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510《中国海洋报》

　　徐志良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以及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 

　　中国是一个濒海的国家，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和14000多公里的岛岸线。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沿海的劳动人民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过着拾贝抓鱼的渔猎生活。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沿海的劳动人民就发明瞭风帆、舵、桨，开始驾舟出海。春秋战国时代，海洋开发已上升为国家意识。韩非子有“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名言。到了秦皇汉武时代，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已经可以远涉重洋了。然而，自称对中国的文明有深入研究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却对中国的海洋文明下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由于黑格尔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200多年来，这一判断一直影响着国际文化学界和文化史学界，使灿烂的东方海洋文化，被锁在历史的深宫里不为人识。 

　　为了探求中国海洋文化在其世界和中国整体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当代许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研究员早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海洋文化，他从自然科学史和一个海边出生的人的独特视角感知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存在，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德国哲学巨擘黑格尔200年前对中国海洋文明的论断进行了否定，并于1978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海洋学史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海洋学史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1992年，宋正海又率先在《中国海洋报》着文，提出中国海洋文化的农业性观点。在其《东方蓝色文化》一书中他认为：“世界海洋文化并非只西方的一个模式，中国古代还有另外一种重要模式。幷且可这样说，如果把西方的海洋文化称做海洋商业文化，那末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应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也是国内较早开展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之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欧初、丁希凌、祁烽、张磊、张荣芳、林康裕、姜永兴等人早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对岭南文化的海洋特性进行了研究，并组织了两广地区的文化、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专家进行研讨，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他们认为，岭南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古百越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岭南地区的海洋文化积淀，对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发展贸易等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从流域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于1999年发起并成立了珠江文化研究会。他认为，珠江文化就是中国的海洋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起并称为三大文化源流。 

　　海洋文化个性东西方无本质不同

　　中国的海洋文化有没有自己的个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北方学者宋正海在其《东方蓝色文化》一书中认为：“蓝色文化在东方和西方的表现是不同的，作为东方蓝色文化重要代表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确实与西方传统的海洋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海洋文化有着鲜明的农业性，其基本内涵是‘以海为田’。”中国海洋文化的农业性传统使沿海的农业经济在多数时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使海洋渔猎、海水养殖、海水盐业及水产品的粗加工业在沿海经济中占了极大比重，也是当地从业人口最多的行业。但由于受到中原农业文化的影响和抑制，海洋的商业性没有得到张扬，历代统治者都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拓展。 

　　南方学者、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谭元亨教授认为：以江浙海洋文化发展为例的北方学者逥避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商业性特质。他不赞成把海洋文化划为两种，另划出一个“海洋农业文化”来；海洋贸易本来就是与商业文化无法割裂开来的。他认为，广府文化（北回归线以南珠江流域及两广沿海），具有鲜明的商业性慕利性，有向海外拓展乃至殖民的特征，有开放和兼容的胸襟，有2000年长盛不衰的海外贸易等等，这是中国最典型的海洋文化形态。南北两位学者就中国海洋文化的个性上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的海洋文化，从其本质来看，仍然具有与西方海洋文化相同的特征，只是在其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依据主流文化影响的强弱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因为西方的海洋与中国的海洋在其自然属性上都是开放的，海洋的资源都是流动的，从事海洋资源开发的工具都是共性的。人类向海洋发展的力度和广度，取决于所在历史时期个体或集体对资源、利益、财富乃至安全的依赖程度，同时也要依据技术条件和自然环境。 

　　中国的海洋文化为什么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农业性，是因为中国的海岸多平原，也很肥沃，适合于种植，比造船、渔猎和贸易来得直接、稳当，技术和习惯上又得到中原农业文明的滋养，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要走向海洋谋生。而地中海沿岸一般多山地，不适合种植，环境逼得那里的人们走向贸易，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因为受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国海边那点平地再也生不出“花”了，养活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了，就不得不建港口、挖鱼池、搞临海工业、沟通物流、发展贸易，海洋文化的商业性、慕利性显露出来了。这和地理学派关于“土地饶脊使人勤勉”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也说明，即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了某种文化个性，随着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改变，也是可以得到改变的。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不同的区域其文化的个性表现也是不同的。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沿海，受中原文化影响大，虽然历史上也有发达的航海业、造船业，却没有相应的、较普及的、持久的航海贸易。而广州因为地处岭南，山高皇帝远，中原文化影响小，航海贸易一直长盛不衰。这也是有些学者一直认为广州有典型的海洋文化形态的理由。 

　　其三，东西方海洋文化在其交流的过程中，是经过了对峙、碰撞、兼容、再生的过程的。越是交流频繁，相互兼容的东西越多，相互补益就越大，其文化就愈有活力。这一点东西方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老牌的海洋国家在其全盛时期也是文化交流最频繁、最充分的时期，不论是以传教的方式还是以铁甲兵舰的方式。元代生长在福建泉州的汪大渊，因为从小接受了海外文化的影响，成为我国最伟大的民间航海家。孙中山推翻帝制、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对峙、碰撞、兼容中获得再生的产物。开放和交流是东西方海洋文化发展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优秀的特征。 

　　什么才是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文化精神 

　　研究海洋文化，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它是需要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联的。在接触、学习中国海洋文化现有史料以及思考和研究它的实践价值的几年中，我们领略到倡导海洋文化对于改革开放和WTO国际环境下的中国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占了国家GDP的60%，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兴的海洋产业和临海工业，是中国最优良的资产集群。广阔的、相当于陆地国土1/3的管辖海域藴藏着可养活1亿人口的蛋白质和无以穷尽的资源与能源，台湾、香港、澳门、海南及南海诸岛每年正产生着相当于半个中国大陆的GDP。海洋的现实存在和潜在的资源储量无疑正提升着它的文化意义。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再也由不得黑格尔的武断了，也由不得一统的中国大陆文化或者黄河文化的轻视和排挤了。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中国就应该有了向海洋发展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趋同，就应该有了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到思想文化建设各个发展层面都具备的文明链条，就应该解答或回答一些社会问题了。 

　　西方海洋文化（即地中海文化）也是以水为介质，以海湾、海岛为依托，通过数千年的蓄积和交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海岸和海湾、河流入海口及岛屿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也不是一种纯水（海）的文化。它既具水（海）的无形无色、无孔不入的活力和随机性，又具海湾、河口地区的内聚性和恒常性；既具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向海外流动的发展意识，又有海湾、海岛似的成伙成团，自成体系的归根情结，这是海和湾共铸的文化形态。 

　　中国海洋文化以水（海）和湾作为自然象征，那它产生的是怎样的文化精神呢？ 

　　人海一体、利义并取，齐家爱国，活学活用，见缝插针，抱团守成。这就是我们中国海洋文化在当代发展中体现的主要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多数不是靠大陆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支撑的，而是靠海洋中的利益趋动来支撑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瞭解处在海洋文化精神支配下的海边人或海岛人遵循的是何种价值观念，怎样对待政策、法律和规则，怎样处理人与海洋、人与陆地之间，人与人及家庭家族和只之间的关系，怎样应变社会和自然环境等等。 

　　认识到有海洋文化背景的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形态，有助于在新时期构筑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新的大中华文化价值观，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市场经济规则，有助于剔除和抑制在不规范、不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则下出现的走私、偷税、造假、虚开增值税及坑、蒙、拐、骗等社会顽疾的产生，有助于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如何与有海洋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进行合作。这就是我们，也是无数中国人在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行动中需要探索和寻找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