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中国经济特区论坛暨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香港回归已经十周年了。这十年证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坚持基本法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政策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从十年来深港合作发展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深港两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年中央举办深圳经济特区就有一个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考虑。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可以证明，中共中央、小平同志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深圳经济特区20多年的发展，不仅发挥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而且发挥了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深圳在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顺利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举一事例，就是“深港创新圈”的问题。目前“深港创新圈”的问题已经成为深港两地发展战略很重大的问题。今年5月21日，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深港两地就签署了有关的文件，标志着两地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一致。这个过程，有些我是参与的。在参与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官方的，那是政府的主导，还有第二股力量是民间的，叫社会力量。如果没有这两股力量共同地拧在一起，“深港创新圈”的问题不可能这么快就达成了协议。

　　在这里。我仅就以社会力量推动实施“深港创新圈”问题说几点意见。“深港创新圈”，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根据实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需要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分为三个方面，“深港”就是深圳和香港；“创新”就是这个内容和它的目的；“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我们记得市领导在会议上多次强调，深圳要在国际领域有影响，国际战略有地位，区域发展有贡献，就必须加快建设“深港创新圈”。我们也清楚，香港和深圳的合作不是今天开始的。历来都在合作，这是历史性的。只不过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加快了这个合作的步伐。从深港合作的发展历史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香港产品的转移，把东西卖到这里；第二个阶段是产业的转移，把工厂搬过来；第三个阶段是结构性的转变，一二三产业同时发展；第四个阶段是产业的多元化，包括深港经济全方位的融合。

　　我们从“深港创新圈”的定位角度来看，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希望能够资源共享，无论是硬件公共设施、实验室等，还是软件，包括人才，还有服务业的很多方法、技巧，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功能。第二个方面，希望能够互相补充，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第三个方面，方便融合，经济上能够方便融合，在科技上、教育上、文化上能够方便融合。我感觉，定位和功能赋予“深港创新圈”前瞻性。这种前瞻性的理念不是一时提出来的，而是在大量实践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的。我记得有位市政协委员在1990年、1991年的时候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来。既然是我们建立经济特区，深圳的界河两边能否建立一个保税区或者一个免税区之类的，把深圳和香港交界地带全面利用起来，同时也考虑到新界的北部很落后。他提出：我出钱，你们出力，我在民间发动，你们也来支持。他个人拿出一千万元进行滚动，组织一些人力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开会。香港人，特别是新界人对深港合作寄予无限希望，很希望能够立即改变新界落后的面貌。

　　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怎么样加深港之间合作的问题，有些同志还专门就“深港创新圈”的问题提了一个提案给市政府，被列为政协重要的提案。我们去年几次督办这个提案，让科技局主导，科技局全力以赴来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样创新，怎么样研究，怎么样落实，多少方面，并且派出专人在香港住下来，认真调查研究。

　　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深圳毗邻香港。我们向香港学习。得益于毗邻香港这个优势，深圳慢慢发展起来。2006年，深圳的GDP达到568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8619美元；财税总收入是1860亿元；进出口是2374亿美元，出口连续十多年都是位居全国第一位；集装箱吞吐量也渐渐接近香港了。达到1847万标准箱；机场的吞吐量达到1836万人次。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了167l亿元。专利方面的申请，去年达到29.728项，位列全国第二，其中发明专利在全国排第一，超过了北京、上海。深圳还是“中国名牌之都”，世界500强企业有14l家已经落户深圳。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办。这一系列的数字说明，深圳的发展为“深港创新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深港创新圈”也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应该说，我们最近才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很快地达成协议，是因为有这个经济基础。有民间工作，又有那么一个好的经济社会基础，再加上深港之间每天有4.8万辆车辆进出，最高峰时有50万人经过，一年达l亿6仟多万人次。有这个基础，我们原来有深港经济合作，就打造了“深港创新圈”。

　　为什么要研究民间的推动作用?我感觉“深港创新圈”原本就是从民间最早推动起来的。政府顺应民间和市场的要求，提到政府战略层面，形成一个官方的概念。有了一个概念，还要不要民间、社会的力量来参与推动呢?我感到完全需要，并且不能缺少。如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民间的力量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看实施“深港创新圈”有关的目标就应该会加快。

　　今天这个研讨会，你们说是完全官方的吗?我看是有官方色彩、官方主导，但也不完全是官方的人来参加，有官方头衔的人还不多，主要是民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觉到民间的社会力量是实施“深港创新圈”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民间的力量有明显的优势。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历史因素。建设“深港创新圈”的前提，深圳和香港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家，在新界、宝安那一带是同处一地，同缘同根。我经常过上水那边去看，见到不少老实安人在那里做香港居民，一大批，大家都在一起。这种历史的功能，来来往往的合作没完没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运输问题，还有一些小商品的交流都是民间的交流，对双方都有利。深圳本地的宝安人在香港就超过25万人。

　　第二，经济基础。现在到深圳这块土地上来的投资，香港的资金占60％多。有2万多家外资企业本身就是香港的，但是香港的企业到了深圳既是香港企业，又是深圳的企业。有这种经济基础，这种合作和这种创新就有很好的发展。这个经济基础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我看是官方的也是民间的。在香港的那些深资企业，除了深业公司有官方色彩外，大部分企业都是非官方的，属于民间企业。

　　第三，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深圳很多大的举措与民间的关系很大，与社会的关系很大。我回顾了一下，1994年深圳遇到很多难题，这些难题包括口岸通关时间，包括深圳河的治理。那时候很多投资的外商怨气很重，因此我们组成了一个“广东深圳投资考察团”，上去找国务院特区办的领导。我们直接汇报了七个问题，并不是政府授权我们搞的，而是投资者有这种想法，我们反覆研究了这种想法，也向领导请示，然后带到北京。如果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去反映，不方便。政府来反映该怎么说呢?因为这些问题很琐碎，都是和外交问题有关的。那些民间的问题，由那些大胆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指导下上北京汇报。这也是有经验的，比如口岸收费问题、通车间题，有几个人把这些详细情况整理出来，不是政府先看，而是通过民间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我们再从中协调。为什么能24小时通关?这肯定是中央的决定，但是中央也要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深圳河的治理问题，每次大雨以后新界被淹，谁管?政府管。既有香港的民间团体，也有深圳的社会团体，这两股力量汇合起来，一句话不听，十句话不得不听，一万句话总要听。我觉得民间可以起到很多政府起不到的作用，而且民间机制还可以回避很多敏感问题。

　　从这些原因来看，民间、社会力量确实是实施“深港创新圈”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当然，这个力量也有难处。第一，往往从某个社团利益出发，也不排除某些个人方面的利益，这和全体利益有矛盾。第二，有些人很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与法、与理合不合，值得研究。第三，你要干这个事情，我要干那个事情，力量分散。第四，香港情况的复杂性，深圳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与社会、社团、某些民间人士如何沟通。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加以改进。

　　对如何加快“深港创新圈”建设，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领导层加深认识，主动主导。政府主导很重要，但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和研究。

　　第二，加大宣传力度。“深港创新圈”的问题，5月21日签了协议。去年年底，我们曾经召集了一次会议，请香港的政协委员过来，包括地铁的总裁、银新的总裁等等。很多香港政务人士对“深港创新圈”没有印象。这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香港不清楚。就算我们一厢情愿，深圳愿意这样干，深圳很多人也搞不明白。如果深圳很多人搞不明白，香港很多人也搞不明白，那怎么办呢?宣传力度不够，要加大宣传力度。

　　第三，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协调。政府一定要加强协调，社会方面有很多研究机构，也有很多热心人士，还有很多社团，需要做协调工作。

　　第四，对一些香港社团的人员来深圳交流给予方便。

　　第五，充分发挥在深圳投资的香港精英的作用，这样“深港创新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像纽约、伦敦、东京一样，变成一个区域性的大都会。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和意见，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

　　(本文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作者廖军文，为深圳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