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显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于哥德堡号与中瑞海上贸易问题，已经有专论的文集和多篇论文发表。1992年香港出版的论文集《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2002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由蔡鸿生、周湘等撰写的《中国广州，中国海上贸易的门户》等，是重要的代表作。

　　由于“哥德堡号”仿古船，2005年10月2日首航，沿着旧航线，即于七月来访广州，重谱中瑞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清代中瑞海上贸易的历史话题，又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

　　人们对哥德堡号的浓厚兴趣，是因为它提供了中瑞贸易的实物资料，它见证了18世纪欧洲东印度公司对广州贸易的历史。我们知道，16世纪以降，西方各国先后东来。先是葡萄牙人租借澳门，继而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丝银贸易的基地。荷兰和英国接踵而来，荷兰营建巴达维亚城作为殖民统治的据点，并伸其魔爪于台湾的大员（今安平），形成犄角之势。英国却以爪哇的万丹为南海的基地。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它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

　　瑞典是18世纪中叶，当广州港市极盛时期成为广州贸易伙伴的。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6月14日，次年3月7日便派首艘商船从哥德堡起航前来广州。从此起至1806年该公司组织了132次亚洲航行，除3次到印度外，其余的都以广州为目的地。从此可见，瑞典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可称为对华贸易公司。

　　18世纪伴随着产业革命而兴起的世界海洋商业贸易的扩张，深刻地影响着东西方社会经济的变迁。

　　它为江南与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为中国的商人带来通过贩运商品而创造资本的机会，于是积资百万、千万的商帮如徽商、十三行商等兴焉。江南蚕丝业的迅速发展同马尼拉丝市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也在这一市场取向的刺激下，明中叶出现的“桑基鱼塘”商品性生态农业得到不断地扩大。珠三角所生产的广纱、粤缎等丝绸，以及糖、果箱、铁器、蒲葵等所谓“广货”，成为输往东南亚洲各国的主要产品。晚明以降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当应与新大陆的发现为全球一体化开其端并引发东西方海洋贸易圈的形成有关。关于这一点往往为史学界所忽略。

　　18世纪是全球性商业扩张的时代。商业的运作经历着从无序到有序，从野蛮到文明逐渐演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在中国也有具体的表现，至少中国也仿效西方，组织海上私人贸易集团，加入向海洋挑战的行列。尽管就其整体而言，中国商业的体制没有质性的变化。

　　我们知道，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和合法贸易是不加区分的。贸易就是掳掠，掳掠就是贸易。他们建立商业殖民地，掳掠，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旨在垄断贸易。凡遇到禁阻通商，便作掠夺，已成惯例。这种野蛮的无序的商业运作，到了18世纪，欧洲的理论界才引起注意，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指出：“商业资本在优势的统治地位中，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制度，而在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内，商业资本的发展，也与暴力的劫夺、海盗、奴隶、劫盗，在殖民地的征服直接地结合在一起。迦太基、罗马，和后来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都有是这样。”

　　明代中后期，前来东亚海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商业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藉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

　　有悠久航海历史的中国海商，面对当时由伊比利亚人发起的“挑战海洋”的新形势，以徽州的汪直和东莞的何亚八等为代表的海商武装走私集团，已经作了积极的回应。汪直就曾仿效西方海商的作法，制造大舰，并武装起来，称雄于东亚海域，并在东瀛建立商业殖民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未被视为加入世界商战的举动，反而被史家称之为惊动朝野的“嘉靖倭难”。

　　关于嘉隆间的所谓“倭寇海盗”问题，戴裔煊教授早在其《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中，对倭寇海盗的起因和性质作了辨析。首次为海商汪直（戴书作王直）作了正名。此说正日渐为学术界所认同。但是，汪直为倭寇首领的旧说，依然有相当流行的空间。前些时竟出现捣毁汪直家族墓碑的事件。

　　由汪直等为代表的海商，对时代富有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的脉膊，所以敢于加入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他们这种超前的思维和举动，自当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相信我们的后人将对之做出永无止境的对话。今天我们所能作的是，既要把“嘉靖倭难”置之于当时的背景去理解，又要从今天的眼光做出分析。这里需要指出：聚讼纷纭的所谓“嘉靖倭难”期间，经近人的实证研究证明，正是江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看来海洋贸易对江南社会经济所作的贡献，有待深入研究和作出评估。

　　从哥德堡号所见证的东西方的海上贸易历史，再次提示我们：“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展望未来，“人类文明的出路仍然是海洋”。

　　以瑞典而言，正是加入经略海洋的行列，才促进了瑞典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其非贵族出身的富裕的资产阶级才于18世纪崛起。

　　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长途贸易是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海上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海上贸易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结盟成功的结果。海洋贸易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一起的。从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嬗递顺序：突尼斯、阿姆斯特丹、伧敦、纽约；从各国海商在海洋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美苏争霸，都验证了“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这一共识。今日，全球正面临人口增幅与资源短缺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也在于海洋。我们对海洋的利用才刚刚开始。海洋的开发，前景广阔，已成为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文明的出路。

　　中国是一个半大陆半海洋的国家。中国既有大陆性的传统，即具有注重农耕，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的特点；又有海洋性的传统，即重视商业，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作为学术界，历来重视的是农耕、官僚政治的研究，对海洋的研究却显得滞后。这同海洋经济重要性的显现较农耕经济为晚有关，因为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心是从西北逐步移向东南，海洋的开发龢利用为时较晚。因此，致力于反映大陆特点的农耕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研究，便成为学术正宗。

　　根据中国地缘的历史特点，我曾提出如下的看法，即16世纪由于出现了世界性海洋时代，徽州海商应运而起，他们带头掀起了空前的波浪壮阔的海上贸易的高潮。他们成为海洋经济的代表，而与作西北边境生意起家的内陆性商人晋商相对垒，共占商界鳌头。这里所说的“海洋商”、“内陆商”的代表，是就其相对的质性特征而言。晋商与徽商从事的是跨行业，而且是彼此交错的。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呼吁：学术界当应加强海洋研究的力度；社会上则应强化海洋意识，大兴海洋文化。这是与中国崛起攸关的问题。作为南海之滨的广东，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为了说明18世纪前，商业是与海盗、掳掠不分的，摘钞如下资料。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33年12月15日作出决定：“继续对中国的战争，在中国沿海大肆烧抢，直到中国大官对我们海上的威势和能力有所闻，满足我们的要求，准许我们自由无碍的贸易。”当葡人1639年逐出日本，荷人就预料它“将在海上为寇，拦截往东京的船只。”又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得悉有12艘中国船驶往马尼拉的消息后，即从其基地巴达维亚派船到马尼拉附近海域拦截劫掠。共得船3艘，捉获800中国人。另外，又在澎湖捕捉1150名中国人，其中除因水土不服和过度劳累致死外，只有571人运往巴达维亚。途中又死去473人。余下的98人，又因饮水中毒死亡，只留下33人到达目的地巴城。又据荷兰人威·伊·邦特库的《东印度航海记》一书记载，作者以船长的身份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于1618年12月从荷兰北部出发前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继而在东印度各岛之间，以及我国澎湖列岛和闽粤浙沿海一带活动，历时7年。这部日记用亲身的经历，翔实地记述瞭如何既从商业活动，又干烧杀掳掠、攻城略地的勾当。书中充满着腥风血雨的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