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能在此和大家讲讲自然地理学的相关问题。我这里主要是作为一个老学友，和大家交流一下多年来我个人学习、研究自然地理学一点感想和体会，希望大家能与我一起分享下面要讲的一些知识和概念。

　　这里我拟和大家漫谈四个问题：

　　1）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

　　2）自然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特色与优势；

　　3）地球系统科学与自然地理学；

　　4）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是在四十九年前（1956年），和你们一样，在现在这样的季节和时候，步入中山大学学习地理的。

　　我们当时来此读书的同学，也像你们一样，来自全国各地和四面八方（主要是中南地区）。部分同学是志愿考来的，部分则是拉夫拉来的。但不论何种方式来的同学，当初其实都对地理学不甚瞭解。因此开始时，有人还闹过专业思想。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大家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东西，内容很丰富、很充实而且很有趣味，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地理或中学时所知的皮毛地理很不相同。于是情况有所变化，大家逐渐喜欢上了地理，到毕业时，许多人（包括曾闹过专业思想的同学）竟成了铁杆“地理佬”。毕业后，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从事地理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认为你们将来也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过程?我认为，这应与地理学的重要作用及魅力有关。

　　这里我仅举最近看到的两个资料做例子：

　　一是2005年9月13日的《科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报导了“周立三院士诞辰95周年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学术座谈会”，其中讲到，周院士的研究报告的许多观点很快为中央领导接受和采纳，成为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重要科学依据，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本届中央提出的指导我国建设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研究报告如此重要，能为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呢?周立三何许人也?

　　周立三院士曾长期任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曾任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科学顾问组副组长、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立三原来是我们的老校友、老系友和老学长，他是中山大学地理系的第一届毕业生（29级）。自1989年以来，周立三领衔的国情分析小组共发表了8份国情报告，首次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视角，也就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国情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正是这些国情研究报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因而为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足见地理学确实很有魅力、很有作用。难怪很多外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地理学家非常羡慕，他们常常感叹：“你们竟然能在国家决策上说上话呀!”

　　另一条消息是，我在不久前，从《地理研究》第24卷第3期（2005）中，读到了刘燕华（自然地理学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等八位作者写的文章《关于开展中国综合区划研究若干问题的认识》，该文称即将开展的这项研究的目标是：“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请大家听听，这是好大的口气，多宏伟的目标啊!这简直像是在要替国家、为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规划和行动指南嘛。这不是一般人敢说的话，这也不是一般学科能做到的事情。然而地理学家却敢这样说，地理学却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不是魅力是什么?在此我要和同学们讲讲的是，该文的第二作者郑度院士，又是我们中大地理系的系友（54级），另一位作者杨勤业研究员也是我们的校友和系友（58级）。

　　为什么地理学有如此魅力能做这样的大事和发挥这样的作用呢?这应与其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有关。

　　因为地理科学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社会现象组成在一起的“地球表层”系统。这是一个多圈层（岩石圈、水圈、气圈、生物圈和人类圈）交汇的、复杂的巨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宏大的研究对象和实体，要想认识瞭解它，必须研究：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景观的形成与变化；②人为活动和人文景观的特征和发展；③人一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效应。这样，地理学便相应出现了三个主要分支学科：

　　1）自然地理学；

　　2）人文地理学；

　　3）建设地理学（或工程地理学）。

　　所以，地理学是一门包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

　　自然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的过程与演变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一门综合研究、认识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学科。它是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将地理学置于理科而不是文科的基础与依据。

　　自然地理学可分为综合自然地理学、部门自然地理学、区域自然地理学和专门自然地理学。

　　综合自然地理学是综合研究地球表层的自然环境及其界面过程（包括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与演变规律的学科；

　　部门自然地理学是分别研究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土  壤和生物的自然地理分支学科。因此分别有：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等。

　　区域自然地理是综合研究某个地域和行政区域自然环境的学科，如研究世界叫“世界自然地理”，研究中国叫“中国自然地理”，研究广东叫“广东自然地理”等。专门自然地理学是专门研究某个特征区域的特殊自然环境的自然地理分支学科。如我国西北高校或研究所专注研究的“青藏高原学”、“冻土与冰川学”、“风沙与沙漠学”与“黄土与黄土高原学”；东北高校与研究所专注研究的“沼泽泥炭学”；华中、华东、华南高校与研究所专注研究的“河流学”“湖泊学”、“红土与红色风化殻学”和“河口海岸学”等。我们中山大学雄踞珠江河口和绵长华南海岸交叉的位置，因此，我校的自然地理学专业开展“河口海岸学”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学习、掌握好自然地理学既容易又不容易。换句话说是，基础打好了就容易，基础不好便不容易。自然地理学的各种基础可用下图表示之。

　　自然地理学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就是善于和习惯于用综合的观点认识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所谓“优势”，就是在这方面我比人强，人不如我。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本来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要解决问题，不由人不最终走综合研究的道路，否则就要误入迷途。江西庐山的第四纪所谓的“古冰川”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最早（上世纪30代年）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在庐山这个我国东部海拔并不很高的山上发现了所谓的古冰川的侵蚀和堆积地形的遗迹，这曾轰动了全世界，并长期拥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可是要证明这里确曾发生过古冰川作用，还必须从古气候、古土壤和古植物等方面寻找依据，所以长期来李先生的这一见解在学术界受到质疑。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以施雅风院士为首的地理学家写出《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和未来》一书，用大量综合研究的成果，对庐山冰川论予以否定，为这一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划上了句号。所以，综合是一种境界，综合是一种智慧，综合是一种美。我国地理学界杰出的进行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黄秉维院士。黄先生也是我们中山大学地理系的校友和系友（30级），他是20世纪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他长期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他有许多关于综合研究的至理名言，如“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和“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再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等。1999年在中大地理系创办70周年庆典之际，他写来贺信指出：“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又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是“地理学最基本的方法”，掌握了它，我们便可与世“相谐并进，左右逢源”。

　　在1987年，国际上出现了一个“地球系统科学”的名词。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报告，提出“地球系统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长远战略的科学基础”。

　　“地球系统”和“地球系统科学”是怎么回事呢?“地球系统科学”是近20年来，因人类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危机和问题后，提出的综合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简称“全球变化”），而产生的科学思想和基础理论学科。

　　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有以下特点：①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即“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其中特别重视多圈层（岩石圈、气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间界面上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②重视人类活动与作用对地球系统变化的影响；③着重对未来50~100年内的变化进行预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④多学科交叉，走综合集成研究的道路。

　　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一经提出，便风靡全球，随即出现了许多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科学计划。著名的有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IHD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和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等。

　　我国各类科学家积极参与到这一研究大潮中来。一个有趣的提法是：大气科学家在“下沉”，地质学家在“上冒”。这“下沉”与“上冒”，都是想集中到“地球表层”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大概是这里最重要且“油水”较足吧。然而，这个“地球表层”或“地球表层系统”的主要研究者和学科应是谁?应该主要是地理学家和地理学!

　　黄秉维院士即曾有这样的提法：一方面他提醒大家注意，“不宜将地球系统科学与地理学混为一谈”；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所谓的地球系统科学，事实上就是全球规模的自然地理学”（见：《林超地理学论文选》序）。前者我理解是，由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问题，较之过去地理学一般涉及的范围更加宽广、具体和深刻，我们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新问题。而后者又确因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区域、内容和方法与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十分相似和基本一致。可见地球系统科学的提出为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机遇——为地理学家特别是自然地理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阔舞台，给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机会；

　　挑战——我们应该在地球系统科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实践中，努力地锻炼、改造、发展和提高自己。

　　所以我认为，学习自然地理学是重要的。同学们把自然地理学好了，用处很大。有自然地理这个基础，你们将来能为国家做大事、出大力。

　　中山大学地理系是1929年按德国模式创办的，前两届系主任都是德国教授。它当时是国内第一间放在理科的地理系，并一向以自然地理学为特色，被誉为“中国地理科学中自然地理学的起源地”（曾昭璇，1994）。1952年正式开办自然地理专业，“文革”前培养的学生，出了四位院士，前面提到了三位，还有一位是领导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达30年之久的、我国著名的古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周廷儒教授，他也是我校地理系的首届（29级）毕业生。我这里有本有名的书叫《现代自然地理》，是北京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研究室的众多学者根据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编写的面向研究生的一本反映自然地理新成就、新方向和学科前沿与国际热点的优秀教科书，共十九章，有21位作者，其中有7位作者（占1/3）是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的。由此可见，中山大学的自然地理学，过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当然，现在不能和过去相比了。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成立环境系（现环境学院）时，将我系的自然地理专业包括教师、学生和实验室几乎是一锅端地分了出去。后来好不容易另起炉灶，加以恢复，这就是现在的地理专业。这个以自然地理学为主要培养方向的专业又办了十届。虽然其总体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的优良传统犹存，课程安排仍很强调打好基础，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科学研究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综观国内地理学的发展趋势，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不少单位和学校，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与研究（包括野外功夫和实验技术）在削弱或呈萎缩状态；而人文地理在疯长。这可能与某种实际需要和形势逼迫有关。不过我认为，自然地理学是地理学之存在于自然科学并归属于理科的依据，不可随意将之闲置或抹煞掉；当今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应加强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当然，现代自然地理学研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与人文地理一刀两断，而应与之相结合，但切不可使自然地理研究人文化，别的什么化了自身就不存在了。同样，人文地理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自然地理（近年有人文地理学的要人鼓吹人文地理学应“回归人文科学主流”，有的则主张人文地理学主要应与社会学相结合。这都似乎是试图挑战现行地理学体制（归属于自然科学）及动摇人—地关系研究基础或否定人文地理学主要应与自然地理学相结合的一种思想倾向，颇值得人们玩味及注意。）。1995年我在贵阳开会时，曾问过著名的自然地理学家和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开拓人之一、北京大学的陈传康教授（当时为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搞的旅游地理与人文地理学者搞的是否不同?”他回答说：“当然不同!他们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言下之意，他搞的是既沾天又沾地的。这所谓的“沾地”，我理解，应当是指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中山大学的自然地理学现在正处在艰难环境中，但我相信它还是能振兴的，只要大家都真正重视它的话。既然中山大学地理系曾经是国内的第一间放在理科的地理系，那么，未来我们的地理学院大概不至于会变成国内的第一间放在文科的地理学院吧。

　　这是作者于2005年10月18日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一年级学生上课时的讲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