变了，现在还不是时候。秋瑾，回家去吧，静心搞研究。”秋瑾笑着说：“夫人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正因为夫人是孔子的信徒，才嫌恶新事物，顽固不化啊!”我说；“你的思想是一种病态，所以，你才是顽固不化。”两人都笑了。

　　10月7日，我动身了，前一天，秋瑾来了，依依不舍，流着泪。我想到这个坚强的人也有一颗温存的心，也有感情脆弱的时候，感到一种悲伤。我问秋瑾有什么话要带给她的丈夫，她说没有。

　　回到北京以后，很忙，但一直挂记着秋瑾。11月中旬，秋瑾来信了，诉说实践女校的不完备，老师们的浅学无能，我没有回信。不久，接到校方来信说，秋瑾书面向下田先生递呈表示对学校的不满后离开了学校。因此，我写了信表示歉意。对方来了回信，口气是指责我把抱有那种思想的妇女带到了日本，并弄进了实践女校。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到秋瑾对实践女子学校是有所不满的，对下田歌子校长也是有批评的，这期间她一面学习，一面参加革命活动，但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成熟，内心充满矛盾，感情上还不很坚强，最后导致了她退学。而不像我们过去所传说的——说什么她崇拜下田校长，幷且和学校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中间究竟谁的记载更正确一些呢？我认为服部繁子的记载是更符合情理，因为这不仅是服部的亲身经历，而且也符合秋瑾的性格和思想。

　　秋瑾退学应该是1904年12月，因此导致了1905年夏秋瑾第二次赴日的“再度申请入学”，这件事在当年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舍监阪寄美都子的回忆録中，也可以加以证实。阪寄美都子说：

　　

　　秋瑾希望自己能单独入学，入学以后，从一开始就跟我有着亲密的感情。大概是明治三十九年左右（笔者注：此系误记，应明治三十七年，即1904年），她拿出一张在北京照的男装照片给我看，一开始我真不知道是谁呢。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她是想试试我的眼力。据人说她在骏河台有三百人的部下，上海有五百人的部下，然而她在学校品行端正，严格遵守校规，同学关系也不错。她说话简单易懂，不时地吟咏一些诗句。她曾一度退学，没多久她又一次希望入学，但学校规定不许学生再度入学，于是就去找下田校长商量。校长对我说，“那委托你去办吧！”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既然说委托我，就是说照我说的去办，校长的意思：“万一有什么不对头的事，就不再是我责任了。”据说如果违反校规的话，我们就是再喜欢她也是没有办法的。退学之事，是秋瑾自己的决定，她是什么原因也不说，我什么都没问。（《阪寄美都子谈秋瑾》，山口典子记録，原稿复印件）

　　可见秋瑾曾二次入实践女子学校，1904年是第一次，同年12月退学，第二次是1905年夏，所以发生了再度申请入学，这时下田校长既不能表示欢迎，又不能表示反对，因此交阪寄美都子去办。

　　秋瑾第一次留学日本返国原因和时间，服部繁子和阪寄美都子都未加说明，而我们的史书把原因归于“秋瑾身边钱已快用完了，她决定借转学的空隙回国探亲筹措学费，并帮青山实践女校去招一部分女生。”（平慧善《秋瑾》）回国的时间一般作1904年冬。而郭延礼的《秋瑾年谱》作1905年“2、3月间”，“并携一蔡姓女子同归”，我认为这时间较为确切。服部繁子回忆録中也说：

　　明治三十八年初，收到秋瑾从上海的来信，说她离开了东京回到了上海，还说有可能还要去日本。

　　“明治三十八年初”，即1905年初。这年3月上旬秋瑾确在上海，曾去拜访蔡元培，旋于中旬赴宁，4月中旬返沪。故服部说“年初收到秋瑾从上海的来信，说她离开东京回到了上海”。因此可以推断：秋瑾于1905年“2、3月间”返回国，是较为确切的时间。

　　七、秋瑾第二次赴日留学史实

　　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晤蔡元培，复归家乡省亲，并奔波于杭州、绍兴之间，投寄《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热情宣传，动员女子出洋学习。6月28日离浙赴沪，加入光复会，在革命道路上迈开了崭新的一步。7月17日冒暑再度赴日，为节约开支，她乘坐三等舱，与苦力们挤在一起， 经过六天海上颠簸，7月23日扺日，但她累病了，直到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报到，在该校校志上明白无误记载着：

　　

　　八月五日  土  晴

　　本日学生秋瑾入校。（《实践女学校支那留学生分教场日记》；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原始复印件）

　　

　　有关秋瑾就读的实践女子学校的情况，久保田博子先生说:

　　

　　实践女子学校1899年开办于曲町区元园町，1903年移到丰多摩郡涩谷村常盘松，该校最早接受中国女留学生入校，是在1901年。到1904年为止，注册在籍者已达二百人之多。特别是1904年末，竟从湖南省来了二十名女留学生要入学，征得文部省的同意后，该校设立了“中国留学生分校”，1905年7月18日开学。

　　
秋瑾第一次入学，是在常盘松的实践女子学校就读。1905年8月再度入学，进的就是桧町十番地的分校。

　　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中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辛亥革命从此开始了它的胎动，秋瑾正是这时再次来到了东京。秋瑾日常居住和学习的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分校就在赤阪区桧町十番地，与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会场在同一条街。（久保田博子《日本辛亥革命遗迹巡礼（三）》）

　　秋瑾第二次留学日本的所在学校，恰好与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会场在一条街，彼此接触之方便是可以想见的，就在这时她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被推为浙江的主盟人，在她革命的道路上又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当时学监阪寄美都子也说过： 

　　中国革命的同盟会建立了，大家都是逃亡者。……知道秋瑾也加入同盟会，但是严格遵守返校时间。（阪寄美都子在《下田先生三十四忌纪念会上的讲演》，山口典子记録，原始记録稿复印件）

　　秋瑾就读的实践女子学校，是下田歌子创办的，她的原名叫平尾鉐（1854——1936），在丈夫病殁后，“致力于女子教育工作达二十年之久，期间曾赴欧美各国观摩妇女活动，……深感女子教育乃国家富强之基础，返日后，在女学无用论横行的日本，竭力普及中等以下阶级之女子教育，成立帝国妇女协会”。（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下田歌子创办实践女校中国留学生部背景是：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一个中国女学生提出入学请求，三十五年，又有四名中国学生向实践女校提出入学请求，特设了清国女子速成部。……到明治三十七年，有两名中国留学生（陈彦安、钱丰保）结束了两年的学习课程毕业了，在盛大的毕业典礼上，下田校长说：接受女留学生的理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来的思想、学术、文化各方面，从中国那里受到很大的启发，为了报恩，为贵国的家庭和社会进步，希望你们成为动力。

　　在留学生教育中，下田强调妇道的孝贞，强调女子自强，强调知德体三育一体论，以及强调“女子是国民一分子”的爱国主义。……当时，清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渐渐活跃，并波及到女子留学生中间。下田歌子早就发觉了这种动向，所以在前面的毕业生典礼大会上这样说过：“清国，现在还持续着封建制度，在这种君主专制下生活的人，突然到了外国，目睹自由的生活态度，就会容易成为非常激进的民权论者。在形式上，学问不一定会生出乱臣贼子。我一直很担心，严格对待你们，严格甚至残酷地取缔这方面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残酷”，是指明治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对留学生胡彬夏等九人所采取的态度。义和团事件的时候，俄国军队进驻中国，并想永久占据，得到这个消息的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了反俄义勇队，她们（胡彬夏等）也想加入这个队伍，被下田歌子阻止了。（《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1981年5月载于《实践女子学园刊》。）

　　

　　从实践女子学校校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下田歌子既有她的开明的一面，也有她保守的一面，这就使秋瑾与校方和校长有冲突的可能。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録中写道：

　　

　　夏天，她（秋瑾）又到东京待了二、三个月，我怀疑秋瑾又是为了什么到了东京。不久，一些人来信说，秋瑾批评日本女子教育，特别是对下田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痛骂实践女校的老师，有时站在水道桥旁，狠狠批评日本的对留学生的教育，而引起骚乱，使警察感到伤脑筋。

　　

　　服部繁子所说的秋瑾“有时站在水道桥旁，狠狠批评日本对留学生的教育，而引起骚乱，使警察感到伤脑筋”，是指清政府勾结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使在日留学的八千名留学生大愤，秋瑾激烈地反对这个规则，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以洗国耻，并组织了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是时，取缔规则风潮起于学界，学生盛倡归国主义，瑾亦主张之，因结敢死队，瑾又为其指挥，纷扰者匝月。”陶成章所说的“纷扰者”，即服部繁子所指的“骚乱”，这在《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中也有记载：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部省颁布了监督清国留学生的规则，这规则接受了清国当局的意志，加强了对留学生的监督和管理，禁止“秉性不良”的中国人入学。秋瑾表示反对，十二月五日，为响应留学生的反对监督的集会，和十七个女留学生一起决心退学而离开了学校。

　　

　　退留的时候，秋瑾把一本她爱读的自己写的诗集《白香词谱》留给了学校的舍监阪寄美都子。

　　阪寄美都子说：

　　

　　她（秋瑾）走了以后，没有来过信，但是，她走的时候留下一本《白香词谱》。（山口典子记録稿，原始复印件）

　　这本词谱现收藏于实践女子学校图书馆内，承蒙日本学者们厚谊，复制了一册给我。这是一册由秋瑾亲手钞写而成的词谱，工整的楷书，録下一首首词，旁用红色符号，标明瞭词的平仄，优美的行书，书写了序言，实在是一本珍贵而又有意义的纪念品。

　　

　　至于秋瑾第二次留学日本时的其他活动，以及实践女子学校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师资情况等等史实，本文就不赘述了，让有兴趣的学者去另外撰文吧。

　　在我结束本文之际，我想说：非常感谢日本学者和朋友们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宝贵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回忆録，难免有记忆失误之处。（例如说王廷钧是浙江人，又把秋瑾的两个孩子误记为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但我认为这些回忆録大部分是可信的，尤其服部繁子的回忆録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她是当年秋瑾留日的见证人，而且回忆条理清晰，这大概跟她与丈夫共同撰写过《北京笼城日记》有关，这些资料大大补充了秋瑾留学日本的史实，使秋瑾的形象更加丰满。至于有些叙述与我们过去记载歧异之处，如秋瑾丈夫并非恶棍、秋瑾开始时所表现的脆弱与仿徨等等，究竟谁是谁非，当尊重历史。我们不能把英雄人物一味拔高。英雄走过的曲折道路，未必会伤害英雄高大形象，用秋瑾自己的话讲：“灰尘中也开花”，拿服部繁子的话说：“水底也有珠玉在闪光”。是啊，“圣人在饥饿时也是凡人”，秋瑾是人，而且是旧时代的女人，不必给她神化。象服部繁子等的记叙，倒才真正用事实本身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秋瑾，想到她后来终于成长为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使我们更感到她的可爱，她的事迹可歌可泣。当然服部繁子所记的，只是她个人的所见所闻，还是有其局限性的，但不失为珍贵的史料。

　　服部繁子还曾为秋瑾绘制了两幅像，都是用日本传统的画法，以颜料画在日本传统的纸上，这是两幅很传神的艺术作品，同时又是二件珍贵的历史文献，现收藏于服部繁子的女儿——贺来顺子先生家。感谢石田米子先生特地为我们摄成了彩色照片，更要感谢服部繁子的女儿贺来顺子先生慨然允赠，这是两幅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在此我将这两幅珍贵的画像连同拙作一起发表。（编者：画像因制版有困难，未能刊用。）


　　（写于1985年1月6日，发表于《浙江辛亥革命回忆録》第三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