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善（黄启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广西3000多件青铜器和30多件铸铜石范的分析研究，认为广西的青铜文化大约从商代晚期开始，历经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发展，在战国至西汉进入顶盛时期，东汉以后逐步衰退，但铜鼓文化仍延续发展。

　　【关键词】广西　青铜文化　研究

　　Abstract：Through study of more than 3000 bronzes vessels and 30 stone moulds, the thesis holds that the culture of bronze in Guangxi approximately began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 after the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Zhou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n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period from Warring States to Western Han, and declined from Eastern Han, while the culture of bronze drums had a continuously development. 

　　Key words: Guangxi　culture of Bronze Age　study

　　

　　青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里，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中国的青铜文化从夏代开始，历经商周至战国中期的鼎盛发展，至战国末期逐渐被铁器所取代而退出舞台。广西青铜文化虽然不能与中原地区一样同步进入，但它也不落伍。大约从商代晚期开始，广西己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尤其是两汉时期，中原青铜文化己远离舞台久许，但广西青铜文化传统依然浓烈，在生活中还广泛使用青铜器，甚至有的青铜文化经久不衰。一直在延续发展。如铜鼓文化，至今还承袭着青铜文化的传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对于广西青铜文化的研究，虽己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数是先秦青铜文化的探讨，而且比较分散〔1〕。系统地对广西青铜文化研究却很少。尤其是两汉时期广西的青铜文化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关注。本文拟对广西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作进一步纟统的整理和探索。不妥之处，请识者斧正。

　　一、 广西青铜器的发现概况

　　青铜器是青铜文化的载体，它的铸造过程包涵着文化、工艺、技术等方面内容，尤其是它的造型、花纹装饰更具有民族文化传统色彩，涉及到每一个时代的所有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及各方面的状况，体现了对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广西从商代晚期至三国时期的青铜器，己发现3186多件。其中商代7件，西周时期128件，春秋时期44件，战国时期654件，西汉时期1493件，东汉时期820件，三国时期40件。另外，从南北朝时期至清代，广西还出土或采集到铜鼓600多面。广西河池民间收藏明清时期铜鼓1400多面。这些青铜器，不论从任何角度观察，都会看到其所藴藏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

　　（一） 先秦时期的青铜器

　　1.  商代青铜器

　　广西博物馆现藏有7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兽面纹提梁卣2件，嵌松石铜戈、长胡两穿戈、无胡戈、兽面纹铜觯、“永父辛”铭铜爵各1件。有明确出土地点3件，即1974年武呜县马头乡全苏免岭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和长胡两穿戈及武呜敢猪岩铜戈。另有一件是1976年在兴安县废品收购站获得。两件商代晚期青铜卣常常被研究广西青铜文化的人所提及和引用。成为中原青铜文化开始响影广西的实物例证。其余有2件从市场购到，1件为他人所赠，故未被研究者所关注。

　　（1）武呜兽面纹提梁铜卣，通高40厘米，口径17×12.8厘米，底径19×15.5厘米。器身厚重，呈灰黑色，是所谓的“黑漆古”。器身、盖都有高耸的扉棱，提梁饰夔纹和蝉纹，两端作牛头形。器身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盖面及器身腹部饰高浮雕式兽面纹，眉、目突起，盖缘、颈、足都饰夔纹。盖纽分六格，每格一只蝉纹。盖内阴刻铭纹。与湖南省宁乡出土的铜卣相近。

　　（2）兴安兽面纹提梁铜卣，提梁呈绳索形，盖己失，通高16.5厘米，腹经16.5厘米。器身腹部饰高浮雕式兽面纹，器内底铭文“天父乙”。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録》中的A556、557、558号商代提梁铜卣相似，铭文“天父乙”三字与A522号商代铜觯的“天父乙”铭文和A202号商代铜簋的“天父乙”相近。

　　（3）长胡两穿戈，与武呜铜卣同时出土，戈援残长14.2厘米，胡残长7.8厘米，内残长2.5厘米，阑侧饰云雷纹一道，栉纹两道。戈的形状与河南省安阳后岗圆坑墓出土的二穿戈和山东省长清县复河北岸出土的Ⅲ式戈相似〔2〕。

　　（4）无胡戈，1974年武呜敢猪岩出土，直援、直内，援较薄，中脊有棱，下栏突出，内后部有二穿。与殷墟商代晚期戈相似〔3〕，2006年8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岩洞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人骨架16个体，出土陶、石、玉、骨、铜器、海贝110多件。认为该墓年代约为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4〕。

　　2. 商代铸铜石范

　　（1）那坡感驮岩石范，1998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那坡县城附近的感驮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商代文化层中发现3件铸铜石范。〔5〕其中第一件石范，编号为AT01③，石范呈长方形，粉红砂岩，长3.5、宽2、厚0.8厘米。背面凹凸不平，正面磨平，残留铸铜范模型，因残破严重，铸造器形难以辨认。第二件石范，编号为BT08①，石范呈长方形，灰白色砂岩制成，长7厘米，宽3.5厘米，厚1.2厘米，背面呈弧形，正面磨平，有一个椭圆形的浇铸口，石范里面在黑色浇铸残留。所铸之器似为刀类铜器。第三件石范，编号为AT36①，长方楔形，一头大一头小，粉红砂岩，长4.4厘米，宽3—4厘米，厚1.8—2.2厘米。为小型工具的銎部之范芯。

　　（2）平南石脚山遗址石范，20世纪60年代发现，被认为“是商代遗物”。〔6〕

　　3. 西周青铜器

　　广西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己达128件，具有卣、盘、尊、罍、钟、斧、钺、戈、矛、刀、凿、镞、匕首、镦、铃、针、铃、链环、喇叭形器、圆形器、角形器等。仅武呜马头乡元龙坡350座墓葬出土青铜器110余件，伴随出土有30多件红砂岩石范碎片，其中有6件完整的石范。计有双斜刃钺、单斜刃钺、扇形钺、斧、镦、镞、圆形器等器物石范〔7〕。这些石范是广西早期铸造青铜器的实物例证。也是广西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性很强的青铜文化。

　　广西西周时期青铜器有礼器、生产工具、乐器、兵器等。而兵器有钺、戈、矛、匕首等47件，约占西周青铜器总数的36.78％。这些兵器如双斜刃钺、单斜刃钺、扇形刃、镦、镞等都有相应的石范出土。反映了这些兵器是在广西生产无疑。

　　4. 西周铸铜石范

　　广西己在武鸣、灵川两地发现西周时期的铸铜石范。

　　（1）武鸣元龙坡出土的石范。较完整的有6件。残碎的30余件。均为红砂岩质。计有双斜刃钺、单斜刃钺、扇形钺、斧、镦、镞、圆形器等铜器的石范。范呈长方椭圆形，正面磨平光滑，浇注口椭圆形。其中铜镞石范，内凿三件镞箭模型，由此可见，一模可铸造三支镞。石范还可以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也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已进入了发展的时期。

　　（2）1993年，灵川县定江镇聚田村新岩，一位农民在新岩洞中取土，发现了5件石范，其中有铜钺石范4件，铜斧石范1件。伴随出土还有铜渣等，由此可见，此处可能是制造铜斧、铜钺的遗址。

　　①双面铸铜钺石范，3件，其中有2件残碎，但可复原。较完整的一件，长方形，长10.6厘米，宽8厘米，厚3.2厘米。系黄褐色砂岩制成。石范两面凿刻有凤字形铜钺范模。浇注口呈椭圆形。这些石范至少一次可浇铸两件铜钺。从铜钺石范模型看，所铸的铜钺为凤字形，钺身上部两侧呈弧形上翘，圆弧形刃。銎首扁圆形，銎身有一道凸棱。

　　②单面铸铜钺石范，1件，长方形，长8、宽6.7、厚3.5厘米。系用褐色细砂岩制成。石范正面凿刻铜钺模型，所铸铜钺也呈凤字形，钺身上部两侧呈弧形上翘，圆弧形刃。銎首扁圆形，銎身有一道凸棱。石范背面弧形，打磨光滑。

　　③单面铸铜斧石范，1件，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长8.9、宽8.8、厚3.2厘米。系用粉红色砂岩制成。石范正面凿刻铜斧模型，斧首扁圆形銎，斧身稍长，呈矩形，刃部圆弧形。石范背面呈弧形，打磨光洁。

　　5. 春秋青铜器

　　广西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已发现44件，主要分布于南宁、宾阳、恭城、贺州、北流、武宣等市县。比较集中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是1971年在广西恭城县嘉会乡秧家村发现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随葬品有鼎、尊、罍、编钟、戈、钺、剑、镞、斧、凿、兽首柱形器等33件青铜器〔8〕。约占广西目前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总数的75％。这座墓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居广西所发现的春秋时期青铜器首位，而且在种类上也占第一。具有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柱形器和生产工具等六大类。虽然大部份青铜器来自中原，但其中也不泛有反映南方青铜文化特色。如靴形铜钺、铜斧、铜剑、柱形器等。

　　6. 战国青铜器

　　广西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共发现654件。具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兵器、乐器等器物。主要分布于广西南宁、武呜、宾阳、贺州、灌阳、平乐、百色、田阳、田东、田林、西林、隆林、岑溪、贵港、博白、北流、象州、靖西、柳江、德保、容县、柳州、柳城、来宾、灵川、灵山、兴安、天等、梧州、东兰等30多个市县。青铜器主要有鼎、盆、尊、盉、罍、钵、斧、锛、凿、刮刀、削、钻头、锯片、码角器、剑、矛、钺、镞、戈、匕首、铜鼓、铜钹、钟、玲、羊角钮铜钟、带勾、手镯、钏、兽首柱形器等30多种器物。大宗出土战国青铜器的有；一是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葬群，己发掘86座墓，出土青铜器86件。有青铜剑、矛、镞、斧、刮刀、镯、训、带勾、铃等9个种类〔9〕。二是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葬群〔10〕，已发掘110座，出土青铜器377件。具有鼎、盆、钵、勺、剑、矛、钺、戈、镞、镦、斧、凿、刮刀、钻头、削、盖弓帽、铃、带勾、杖头饰等22种不同类型的青铜器。三是岑溪县花果山战国墓葬群，已发掘14座，出土文物49件，其中青铜器30件。具有剑、矛、锛、钺、斧、刮刀、削、镞、镦等青铜器。另外在该地还采集到39件青铜器，具有剑、矛、钺、斧、鼎、削、箍、刮刀、钏等青铜器〔11〕。除了以上三处较集中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外，另外还在27个县市发现战国青铜器。这时期青铜器无论数量或种类都比春秋以前多，分布范围较广，达到30多个市县，包括广西东西南北中的广阔地域，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7. 西汉青铜器

　　西汉是广西青铜器最盛行的时期。计不完全统计己发现1493件，絶大多数都是西汉墓出土。主要分布于南宁、合浦、贵港、贺州、梧州、平乐、荔浦、西林等地。具有鼎、壶、钫、釜、鍪、甑、锅、甗、簋、盒、盉、魁、樽、碗、杯、耳杯、高足杯、钵、盆、盘、三足盘、方案、鉴、勺、臼杵、镫、斧、铲、剑、矛、镞、弩机、戟、刀、弹丸、弓帽、盖弓帽、削、镦、铜鼓、钟、方匜、洗、铜俑、铜镜、镜刷铜把、牌饰、铜扣饰、屋、仓、灯、灶、井、筒桶、镇兽、铺首环、马、牛、狗、鸟、鹅、鱼、青蛙、池塘、车器、铜铃、熏炉、博山炉、带勾、铜印、铜尺、环、卮、熨斗等100多种器物。尤其是贵港罗泊湾1、2号墓〔12〕、贺州高寨〔13〕、金钟〔14〕、合浦望牛岭1号墓〔15〕、合浦风门岭26号墓〔16〕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为研究广西汉代青铜文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实物史料。

　　8. 东汉青铜器

　　广西东汉青铜器比西汉青铜器有所减少，大量的东汉砖室墓也很少看到青铜器，即使有青铜器，多数也为西汉所遗。但本节所统计的东汉青铜器仍以墓葬的年代为依据进行计算，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东汉青铜器820多件。主要分布在合浦、贵港、梧州、桂林、钟山、蒙山、柳州、玉林、浦北、昭平、兴安、藤县、都安、东兴、忻城、宜山、岑溪、百色等地。具有鼎、壶、釜、锅、双耳壶、小口壶、长颈壶、鐎壶、洗、盘、盒、盆、鉴、簋、钵、筷子、樽、博山炉、碗、小碟、勺、杯、耳杯、高足杯、小杯、灯、铜镜、铜镜刷把、博山炉、豆、削、镫、匮、剑、矛、刀、弩机、镦、环首刀、钉、三脚架、铜印、铜鼓、钟、铙、铃、尺子、鸠杖、戒指、顶针、带勾、手镯、簪等50多种青铜器。

　　9. 三国青铜器

　　三国时期，今广西地区除了桂西部分属蜀外，其余地区属吴国范围。吴国对广西的统治长达70多年。虽然其间有动乱和安定的时期。但青铜文化在此时逐渐衰退。仅从合浦、贺州发现的三座墓葬看。铜器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如贺州芒栋岭2号三国墓，出土文物42件，其中陶瓷器18件，铜器3件，铁器9件，玻璃珠12颗。铜器只占陶瓷器的16％。占铁器的三分之一。目前所发现三国时期青铜器约40多件。具有鼎、壶、樽、甗、盘、洗、釜、锅、碗、勺、钵、镜、灯、耳杯、带勾、铃等16种青铜器。

　　二、广西青铜文化的特点

　　从以上所介绍的广西各个时期的青铜器看，广西青铜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 以兵器为主的先秦时期青铜器是广西青铜文化的主要特色。先秦青铜兵器以剑、矛、镞、钺、戈、匕首为常见，分布范围宽广。目前己在南宁、武鸣、宾阳、桂林、兴安、灵川、灵山、柳州、柳城、柳江、象州、鹿寨、岑溪、百色、田东、田阳、田林、西林、贺州、恭城、平乐、灌阳、靖西、天等、大新、博白、贵港、玉林、桂平、平南、容县、来宾等32个市县发现先秦青铜兵器。数量达440多件。占先秦青铜器总数833件的52.82％。而且这些青铜兵器絶大多数从墓葬出土，有明确的地点，具体的时间，资料翔实，材料可靠。如武鸣马头、平乐银山岭、岑溪花果山三大先秦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中。剑、矛、镞等兵器普遍看到。武鸣马头西周至战国时期的436座墓，出土青铜器196件，其中有剑、矛、镞、钺、匕首等74件，占武鸣马头先秦青铜器总数的39.15％。岑溪花果山14座战国时期墓葬群。出土文物49件，其中青铜器30件。属于剑、矛、镞等兵器有15件。占该墓群所出土青铜器总数的50％。平乐银山岭战国时期的墓葬群，从已发掘的110座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青铜器377件，其中剑、矛、镞有258件。占该墓群所出土青铜器总数的68.43％。据发掘报告报导，该墓葬群有64座墓出土的兵器，占发掘墓葬总数的58.18％。兵器组合有5种不同形式，一是剑、矛、镞三样铜兵器同出一个墓的有25座；二是有矛、镞无剑的墓4座；三是有剑、镞无矛的12座；四是有剑、矛无镞的2座；五是只出其中一件兵器的有11座墓。另外，有8座墓出土铜钺，一座墓出土铜戈。一座墓出土铁矛等。这些兵器造型独特，具有浓厚南方民族文化特色。如青铜剑，广西目前发现的先秦青铜剑约103件。一字格剑、人面弓形格剑等青铜剑具有南方民族文化特色。虽包涵有楚、滇文化的因素。但它是西瓯骆越人对付敌人最有利的武器。也是越人显赫权威地位的重器。剑上铸有人面纹，更增加了其神气和威严的氛围。靴形钺、凤字型钺、铲形钺等，是南方古越人最典型的器物。甚至是越人显赫王权威势的象征。进入两汉以后，兵器已很少见。如平乐银山岭己发掘的45座汉墓，出土青铜器52件，兵器剑、矛、镞共9件。占该地墓葬出土青铜器总数的17.30％。1955年，广西博物馆在贵港市郊发掘129座汉墓，出土青铜器440件，其中剑、矛等青铜兵器19件。（铜剑，西汉1件、东汉7件，铜矛，西汉5件、东汉6件）。占出土青铜器总数的2.04％。合浦汉墓是广西最大的汉群，己发掘近千座汉墓。出土青铜兵器很少，如合浦凸鬼岭发掘的21座汉墓，出土青铜器281件，剑、矛各有2件。合浦风门岭26号西汉墓，出土青铜器117件，没有一件青铜兵器。广西昭平发掘的26座东汉墓，出土铜器17件，没有一件青铜兵器。由此可见，先秦青铜兵器是广西最具特色的先秦青铜文化。

　　2. 广西青铜器以小巧玲珑为主，大型器物少见。在广西的先秦青铜器中，高大的铜器十分罕见。这与中原地区同一时期崇尚高大厚重的青铜文化理念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广西自制的钺、斧、镞、圆形器等青铜器。器型小巧，花纹装饰简炼庄重檏素。器型小，纹饰精。尤其是两汉时期鼎、壶、釜、钫、釜、鍪、甑、锅、甗、簋、盒、盉、魁、樽、碗、杯、耳杯、高足杯、钵、盆、盘、三足盘、方案、鉴、勺、臼杵等生活用器。器体都比较小，如盛酒的提梁壶、扁壶、长颈壶、蒜头壶等。个体都很小。这些铜壶能装酒约10斤左右。在合浦汉墓中还常见有只能装约2两酒的小铜壶。这些青铜器虽小，但造型及纹饰优美。尤其是青铜錾刻工艺，惟妙惟肖。如汉代铜凤灯、铜鸟、铜案、三足铜盘等，器上所錾刻的羽纹、鹿纹、凤纹、龙纹、鱼纹等，构图严紧，刻线流畅细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反映了錾刻工艺的高超水平。

　　3. 广西青铜文化源远流长。自商代产生以来，广西的青铜文化一直沿袭至今，如果说商代是广西青铜文化的发生期。那么，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它的发展期，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进入顶盛期，东汉以后逐步衰落。尽管进入衰落时期，看不到象汉代那样众多的鼎、壶、釜、钫、釜、鍪、甑、锅、甗、簋、盒、盉、魁、樽、碗、杯、耳杯、高足杯、钵、盆、盘、三足盘、方案、鉴、勺、臼杵等生活用器和铜牛、马、鸡、鹅、鱼、房屋、水井、灶台、粮仓等模型冥器。但铜鼓文化却继续占领广西青铜文化的舞台。而且是越演越烈。正如晋裴渊在《广州记》中所说的：“俚僚铸铜为大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因此，铜鼓成为广西独特的青铜文化延续发展至今。

　　三、问题的讨论与认识

　　1. 广西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广西青铜文化最早产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产生于夏商时期〔16〕，也有的人认为在商代晚期〔17〕。还有的人认为是春秋晚期〔18〕等等。通过对广西所发现的青铜器和铸铜石范等考古材料的整理和捡索。本人认为，广西青铜文化产生于商代晚期，理由是；

　　（1）广西最早的青铜器——商代青铜卣和铜戈。这些青铜器数量虽然少，但十分引人。但凡研究广西青铜文化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引之为证据。都认为铜卣、铜戈等商代青铜器，对广西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最大的。不管它是通过馈赠或通过商品交换得来。它无疑是在中原铸造的青铜器。但它在古骆越地域发现。证明瞭广西早在商代就接受了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2）广西最早的铸铜模具——商代石范。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商代青铜石范的发现，是目前广西最早的铸造青铜器石范。这些石范出土于第一、三层文化层。第一层为扰乱层。有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夹砂陶片和唐宋至现代的陶瓷残片、石片、瓦片、动物骨骼等。有3块石范夹杂其中。原报告认为，这种状况“应是当年挖岩泥造成的”。石范的原地层当在第二或第三文化层中。因为第一层所发现的陶釜与第二层陶釜基本相同。尤其是石范与第三文化层出土的石范相同，都是粉红砂岩制成的，外观略呈长方形的石范。而且范内凿刻技术相同。因此有理由认为扰乱层出土的石范有可能是从第二、三层堆积中挖出的。抛开第一扰乱层出土的石范不算。第三文化层出土的石范，应当是最具说服力。它无凝是广西最早铸铜的石范。感驮岩遗址堆积共分为5个文化层，三个文化时期，第一期文化遗存包括遗址的第④和第⑤层文化堆积，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C14测年结果为距今4718±50年。第二文化期包括第②和第③层文化堆积。年代为夏商时期。经对出土于第②、③文化层的3个炭化稻和一件贝殻的C14测年结果。有四个年代数据参考。

　　报告者认为，贝殻为淡水贝殻，年代偏老。炭化稻测年结果比较符合实际。第二期文化遗存年代应介于公元前1800—1300年之间。另外，郑超雄先生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中报告，20世纪60年代，平南县石脚山遗址发现一件商代铸铜石范。但未见其对实物进行描述，具体不甚清楚。

　　2. 地方色彩浓厚的青铜文化

　　广西青铜文化尽管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硅的影响。但它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如在那坡、武鸣、灵川等地发现的铸铜石范，范内所显示斧、钺、镦、镞、圆形器等青铜器模形。与中原的青铜斧、钺等青铜器完全不同，如双斜刃钺、单斜刃钺、凤字形钺等青铜器。流行于广西及其周边地区。尤其是西瓯骆越活跃时期，青铜文化尤具民族特色。西瓯和骆越是“百越”族中的两大重要支系，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中国广西和越南北部。如骆越人生产和使用的缕刻细纹匕首，有的人认为应称之为剑。甚至对匕首与剑的功用区别作瞭解释，认为“匕首较短，其功用多为穿刺一项；剑的格斗功能主要是穿刺、砍劈，此外还有可捩转、拉划、切削、拍击等”。5据辞海解释，“匕首，短剑也”。由此可见，称之为剑似乎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我认为，匕首与剑的区别应从其造型来判断。而不是用功能来区别。因为匕首也是双刃利器。不仅仅是穿刺一项功能，他也可以划拉，捩转、切削、拍击等多种功能。因此，判断该兵器是匕首还是剑。要从其造型来区别。一是长与短的区别，匕首一般都是较短的。剑身较长。正如辞海匕首条引“《通俗文》云：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刃可袖者”。匕首可藏袖间，抽出即刺。甚至藏于食物中，取出可刺，使敌难防。《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专诸应令将匕首藏于烤鱼肉中，将进食时，专诸即取出匕首刺王僚。匕首能藏烤鱼肉中。可见匕首是相当短的。二是尖锋不同，铜剑尖锋多在剑身前端骤聚成尖锋。而匕首尖锋多由器身两刃斜收成峰，平面呈鋭三角形。三是剑身往往起脊。而匕首是没有的。正如《辞海》对剑的解释说：剑是“我国古代一种随身佩带的兵器，长刃两面，中间有脊。短柄”。因此，本文认为武鸣之匕首。原报告所命之名较妥，故仍采纳之。骆越人不仅制造匕首，还制造铜矛、铜钺等兵器，目前从恭城秧家一座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鼎、尊、罍、编钟、戈、钺、剑、镞、斧、凿、柱形器等青铜器看。不仅有从岭北输入的青铜器，如鼎、尊、罍、编钟、戈、镞等，也有反映南方青铜文化特色青铜器。如靴形铜钺、扇形斧、扁茎剑、浅腹鼎、兽首柱形器等。到战国时期，广西的青铜文化又有了新发展。广西平乐银山岭共清理发掘110座战国墓，出土青铜器377件，武鸣安等秧山发掘86座墓，出土青铜器86件。在其中，既有中原青铜文化的原形，又有楚、滇青铜文化的渗透。但本地青铜文化仍占有主导地位。如双肩铜钺、靴形铜钺、扇形铜斧、凿、锯片、扁茎铜剑、刮刀、兽首柱形器、叉形器等。这些青铜器除部分延续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外。还增加了新的品种。青铜器花纹装饰也逐渐繁郁。如靴形钺、凤字型钺等。花纹装饰优雅，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百色市田东县地处广西部，自1977年至1994年，己四次发现战国时期墓葬6座。出土青铜器26件。具有铜鼓、剑、矛、钺、戈、斧、镦、罍、钟、叉形器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具有滇、越青铜文化特色。如田东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铜鼓，具有浓郁的南方青铜文化特色。田东、田阳等地发现的5件一字格铜剑。造型优美，首、茎、身一次铸成，剑茎饰云纹、回纹、斜线纹、菱形纹、S云纹等。在百色、田阳发现的4件人面弓形格铜剑，造型独特、花纹精细，尤其是剑身上的人面图案，威严庄重。这种铜剑，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故有的学者认为，“人面弓形格剑，只见于岭南地区，而且主要流行右江流域，在百色、田阳、田东都有发现，右江流域应是这类铜器的发源地”〔19〕。由此可见，广西青铜文化一直沿袭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发展。

　　3. 青铜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到了西汉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已进入铁器时代，但广西的青铜文化仍很浓烈，处于顶盛发展时期，其表现在；

　　（1）大量的青铜器，到了西汉时期，广西合浦、贵港等地西汉墓仍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尤其是西汉土坑墓，几乎每座墓都有青铜器出土。少则一两件。多则几十上百件。如合浦县风门岭26号墓出土117件青铜器。贵港市罗泊湾1号西汉墓。出土青铜器192件，具有兵器、乐器、酒器、烹饪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器、车马器等。其中有中原特色的三蹄足铜鼎。在三蹄足铜鼎中，有两件铜鼎盖和鼎身外壁刻有汉字。一件铜鼎盖顶刻一“布”字，鼎身上外腹刻“布”、“析”、“析二斗一升”、“二斗大半升”等字。另一件铜鼎盖刻“析”、“布”字，鼎身外腹壁刻“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半升”、“一斗九升”“布”等字。据有关专家研究结果表明，“布、析、蕃”三字当为三个地名之省文。“布”当为“布山”二字的省文。“布山”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条。布山作为郁林郡首县，位于今贵港市府所在地〔20〕。也有的人说布山位于离贵港市府不远的桂平县城〔21〕。尽管二说不一。但汉代布山县在今广西境内是无疑的。“析”当为析县，今河南西郏县，“蕃”也是地名，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石池南壁上也有“蕃”字石刻，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也刻有“蕃”、“蕃禺”文字。广东蕃禺县博物馆也藏有刻有“蕃禺”二字的铜鼎。由此可见，“蕃”当为“蕃禺”之省文。当属今广州地也。一个铜鼎身上刻有三个地名，而且刻上每到一个地方的不同记量方法。如果以上地名的推论不误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三蹄足铜鼎曾在河南、广州等地使用过，最后输入广西贵港。被罗泊湾1号汉墓主人享用，并入土保藏至今。一件来历不凡的铜鼎，记録着南北青铜文化的融合与传播的历程。在罗泊湾1号汉墓中，还出土3件越式铜鼎。铜鼎上也刻有“二斗二升”、“和二斗少半”等记量文字。这是南方越人自制的铜鼎。也是广西青铜文化发展的反映。

　　（2）大规模的采矿和炼铜。广西北流铜石岭遗址，是广西汉代最大的集采矿冶炼为一条龙生产线的冶铜遗址。遗址范围2平方公里，己发掘出14个炼炉。出土文物有铜锭、炉渣、鼓风管、矿石等，1978年，本人参加该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并在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山腰上，还发现采矿坑道，由于坑道塌方堵塞，无法进入。据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局第六地质队在铜石岭调查时发现7个古矿井，并清理了3个古矿井，矿井深达20多米。矿道内残留有木头支架和铜石矿。经当时冶金部矿冶研究院对铜矿石化验分析。硅孔雀石含铜量为2.85％，孔雀石含铜量高达46.25％。“这种矿石，只要同木炭一起加热，就可以还原出铜来”。〔21〕该遗址年代，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出土的木炭进行测定，距今1910±90年，大约相当西汉时期。

　　从西汉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北流冶铜遗址大规模的采矿炼铜看，广西青铜文化此时仍处于顶盛时期。有的融合了中原和周边的文化，有的地方特色仍继续发展，如北流铜石岭遗址被认为是铸造北流型铜鼓的地方。尽管如此，东汉以后，广西青铜文化开始走下坡路，东汉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极少，被大量的仿青铜的釉陶器取代而之。到了三国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基本结束。铜鼓文化虽延续发展，但那仅仅是独开的山花而矣。

　　四、结束语

　　广西青铜文化自商代产生以来，经过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发展，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达到了顶盛时期，东汉以后开始衰落，至三国时期基本结束。但广西青铜文化并不象其他区那样，一刀两断，如同切豆腐那样齐平规整。广西古老的铜鼓文化仍延续发展，这就是广西青铜文化的特色和不同点 。                        

　　

　　注释：

　　〔1〕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261；蓝日勇：《广西先秦越族青铜兵器研究》，《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页255。

　　〔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3〕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图版三伍·57。

　　〔4〕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先秦岩洞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65。

　　〔5〕韦江、何安益：《浅析那坡感驮岩遗址发现的石范》《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6期，中国铜鼓研究会2000年编印，页32。

　　〔6〕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73。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8〕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1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岑溪花果山战国墓清理简报》，《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页213。

　　〔12〕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1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16〕覃芳：《广西先秦时期的青铜短剑》，《广西考古文集2》，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广西考古文集3》，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18〕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19〕同注［17〕。

　　〔20〕蒋廷瑜：《“布山”考》，《广西日报》1980年3月10日第4版。

　　〔21〕陈小波：《布山县治考》，《广西博物馆文集》第3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