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的名字我们已经不太陌生了，国内在出版他的《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之后，又将出版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下称《随笔》）。这是一部他晚年作品，1970年曾连载于香港《晶报》，取名《听涛室随笔》，1972年他逝世后，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下称“三育”）结集出版，取名《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新话》。书一经出版，风行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和日本，为学界所重视。1979年，香港书展在京沪等地展出，这本书又引起了海内许多文史爱好者与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为了促进学术繁荣和交流，三联书店决定在国内也印行此书。

　　我受曹氏家属和三联书店委托，对此书加以整理出版，深感荣幸。六十年前，曹氏为我先祖父章太炎先生整理出版国学演说《国学概论》，六十年后我竟为他整理出版《国学十二讲》（即《随笔》），这也是历史的巧合。“三育’在出版《国学十二讲》时，删节失之太多，排字错误，更是惊人。为了忠于原着，便于读者瞭解曹氏学术思想全貌，我补充了“三育”删去的近三十段文字，并增补了十八篇文章，纠正排误一千五百多处，以新式标点，标校一过，对于引文，基本上也作了原校，使之成为最接近于原着的书，同时将书名更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因为严格地说，这是一部以随笔形式叙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

　　曹氏在中国近代文坛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关于他的学术观点，国内却很少有人涉及，我想《随笔》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对他的瞭解，在此我结合整理中的体会，对《随笔》和他的学术观，谈点浅见。

　　首先我认为《随笔》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内容丰富，论说新颖，富有时代新意。它博采众家之说，综合众人之长，并在运用新进的社会科学理论解说古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它文笔流畅，平实易懂，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随笔》的成功问世，跟曹氏长期准备是分不开的。早在1926年，即《国学概论》出版后的第四年，他总结出版感想时说：“古人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章太炎对于国故的见解，的确有很精到之处，有太疏忽之处；我现在如能从太炎先生的一切著作里，抉取他的思想，来做一本《定本国学概论》，岂不是补过的好机会吗？”“我觉得旧本《国学概论》，只能保留十分之二三，其他我拟以《国故论衡》、《检论》、《文始》为根据，增加十分之七八。”（曹聚仁：《关于<国学概论>的闲话》。）当时他拟写一个提纲，如果我们去读一下这提纲就可知道这便是《随笔》的雏形。1955年，《国学概论》在香港印第三十三版，他把这一版定为《定本国学概论》，友人们要他加以注释，他认为注释非易，唯有依章太炎学说重写一部。1969年，“三育”约他写一部青年的课外读物，这时恰好陈寅恪逝世消息传来，他忽有“老成凋谢，文不在兹乎”之感，决定“还是把自己所瞭解的这一角知识多说一点吧!因此就写了这一连串的读书笔记”。（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下面引文，如不加注，即摘自《随笔》）可见他是作了长期的准备。

　　但是，《随笔》的内容与《国学概论》又有了许多不同，首先它有鲜明的针对性。1921年章太炎演讲国学，是反对一味复古的逆流，阐述了经与史的关系，曹氏笔録的《国学概论》正是给“经迷’泼去一盆凉水。五十年后的《随笔》，没有简单重复和发展这些观点，而是针对了香港会考制度中的科举幽灵和文科教学中的腐儒之说，以及台湾当局“天天高喊‘复兴中国文化’”，而“像陈立夫这样连四书都不明的人，却写了《四书会通》，台湾方面还要把它印给大中学生当读本”。于是，他“面对着这漆黑一团的气氛”，“一面批判那批腐儒的固陋，一面灌输青年以新知”。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时代的新意。

　　曹氏作为一个暮色迫近的老人，是一个在古书横流中浸得相当久的人，他不愿作河死鬼找青年来相替，极力劝青年住脚，不要再钻到古书堆里，他这是“背了时代的门板，躺在泥泞的道途中，让后人践踏过去，是为告诉人们国学是什么东西，做拆穿西洋镜的工作”。这种态度，与鲁迅先生写字一样，鲁迅写稿总是用毛笔写在土纸上，但却竭力劝青年用不着在土纸上写毛笔字，因为他认为这是很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但是曹氏又不是一味排斥读古书和盲目非古，他希望专家们“着力把古书古物整理起来”，“让后人可以接受那些文化绩业”，还劝中年人“多看点中国古代典籍，因为思想成熟了，……可以明白前人对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如何交待。”他极力主张修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从编写经学史着手，一方面使二千多年来的经学得以终结，一方面为中国其他学术的研究开一条便利的途径。他指出这工作必须打破“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不能去做国粹派“传教士”，而要做东方文化的“外科医生”，把“儒家思想当作死尸来解剖”，还孔子和经学的本来面目，让它回复到文化思想史的本来位置上来。曹氏这些主张是很有真知灼见的，《随笔》也正是这样做了。

　　以批判的态度来接受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份丰富的遗产，这是《随笔》的最显着的特点。《随笔》从剖析经学着手，但并不就经学而论经学，而是把经学放在历史、政治、文化诸方面去加以综合考察。他指出，所谓“六经”，是历代统治阶级和儒家吹鼓手一手捧起来的，“经迷的最大弱点，正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经，他们都是孔乙己”，“儒家的毛病，就是太重视了古人的躯殻”。曹氏认为，要读中国学术思想史，就要“唾弃科举时代的八股烂调”，要“跳出理学、汉学的小圈子，从先秦诸子的‘争鸣’光辉中来寻古人的本义与真理”，他说：“老、庄、韩非，无论哪一点都比孔孟高明一点，儒家只有苟子，还够得上和老庄抗衡，而魏晋间的何晏、王弼、郭象他们，在某些方面，都在先秦诸子之上呢！”而以后的“吴学、皖学的考证学，训诂学，浙东的史学，扬州学派的典章制度”，才更是了不得，才称得上“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他主张“从历史的进度来看文学的演变”，他说，“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是复古派的烂调，是阻碍文学进步的原因。他本人就是从桐城派古文入手，“后来才知道阳湖派的境界广阔得多，到后来，才知道小品文学、明末公安、竟陵派着实高明得多”，所以他认为“复古派如一沟浊水，公安、竟陵派则是山中清泉”，因此他主张“跳开唐宋古文的传统，来接受前人所不齿的传奇小说”，即被“正统派”视为“异端’的“杂学”。曹氏在全书中反复强调“吸鸦片、缠小脚和八股文，是毒害中国文化的三大患”，他就是抱着这种批判的态度，从反读经的观点来谈中国学术思想，从反理学的观点来谈儒家学说，从新考证学走向唯物史观新领域。这给了我们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古为今用，可以说是《随笔》的另一个特点。《随笔》许多地方借古喻今，很切时弊。例如，他在论孟子时说，孟子既不赞成墨子的“兼爱”，也不赞成扬子的“为我’，还深痛疾恶地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曹氏便说：“以往的人，却赞同孟子的说法。我们能赞同吗？老实说，我是不赞同的，‘无君’了半个多世纪，社会不进步得多了吗？”他又说：“在二千五百年中国史上，儒家一直被统治阶级利用，当作统治工具，孔老夫子和他的门徒，以及后世的道学家理学家，都坐在孔庙里去吃冷猪肉。因此，儒家最骯脏。你看，台湾当局还在利用这一套骯脏工具来玩‘文化复兴’呢？”他还指出，香港标榜的“所谓‘国学会考’、‘国学常识’，都是国糟，不是国粹，可以丢入垃圾堆中去。”曹氏这些观点是发人深思的。我看了近年来台湾、香港大学入学文科试卷，就更感到《随笔》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广泛地汲取前人和近现代人的研究成果，运用读书随笔的形式，来串讲中国学术思想史，是《随笔》的又一个特点。《随笔》广采博集，融各家之说于一炉，集海峡两岸学者成果于一堂。他采用随笔的形式，帮助青年人对中国学术思想史“边读边吃”，一扫那种学术著作的枯燥、沉闷和繁琐的气息，引人入胜。《随笔》文笔流畅通顺，清新洒脱，语句风趣，比喻恰切，有些地方则妙语叠出，这种文笔和效果，是一般“国学家”和他们的作品所难以取得的。

　　曹氏《随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章太炎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曹氏二十一岁之前，即用力研读了章太炎先生的主要著作，所以他二十二岁那一年接受邵力子先生委托笔録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说，刊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水平超过了其他报刊的一班老儒，连章太炎先生也感到惊讶，便破例让他去拜门。曹氏说：章太炎师的演说“所启发我的不是他的国故知识，而是他的论史观点”，“章师对唐太宗的批判，鞭鞑了所谓‘齐家而后国治’的训条，这番话，对我有着启发昏蒙的作用，从那以后，我才敢怀疑一切所谓金石良言，尤其是儒家的哲理。”曹氏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得到最大的教诲是读古书不能从信古出发，而是要从疑古入门。曹氏又说：“章太炎师所启发我的，便是魏晋之学。”这给他及鲁迅等人的文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曹氏对于师说，并不句句奉为圣明，抱残守缺，而是继承发展了师说，有些地方还敢于和师说争辩，这是可贵的。

　　曹氏不仅接受了章太炎学说，还广泛涉猎中国其他学说。他幼年时代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和学说，青少年时代从朱芷春先生那里接受了王船山的史学和哲学观，从此自命为“王船山的门徒”，成了他父师的“叛徒”。青年时代从单不庵先生接受了清代檏学，“懂得如何校勘，如何辨伪，如何考证”。“五四”运动时，他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洪流，担任了杭州一师学生会主席，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鲁迅兄弟的言论，不独心向往之，几乎奉为神明”。以后他在吴怀琛家用力研究了先秦诸子作品和章太炎先生主要著作，接受了新考证学的影响，成为了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他说：“新考证派的言论，在三十年代，可说是警世骇俗，正如章太炎师在十九世纪末那么惊人。”这使他“从科举腐儒圈子跳了出来，又从传统道德圈子跳了出来”。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杭州文澜阁参加《四库全书》的整理和校对，饱览群书。以后他当过编辑，办过报纸，编过杂志，做过记者，任过教授，丰富的经历使他思想成熟，见识开阔。以后他又被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深深吸引，使他从“理学和檏学的小圈子出来”。解放后他“经过一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研究，以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个要篇，再和老、庄、韩非子诸子学相印证，又有了新的进境”。建国后他去香港，以教书和当记者为生。

　　曹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深修养，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史学，也有过广泛研究。荷兰的史学家房龙的作品对他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要深远”，从此“鼓舞了他去爬那历史的巨塔，用着王船山、章实斋的手杖”。（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他对曾来中国讲学的杜威和罗素，也十分钦佩，他说：“罗素和杜威教授，对于五四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之为鸠摩罗什之东来也合乎事实。”纵观曹氏的思想和治学脉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思想渊源何在？我本应该说：‘我的思想从罗素的思想中汲取了一半，另一半则自老庄及魏晋之学中来’。”《随笔》正是他这些经历与思想的总结。

　　《随笔》继承师说，但又不因循师说；继承传统，但又不袭守旧说；汲取西学，但又不盲目拜倒；敢持己见，但又不主观武断；勇于创新，但又不哗众取宠。曹氏力图“撕破了传统的纸糊帽子，让大家看清楚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在现代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之下，把前代的学术思想从新解说过”。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是曹氏在这方面仅仅是在努力尝试，还有不少差距。曹氏素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自认骨头中钙份太多，到处不肯入俗，所以周恩来总理称他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学术思想史，还不够得心应手，不少地方还是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

　　《随笔》与其他任何人的著作一样，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不乏粗糙和片面之处，甚至可商榷之处。他的作品有传统国学家不能达到的清新洒脱，但也有他所不能达到的传统国学家们的严谨细致。曹氏有些持论，还明显受到他的个人经历与好恶的影响。例如，曹氏自称他的基本观点是“轻儒家重名法家的”，是“老庄的门徒’，他特别推崇老子的“反”字，欣尝事物变化的自然通则，因此《随笔》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剖析就比较彻底，而对于儒家的“异端”，如老庄思想等的批判和剖析就显得无力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另外，他在港澳的生活、工作的环境，对他的创作带来了种种限制。他说：“我的私心和章师一样，更是企慕顾炎武的治学，有写《日知録》的意向的。不过，对影自笑，假如我如顾氏那么治学严整，怕的连西北风也喝不成了。”曹氏夫人邓珂云同志也多次对我说过：“曹聚仁先生只身在港，以写稿为活，天天忙于爬格子，所以《随笔》中免不了有不少粗糙的成份。”这个评论是很客观的。一个人在这样生活环境中，手边又缺少许多必要的书籍，有些地方只好凭藉记忆，难免失误。由于《随笔》原以连载形式书写，上下文之间，有些重复，造成不少赘文累句。这都是美中不足。

　　曹氏是个多产文人，一生著述达七十多部，《随笔》是他非常重视的一部书。他称此着“是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窃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音”。他把自己一生的国故学的研究，概括为：“整次五十年来的国故研究”，从《国学概论》-《定本国学概论》-《国学十二讲》（即《随笔》），“三书相辅而行”。（曹聚仁：《题<定本国学概论>》。）可谓自视甚高。但是，读了他的《随笔》，也确实感到他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中国学术思想史方面，在深入国故而又超越国故的研究方面，在批判和继承祖国几千年来灿烂的文化遗产方面，曹氏和他的《随笔》确实作出了可喜的尝试，如果有不足的话，正是他希望我们后一代去努力弥补的。


　　（发表于《史林》1986年第2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136—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