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丹东市东沟前阳洞遗址

　　东沟前阳洞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前阳乡自家堡采石场的一个山洞。地理座标：东经124°12'，北纬40°58'。前阳洞遗址所在的东山城子山适置于辽东丘陵山地和沿海平原的交界处，海拔159.1米，洞穴标高89.83米。洞口朝南偏西300。整个洞穴由一个大洞和一些支洞以及大量裂隙组成。

　　前阳洞遗址前面是一片开阔阶地，在修水库前是一条沟谷间的古河道，河水从洞前山脚下不远的地方流过，现在是山城子水库。洞穴遗址的西邻和北邻部分是丘陵区，现在已修建为铁甲水库。南邻则为宽阔的平原，一直连到黄海之滨。所以说这里的生态环境相当优越，植被茂盛，水源充沛，林木丛生，野生资源丰富，是一处适于远古人类生活的良好环境。

　　982年2月在开山采石作业过程中，偶然获得一个属于人类的头盖骨化石后，同年5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丹东市文化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洞穴进行为期18天的试掘，从洞穴堆积层中又发现了人类化石，共有下颌骨一个，上面带有若干颗牙齿，还有股骨1段，腓骨1段，以及6颗单个牙齿。同时还发现少许石制品，用火遗迹和相当数量的动物化石。

　　丹东前阳洞遗址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它出土的文化遗物丰富，更重要的是这里发现了一个本来相当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及六颗牙齿。而这些材料对研究我国人类的辐射十分重要。下面我们着重介绍这一成果。

　　1982年发现的人类化石主要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人类学者林一璞副研究员负责研究的。后来王连春(1985)、傅仁义(1996)等在发表的文章中也分别加以论述。

　　①前阳人化石的形态描述和测量

　　前阳人化石包括两块较完整的顶骨、大部分额鳞和枕鳞，以及左颞骨的岩部、乳突和小部分颞鳞，但颅底及面骨全部缺损(本来是一完整的头颅，后被采石工人弄碎了)。它们的特征是：头盖骨的内外骨缝尚未愈合，头骨厚度不厚，其额骨、顶骨和枕骨骨壁厚度仅3～4毫米，表明死亡年龄较轻。颞骨乳突部较小，顶结节、额结节显着，骨表面光滑，肌脊附着处不明显，脑容量很小，由保留的头盖骨部分测量，长176毫米、宽145毫米，颅指数为145／176×100=82.9，属圆头形。圆头形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林一璞等认为可追溯到距今约1.1万年之前。脑膜中动脉压迹在颅内骨壁上清晰可见，且前枝显着大于后枝，明显具有晚期智人的典型特征。顶骨弦长120毫米，弧长136毫米，弦弧指数为120／136×100=88.2，均小于晚期智人中的资阳人(90.9)、丽江人、(90.8)柳江人(91.3)等的弦弧指数，而与现代人(89.7)的平均值更为接近(吴汝康，1959)。这说明前阳人的年代不会太早。前阳人下颌骨，除左侧上升枝肌突的尖端和关节外翻，翼肌粗隆不明显，骨表面较光滑，表明这标本很可能属于一女性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下颌骨上升枝最小宽度比较小，左侧仅为33毫米，和广州汉人58例平均数平均为33.7毫米非常接近，同时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依希德里斯卡)，这种资料与东北亚和北美洲土著居民，特别是爱斯基摩人相差甚远。如果与南亚的人类比较，则出现异常的相似。由此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偶然之故，不难设想丹东前阳人的渊源与其说是来自我们的华北地区或东北地区，倒不如说来自我国南方地区更有说明力。下来在牙齿结构上同样可以找到这种轨迹。

　　出自地层中的人类牙齿化石总计有6枚。包括附着在前述下颌骨上的左下犬齿，第二下前臼齿、第一下前臼齿和另一颗第一下臼齿，再加上在发掘时与动物化石一起出土的l枚磨损比较严重的下前臼齿，以及和头盖骨一起出土的l枚门齿。人所共知，人类下臼齿的齿尖数，有4个的，5个的，6个的直至7个的不等。有5个和6个齿尖者可视为原始型(格列哥里等，1926)。嚼面有4个尖的下臼齿，特别是下第一臼齿曾被确认(吞纳，1979)属于东南亚人种的齿学特征。嚼面有6个尖的下臼齿，则被格列哥里等(1926)确认其出现以现代大洋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占较大的比重。而前阳人的下臼齿正好具有6个齿尖，加上这些牙齿和头盖骨与更新世晚期的动物群共生，由此看来，前阳人似乎更比较接近于现代的澳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而他的生存时代可能比新石器时代稍早(林一璞等，1985)。

　　丹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出现，第一次在和朝鲜半岛毗邻的辽东半岛中国境内记录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迁徙的踪迹，同时，首次揭示了圆头形人类早在18000年前就在这一地区生存。

　　当然，亦有人认为前阳人的体质类型更接近中国华北人(傅仁义，1996)。

　　联系到本溪庙后山遗址出土的人牙化石特征(上述的)，可以看出，在辽东半岛上似乎存在着一条蒙古人种南亚亚种往北辐射的轨迹。

　　②前阳人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及其它文化遗物

　　前阳洞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很少，与人类化石共存的仅有2件(林一璞等，1985)。此外在洞穴周围又采集到3件。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鉴定，认为其中1件为小砍砸器，是由变质岩石块用单面加工方法制成；其余的都是两端石片，石料为白色脉石英。这种石制品在我国旧石器文化中很常见，加上数量太少难于看出其技术特点。

　　具有人工痕迹的骨片也有发现，不排除其中有些曾被使用过，详细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发掘者在洞穴堆积的第2和第3层中，也曾发现有零星的炭屑，不集中，量也少，很可能是从洞口附近被后来的流水搬运进来的。

　　和人类化石共生的动物化石种类不多，共有17个种属，都是可归入东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一猛犸象动物群。在此不多描述，待进行环境分析时再行叙述。其绝对年龄经14C测定为18620±320年(北京大学14C实验室，1985)。这结果与动物群显出的相对年代基本相符。

　　(十)吉林榆树县周家油坊遗址

　　1.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这个遗址包括好几个小地点，可以说是地点群，它们位于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村附近，松花江一条支流的河滩上。地理座标：东经12b°21'，北纬44°43'5"。整个遗址包括4个小地点。这个遗址是由东北工业学院地质系师生在1951年野外实习时首次发现的。1977年，孙建中等又在周家油坊及其附近再次发现3个含化石的旧石器地点。这样一来，周家油坊就成了新中国初期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含人类和动物化石的旧石器地点群。连同上述的四个地点，一共包括了七个地点了。这是继东北地区自发现哈尔滨顾乡屯遗址后又经20年之后才发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含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的旧石器文化遗址。

　　195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曾组织过一个野外工作队，到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北部，开展第四纪古人类和动物化石地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调查，工作队由裴文中先生领导。此次调查，在榆树县采集到大批动物化石，还从中发现了人类幼儿臼齿l枚及一些人工骨制品。这批标本，连同1951年出土的那批动物化石，后来成了1959年出版的《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志》一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1977年，孙建中等为了解决榆树周家油坊动物群的地层和时代及古人类活动踪迹等问题，组建了野外队，再一次在周家油坊附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发掘，找到了更多的化石点。

　　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丰硕的实物材料。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内，发现比较早的化石点和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工作，大多是由沙俄和日本的地质古生物学者发现和工作的。唯有吉林省榆树周家油坊村周围的7个地点是由我国的地质和考古学者发现和研究的。一直到1977年孙建中先生等的工作完成后，在地质地貌方面才有一个较准确的结论。

　　地形地貌的材料主要靠曾繁礽教授所提供的，而曾教授的材料估计是出自当时带领学生实习的彭方正先生之手。

　　2.文化遗物

　　①人类化石

　　1951年7月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师生在野外实习时，从周家油坊村前河滩上的四个地点中，不仅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在整理标本过程中又发现了人头骨破片化石2块和胫骨化石一根。加上1956年由斐文中先生带队的调查工作中，从周家油坊附近采集和征购到的化石中发现了一颗人类幼儿臼齿标本。另外，贾兰坡先生曾告知，他在吉林省博物馆的展出中见到过一对古人类的大腿骨，据说也是周家油坊的。

　　由于这批人类化石出土的层位不太明确，有人说出自砂质层与粘土层的交界处。也有人认为这些标本是经河水搬运过，早已是脱层的标本，所以其生存的地质时代和年龄都难以确定。加之含氟量实验报告中，周家油坊人化石的含氟量只有O.53％，而披毛犀和猛犸象化石的含氟量则分别为0.71％和1.48％，因此以“榆树人”命名这些人类化石(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1979)的成果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但是后来，孙建中(1983)又作了约50个含氟量分析，其情况是：①现代人畜骨骼含氟量是：0.02～O.14％；②前人分析的家犬和马的氟含量为O.13～0.26％；③此次分析的化石含氟量为0.26～1.21％；④前人分析的化石含氟量为0.73～1.84％。而榆树人氟含量为0.53％，是处于化石含氟量范围之中的。所以，又可以认为榆树人应属于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同时代的人类化石(见本书第8篇文章)。

　　②石制品

　　在1951—1956间周家油坊发现的人工打制石制品不多，因为材料太少，所以对于这些标本一直都未加以详细的研究。

　　3.1977年调查发掘的重大意义

　　榆树周家油坊的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和人工打制品的出土层位和年代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涉及到吉林地区松辽平原第四纪地层断代问题，以及在这一地区第四纪标准地层的建立问题，所以十分引人关注。孙建中等为解决此问题而与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队，进入周家油坊前河岸第1阶地和第Ⅱ阶地一带，再进一步清理。1951年发现的4个地点同时又发掘了一批新地点，从其中的第1地点和第4地点的晚更新世地层中，再次出土一批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制品，以及人工骨制品等。经20个14C和两个铀子系法年龄测定分别为距今7万-4万年，证明周家油坊及其附近确实存在着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层(孙建中等，1981)。

　　4.年代的确定

　　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地点群的年代，除了经1977年再次调查发掘，从明确地层中采样用14C方法进行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7-4万年，而且从伴随出土的古动物群的组成上也可以做出判断。如果从周明镇先生等编着的《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志》一书中所列举的36种动物化石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成员，均属于晚更新世在东北地区广泛分布的“披毛犀一猛犸象动物群”的组成成员。但此外也发现有少数古老成员，如三门马(Equus cf.sanmeniensis)、梅氏犀(Rhinoceros mercki Jaeger)、居氏大河狸(Trogontherium cf.cuvieri)等。这证明了在周家油坊附近，可能有更早一些的地层存在。不过从榆树动物群中的主要成员：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河套大角鹿(Megaceros ordosianus)、赤塔转角羚(Spiroceros kiakhtensis)、原始牛(Bos primigensis)、王氏水牛(Bubalus wansjocki)、最后鬣狗(Crocuta ultima)、猛犸象(Mammuthus primigenius)、野牛(Bison exiguns)可以看出，这个动物群和萨拉乌苏动物群非常接近。其生存时代相当，不会超过晚更新世，不会比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时代更早。如果与下面将要介绍的哈尔滨顾乡屯动物群相比较，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动物群。

　　至于在地表采集和购买来的动物化石，其时代的确定只能依据地层，而地层的判断就要依据其地形地貌和堆积成因而定。也不完全排除有些化石曾被水流搬运过，使不同地层的堆积物出现次生的堆积。因为我们发现采集和购买来的化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颜色、吸水性、比重、石化程度等等都不同，而磨圆度也有明显差别。甚至有些时代很晚的标本也混在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得靠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可能时进行年代的测试会说明我们排除错误的判断。不管怎么说，榆树动物群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动物群，他的发现将为研究东北松辽平原的古气候和古生态环境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证据。

　　孙建中1977所掘的化石主要出自第1，第4两个地点，其14C年龄都大于40000年，孢粉曲线与深海氧同位素曲线对比的结果，证明这是末次水期的早期，其下界在7～7.5万年，后来又收到了第4地点主要化石层位上的一个锾(230Th)年龄为59800±3300aBP，这就进一步为上述年代估计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化石的次生搬运现象也在第2地点得到了证实。在一个14C年龄为7380±100aBP的大树干旁有一个披毛犀腿骨化石其14C年龄为31800±910aBP，这说明树于是原生的，代表了全新世地层的年龄，披毛犀化石是从晚更新世的顾乡屯组搬远后再沉积的，是次生的化石，与地层时代不符(见本书第6篇文章P.179)。

　　(十一)吉林安图明月镇石门山洞穴遗址

　　1.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这个地点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明月镇东南2.5千米的石门山村附近。地理座标：东经128°55'35"，北纬43°5'17"。这个遗址是1963年末在开山采石过程中被发现的，从洞穴内首先被发现的是一批动物化石。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从地层中出土了一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更为重要的是在室内整理标本时，又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后被称为“安图人”。研究者认为，安图人材料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它不仅填补了智人化石在吉林境内分布的l空白，而且也为在吉林全省进一步寻找化石人类及其文化遗物提供线索和希望。

　　安图石门山洞穴人类化石地点，属于一处埋藏深度仅有1.3米的岩溶洞穴堆积类型。洞穴的基岩为下二迭纪庙岭组石灰岩，这地点其实由两个洞穴组成，出人牙化石的是大洞，里面还有一个地质面貌更为完整的小洞，两者互为补充就比较完整。大洞是在第1I级阶地的石灰岩中形成，海拔高为365米，洞穴南临布林哈通河，洞121朝南，高出河床25米。洞长1.43米，洞宽1.98米。小洞在大洞正西同一高程的9米处。这里也出土过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其种类和大洞出土的基本一样。都属于东北地区典型的猛犸象一披毛犀动物群的成员，其地层也大致相同，现以小洞的剖面为例，自下而上地介绍如下。

　　第4层，棕灰色含砾砂土层。内含土红色安山岩和深灰色砾石，直径约为6毫米。此层出土人类牙齿化石和少量野马和加拿大马鹿等化石。层厚11厘米。

　　第3层，灰黄色亚粘土层。内含有砾石，成分多为花岗岩，直径约4毫米，磨圆度中等；其次为石灰岩、石英岩等，均已被钙质胶结。此层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野马、东北野牛和马鹿等。其数量比较丰富。层厚6l厘米。

　　第2层，棕黄色亚粘土层。含砾石和花岗岩碎块等，均已被钙质胶结。含动物化石较多，如野马、东北野牛、狍子等。层厚52厘米。

　　第1层，棕绿色含砾砂土层，内含少量的野马等动物化石。层厚9厘米(姜鹏，1982)

　　2.文化遗物

　　①安图人牙齿化石

　　这颗牙齿是右下第l前臼齿(P1)，已经石化，保存完整。这颗牙齿的近中侧呈乳白色，远中侧为浅黄色，牙根为浅黄色，牙冠和咬合面有数条轻度的裂痕。从颊面观察，牙齿上宽下窄，近似梯形。牙冠近中边缘角比远中边缘角小。牙根较长，自近根尖部1／3处弯向远中侧，根尖部有轻度吸收。在根颈1／3处的舌侧有一粗糙面。牙体长20.0毫米，牙冠长6.9毫米，都分别小于现代人的20.9毫米和8.7毫米的男女平均值。牙冠宽7.1毫米，与现代人男女平均数一致；长宽指数为102.9，明显大于现代人男女平均数为81.6的标准。牙冠高4.0毫米，又小于8.6毫米的现代人的男女平均数；牙根长16.0毫米，更显着大于现代人男女平均为12.3毫米的水准。

　　这颗牙齿的咬合面釉质磨损较重，齿质已暴露，就中可以看出颊尖与舌尖大小几乎一致，其磨损程度相当于现代人的4级磨损度，估计可能属中年人的牙齿。

　　通过研究观察，研究人发现石门山洞穴安图人患有几种牙病：

　　A.龋齿病。因为在牙颈的舌侧有一暗灰色的浅窝，表面凹陷粗糙，与现代人的龋齿病十分相似。

　　B.牙周萎缩病。因为在牙齿舌侧和近远中牙颈部分以及部分根部表面呈现有凹陷的粗糙面。这种粗糙面可能是安图人生前牙龈缘与牙槽骨同时发生萎缩，使牙颈部长期暴露所致。所以导致牙周萎缩病。

　　c.根尖部轻度吸收。因为在安图人牙标本上可清楚见到牙根尖部有轻度的吸收，根尖孔较大。

　　安图人牙齿疾病的引起，原因可能有多种，可以估计到与当时的动物、植物、气候环境以及食用水质等条件有密切关系。深入研究将对瞭解原始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以及探讨古人类一些疾病的起因，病理和病史都有重要意义，有一定科学参考价值。

　　②安图人年代的确定

　　用牙齿出土同层位元的动物化石作样本。分别得到几组14C年龄资料。

　　A.真猛犸象肩胛骨测得的数据为距今26000±550年。

　　B.真猛犸象臼齿测得的数据为距今35400±9800年。

　　C.披毛犀臼齿测得的数据为距今28200±750年。

　　由此可见，安图人化石所处的绝对年代约为距今30000年，相当于晚更新世后期，与化石河套人相当接近，其文化分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十二)吉林省内其他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地点综述

　　在吉林省范围内，除了榆树周家油坊旧石器文化遗址群和安图明月镇石门山洞穴遗址人类牙齿化石具有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外，在其他地方亦有不少的发现。如长春市南郊红嘴子文化地点，白城青山头地点，桦甸市西北的寿山仙人洞文化地点，吉林市郊九站西山的文化地点，蛟河市拉法乡的新乡砖场文化地点和小石台子山仙人桥洞文化遗存，还有扶余市小窑屯出土的披毛犀骨架及汪清古生物化石点等。这些地点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虽然他们出土的文化遗物不多，但有些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如蛟河新乡砖场发现的那件较为典型的手斧，它是一件用黑色角叶岩为原料，以砾石为毛胚，采用锤击法直接加工而成的，是先后两面进行再修理其刃部而成的，器物两面大部分布满石片疤痕，只有一面的器身跟部和器身局部保留有砾石面，其余都是修理打片时留下的疤痕，最大的一块石片疤长8.8厘米，宽10厘米。综观这件石器，无论从形态上或者是加工方法上都符合手斧的制作规程，是一件较为典型的两面器。完全具备了手斧的特征。其大小长宽、厚分别为20厘米、10厘米和6.2厘米(陈全家等，1996)。加上蛟河新乡砖场出土的石制品，大多数以大的砾石为原料，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打片，然后进一步加工成砍斫器和手斧，都是大中型工具，这里不见刮削器。这套工具的特点与辽宁的庙后山和吉林抚松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相比，无论形态特征或者加工方法，修理技术等方面都十分相似，陈全家等(1996)认为，它们应该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但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我认为这可能由于在时间上存在早晚之别，所以被认为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是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可能是清楚的。起码这种文化类型传播的轨迹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新乡砖场出土的这一件手斧和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那件手斧，有较大的差别。首先是器形不同，仙人洞出土的手斧是两面都保留相当面积的砾石面，虽然加工方法也是用锤击法，但只局限于周边，而且采用交互打击法进行修理，刃缘呈锯齿状。这样一来显出其技术较蛟河新乡砖场出土的那件手斧的加工技术稍为落后，更为粗糙。吉林九站西山地点出土的那批小石器也很有研究价值，正如研究者陈全家等在研究报告中所说的，从东北地区旧石器地点和遗址的分布以及文化特征分析，可以大体看出，整个东北的东部山区主要分布有以大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部平原主要分布有以小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而西部草原则多见细石器文化遗存。这种旧石器文化分带现象，可能系由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资源配置特征所决定，(陈全家等，1996)。本人认为，这种观点颇有道理，但还要加上族群辐射的因素，例如以大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的主人，他们大都含有与一直使用大石器工具的族群有密切关系。同样，以小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中的主人，他们一样大多数和一直使用小石器工具的族群有密切关系。

　　当然，每个族群当他们到达—个新的环境时，为了适应生存，他们也要改变自己原来掌握的加工石器工具的技术，去生产一些适应于当时当地环境中所需要的生产工具，从而改变了原来本族群一直继承下来的传统技术，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研究时，发现一些文化地点中保存着很全面的技术系列，或出现一些具有“匼河一丁村系”和“周口店第l地点——峙峪系”两大系统都有的技术特点的石器工具。这很可能就是在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中所形成的结果。

　　(十三)黑龙江省哈尔滨顾乡屯旧石器文化地点群

　　哈尔滨顾乡屯旧石器文化地点群在全国早已闻名，之所以闻名，则因此地富产古生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早在1931年我国地质学家尹赞勋已在此发掘动物化石，其野外地点编号已有6个地点之多。

　　此外，帝国主义分子(日、俄)从1908年到：1946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日、俄两国在东北地区从中问划一条南北分界线，把北满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把南满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在帝国主义统治期间，他们不仅寻找和掠夺矿产和一切资源，同时也掠夺地下文物资源。参加过这一工作的日、俄学者相当多，比较著名的有包诺索夫(B.B.Ponosoff)、巴拉诺夫(M.B.Баланов)、阿聂尔特(Э.Э.Анерт)、马良夫金(А.Γ.Малявкин)、巴罗夫斯基(P.БаловскИЙ)、巴尔特列夫(Партлев)、托尔马乔夫(V.I.Tolmatchoff)、斯塔里科夫(B.C.Stalikoff)、马卡罗夫(B.C.Makaroff)、水野清一、赤掘英三、远藤隆次、德永重康、加纳金三郎等，这些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管主观和客观上都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但在调查和发掘中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客观上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我们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他们的行动效果，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损害则远远超过这些。这是顾乡屯地点群发现的历史背景。

　　1.顾乡屯的地理位置和地层与地貌

　　顾乡屯位于哈尔滨市西南部。地理座标：东经126°40＇，北纬45°50＇。其地形是东南地带的丘陵起伏缓慢变化较小；西南沿松花江地带，沼泽发育，杂草丛生。温泉河发源白家堡，在保府大院附近汇合了从东南流来的瓦盆窑川，绕过顾乡屯西北后，注入松花江。顾乡屯西南的局部地形，即温泉河两侧冲积河谷宽约120～130米，河床湿润，植被繁盛，这里的第四纪堆积物主要由第1和第Ⅱ两级阶地组成。阶地平面，略向河床倾斜，附近海拔125一140米，高出松花江水面10～25米。阶地以南地势较高，为宽阔平坦的河间平原。阶地以北的地貌则由松花江阶地至河漫滩再至河床地势渐低，其松散的堆积物即为顾乡屯组，被确认为属于第四纪晚更新世的河湖相沉积地层。顾乡屯化石点群的第四纪堆积，以第6地点即何家沟河谷的地质剖面比较具代表性，尹赞勋首次发掘时将其自下而上地划分为以下7层：第7层，现代耕作层。第6层，为黄色砂质土层。第5层，比第6层更细和颜色更深的含砂的深黄色土层。第4层，略含砂的淡黄色粘土层。第3层，含砂交错层和夹带扁卷螺(planorbis)的灰色粘土层。第2层，含黄砂、小扁豆角砾石、高岭土(kaolin)小球和骨化石的黑色粘土层。

　　～～～～剥蚀面～～～～～

　　第l层，灰色和有时呈淡褐色且致密坚硬的粘土层。

　　发掘者发现，在第1～2层之间沉积是不连续的地层中，曾经出现过一次沉积间断。而且第l层的层面也不是绝对平坦的，其间有许多小凹坑。表明早在动物化石沉积形成之前，很可能还有一些泥塘和池沼等水体存在(尹赞勋，1931)。

　　2.文化遗物

　　尹赞勋1931年对顾乡屯首次发掘中，发现了大批哺乳动物化石，而没有发现任何文化遗物，但后来在1931年～1938年期间，俄国学者包诺索夫等和日本学者德永和远滕等都有所发现，现把他们的发现列于下表(佟柱臣，1947)。在这批文化遗物中，包诺索夫采集到哪一件石制品是由石英岩打制而成的。器物长4.8厘米，宽3.5厘米。而托尔马乔夫等从顾乡屯第二冲沟的未被扰动过的地层内，发现了中型石核状刮削器1件，这是被公认的两件极具考古价值的人工打制石器标本(包诺索夫，1938)。除了石制品外，早在1933年和1934年，日本学者德永重康两次发掘顾乡屯时，已经出土过1件角器和11件牙器。其中有l件牙器在下端具有锋利的刃缘，一面上刻有连续的三条沟纹，沟深O.5厘米。器身长、宽、厚分别为9.8厘米、6.2厘米和2厘米。表面呈美丽的赤褐色，石化程度极深(德永重康等，1934)。还有1件杓状象牙器，刃部经刮削加工变得锋利，石化程度也很深。这些肯定是骨器。均属于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出土。从表中可以看出，这批打制石器和人工痕迹确定的骨、角、牙制品，还有人类用火遗迹木炭和烧骨等。其总数已在300件以上，由此已足以证明，顾乡屯附近及其周围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富含动物化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层。这个结论也为20世纪70、80年代后人所作的大量工作所证实。

　　总括起来，顾乡屯这个文化地点群经过1931年尹赞勋、1932年包诺索夫、1933—1934年德永重康和直良信夫，1937-1938年远藤隆次和石岛涉等，以及1954年热尔纳科夫、1958年斯米尔诺夫等人的连续多次发掘，从顾乡屯地带相继出土了许多化石和文化遗物。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裴文中(1956)，张镇洪(1977)和孙建中等(1964-1980)也先后多次来到顾乡屯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几乎每次都有重要的发现和收获，更进一步证实了顾乡屯组是一处富含哺乳动物化石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陈恩志，2004)。

　　3.年代的确定

　　哈尔滨顾乡屯的地质年代，许多地质学者已作了不少工作，基本已确定下来，认为是属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的堆积，而在地层中出土的动物群，不管外国人发现的或中国学者发现的都基本一致，其种属绝大多数是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具代表性的披毛犀——猛犸象的动物群。主要种类包括有真猛玛象(Mammuthus primigenius)、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yi)、洞熊(Ursus spalaeus)、披毛犀(Coelodomta antiquitatis)、马鹿(Elephas sp.)、中国大角鹿(Megaceros sinomegaceros)、野牛(Bison sp.)、原始牛(Bos primigenius)、狼(Canis lupus)、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ma)、赤塔转角羚(Spiriceros hiakhtensis)等等。虽然在采集过程中偶见三门马(Eqnus sanmeniensis)、梅氏犀(Dicerorhinns mercki)一些时代较早的种类，这仅说明在顾乡屯某个地方，可能有时代较早的地层存在，而并不说明顾乡屯本身的堆积有什么问题。因为个别的早期化石是处于脱层状态的。

　　日本人石岛涉(1938)在参加了远藤的第二次发掘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顾乡屯组中的化石是二次搬运的，温泉河组中的化石是三次搬远的。而否定了猛犸象一披毛犀动物群的地层意义，从而后来的许多人都认为顾乡屯组是全新世的地层，顾乡屯组中出土的石器只能是新石器时代的。从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直到1976年渖阳东北区域地层会议才算结束。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在顾乡屯半砬城子顾乡屯阶地面以下9米深度处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的骨架(热尔纳科夫，1958)，它充分证了这些化石是原生于顾乡屯组之中的，顾乡屯组的时代和顾乡屯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都属于晚更新世，其中发现的石器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了，后来的14C和热释光年龄测定都证明了这一点(见本书第5篇和第6篇文章)。

　　(十四)哈尔滨黄山旧石器文化地点群

　　1.地理位置及基本情况

　　这个地点群位于哈尔滨市东郊15公里处的黄山。地理座标；东经126°40＇，北纬45°50＇。这个地点群是于1937年由俄国学者马良夫金首次在大冲沟底部发现旧石器的，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燧石石片。后来陆续地发现了更为古老的文化遗物，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和骨尖状器。与这些器物伴出的还有许多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有褐熊、鬣狗、猛犸象、野马、野猪、赤鹿和原始牛等。1939—1945年间，马良夫金在大冲沟的不同地点，从沟头到沟口收集了许多在冲沟南壁自然剖面上部地层中暴露出来的石器，其中有以灰色燧石制成的长刮刀、两刃刮削器、硅质叶岩割成的盘状切割器、石核切割器、凿形刮削器、长条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等。但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大多是脱层的采集品，没有原生地层证据，更无经系统性的发掘。所以使黄山旧石器文化地点群的地质时代和文化性质一直以来都未能形成定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外国和中国学者，虽然多次继续对黄山一带进行调查和发掘，也有一些发现，直至1957年4月至1959年5月黑龙江省博物馆接连三次对黄山一带进行了田野考查。在着重发掘清理了属于细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北城遗址”和“南城遗址”的同时，还从大冲沟西部边缘上部，采集到12件人工打制石器，这批石制品不见与陶片共存。从制作工艺和石料选择上观察，都明显地早于北城细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被认为可能属于晚更新世末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赵善桐，1960)。

　　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地质古生物学者对黄山的地貌类型，第四纪沉积的成因和地层断代的研究大大加强，国内外学者，裴文中先生、孙建中先生、朱景湖先生、徐衍强先生、卫奇先生和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A.M.Smimov)等等对黄山的第四纪地质研究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取得了很大成果，时至今日，尽管仍有分歧，但已逐渐趋于一致。

　　2.文化遗物

　　哈尔滨黄山旧石器文化地点群，集中于黄山大西沟狭长的冲沟底部和出口处。多年来不断有所发现，先后从这里采集到30多件石器和石片标本，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原生地层，尽管如此，但有一些器物无论从形态上或者加工技术上都可以严格区分，证明它是属于旧石器文化遗物，由于它们的存在，对于黄山存在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要对黄山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加以总结就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材料不多，我们只能就着前人所得的材料而进行初步的归纳而已。

　　研究者认为，黄山出土的石制品有如下的文化特征：

　　第一、黄山的石器工具，都是在从石核上剥制石片的一个面上进行加工。

　　第二、从石核上打下石片仿佛采用了压制法，只有其中的一件刮削器，可能采用直接打击的石片修制而成。

　　第三、大部分工具的原形和短刮器相似，只是做了进一步的加工修整。

　　第四、修理工作都是在短刮器的刃部进行。

　　第五、第二步加工多采用压削法修整。

　　其实在黄山发现的石制品中并不是没有一件标本是出自明确层位中的。1964年孙建中先生在哈尔滨第一机砖厂总部面图中c—c'剖面地层中发现了一件石片。该石片是黑色玄武岩，长、宽、厚分别为3.9厘米、1.8厘米和0.6厘米。像一把小刀，形状不对称。由背面石片疤的相互切割关系显示出，它是在石核上用石锤敲击而成，台面有被修理过的痕迹。可称之为“修理台面石片”。这种石片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和该石片同层发现的真猛玛象，披毛犀、原始牛、野马等晚更新世的化石动物群来看，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化层内同时还发现了以云杉为主的孢粉组合，以及西伯利亚云杉、臭冷杉、兴安落叶松和桦等植物化石。这种耐寒的暗针叶林，如今是生于长白山1400～1800米的高度上，冰期到来时，它们被驱赶到平原上来，说明这一石片属于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当时取云杉样本测试，其HC年龄为30000±700年，而石片的层位元比云杉样本所在的层位元还要低，所以估计其年龄应在距今5万～6万的时间跨度中(孙建中，1983)。

　　此外，1938年，远藤隆次等人沿温泉河南北的发掘和1975年贾兰坡和卫奇自黄山地层中亦发现了少量的石制品，这些都属于有明确地层的标本。所以说，证据是有的，数量稍为少些，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迟早会有更多的发现。

　　(十五)呼玛县十八站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群

　　1.地理位置和地貌、地层

　　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群，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鄂伦春族乡十八站村西南，呼玛河东岸的第Ⅱ级阶地上。地理座标：东经125°19'59"-125°29'30"，北纬52°24'05"-52°25'11"-64)。此地一共发掘了四个地点，面积共140平方米，出土了1070件石制品，1979年夏进行了第2次发掘，出土石制品不多，只有石核2件，石器4件。这是迄今我国东北地区最北的一处旧石器地点群。这个地点群的文物，均出自呼玛河左岸第Ⅱ级基座阶地堆积剖面的第2和第3层中。地层划分如下：

　　全新世(Q4)

　　第1层，河漫滩冲积砂砾层。

　　晚更新世(Q3)

　　第2层，第1级阶地，包括含砾石的黄土状土，下部为砂砾层。

　　中更新世(Q2)

　　第3层，第Ⅱ级阶地，十八站组上部黑灰色粘土层。

　　第4层，第Ⅱ级阶地，十八站组下部的黄色砂砾层。

　　早更新世(Q1)

　　第5层，白土山组灰白色高岭土质砂砾层。

　　～～～～不整合～～～～

　　第6层，华力西期花岗岩基岩层(γ4)属于阶地基座。

　　魏正一等1981年对十八站地点发掘剖面的地层划分：(自上而下)

　　第l层，表土层。为灰黑色砂质粘土，内含夹砂素面陶片及细小石片和石叶等。

　　第2层，砂质粘土层。也出土有细小的石叶和石片等。

　　第3层，砾石层。出土有多种石核，石片和石器工具等。(主要文化层)

　　第4层，花岗岩、片麻岩风化层。

　　2.石制品的文化特征

　　两次发掘从四个地点地层中一共出土的石制品是1076件。原料多为当地的凝灰岩、燧石和流纹岩砾石等。器物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较大型的，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和石核，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由两面修理而成的半月形刮削器，以及用来剥落长石片或普通石片的石核和长石片；另一类是具有细石器传统的各式石制品，如船底形石核、细石叶、圆头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研究者认为，呼玛十八站船底形石核和半月形刮削器，与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出土的同类石器极为相似，同山西沁水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比较接近，可看成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中的产品。这批石制品从工具的类型和工艺都显示出与华北旧石器工业传统相一致的特征。由此可见其时代也是相同的。(陈恩志2004)

　　3.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发现的重要意义

　　研究者认为，呼玛十八站旧石器的发现，不但证明黑龙江流域与华北旧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根据东北亚和北美的一系列新发现，又为细石器传统在从我国华北起源后经东北向西伯利亚、北美洲传播过程中填补了一个缺环。(魏正一，1981)。

　　我认为，细石器文化层和较大石片石器文化层呈迭压关系，这为我们研究细石器代表的中石器文化与大石器代表的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意义十分重大。

　　比较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两次发掘均未发现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骨角器和用火遗迹。所以要十分准确地划分地层和断代尚感缺乏点东西，这是需要我们今后努力去寻找的。

　　(十六)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地理位置、地貌与地层

　　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人古营地文化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郊25公里的运粮河北岸，属松花江Ⅱ级残破阶地上。估计其位置在顾乡屯之西约十余公里并与顾乡屯处于同一地貌单元上。地理座标：东经126°18'，北纬45°36'。经过1982-1985年连续五次的试掘和正式发掘，开探坑46个，总面积1150平方米。

　　从相关的地质钻孔资料表明，哈尔滨以西及西南地带的第四系下伏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系嫩江组，其沉积层是由五个岩段组成，自下而上的顺序是：第1层为灰黑色泥叶岩夹薄层油叶岩层；第2层是灰黑色泥叶岩及粉砂岩；第3层为灰白色砂岩和粉砂岩层；第4层为灰绿色和棕红色泥岩层；第5层为灰绿色及灰白色砂岩和粉砂岩层。

　　从大范围上看，阎家岗遗址位于松辽平原的东部，西邻大型中生代松辽沉积盆地，东接张广才岭西南的剥蚀低丘陵区。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向松花江逐步缓倾。自第四纪以来，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纪物质，主要为晚更新世顾乡屯组的冲积砂质粘土及静水淤泥质砂层。具体地说，该遗址正处在松花江和运粮河之间的略为隆起的残破的第Ⅱ级阶地上。最高海拔146米，高出运粮河水位10米。运粮河由东南向西北穿越阎家岗，行至西端北折后注入松花江。遗址处于运粮河下游右侧岗地的南沿，遗址背靠岗地，面对小河，高阜向阳，渔猎方便。在发掘过程中，从表层和上部地层中早已发现许多人类活动遗迹和遗物，如陶片、灰坑、玛瑙质的细石器等等。迹象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就曾长期地在阎家岗一带从事采集、狩猎和渔猎，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创造了原始的文化和早期文明(陈恩志，2002)。

　　几次发掘后对地层的划分基本相同，稍有差异也不伤大碍，因为有个别地层因出露地层条件不同而被侵蚀掉。现把杨志军1984年所划分的地层作一代表来介绍。

　　这是东部区HY82TAl号探坑的地层剖面：(自上而下)

　　第6层，黑土层。厚度15-30厘米。

　　第5层，蒜瓣土层。层厚85-95厘米。

　　第4层，黄土状亚粘土层。含动物化石和人工石制品。厚度35-45厘米。

　　第3层，亚粘土层。含动物化石，且出土人类头骨碎片化石一块。层厚45-70厘米。

　　第2层，亚砂土层。厚度30-140厘米。

　　第l层，粉细砂层。未见底。仅发掘20厘米。

　　这么多的探坑中以HY84T4，HY84T3和HY84T5等号探坑收获最丰，由大量动物化石围筑而成的半圆形堆积遗存和大量其他动物化石及人工石制品共存都出于此坑。

　　1.文化遗物的文化特征

　　阎家岗旧石器时代狩猎人古营地遗址的全部出土物包括了人类头骨碎片化石l件，人工石制品9件，哺乳动物化石近3000件，人为兽骨化石堆积2处，以及人类居住过的古生活面一处和用火遗迹炭屑、烧骨等等。

　　①人头骨碎片化石

　　这件人头骨残片颜色灰黄，比较平直，也许由于长期受到沉积物的重力作用而产生变形。标本长、宽、厚分别为76毫米、43毫米和8毫米。经鉴定认为它属于右侧顶骨的后部分，靠近枕角区，保留有人字缝锯齿的一部分。残片表面因风化侵蚀而显得粗糙。从内侧观察，可见脑膜中动脉压迹，但数量不多，无法判断其分枝系统。不过仍可见血管较粗，分叉简单，特征较现代人原始。经吴新智、吴茂霖、张振标等位研究员的观察鉴定后确认头骨残片化石代表的个体是属于晚期智人的。黑龙江省文管会(1987)把它暂命名为“哈尔滨人”(Homo sapiens sapiens)。根据同层位元的动物化石14C年龄测定，其结果为距今22370±300年。此外，在附近松花江I级阶地上也采集到人类右侧顶骨残片，经吴新智院士鉴定，认为这块人类顶骨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石化，其脑膜中动脉压迹清晰可见，且前枝大于后枝，这是晚期智人动脉分支的重要特征。根据这顶骨的颞线不发达，冠状缝、人字脊都保留清晰的锯齿状，愈合不好，说明这顶骨可能属于一个15-16岁的未成年女性的。但由于脱层，又是在第1阶地上采集的，其年代就难于确定。所以把它和上述的那块头骨残片化石加以区别开来。

　　在阎家岗遗址附近(西端)与哈尔滨人化石产地不远的松花江第1级阶地上部地层，有猛玛象——披毛犀动物群的骨化石共生的地层中，又发现了一点人骨化石，由于地层靠上，研究者认为其时代亦应相对较晚，比上述的两块人头盖骨残片会更晚些，由于材料不多，结构特征不明显，难于描述而从简。但总结起来，这小批人类化石的发现，可以把古人类在黑龙江省的生存历史向前推进两万多年。而且为旧石器时代人类辐射的途径，以及向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迁移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客观证据。这是它们发现的重大意义。

　　②文化遗物

　　A石制品

　　阎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不多，计有1982年首次试掘时在东部区A社区第HY82TAl号探坑地层内发现2件石制品，同时于探坊附近又采集到1件加工精细的砍砸器；在1983年第二次正式发掘中，在HY83T3号探坑内出土石片2件和石核1件；在1984年度第三次正式发掘中，从HY84T4.号探坑兽骨化石围栏内的东南部，再发现一件加工痕迹清楚的石片刮削器。总共7件标本。

　　这批石制品的文化特征，由于材料太少，研究者认为不易总结，但有一些现象是可以看到的，因为遗址周围缺乏河流中的砾石层，附近又没有适合打制石器的岩石露头，阎家岗古营地只是一处狩猎人的临时宿营地，所以留下的石制品很少，烧骨和炭屑也相对较少。其次，这批石制品中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迹的成型石器更少，缺乏典型工具标本。唯一的1件砍砸器的修理工作也很简单；再次是小石片和单刃刮削器的打制技术和风格，与山西峙峪文化十分相似，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准。

　　B.骨角器

　　阎家岗遗址前后出土了三千多块兽骨化石，其中有126件标本能看见有人工砸击痕迹。研究者把这些标本先分成先民敲骨吸髓砸破的管状碎骨片和人类有意识打击的骨片两大类型。经过科学鉴定，从人类有意识打击的骨片这一类碎骨中遴选出了30件典型器物，其中包括骨尖状器17件、骨刮削器6件、角器4件和带单侧齿列的牛下颌骨3件。

　　这些骨、角器形状没定型，加工技术也无统一的规范，一般都是先从大型管状骨上用砸击或锤击的方法打下骨片或打出尖端，骨片根据其形状进一步修理成单刃或双刃的刮削器，带尖端的另一端仍保留有关节面者都被加工成尖状器，这类尖状器有9件之多。而被加工成刮削器的骨片中双刃的只有l件，器长22.5厘米，宽3.4厘米，器身平面略呈圭形，右上侧边缘锋利，劈裂面平滑宽阔，上有两个浅平的刮磨疤痕。顶端齐平，左右两边平直，下端较窄。左下部遗有从里向外打击的修理遗痕。另有5件单刃刮削器，平均长4.3～16.5厘米，宽2.2～3.6厘米。修理上没有比较固定的规则，大都根据骨片本身的形状而变，有在侧边修出刃部，也有在远端形成一弧形刃。

　　角器共4件。其中牛角器3件，平均残长20～25厘米。截面整齐且与角心长轴垂直，可能采用单侧下颌齿列割锯而成(黑龙江省文管会等，1987)。用鹿角做成器的只有l件，这件器物长22厘米，下端是角节部自然脱落面，主枝上端断口附近有多处利器砍斫沟痕，截面呈V字形。眉枝和第二枝均在根部折损。

　　阎家岗遗址此次出土的兽骨中有3件单侧的下颌体，上面附带着6枚臼齿，齿尖上可见磨损和折断现象。根据其与上述3件截面齐平的牛角尖共生的事实，研究者推测这种单侧牛齿列，可能曾被当成切割牛角的锯子使用(黑龙江省文管会等，1987)。

　　对此看法，本人觉得有不妥之处，虽然牛下颌骨上的牙齿是新月形的，新月形的齿尖在没有磨损前其齿尖确象锯齿状，但只要不是幼体，每颗牙齿的齿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只要有磨损其齿尖就不锋利，要用作锯齿来切割牛角似无可能。或许这个锯子的工具可能还有别的物质制造而成，只是由于我们迄今还未发现而已。

　　③阎家岗遗址兽骨围栏的性质和结构

　　在遗址整个发掘过程中，在HY83T3号探坑和HY83T4号探坑中发现了由大量兽骨迭垒堆积而成的园圈形的围栏结构。

　　HY83T3出现这种结构是在4米深的层面上，由500多块脊椎动物骨骼化石，密集而又有规则地排列堆积而成，呈一个半椭圆形围栏状遗存。此结构弧残长5米，骨骼迭垒的宽度为0.4～0.6米。从侧面看，边壁垂直而整齐，大致由四层骨骼迭置而成。个别部位具有轻微的倾斜角度。半椭圆形围栏的长轴为东——西方向，短轴为南——北方向，弧顶位于正北，朝南留有一个开口，正好面向运粮河。骨骼绝大多数分属于各种动物的头骨、脊椎骨、肩胛骨和长肢骨，几乎都是大、中型的哺乳类。根据对全部的骨骼进行鉴定后可知，这些大、中型的动物骨骼至少代表20个种属，其中有7头野牛、6匹野笃、1头大角鹿、1只狼以及羚羊的残破头骨等。这些动物虽然都是我国东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组合成分，但奇怪的是，却看不见猛玛象和披毛犀骨骼化石的踪影。有趣的是在进行动物年龄统计时发现，几乎全是幼年个体。这种现象表明它们都不是自然死亡的，外力作用没有这样分选能力，只能暗示更大的可能是人类进行狩猎的牺牲品，加之同时发现许多骨骼表面尚保留有人工敲砸、打击的痕迹。研究者同时发现，所有碎骨均为棱角分明，边刃锋利，磨园度没有。绝不见流水冲刷的痕迹。由此可见，骨骼这种分布绝非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

　　HY83T4号探坑中清理出的另一个用300多件兽骨迭垒堆积而成的半园形围栏遗存。这种结构出现在3.71米的淡黄色细砂层中。内径为3.1米至1米，缺口朝东。骨骼堆积大体上可分3层，下层的骨骼个体都比较粗大，这与HY83T3号探坑的围栏显着不同。另外不同的是，这个围栏中的兽骨多为残破的披毛犀头骨和肢骨，还有两个十分完整的幼年披毛犀个体的头骨整齐地被摆放在一起，还有猛玛象的门齿、臼齿等。全部兽骨经鉴定后表明，这里包括了5匹野马、3头野牛、2只猛玛象、9个披毛犀、4只鹿、1只最后斑鬣狗、1只狼和2只羚羊。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动物的年龄90％以上属于幼年个体的(章成，1986)。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原始人的狩猎能力还是停留在只能猎到少年个体，因为狩猎时容易被猎获的是幼年个体和老年个体。这个围栏的其他情况与H~83T3于围栏基本相同。

　　除了这两个围栏的发现外，在HY84T2于探坑内发现了一堆骨骼化石十分引人注意。有数百件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杂乱地堆在一起，骨骼的断裂经鉴定证明多数是人工砸击的。根据其位置和埋藏特点，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古代狩猎人的一个屠宰场。因为这个地点正好距HY84T4围栏有10米远，据有关民族学资料表明，爱斯基摩人在离住所10米的地方，设有猎物的屠宰场。男人们把猎物带重播在这个地方，由妇女们进行屠宰、肢解和分配，这两者十分相似。

　　在两个围栏内的地层中还清理出少量的炭屑和若干被火烧烤过的动物骨头。灰烬层如此薄，炭屑如此少，可能与遗址废弃后，被天然雨水冲走大部分灰烬和炭屑有关。这种现象也给人们一个印象，此居住遗址不像长期居住的场所，所以其他一些辅助设施均未发现。阎家岗遗址向南数十米就是运粮河河道，遗址适置垄岗南坡，正好背水向阳，对于古代狩猎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狩猎和临时居住场所，但因周围无大块基岩出露，连河滩上大点的河卵石也没有，要构建长久性的居住所显然条件不备，所以只能建筑临时季节性居所。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用乔木来建筑半穴式的住所，因为一个柱洞也未发现。这和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所也有关系。

　　④遗址的年代

　　阎家岗遗址的绝对地质年龄为距今22370±300年，这是从14C年龄测定出来的。如果从伴生动物群的组合上来看，阎家岗动物群可鉴定到种属的动物有27种，其中绝灭种有最后斑鬣狗、真猛玛象、松花江猛玛象、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和东北野牛等7种，占可鉴定种的25.9％。如果和顾乡屯动物群相比，非常接近。顾乡屯动物中绝灭种所占的比例为27.3％，稍高一些，而顾乡屯组下部动物群的时代14C测定结果为距今40000年前，因此说明阎家岗动物群的年代较顾乡屯动物群的年代晚些。所以反映出其遗址存在的年代也稍晚些，属于晚更新世晚期阶段，这和绝对年代是一致的。

　　⑤阎家岗古营地遗址发现的意义和作用

　　此遗址是一个古营地遗址，这类遗址不要说在东北，哪怕是全国发现也很少。另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已发现的史前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址或地点虽然多达40多处。史前化石人类包括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旧石器文化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但大多数属于小石器文化系统，属大石器文化系统的不多，属古营地遗址类型者则只有阎家岗一个。这是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而且以捕猎大型草食性动物为主的典型遗址。远的不说，就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年代上下差不多的，还有山西峙峪遗址和辽宁古龙山遗址(距今约22000年前)，这两个遗址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马骨化石，是一个以猎马为生的群体。而阎家岗遗址的主人狩猎物件稍广些，从数量上看，最多的是野牛，其次是野马和犀牛。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个哈尔滨人是一个猎牛的群体。相比之下，萨拉乌苏人则成了猎羊人。所以说，阎家岗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对于探讨更新世晚期人类迁徒辐射、狩猎方式和经济活动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何况露天古营地遗址的揭露，更为关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走出洞穴之后，为适应旷野生活如何构筑居址和如何进行生产活动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处宝贵的实例，意义十分重大(黑龙江省文管会等，1987)。

　　(十七)齐齐哈尔昂昂溪大兴屯旧石器遗址

　　1.地理位置和地层地貌

　　昂昂溪大兴屯旧石器地点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昂昂溪东南18公里处的大兴屯附近。地理座标：东径123°55'，北纬47°2'。

　　这个地点是一个老地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就被发现，是俄国人原中东铁路顾员卢卡什金(A.c IaJkashkin.1932)首先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含有旧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材料由当时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进行研究。后在1928年一1929年期间又连续发现6个地点，后来热烈兹涅科夫和包诺索夫等人相继来昂昂溪地区进行田野调查。1930年9月我国学者梁思永也曾前往昂昂溪进行调查和发掘，后来发表了《昂昂溪史前遗址》一文(梁思永，1932)。包诺索夫曾把哈尔滨黄山发现的石制品中那些凹底石镞、园头刮削器、尖状器、石叶、长石片和棱形石核等看成和昂昂溪新石器时代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谭英杰，1986)。1941年8月至1942年末，马卡洛夫也曾到昂昂溪附近进行踏查和采集标本。由此可见，昂昂溪史前遗址自1928被发现以来，“昂昂溪”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在中外考古学家的心目中，一直是被同细石器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后，斐文中曾在《中国石器时代》一书中，把昂昂溪细石器定为“龙江期”，作为细石器文化的最早阶段(斐文中，：1.963)。1981年，黑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队地质第一队的初本君和高振操，在昂昂溪东南大兴屯的晚更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制品，1982年6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和当时在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的张镇洪，以及黑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队的缪振棣、于海明、初本君、高振操等人组成野外队，再次在此作进一步的调查和试掘。同年秋天，由初本君和高操主持又作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正式发掘，终于搞清了遗址的地质构造和文化面貌，发现了富含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地层，从此开辟了昂昂溪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历程(陈恩志，2002)。

　　现根据1982年黄慰文等在遗址的北端、中部和西缘三个地方发掘了三个探坑的情况，把地层加以介绍。

　　第4层，黄色细砂层。为现代风成堆积，层厚0.2～1.5米。

　　第3层，黑色亚砂土层。全新世湖沼相堆积，层厚0.2～1米。

　　第2层，黄土状亚砂土层。晚更新世河湖相堆积，具垂直节理，含钙和锰结核及哺乳动物化石等，层厚0.5～1米。

　　第1层，黄色细砂夹灰绿色淤泥和亚粘土透镜体层。晚更新世河湖相沉积，可见厚度3米。根据邻区钻孔记录，这一层厚约8米，与下伏地层成超覆接触，上部出土有哺乳动物化石，打制石器以及人类用火遗迹灰烬和烧骨等(黄慰文等，1988)。

　　其实昂昂溪大兴屯一带是属于嫩江左岸第I级阶地，由于流水和风力的侵蚀作用，使已变成支离破碎的平顶垄岗地形。岗地之间则是河流和湖沼密布的洼地。阶地面海拔高度为157.2米，高出当地河床4～6米。

　　2.文化遗物

　　①石制品

　　昂昂溪大兴屯的石制品来源于1982年和1986年两次发掘。首次发掘一共出土了68件石制品，其中包括石核8件、石片41件、石器工具类19件。均产于三个探坑内的同一层位中。制作原料以玉髓、玛瑙和燧石为主，还有少数属于火成岩和石英岩的，均取材于附近河流的砾石层中。

　　1986年第2次发掘，从1982年发掘地点附近发现的两个动物化石和石器地点中又获得60件石制品，其中包括7件石核(含4件残块)、44件石片、3件石叶和6件石器。原材料以燧石为主，也有少量的火成岩和石英(高星，1988)。

　　②石制品的分类和技术特点

　　A.石片。1982年首次发掘出土的4l件石片中，可分为锤击石片39件、砸击两端石片2件。其中又可细分出一类叫打击台面石片。

　　B.8件石核中可分为锤击石核5件，砸击石核2件，还有l件可能属于间接打制的细石核。锤击石核又可分为自然台面和打制台面两类，后者较多，而砸击石核的两端有经反复砸击的痕迹，两面布满了石片疤痕(黄慰文等，1984.)。

　　c.石器。按功能石器可分为砍斫器(1件)、刮削器(9件)，内又可分为单边刮削器、双边刮削器、复刃刮削器、琢背刮削器、端刃刮削器和吻状刮削器等多种类型，一般都以石片经第二步加工修制而成。

　　单边刃刮削器最大特征是具有一个修理而成的或直或凹或凸的刃缘。

　　双边刃刮削器最典型特征是具有两个大致平行的直刃，系由背面向破裂面加工而成。

　　复刃刮削器最突出的特征是用砸击法进行第二步加工，连续修理出4个刃。

　　琢背刮削器最显着的特征是由破裂面向背面将石片左侧及下半部加工成凹刃，上半部用交互打击法稍作修理。右侧本来较厚，又经过陡直加工法由背面向破裂面作细致修理而成。

　　端刃刮削器最明显的特征是两侧均有细致的修理疤痕，但修理工作主要在远端。

　　吻状刮削器其特点是在石片远端精修出一个呈吻状突出的刃。

　　D.在首次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雕刻器，一共有9件之多，一般以石片和石叶制成。按形态结构又可分成截顶雕刻器、修边雕刻器、双面雕刻器、双刃雕刻器和雕刻——刮削器五种(黄慰文，1984)。

　　上述的石制品是1982年首次发掘时出土的。下面介绍的是1986年夏天第2次发掘时出土的石制品。全部共60件，内可分石片、石核和石器等。

　　A.44件石片中可分为锤击石片(19件)、砸击石片8件和17件残片标本。这两类石片的特征基本上和第1次发掘时的石片相同。

　　B.此外，60件标本中还有3件是石叶，这类石制品在首次发掘中未提及，在此我们稍为多介绍几句，它们共同特点是台面均很小，近于线状。台面背缘可见细小的修疤(高星，1988)。

　　c.石核在这批石制品中占7件，内中还有4件残块，实质上完整的只有3块。其特征是单台面，形状不规整，台面是自然台面，打击点较清楚，半锥体阴痕明显。其中有两件上有清淅的同心波纹。余下的1件标本，这件标本台面63。，石片疤大小仅为0.9×1.7平方厘米，似乎未能打下可用的石片。在台面的左侧和左侧边的上部也有粗糙的打击痕迹，并相交成短尖刃，其打击方向与原工作面呈900角。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想加工成器物还未完成，在分类上带来一定困难(高星，1988)。

　　D.石器在.1986年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6件，内中可分成刮削器(5件)和尖状器(1件)。刮削器中又可分为凸刃刮削器、直——凸刃刮削器和园头刮削器，它们的特征介绍如下：

　　凸刃刮削器。只有1件，是将石叶的原端截断，再将左侧边加工成凸弧状的刃缘。主要向破裂面加工，只在近台面处转向背面加工，同时右侧边就有局部加工的痕迹。刃缘平齐，修疤细小，可能用压制法修理而成。

　　直——凸刃刮削器。是以石片为毛坯经第二步加工而成。这种可能是一复合工具。

　　园头刮削器。这是一件长身园头刮削器工具类型。是将一长石片的远端向背面精修成刃，刃缘匀称，呈半园形，刃口较锐，刃角600(高星，1988)。

　　E.尖状器。仅l件，是以石叶加工而成。修理工作只见于石叶的远端，主要向背面加工，劈裂面上就有浅平细小的修疤。两侧刃相交成一个短的尖刃。这个尖状器早在海拉尔中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过，被称为“细石叶尖状器”(安志敏，1978)。下川遗址亦有类似的器形，被称之为“微型尖状器”(王建等，1978；高星，1988)。

　　③骨制品

　　在1986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一件人工痕迹清楚的骨制品。在一件长12.8厘米，宽2.6厘米的骨片上，一侧凹状劈裂，另一侧较平直，在刃状边缘上显示了5～6处向内壁和外壁剥片的痕迹，是一件人工痕迹清楚的骨制品。

　　3.昂昂溪大兴屯旧石器工业的特征

　　综上所述，昂昂溪大兴屯遗址的石器工业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原料以玉髓、玛瑙和燧石质砾石为主，火成岩和石英砂岩偶见。

　　第二，打片主要用锤击法，也用砸击法，打制台面和自然台面同时并用，前者居多。修理台面石片鲜见。石片细小，其中石叶占较大比重。细石核的存在表明文化主人当时已经采用间接法剥片。

　　第三，石器分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砍斫器只见1件，刮削器和雕刻器形制多样，反映了工具功能的“专门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准。

　　第四，绝大多数石器以石片制成。加工多用锤击法，也用砸击法。由于存在刃缘平齐，修理疤痕平远和排列整齐的石器，表明加工中也可能使用过压制法。

　　第五，石制品尺寸小，一些已接近典型的细石器。截断石叶和修理根部(Base)石器的发现，表明已经具备制造镶嵌性工具的工艺和技能(黄慰文，1984)。

　　4．昂昂溪大兴屯1日石器与周边和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在东北地区和昂昂溪文化同期的材料不多，比较靠近的，可能只有顾乡屯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有一些可以加以比较，此外，还有呼玛十八站遗址发现的那批石制品亦可以加以比较，往南到了辽宁地区，大凌河西八间房遗址出土的石器可能有可比之处，余者就不多了。

　　到了华北地区，很明显昂昂溪大兴屯旧石器文化和华北细小石器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细小石器传统始于距今1130万年的小长梁、东谷坨文化，直到距今70～20万年的北京直立人文化，这个传统在工艺上日趋成熟，出现了一批非常精致的石器产品。到旧石器中期，它的分布范围越出关外而到了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到旧石器晚期，连西南的四川和贵州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影响。地处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省也不例外，昂昂溪就是一例子。在工艺上华北细小石器传统以直接打击法为主，但到了旧石器晚期，出现了一批以间接法为主的工具类型。如山西的下川(距今23000～16000年)、薜关(距今13550±150年)和河北的虎头梁(距今11000±210年)等等。昂昂溪的直接打制产品与华北细小石器传统的共同之处很多，不但两者的打片和修理技术基本一致，工具类型也大致相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作为北京直立人石器工业重要特色之一的砸击法，在昂昂溪同样存在。在昂昂溪石器产品中，占显着地位的截断石叶也可以在华北的水洞沟、峙峪、小南海、下川和薛关等文化遗存中找到先例。当然，昂昂溪旧石器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雕刻器的形式之多在华北已知道的地点中尚不多见。

　　总之，昂昂溪文化与华北细小石器传统的密切关系是很清楚的，它是细小石器传统向东北地区北部的延伸，不仅为研究华北与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且对认识中国与亚洲东北部包括日本列岛和北美地区远古文化的交流历史，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黄慰文等，1984)。

　　(十八)其它地点的综合介绍

　　在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东北地区迄今具有旧石器时代各个不同阶段代表性的遗址，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遗址，尤其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是很有意义的，五常县龙风山乡学田村旧石器文化遗存，出土了人类左侧胫骨和顶骨碎片化石、少量的打制石器(3件)和骨器，地质时代属于晚更新世晚期。14C年龄为24500±400年。

　　嫩江讷河市清和屯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了一小批石制品。其中包括3件石核、7件石器(内分3件砍砸器和4件刮削器)。这批石制品具有细小石器系统的特征，还兼有细石器中一些技术风格(有船底形石核)，还有砍砸器(2件)，毛坯均为角砾岩块。石锤只有2件，形体近似球状。雕刻器仅1件，比昂昂溪遗址出土少得多。其地质年龄测定为距今21000—8000年之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于汇历，1988)。这批石制品的发现为研究细小石器系统往北辐射又增加了一批实物证据，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含人类和动物化石的旧石器文化遗存。由于争议较大，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发现更多的文化遗物，才能最后确定。所以在此就不作介绍了。但根据众人的研究结论来看，加大力度对扎赉诺尔遗址及其文化性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众所周知，一切生物的起源和生存都离不开水，人类也一样，没有水就没有人类的诞生，没有人类的诞生就没有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都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被发现的文化遗址，包括人类化石地点，不管是洞穴遗址或是阶地遗址，绝大多数都是靠近大小河流或者离河流湖泊很近。世界闻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就在周口店河旁边；陕西兰田人遗址也在灞河河畔；云南元谋人遗址在龙川江的支流小河河畔；广东马坝人遗址在北江支流马坝河河畔；广西柳江人遗址在柳江河河畔。

　　在东北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地点也不例外，比较重要的辽宁省本溪县庙后山遗址就在太子河支流汤河畔；营口市大石桥金牛山遗址离辽河很近，仅数里之遥；辽宁朝阳市喀左鸽子洞遗址就在大凌河边，在河边高出水面约20多米的石灰岩溶洞中；辽宁海城县小孤山仙人洞遗址也在海城河上游东岸的青云山下，河水就在洞穴前不到10米的地方流过。丹东东沟前阳人遗址在山城子水库旁边一条古河道边；朝阳西八间房遗址座落在大凌河边的Ⅰ级阶地上。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旧石器地点群分布在松花江小支流秀水河岸边；安图明月镇石门山洞穴遗址处在布林哈通河畔Ⅱ级阶地上；白城前郭县查干泡青山头人类化石点正在查干泡(湖泊)岸边上。吉林蛟河市仙人桥洞、拉法乡、新乡砖厂三个旧石器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松花湖支流拉法河的阶地上。世界上有名的黑龙江省哈尔滨顾乡屯旧石器地点群，都分布在松花江Ⅱ级阶地上；哈尔滨黄山大西沟遗址离松花江支流阿什河畔不远。呼玛县十八站旧石器地点群，分布在黑龙江支流呼玛河东岸的Ⅱ级阶地上，合江饶河县小南山旧石器文化遗址位于乌苏里江支流大带河河畔。漠河老沟旧石器地点位于黑龙江支流老沟河南岸Ⅰ——Ⅱ阶地之间。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位于哈尔滨西南运粮河北岸，此处属于松花江Ⅱ级阶地；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位于嫩江左岸Ⅰ级阶地上；嫩江讷河市清河屯遗址，处于讷谟尔河和清河交汇处，它们都是嫩江上游的支流。

　　从上所述，充分表明人类在其整个演化过程中都是离不开水，都是傍水而居，不管早、中期以洞穴为居也好或后来从洞穴中走出来扩大到坡地或平原区的生活时期也好，他们都不能离水太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人类发明了可以盛水的大型陶器时为止，不然离开水源远一些都相当困难，这就局限了人类辐射的范围。因此，在一些长期乾涸的地方，要发现人类生活的踪迹是很困难的。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长期乾燥的地方，如大沙漠的分布范围内，要发现人类的生存遗址几乎是不可能的。如现在我国西北和中亚地区，有时能发现一些早期人类生存遗址的存在，皆因早在更新世早期，当新构造运动还未开始，喜马拉雅山山脉还未隆起，印度洋潮湿的空气能直接到达我国西北地方和中亚地区。那个时候，中亚和我国西北地方并不是像现在如此乾旱，沙漠的面积并不那么大，甚至还未形成。所以人类有机会在那里生活，留下了一些遗址。到了中更新世时期，地球新构造运动开始，喜马拉雅山山脉隆起，青藏高原形成，从此，印度洋的潮湿的空气难于直达中亚地区，这样中亚和我国西北地方就越来越乾燥，河流和湖泊的水流量越来越少，到最后变成了乾涸的古河道和荒漠，这种现象在我国内蒙古地区也能看到。1974年夏，我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贾兰坡院士一行到赤峰市东北部的昭乌达盟进行考古调查，到了巴林左旗的达拉湖畔，在湖边有一座王城城址，名叫鲁王城，我们到达时还可以看到鲁王城的残破建筑，断垣破瓦，宫殿的石柱和柱座都历历在目，但现在周边除了有几个蒙古包外，就再也无任何固定的建筑物了。据当地人的介绍，原来这里还是元代很有名的一处城廓，是一个通西北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千几百年的光景就变成将要被沙丘掩埋的城镇。我们相信，在元代的时候，这里肯定是很繁荣发达的，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回答是肯定和简单的，这是大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结果。人类辛辛苦苦创造的历史文化也随着大自然环境的变迁而付之东流。上述的情况在远古时期会不会出现?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一定会，而且情况更为严重。所以今天我们能发现的古人类给我们留下的遗物遗迹那么少，其最大的原因是大自然把古人类留下的遗物带走了，把遗迹抹掉了，留下的是极少的一部分。之所以今天我们不能那么轻易就发现古人类留下的文化遗物和遗迹，其原因就在此。古人类本身遗体化石则少之更少，非常珍贵。为此我们更应该去珍惜这些宝贵的遗产，更好地去研究他。通过这些珍贵的文化遗物去解读，人类社会可能出现各种历史事件和原因，使我们现代人更科学地和充分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从而借鉴到当今人类社会的现实中，起到一个古为今用的作用。

　　那么人们会问，在探讨古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除了充分研究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本身体质形态的特征外，其次就是要研究古人类双手创造的文化。人们通过对古人类创造的生产工具——石器、骨、角器和简单的木器外，更需要去研究这些生产工具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发展与其周边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又有何关系，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后，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一些现象，同时亦能更好地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在此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因素最为重要，而最能反映出生态环境变化的实物证据就数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动物群化石和植物群化石——孢粉化石谱。在我们的遗址发掘中经常获得的也是这些。当然除此之外，地形地貌的结构和文化层的岩性组合变化都能给我们提供有关生态环境变化的资讯，但这些资讯我们相信在孙建中教授撰写的松辽第四纪各章节中早已有充分的介绍。在此我介绍的只能是和人类生存直接有关的动、植物以及由它们反映出来的冷暖气候变化。

　　在东北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址仅局限于地球历史中的新生代第四纪这一阶段，而且不是整个第四纪都有，更新世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址乃是属于中更新世中、晚期的辽宁省本溪县庙后山人遗址和营口大石桥金牛山人遗址。这两个遗址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接着下来的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就只有辽宁省朝阳市喀左鸽子洞遗址。余下众多的东北三省广为分布的几十个文化遗址则都属于晚更新世阶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地点。

　　为了进一步瞭解环境和人类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把迄今在东北地区已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址在地域空间和时间空间分布上的特征稍加总结。

　　在地域空间上来讲，时代较早的人类文化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南部，而且靠近海边，而晚期的遗址则广为分布，一直到达松辽平原的北部地方，密度也很可观。另一方面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从本文前面的章节中可以明显的表现出来，石器工具属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细小石器传统者占大多数，属于“匼河——丁村系”大石器传统系列者则不多，仅有庙后山遗址、蛟河新乡砖埸遗址、抚松仙人洞和饶河小南山等少数几个地点。陈全家教授把文化特点、技术传统和分布地域等三方面结合起来讲，认为可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山区大，丘陵小，草原细”。我认为这说法十分恰当。这是形势所迫，有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什么样的动、植物，给予古人类什么样的生活资源。古人类需要获得何种生活资源，就要进行什么样的生产活动，而适应某种生产活动的石器工具或其他的相关工具就因此应运而生。古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甚至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才逐渐认识哪些工具可用，可以帮助他们战胜大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得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和防御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表面上能给予人们“山区大，丘陵小，草原细”的印象。这里也反映出一个自然景观和适应不同环境生物之间的一致性。众所周知，山区里大部分时候都是属森林性的生态环境，或是森林草甸型的生态环境，而适应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动物均为体形较大的林居性动物。植物方面，针叶、针落叶和属坚果类的植物较多，古人类要狩猎、采集，如果没有较大型的石器工具能有收获吗?所以大型的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手斧型的较大型工具就应运而生，这是很自然的。而在丘陵区生活的古人类，他们面对的自然环境是疏林灌木丛，间有较大面积的水域。水草丰盛，草食性动物和中小型动物大量存在，浆果很多，水生动物很丰富，人类生产活动所得，当然是需要一些加工肉类和浆果以及水生动物的具备刮、削功能为主的石器工具。少量的尖状器和砍砸器是少不得的，但都是中、小型的不是大型的。骨制品也同时出现，这都是适应生产所致。讲到草原区，这里和人类共生的动植物都是草原类型的，草食性动物为主，广谱性的肉食性动物豺、狼一类也常见，植物是耐乾旱的根块茎植物和禾本科植物为主，所以那一套加工精致，灵巧的适合于刮、割、削和钻功能的细石器工具就十分好用。这是长期实践，长期适应的结果。但不是有这种地形地貌的条件就行，这还得当时当地的气候条件，适合发展这种生态环境才行。现在我们不妨从下表中来看看，东北地区从中更新世时期一直到晚更新世时期是处于怎样的气候条件下就一清二楚了。

　　如果说得具体点，庙后山人主要生活在距今约30～14万年间，当时庙后山一带的生态环境是温和湿润，当时以松、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但此前则为云杉、冷杉挺拔生长的湿冷环境。而在庙后山遗址A洞上部堆积中，我们发现其时松、椴建群林发育，气候凉爽，湿度较大，这时已到了晚更新世晚期，由此明显地表现出来，环境的变化，引起植被的演替。气候变冷，东北植被区系南进；气候变暧，华北植被区系北进。

　　同样，庙后山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从组成上也能说明问题，如果按其生态特点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庙后山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分为以下5种组合类型：

　　A.森林性的组合类型

　　如食虫类中的翁氏麝鼩、缺齿鼹；灵长类的硕猕猴、啮齿类的林姬鼠、棕背鼠平鼠、豪猪；食肉类中的虎、豺、棕熊、貂、鼬、野猫；奇蹄类的犀牛；偶蹄类的香麝、水鹿、斑鹿、马鹿和野猪等。

　　B.草原式乾燥环境的组合类型

　　如兔形类中的达呼尔鼠兔；啮齿类中的旱獭、仓鼠、似布氏田鼠、鼢鼠；食肉类中的沙狐、鬣狗；奇蹄类中的三门马和野马；偶蹄类中的羚羊和青羊等。

　　C.栖息或活动于河湖沼泽附近的组合类型。

　　包括有啮齿类中的河狸、上头田鼠、黑鼠；食肉类中的中华貉、獾；偶蹄类中的肿骨鹿、更新獐和水牛等。

　　D.丛林或疏林草原性的组合类型

　　如野兔、猎豹、野猪、狍子等。

　　E.喜欢穴居和栖息于岩洞的组合类型

　　如麝鼹、柯氏鼠兔、蝙蝠、油蝠等。

　　还有一些广谱性的动物，如狼等，它在大多数的环境里都有出现。

　　从化石出土分层来看，庙后山遗址A洞第4层出土6种化石，其中栖息干森环境者3种，适于疏林草原生态环境者2种，仅有中华河狸1种是喜冷或喜水的。

　　出自第5层的有21种化石，其中栖息于森林环境的多达12种；生活在温暖潮湿环境中的有2种；喜水的动物也有2种；其余的几种则是生活在疏林草原地带的类型。其中还出现了相当多的喜热喜水的种类，如水牛、水鹿、以及一些现生种迄今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种属。如硕猕猴、长翼蝙蝠和油蝠。食肉类显着增加，啮齿类相当少。这反映了当时的气候已经逐渐变得温湿起来，甚至在某一阶段里变得相当炎热潮湿。

　　第6层共出土了19种化石，其中林栖的8种，习惯于草原环境者6种，喜水或习惯栖息于近水地方的有3种，其余的几种均栖息于山地或岩洞中。这层出土的化石种类适应于干凉草原生活的啮齿类和其他种类显着增加；食肉类则明显减少；在此层中下部地层内，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性种属，如中国鬣狗和最后斑鬣狗、肿骨鹿和赤鹿同时存在，说明了当时的气候已经由温暖湿润逐渐变成了凉爽乾燥的类型。

　　第7层共出土了30多种化石，其中林栖的14种，习惯生活在草原或乾燥环境的17种，还有适应于高山草地山羊和青羊，适应于荒漠环境的沙狐等。食肉类动物所剩无几，只残存有栖息于洞穴中的斑鬣狗和杂食性的洞熊。这一层与第6层之间的差别在于适应干凉环境的种类更多了，出现大量的北温带成分，而且所有动物化石全部是晚更新世时期的代表性种属。虽然其中也发现了少数几种喜暖喜水的种类，如王氏水牛和更新獐，但反映出当时的气候基调还是干凉的类型，甚至在某一阶段里还相当乾冷，以至出现荒漠景观。但后来有所缓和，并在某一阶段里气候有所回升，环境也变得较为湿润。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到晚更新世后一阶段。

　　第8层出土的动物化石很少，只有3种，都是现生种。可能属于临近冰后期的沉积地层。根据这一介绍和上述的孢粉反映的气候变化结果是一致的。

　　和庙后山基本同期的金牛山遗址，本来出土的文化遗物较之庙后山更为丰富，可惜的是，作为金牛山遗址最有代表性的A点，出现了地层上的不同时期堆积物的复合体，这给我们准确地划分地层的时代和不同时代动物群组合的划分增加了许多困难，容易造成错误。为此我们就不把金牛山遗址的情况再作更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东北地区迄今为止只发现了鸽子洞遗址一个，在这一阶段里，东北地区的气候环境又如何呢?虽然在表3-11中标明是属于乾冷的环境但我们不妨从出土的动物群组成上去分析一下是否一致。按已发表的材料看鸽子洞动物群一共有6目15科22种，后来在1975年第三次发掘后又增加了棕熊、拉氏豪猪和东北马鹿及水獭四个种，总共26个种。如果从生态特征上划分，主要可分为森林型和草原型(半草原)两种。大多数食肉类属于森林型；啮齿目、兔形目、奇蹄目和偶蹄目动物常栖息于乾旱或半沙漠草原区，其中无骆驼化石，表明这里附近没有大沙漠，但硕旱獭和水獭共存又说明了什么?前者表示半沙漠草原，后者和紧靠大凌河畔有关，加上有野马、野驴和野牛、羚羊，说明大环境上是比较乾燥的。同时还出现了披毛犀、岩羊、棕熊等种类，说明气候是冷的。因为这是冰缘指示动物。不过动物群里还没有出现猛玛象化石，所以此动物群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具有更多的属于华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动物群的特征。其寒冷的程度就不会达到松辽平原北部地方那么冷，不过据研究古气候的学者认为，在距今7万～5万前曾有一个寒冷期。统观起来，动物群所表示的生态环境和乾冷的气候是完全一致的。

　　东北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相当多，除了上面已谈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庙后山、金牛山和鸽子洞遗址外，其余的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阶段里，大自然正经历了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我国的大理冰期。距今4万年左右正是冰期一冷期的时候，过后才逐渐回暖，慢慢地进入冰后期。而处于这个时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其第3层(L3)，C4～C5灰烬样品热释光年龄测定结果正好是距今40000±3500年(李虎候，1985)，这个数字可以代表第3层下部或较低层的骨制品、装饰品的地质年龄(黄慰文，1986)。这和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的骨制品和装饰品绝大多数出自第2层(L2)至第3(L3)层的现象对上了号，找出了解释的原因，因为天气冷，古人类需要缝制毛皮作衣服，所以他们制造出了骨针、骨锥，这是环境所造成的。同样由于天气冷，海城河面上结了冰，原始人群为了捕鱼，只能破冰之后用骨鱼叉来渔猎，所以就创造了骨鱼叉这一工具。这样可以获得更多鱼类食物来补充因天气太冷而难于弥补上动物所带来的肉类供应不足的困难，这种生产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为古人类在适应大自然变化时而应运而生的结果。

　　当历史发展到距今1.8——1.7万年时，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这时全球气候正经历过最后一次冰期首个回暖期(距今2.8万年)后，进入又一次寒冷高峰期(距今1.8——1.7万年)的前夕，哈尔滨人创造了阎家岗文化。从阎家岗旧石器时代古营地遗址的结构和规模来看，那是一个可以容纳不止一个家族的聚落。根据研究者的推算，两个宿营地至少可以容纳13～17人，但以他们的猎获量推算，如果在上述的人群中减去了不能参加狩猎的妇女和小孩外，这个群体就没能力可以猎获如此多的猎物，而且这些猎物中大型和凶猛的种类也不少，所以他们推算，这个群体的狩猎者人数可多达20—30人之多。估计有些人不一定宿在这个营地里，在附近住宿也说不定，只不过我们还未发现他们的住宿处而已。从狩猎能力来看，阎家岗遗址的主人，他们手中掌握的工具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石器工具，一种是就地取材的木器。石器工具出土并不多，只有9件，加工技术也不高，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迹的仅有2件，这样一来可以说石器工具比较落后，难于胜任作为狩猎的有力工具。比较有希望的，只能依靠在地层中难于保存的木器工具，这些木器工具在原始森林里随手可得，又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去进行加工，用完后随手丢掉便可，要用时再找也不难。除了木器工具外，我们看到这个群体人的力量，他们很可能依靠大批人群进行围猎，因为从发掘出来的动物化石种类来看，虽然他们狩猎对象较广，但统计结果最多的还是野牛，其次是野马和犀牛，可见阎家岗遗址的主人主要以猎牛为生(于汇历，尤玉柱，1988)。

　　无独有偶，和阎家岗遗址所处的年代差不多上下的还有几个遗址的主人也是以狩猎大型草食性动物为主的，典型的有山西峙峪遗址、许家窑遗址、辽宁大连复县古龙山遗址的主人都是。还有萨拉乌苏河套人、许家窑遗址和古龙山遗址的主人都可称之为“猎马人”，山西峙峪遗址的主人也是。而河套人称之为“猎羊人”，所以阎家岗遗址的哈尔滨人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猎牛人”(于汇历，尤玉柱，1988)。

　　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巧?这不为别的，都是由于大自然环境的变化而造就了这一结果，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首先是在前期回暖时，大地复苏，一片盎然，生机勃勃，地球上每个地方，不论是原始人类，或是动物、植物都在温暖潮湿或温暖凉爽的条件下蓬勃发展，古人类的人口也会不断增长，对食物供应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随着天气慢慢冷起来，未雨绸缪多储备一些食物是很自然的。另方面，客观上也可以有这种条件，野生动植物由于气候条件好而大量繁殖，也为人类的采集和狩猎提供可能。最后导致了这种结果，所以我们说，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的介绍，虽然仅是旧石器时代各个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遗址的介绍，但足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古人类，他们创造的文化类型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所制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分析，我们大概可以把东北地区，松辽平原第四纪时期的古人类及其文化的面貌基本上复原起来，多少也瞭解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我还得补充一句，第四纪地质时期，除了更新世还包括全新世，但因到了全新世阶段，全球性的大气候变化虽然也有几次小波动，但都比较趋于稳定，那时古人类已进入氏族社会，文化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得更快、更丰富多彩。而人类更趋于社会化，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程度相对小了许多，因此在本文中没有加以论述。与此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人类到了这个时候，掌握用火的能力已到自由的地步，不仅能保留火种、控制火势，而且学会了人工钻木取火，人类学会了用火。不仅帮助人们渡过黑暗寒冷的夜晚，使人类能分布到高纬度、高寒的地区，而且由于学会了用火，可以使人类学会熟食，促进了人类大脑和体质的发育，增长了智商，火在农业起源和手工制陶业的起源上也是一个先决条件，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人类自身的自主性，保证了人类社会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镇洪.1981，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2)

　　2、张森水.1987，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3、陈恩志.2004，中国化石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4、鸽子洞发掘队.1975，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3(2)

　　5、辽宁省博物馆.1973，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村代文化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1(2)

　　6、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2)

　　7、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1986，庙后山一辽宁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8、张森水等.1993，金牛山(1978年发掘)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集刊，19

　　9、张镇洪等.1985，辽宁海域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4(1)

　　10、祁国琴.1989，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一兼论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

　　11、黄慰文，张镇洪，傅仁义1986，海域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学报，5(3)

　　12、林一璞等.1985，辽宁省丹东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发现，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文集

　　13、吴汝康.1988，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化头骨的复原及其主要性状，人类学学报，7(2)

　　14、姜鹏.1975，吉林安图晚更新世洞穴堆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3(3)

　　15、孙建中等.1981，吉林榆树周家油坊旧石器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3)

　　16、姜鹏.1982，吉林安图人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0(1)

　　17、陈全家，李其泰.1994，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3(1)

　　18、孙建中.1979，松辽平原旧石器考古问题，黑龙江文物丛刊，2

　　19、王文兴.1993，吉林抚松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人类学学报，12(2)

　　20、谭英杰.1982，黑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展望，黑龙江文物丛刊，1

　　2l、孙建中.1977，关于顾乡屯组，吉林地质，2

　　22、黄慰文，张镇洪等.1984，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3(3)

　　23、魏正一等.1986，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1982—1983年)发掘报告，北方文物，(4)

　　24、文本京.1986，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4

　　25、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哈尔滨市文化局，中国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东北考察队，1987，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