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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袁钟仁,暨南大学教授。]

  从广州(番禺)扬帆去西方的海上丝路,是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广州(番禺)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建立的港口城市,因而在这条航线上处于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对外交往,主要是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早期贸易的商品大量是丝绸,所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ichthefen,1833-1905年)于1877-1912年陆续出版5卷本的《中国亲历旅行记》,首先把我国三千多年前西北对外贸易的陆路称为“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1865-1918年)于1903年着《西突厥史料》,把我国两千多年前东南对外贸易的海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社会在变化,贸易商品也在变化,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l931-)于1963年出版《丝绸之路》一书,她提出:“‘丝绸之路’完全是一个近代提法,在上古时代和中世纪的游记故事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称呼。”……在元帝国统治时代,从里海到太平洋的这条通道又先后变成了香料之路、茶叶之路和瓷器之路,而且也是外交使节们来往的必经之路,并不完全是丝绸之路了。”尽管“海上丝路”这个名词迟至20世纪才出现,但是由出土文物得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由广州(番禺)启碇,通过这条海路使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即北非古埃及的尼罗河文化、西亚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南亚古印度的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化以及东亚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得以沟通。根据史籍记载: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如秦汉以来同印度地区、隋唐以来同阿拉伯地区、明清以来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以广州为主要基地。从广州驾船远航,我国丝绸、瓷器、茶叶和其他商品,不断辗转运往世界各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商人、使者、传教士和华侨而弘扬海外,为促进世界繁荣做出卓越贡献;与此同时,广州地区又先后汲取印度、阿拉伯和欧美的哲学、文学、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雕塑、建筑艺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引进数以千计的作物品种,这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一、  番禺(今广州)城的建立和发展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设置南海郡,首先修筑番禺城(今广州),它从此一直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番禺(今广州)位于东江、北江、西江汇合点附近,在珠江漏斗湾北端,面临南海,通往环球五大洲,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今伊朗)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这些实物全是西汉初期番禺(今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它显示出番禺(今广州)作为国际贸易市场的特色。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出兵消灭南越国,这是岭南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有利于岭南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通过番禺(今广州)进一步开展对外交往。但是近年有些人对此产生曲解:认为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在战火中被毁,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不在番禺(今广州),有人认为岭南经济文化重心在粤西,有人则认为岭南经济重心在西江流域(按:西江流域面积为34.57万平方公里,世上哪有这样大的经济重心)。还有好些人撰文,引用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我国商船“自日南(今越南中部,障塞、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合浦(在今广西)”沿岸航行,来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康契普腊姆)。我国商船回程的终点是日南象林(今越南中部广南省维川县南茶桥)。从而认为岭南的对外港口在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甚至有些中外人士认为我国远洋航行在公元三世纪以后才开始。(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述观点,全都否定了番禺(今广州)在海上丝路的重要地位,为此有必要辩伪订正。

  掘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和伏波将军路博德围攻番禺(今广州),杨仆黑夜用火攻,路博德则遣使招降,次日黎明,城中居民都向路博德投降,可见这次战斗为时甚短,火攻并未破城。当时城中多是竹寮茅舍,少数是砖木结构,毁后很易重建。消灭南越国的割据,有利于中原等地商人前来番禺(今广州)贸易。所以班固《汉书·地理志》说:中原来番禺经商的很多成了富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则说:番禺(今广州)是全国19个繁荣的都会之一(包括京城长安在内),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只有两个都会:即吴(今苏州)和番禺(今广州)。番禺既然是岭南唯一的都会,那种认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在番禺(今广州)的说法可见全是臆测之辞,毫无史实依据。

  至于《汉书·地理志》提及的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日南乃郡名,障塞是边防营垒,均非城市或港口。徐闻在雷州半岛最南端,无大河通往内地;合浦设有关亭,王莽时称为桓亭。徐闻、合浦没有能力吞吐大量货物,而是海防前哨。海船远航在这些地方作出境检查;返国时则在日南象林(现为越南的县属小镇)作入境检查,进出口的贸易港口仍是作为都会的番禺(今广州)。所以德国学者夏德(F·Hirth,1845-1927年)说:“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三世纪以前,即以广州及其附近为终止点,是时广州已成为海上贸易要冲。”

  二、广州同印度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我国船队携带黄金和各色丝绸,从岭南出海,来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在今锡兰岛),由黄门官员、翻译和应募人士负责采购“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我国丝绸等商品以印度半岛南部为中转站,再由安息(今伊朗)、大秦(罗马帝国)商人运往南阿拉伯、埃及,并辗转运往欧洲各地市场,获利甚丰。而埃及的玻璃制品、南亚和东南亚的宝石、珠玑、玳瑁、琥珀、玛瑙、象牙、犀角和香料等,则运到番禺(广州)市场上出售。

  番禺(广州)要同海外交往,就需要制造海船。1976年在广州发现秦汉期间的造船工厂遗址,就是确切的物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介绍:这个造船工厂遗址始建于秦代统一岭南时期,到汉朝文景之际,南越赵佗割据称帝之后废弃填覆。这与从1号船台枕木取样所作碳14测定提供的年代范围(距今2190±90年)大体相符,它可建造宽6至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1、2船台之间相距3.65米,若并台造船,还可制造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这为番禺(广州)的海外贸易有效地提供了运载工具。

  到了两晋南朝,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新的阶段。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萧子显撰《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说:“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同书《王琨传》说:“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李延寿撰《萧劢传》说:“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即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可见这时已有外商前来广州贸易,海上交往比前密切。

  追随商人之后,不少印度僧侣来到广州。据慧皎《高僧传》记载:第一个由海道前来的高僧是耆域,他在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到广州传教,并为人治病,很有效验,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前往京城洛阳,后因中原战乱,返回本国。从此印度等地高僧络绎来到广州,再转往各地传教。例如: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罽宾国(在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译经传教,译出《差摩经》一卷,后前往长安、江陵等地。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罽宾国高僧求那跋摩;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中天竺(中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中天竺高僧求那毗地;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高僧昙摩伽陀耶舍等,先后在广州译经传教,以后均转往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其中求那毗地在齐武帝永明十年(492年)译出《百喻经》4卷,用100个(实为98个)故事来说明佛教的基本教义,富有文艺色彩,在我国广泛流传。梁武帝崇尚佛教,这时有两位对我国佛教颇有影响的印度高僧前来广州,一位是南天竺(南印度)菩提达摩(通称达摩),据说是印度佛教禅宗创始者摩诃迦叶尊者第28传的大师,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洛阳、嵩山少林寺,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另一位是西天竺(西印度)波罗末陀(又名真谛499-569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广州,后往建康,因遭二“侯景之乱”,辗转于苏、浙、赣、闽等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再来广州,在华23年,共译经、论、纪传64部278卷,他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其余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而广州也成为当时我国三大译经中心之一(其余为建康、洛阳)。真谛所译,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和华北流行的佛教思想不同,这就促使唐初玄奘西行取经,解决疑惑,从而推动我国佛学的发展,这是真谛当初在广州译经时所意料不到的。上述僧人在传教译经的同时,还传入印度哲学、文学、医药学、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现在,广州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这为我国南大门增添了好些奇姿异彩。

  三、广州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

  南朝时候,广州已直接和阿拉伯地区贸易。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1Masoudi)撰《编年史》记载:这时广州海船经常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离巴比伦废都约3公里)贸易。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含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226-651年)的银币,也许这时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来广州贸易或居留。

  唐朝广州与阿拉伯地区交往频繁。唐德宗时,宰相贾耽(730-805年)记述我国对外联系的路线,其中“广州通海夷道”,见于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地理志》,这航线是:船队从广州启碇,到达印度半岛西岸,由此分为两路:一路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沿东岸到达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刺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我国商品由此转运至世界商业中心之一的缚达城(今巴格达);另一路由印度半岛西岸横渡印度洋,到达东非三兰国(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这条航线沟通亚非两大洲,全长一万多公里,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1月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会议确定的“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大批外国商船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广州。据日本真人元开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江中有波罗门(今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今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在今锡兰岛)、大食国(今阿拉伯国家)、骨唐国(在今吕宋岛或苏门答腊岛)、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为加强外贸管理,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任,并以宦官充当市舶官员,处理日常工作。由于大批外侨长期居留广州,政府在今广州光塔街一带特设“蕃坊”,供外侨居留,由外侨推选“蕃长”一人,经我国认可,负责管理“蕃坊”事务。我国尊重外侨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外侨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信仰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的。伊斯兰教徒在“蕃坊”建立怀圣寺和光塔,还在郊外桂花岗建立“先贤古墓”,从而传入阿拉伯建筑艺术;与此同时,还传入阿拉伯的医药、数学、天文学、历法、美术、音乐、舞蹈、球戏以及衣饰(胡服、胡帽、妇女首饰)、食品(胡饼、油煎饼)等。由于广州有大量阿拉伯侨民,因而广州方言中的“污糟”、“那渣”等词来自阿拉伯语。

  阿拉伯人着《中国印度见闻録》说:“广府(即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从广州输出的货物,运往阿拉伯帝国首都缚达(今巴格达),这里有专门销售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麝香、肉桂、姜等商品的中国市场。我国丝绸、瓷器的销售,促进阿拉伯丝织、制瓷工艺的提高;我国绘画艺术推动阿拉伯金银器皿、陶瓷制品的图案设计;我国重要医书和切脉术影响阿拉伯医学,阿拉伯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我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后成为欧洲近代化学的先驱。因而阿拉伯成为我国文化西传的桥梁。

  到了宋朝,广州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国,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负责外贸工作。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规定:外舶在我国沿海遇风沉船,由地方官拯救;若船主失踪,货物由亲属召保认领,他人不得偷盗冒取。这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海难拯救的规定,为外舶前来我国贸易提供了安全保障措施。由于宋朝在国际海运方面享有盛誉,外商多乘我国海船前来广州,在广州蕃坊居留的阿拉伯人比前增加。为我国外贸事业作出贡献的,宋朝予以奬励,曾任广州“蕃坊”蕃长的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人辛押陀罗,宋神宗赐给他白马一匹、鞍辔一副,宋神宗封他为归德将军。宋高宗时,久居广州的蒲晋授忠训郎、蒲延秀授承信郎。据岳飞之孙岳珂《桯史》记载:广州“蕃坊”中最富有的外商姓蒲。德国学者夏德认为:“蒲”乃阿拉伯常见人名Abu’的音译。至今广州仍有好些蒲姓人士.宋神宗时,在广州居留的阿拉伯人热情学习我国文化,常往州学听讲儒家经典。勿巡国使者请求另建校舍,招收外侨子弟。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广州设立“蕃学”,这有利于广州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我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在这时通过海上丝路先后传入印度、阿拉伯和欧洲。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广州从阿拉伯等地输入香料、药物数百种,有些药物品种还在广东移植。

  元朝广州和阿拉伯地区的交流继续发展。据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广州和现今的霍尔本兹、阿曼、南也门、卡伊斯岛、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140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交往。

  四、广州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广州和欧洲地区远隔重洋,在航海事业尚未发达的古代,只能间接交往。据范晔《后汉书·大秦国传》说:大秦(罗马帝国)“与安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又说:“其王(指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是说,安息人想垄断我国和大秦国之间的丝绸贸易,从中阻挠,使我国和大秦国不能直接交往。

  明朝初年,因倭寇在我国海域猖狂抢劫,同时元末盘踞江浙沿海岛屿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企图卷土重来,为此严禁私人出海,以防接济敌寇。其后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置市舶提举司,处理外贸事宜。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上述三处市舶司,但不等于完全禁止广州等地的对外贸易。明成组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上述三处市舶司。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2-1576年),因倭寇在我沿海地区烧杀掳掠,厉行海禁,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因而在这期间,广州成了我国南方对外联系的唯一港口。平定倭寇后,解除海禁。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诡称商船遇风,获准租借广州府香山县蚝境澳(今澳门)居留,此后大批西方商人、基督教士前来,传入欧洲的建筑、服饰、饮食、教育、医药、音乐、美术等,从而使澳门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基地.西方传教士在此学习我国语言文字,再转往内地传教;同时把我国传统文化介绍给欧洲。据法国传教士德恩(Joseph Dehergne,1903-1990年;中国姓名为荣振华)编印的《1552-1800年的中国耶稣会士名録》所载,来华耶稣会士就有九百多人,此外还有多名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汀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传教时,还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基督教牧师加内罗(D.M.Cameire)在澳门创办圣加札医院,这是我国境内第一间用欧洲医学治病的医院。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Ruggieri)在澳门创办圣保罗书院(其遗址即大三巴),除开设宗教课外,还讲授我国语文、礼仪、天文、地理、哲学、数学、医学、音乐等知识,是我国境内笫一所欧洲式的大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Ricci)把我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是把中华文化介绍给欧洲,并把欧洲介绍给我国的第一位学者,从而引发一场中学西传的热潮。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Trigunlt)和22位耶稣会士携带西欧著作七千多部来到澳门,主要是自然科学作品,其中有一部分运往北京。到了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把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至此,耶稣会士已把我国儒家的主要经典介绍给欧洲。

  清朝初年,因郑成功、张煌言在东南沿海进行反清活动,清世祖顺治十八年至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61-1683年)实行海禁,但广州府属下的澳门有大批外侨居留,不便内迁,故仍保持对外联系。所以广州在我国历史上,两次“海禁”期间,一直对外开放,从未“闭关锁国”。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Semedo)编写《中国通史》,向欧洲人介绍我国历史与文化。好些欧洲来华传教士陆续翻译、研究我国古籍和历史,还把我国当前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回欧洲,互相通信研究中国问题,并大量搜集我国典籍带回欧洲。例如: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Couplet)返回罗马,带走在华传教士著作四百多册,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Bouvel)回国,把我国图书三百卷送给法王路易十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H·M·Premave)把我国典籍数千卷寄给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傅尔蒙皇室文库。上述活动,主要由广州府属下澳门的海船运往欧洲。

  清高宗干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国纽约的《中国皇后号》商船,越过大西洋,按照海上丝路的航线第一次来到广州。干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1784-1839年)的55年内,美国来广州的商船竟达1040艘之多,可见这一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我国传统文化在欧美引起广泛注意,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有良好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z)高度赞美我国;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Voltaire)颂扬孔子的“仁政”观点,十分欣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用以反对当时欧洲的神权统治和残暴的君主独裁。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者魁奈(F·Qusenay)非常称赞我国的重农学说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以致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与此同时,广州积极吸收欧美文化,医药方面:康熙皇帝在澳门聘请一批精通医学的传教士担任御医,颇为重用;清仁宗嘉庆十年(1805年),葡萄牙医生戈梅斯(D·Comes)在澳门推广欧洲接种牛痘的方法。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P·Parker)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开设眼科医局(博济医院前身)。报刊方面:道光二年(1822年),基督教多明我会在澳门出版《蜜蜂华报》,这是我国境内第一份报纸。建筑方面: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法国普行善会开始在广州一德路兴建圣心大教堂,这是我国最大的哥特式石结构建筑物。此外,广州还吸收欧美的教育、音乐、美术、工业生产和武器制造方法。

  广州在长期对外交往中,引进不少作物品种,如粮食、蔬菜、水果、药材、花卉、经济作物等品种,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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