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超（黄超,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中文摘要】珠三角地区发现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是研究该地区先秦时期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的重要指标。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珠三角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进行专门探讨与研究，并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出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　青铜生产工具　发现与研究　计量考古学

　　Abstract：The bronze production tools of preQin perio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the productivity level and social formation in this reg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special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and put foohord some opinions on the unearthed Pre-Qin bronze production too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Key words：Pearl River Delta　bronze production tools　findings and study　quantitative archaeology

　　

　　青铜生产工具研究，是我国早期文明与青铜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但在青铜器研究史上则多重视礼乐器，轻视工具的研究。以研究生产工具为己任的荆三林先生的文革时期被遭遇的事件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改革开放以来，对生产工具(包括青铜工具)的研究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陈振中先生着《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社会经济》〔2〕，是关于先秦生产工具研究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近年又出版了一本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专著《先秦青铜生产工具》〔3〕，是对全国范围内青铜生产工具出土情况的研究；李龙章先生的专著《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4〕，也涉及到岭南地区的青铜生产工具。这些论著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岭南先秦青铜生产工具，但非专论;目前学术界专门研究珠三角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论著仍然不见或少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珠三角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进行专门探讨与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先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了一批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有大量青铜生产工具。马克思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5〕珠三角地区发现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是研究该地区先秦时期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的重要指标,很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珠江三角洲”，按杨式挺先生划分的“狭义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指北自广州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贤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中山、斗门、三水、新会、东莞、高鹤、宝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市，面积一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概念〔6〕。还须补充的是,本文将港澳地区也纳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范围。

　　一、珠三角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现

　　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我国南海岸，是由东江、西江和北江冲积而成的一个大平原。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古遗址在该地区不断被发现，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先秦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其中出土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器具。在众多器具中，青铜生产工具最具代表性。该地区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不论是中原、楚地或吴越传入的，或者是本地制作，其年代都比中原地区晚。但是，研究岭南考古和历史的学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已证明先秦广东经历过青铜时代，社会文明达到相当的高度。

　　这一地区发现的先秦青铜器数量较多，而众多青铜器中，青铜生产工具主要有：耒、镰、铲、锄、、锛、斧（钺）、刀（立刀、削刀）、锯、凿、锥、鱼钩等。本文把兵器类钺也归类于工具类。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一般认为是兵器。据考证，钺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古人有“钺大而斧小”之说，二者本属同类，形制相近，区别在于钺形体薄、刃部宽且成圆弧形，由外形看来，一般人也很难辨认斧和钺，两者在古代一定时期内均可能是劳动生产工具。唐嘉弘先生曾提到：“钺作为生产工具和政治用具（武器、刑器、仪仗用具以至权力象征器）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时代，从北中国到南中国，均可见到‘钺’文化。可以说，它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但是，也应该从一些具体历史背景中看到它的特殊性。”〔7〕

　　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青铜生产工具，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该地区先秦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及社会生产力和形态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一）按青铜生产工具出土的时间先后介绍

　　1938年，香港东湾沙冈背出土战国时期青铜工具9件，分别是斧1件、立刀5件和鱼钩3件〔8〕。

　　1955年到1959年间，广东翁源县江山头遗址出土1件东周青铜斧〔9〕。

　　1956年到1960年间，广东揭阳新西河，广州飞蛾岭、五华东山上岭、龙川县大江村、惠阳县金足布、灵山县龙武等地出土的东周时期青铜器中，发现6件青铜斧〔10〕。

　　1956年到1960年间，在广东河源县圆墩岭、潮安县松林峰遗址，出土的东周时期青铜器中，有3件青铜斧〔11〕。

　　1956年到1960年间，在广东蕉岭岩寨，发现1件东周时期的青铜刀〔12〕。

　　1962年，广东清远县三坑公社马头岗M1墓发现西周末到春秋初的青铜钺3件〔13〕。

　　1962年7月，在广东增城西瓜岭，出土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立刀〔14〕。

　　1963年10月，广东清远县三坑公社飞水大队马头岗M2墓，发现多种春秋时期的青铜工具8件，分别有铲2、镢1、钺3和斧2〔15〕。

　　1965年，广东广州市罗冈公社暹冈大队古遗址出土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刀〔16〕。

　　1972年，广东德庆县凤村落雁山M1墓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10件，分别是铲1、镢1、钺2、斧4、立刀1和凿1〔17〕。

　　1972年11月，广东肇庆市松山北岭M1墓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39件，分别是耒12、镢1、锛2、斧1、刀15和立刀10〔18〕。

　　1973年7月至8月，广东四会县鸟旦山M1墓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12件，分别是铲1、镢2、钺1、斧3、刀2、立刀2和凿1〔19〕。

　　1973年到1987年间，在揭阳县在云路镇中厦村面头岭和仙桥镇平林村狗屎埔山M1-M16墓地，发现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3件，分别是钺2和立刀1〔20〕。

　　1974年，广东四会县龙江公社高地园战国墓发现青铜工具3件，分别是斧1件、刀2件〔21〕。

　　1975年，广东怀集县冷坑公社拦马山春秋墓发现3件青铜工具，分别是镢1件、斧2件〔22〕。

　　1976年，广东阳春县岗北大队发现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斧〔23〕。

　　1977年7月，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出土大量的战国时期青铜工具共计239件，分别是铲5、锄3、镢23、锛16、钺7、斧72、刀35、立刀72和凿7〔24〕。

　　1977年冬，广东罗定县太平公社南门垌等3处墓葬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89件，分别是铲43、镢1、钺43、斧头1和立刀1〔25〕。

　　1978年，广东珠海市拱北滨海遗址出土1件春秋时期的青铜斧〔26〕。

　　1979年8月，广东博罗县铁场圩山冈贝殻层出土2件春秋时期的青铜斧〔27〕。

　　20世纪80年代，在揭西县博物馆在河婆镇赤岭埔，出土战国晚期的青铜工具5件，分别是钺3和斧2。在阳江县禾石乡禾石村出土青铜工具2件，分别是斧1和钺1〔28〕。

　　1981以前，广东曲江县马坝镇水阁岭出土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斧〔29〕。

　　1981以前，广东新丰县马头公社羌坑道大队发现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凿〔30〕。

　　1982年到1984年间，广东封开县石峡村后山、牛围山和猛虎头山等地出土东周时期的青铜工具3件，分别有斧2和立刀1〔31〕。

　　1982年，广东龙门县黄岗岭出土2件战国时期青铜工具，分别是斧1和刀1〔32〕。

　　1982年3月，广东廉江县新华公社新华圩南大环岭出土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锄〔33〕。

　　1983年11月，广东罗定县背夫山土坑墓发现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23件，分别是镰1、铲4、锄1、镢2、锛1、钺5、斧3、刀1、立刀3、锯1、凿1和叉1〔34〕。

　　1985年7月，广东始兴县沈所区早头岭M2墓，发现1件春秋时期的青铜斧〔35〕。

　　1985年5月，广东揭阳县地都公社华美大队关爷坑出土1件东周时期青铜斧〔36〕。

　　1986年，广东龙川县丰稔佐拔一窖穴发现战国晚期青铜工具2件，分别是钺1件、斧1件〔37〕。

　　1986年，在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海口的沙丘断层中，出土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钺〔38〕。

　　1986年6月，在广东和平县龙子山古墓，发现2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工具，分别是铲1和立刀1〔39〕。

　　1986年6月，在广东和平县大坝乡杨村坳附近，出土1件战国时期的青铜斧〔40〕。

　　1986年以前，香港南丫岛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9件，计斧1件、立刀2件和鱼钩6件〔41〕。

　　1987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石峡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的青铜工具5件，分别是钺1、立刀2和锥2〔42〕。

　　1987年4月，广东深圳南头区荣光村叠石山遗址出土1件战国时期青铜耒〔43〕。

　　1988年，在广东封开县南丰镇利羊墩战国墓中，发现19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分别是钺4、斧1、锛1、凿2、锥1、立刀9和带钩1〔44〕。

　　1992年，在深圳市罗湖区大梅沙村海边的沙滩上Ⅱ区的M1、M3和M6三座墓中，发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间的青铜工具3件，分别是立刀1和钺2〔45〕。

　　1993年，揭阳地都华美大队关爷坑一处沙丘调查发现1件西周时期青铜斧〔46〕。

　　1995年，在广宁县长荣竹木制品公司在南街镇巷口管理区龙嘴岗M7-M15墓，发现战国晚期的青铜工具117件，分别是斧30、锛4、立刀34、刀45、凿3和锯1〔47〕。

　　2000年2月到10月间，在博罗县横岭山地区数量巨大的古墓葬中，发现商代到战国时代青铜工具29件，分别是钺11、斧15和叉1〔48〕。

　　2001年12月到2002年4月，在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福光村北的屋背岭，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工具6件，分别是钺3、斧1和削刀2〔49〕。

　　（二）按青铜生产工具的种类介绍

　　1．斧

　　2．钺

　　3．锛和凿

　　4．镰、锯、叉、耒、锄、锥和钩

　　5．刀

　　二、珠三角先秦生产工具铸造石范的发现

　　（一）按范模出土的时间先后介绍

　　 20世纪30-90年代，香港多处遗址出土石范。南丫岛大湾出土春秋至战国的斧范1件〔50〕，沙埔村出土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石范3件，分别是斧范2和钺范1〔51〕，榕树湾也出土钺范1件；马湾东湾仔出土战国时期斧范1件；大屿山石壁东湾、大浪湾、沙螺湾等地出土商代到战国时期的斧范3件和钺范1件〔52〕，香港大屿山石壁沙岗背出土一战国时期钩范1件；香港赤腊角过路湾出土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钺范2件和铲范1件。

　　20世纪40年代，粤东某地出土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斧范1件〔53〕。

　　解放后，潮汕地区揭西河婆和汕尾东涌宝楼山各发现1件石斧范。〔54〕

　　20世纪80年代，在韶关市乐昌县虎头山出土商代至战国早期钩范1对。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珠海淇澳岛亚婆湾、东澳岛南村沙湾、南芒湾、南屏白沙坑、平沙区棠下环、斗门干务曾船埔等多出遗址地出土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时期的石范9件，分别是斧范4、钺范3和凿范2 〔55〕。

　　20世纪90年初，中山南蓢龙穴出土先秦时期钺范和凿范各1件。〔56〕

　　（二）按范模种类介绍

　　1．斧范

　　2．钺范

　　3．其它石范

　　三、珠三角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研究

　　（一）前人研究

　　1.考古类型学研究

　　李龙章先生在专著中对岭南地区先秦时期青铜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57〕，并对其中的生产工具也进行了分门别类。

　　1)斧，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四型。

　　 A型，长方銎口，可分为三式：I式，束腰，平直刃或浅弧刃，刃两端外突；II式，直腰，平直刃，刃两端不外突；III式，束腰或略束腰，弧刃或深弧刃，刃两端外突。

　　 B型，六棱銎口。束腰，平刃和弧刃。

　　 C型，扁圆銎口，可分为二式：I式，束腰或略束腰，弧刃，刃两端外突；II式，直腰或梯形身，弧刃，刃两端不突出。

　　 D型，半圆半方銎口，束腰，弧刃或平直刀刃、刃两端外突。

　　2)锛，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二型。

　　 A型，长方銎口，可分为三式：I式，束腰，平直刃；II式，长身，束腰，浅弧刃；III式，短身近梯形，弧刃。

　　 B型，长身，无銎，有段，平刃。

　　3)凿，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六型。

　　 A型，方銎口或近梯形口，可分为二式：I式，长条形身，双面平刃或弧刃；II式，长条形身，单面平刃。

　　 B型，长方銎口，短身，可分为二式：I式，弧刃，刃两端略外突；II式，窄刃略平。

　　 C型，圆銎口，可分为二式：I式，圆柱形体，身下部一侧呈凹槽状，单面弧刃；II式，圆柱形体，下部扁薄双面弧刃，刃两端外突。

　　 D型，扁圆銎口，圆柱形体，近銎口部位突出，身下部一侧呈凹槽状，弧刃。

　　 E型，銎口背圆内侧平直，长条形身，下部内侧呈凹槽状，残刃。

　　 F型，长方条形，实心无銎，半圆弧刃。

　　4)锯，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三型。

　　 A型，扁薄长方形，锯齿为等边三角形，背部装嵌在木柄的凹槽之中。

　　 B型，长柄刀形。长条形扁柄，有首，刀形身，上下薄中间厚，背缘为细锯齿，下缘为刀刃。

　　 C型，短柄刀形。一面光平，一面又细密的斜凸线纹，前端凹弧口，上边略弧凹，有短柄，下缘为锯齿状刃口，后端弧收。

　　5)叉，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四型。

　　 A型，三角叉。圆銎柄，叉身体作山字形，中间一柱已残，尖叉有倒刺，叉柱下段有一道横梁连结。

　　 B型，双长叉。圆柱形座，叉尖细。

　　 C型，牛角形短叉。菱形座，叉钝尖。

　　 D型，歧叉形。直干，断面圆形，上部歧出一支，干尖和叉尖残断。

　　6)锄，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四型。

　　 A型，三角形尖嘴。扁圆形銎，双平肩，双斜弧刃，尖锋。

　　 B型，平口，銎残损，长方形身，刃部弧形弯曲呈瓦形，两刃角外突。

　　 C型，长方銎，束腰，体近方形，平刃，两刃角外突。身穿方形孔。

　　 D型，“凹”字形，上段中空用以插柄，下段楔形，平刃。

　　7)刀，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七型（为研究方便把削、刮刀等工具都归于此类）

　　 A型，平直刃，微凹背，尖锋。

　　 B型，弧突刃，直背脊，锋尖翘。

　　 C型，突刃，凹曲背，器形如新月。

　　 D型，可分为二式：I式，平底；II式，底有柄。

　　 E型，竹叶形或柳叶形身，可分为三式：I式，直身或下部微束腰，平底；II式，下部束腰，平底；III式，底部有短柄。

　　 F型，环首带把，可分为四式：I式，背部呈弧形，体稍宽；II式，背部平直，体稍宽；III式，体狭长形，与柄连接成一直体；IV式，柄和体背相连呈弧形，体狭窄。

　　 G型，直柄，可分为二式：I式，直背宽体；II式，直背窄体。

　　8)钺，根据出土遗存可分为七型

　　 A型，风字形，可分为五式：I式，长方銎，阔刃，弧度很大；II式，长方銎，圆弧刃，弧度略大；III式，六棱形銎，阔刃，弧度略大，刃两端翘起；IV式，扁圆銎，凹弧口，阔刃弧度略大；V式，扁圆銎，多为凹弧口，阔刃且弧度较大，刃两端翘起。

　　 B型，扇形，可分为三式：I式，长方銎，折腰，阔刃，弧度很大；II式，长方銎，折腰，阔刃但弧度不大；III式，长方銎，折颈，铲形身，刃部略弧近平。

　　 C型，双肩铲型，可分为四式：I式，长方銎，斜肩，阔刃且弧度稍大；II式，长方銎，平肩，弧刃但弧度较小；III式，扁圆銎，平肩，弧刃或斜弧刃；IV式，长方銎，溜肩，圆弧刃。

　　 D型，凸字形，可分为五式：I式，长方銎或六棱形銎，斜肩，身略成梯形，宽直刃，有的两端略弧；II式，长方銎，平肩，扁圆身，圆弧刃；III式，扁圆銎，銎口弧凹，斜肩，圆弧刃；IV式，扁圆銎，銎口平齐，束颈，斜肩，圆弧刃；V式，长方銎，銎部较长，斜肩，短身，圆弧刃。

　　 E型，重肩凸字形，可分为三式：I式，长方銎，平直刃，多数两角弧翘；II式，长方銎，身不对称，圆弧刃，两端略弧翘；III式，半圆銎，平直刃。

　　 F型，圆头形，可分为二式：I式，扁圆銎，平口或凹弧口，束腰，圆弧刃；II式，六棱形銎，口部凹弧，略束腰，圆弧刃。

　　 G型，靴形，可分为五式：I式，长靴形，扁圆銎或六棱銎，圆跟，尖首，弧刃；II式，短靴形，圆銎或扁圆銎，尖跟或稍圆，尖首或稍圆，弧刃；III式，短靴形，长方銎，尖跟，尖首或尖首弧翘，弧刃；IV式，短靴形，长方銎，方跟，尖首弧翘，弧刃；V式，斜弧刃刀形，扁圆銎，銎一侧与钺背连成一斜直线，尖锋，圆弧刃。

　　2.青铜器与青铜时代社会关系研究

　　杨式挺先生在《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认为：广东先秦时期有没有存在过青铜器时代，是否出现过奴隶制，是岭南古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实际上也是探索岭南地区何时由“野蛮”进入“文明”，即何时出现阶级、城市、国家、青铜器、文字等文明社会几大要素的重要问题。1962—1963年，广东历史学会曾就这一问题开展过讨论，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同时幷存。至1988年，广东已发现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五百多处，墓葬二百多座，各种青铜器一千一百多件。这些青铜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商末西周；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下限及至西汉早期。广东先秦时期存在过青铜器时代这个问题，目前似无多大异议；主张有过不发达奴隶制的文章，目前有增无减〔58〕。

　　邱立诚先生论文《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刍议》和徐恒彬先生《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两篇论文〔59〕，均认为广东出土青铜墓葬说明广东确实存在过青铜时代，并产生了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形态。邱先生另在《对广东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根据广东、香港的铸铜石范资料，认为这是广东先秦时期存在青铜文化的有力证明〔60〕。

　　关于广东先秦社会的性质的讨论，杨耀林、文本亨先生在《从深圳青铜时代遗址管窥广东先秦时代的社会性质》一文中认为，不能按照中原奴隶制社会的模式来套南越先秦社会，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衡量，广东先秦时期曾经历过青铜时代，进入奴隶的部落王国时期，但可能是处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61〕。

　　3.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

　　杨耀林先生在《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一文中，对珠三角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工艺进行了研究，幷且结合冶金成分与金相组织两个方面，对该地区的铸造工艺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青铜器铸造具有地方性，从石范的大量发现以及出土青铜器本身器形及合金成分可以发现出土青铜器的地方特色，同时也不排除其受到中原和吴城文化传统技艺的影响；其次，铸造技术具有一定的原始性，简单的生产工具和武器的铸造方法，均用石范铸型，合金成分的配比没有一定的规则，随意性较大，幷且炉温掌握不好，金相分析发现，不少器物铸态组织中带孪晶的纯铜晶粒；最后是合金成分的复杂性，青铜合金中发现中原地区青铜器所没有的砷、秘等金属元素〔62〕。

　　（二）计量考古学研究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多，这些众多的青铜生产工具和范模，说明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已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开始铸造和使用青铜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活动，并形成一定的规模。现通过统计学方法对该地区出土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情况进行计量考古学的研究。

　　不论是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还是工具范模，斧和钺的数量远远大于其他青铜工具;这不难看出，斧和钺是先秦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幷且具有岭南的地方特色。两者不但外表极其相似，就是用途来说，目前一般人也不易清楚区别开。钺，在众多的考古类书籍和论著中，都将其归类于兵器或礼器，具权力象征的作用。尽管，相当一部分斧和钺从其形态上很难明确判断其功能，且先秦时期的工具很可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专门化分工和分类。但是，仍然可以根据人类学和实验考古学方法去判断这两种工具的用途。从青铜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秦社会形态，主要根据工具的形态判断其功能，再根据其功能分析其具体的生产活动的联系〔63〕。

　　然而，其他生产工具的数量与其范模的曲线走势恰好相反，其中，216件工具中，有大量的是刀具，但是并无发现刀具的范模。

　　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繁荣昌盛的青铜文化相比，珠三角地区起步较晚，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差距，但不能认为珠三角地区青铜文化只是很原始、初步的发展。青铜文化发展的水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青铜器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这在学术界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一种意见是：青铜工具特别是农具，不可能完全取代石器。这种状况，即使在青铜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另一种意见是，青铜时代的标志应是青铜工具在生产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甚至代替石器。即使依据第二种意见，有学者认为岭南地区确曾是经历过青铜时代这一阶段的。就目前情况统计（统计数据均来源于本文第二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中，有斧163件、刀159件、钺98件、25件、凿16件、耒13件、锛9件，还有钩、叉、镰、锄、锯、锥等十几件青铜生产工具。总数约500件，占这一时期全部出土青铜器很大的比重。另外，往常认作兵器或仪仗的钺，在珠三角地区这一阶段出土数量有近百件，从器形和大小分析，似应为工具，特别可能是农具。考虑到这里青铜器大多数出土于墓葬，其所占比例有可能小于当时实际生产生活中各类工具所占比例。由于岭南同南楚一样，富有川泽山林之饶，地广，耕作粗放，长期“火耕水褥”，老百姓以鱼稻为食，因此，经济生活中渔猎山伐占重要地位，这就是青铜工具中有特多斧、钺的缘故〔64〕。此外，在珠三角地区己发现的许多铸造青铜工具的范模，足可证明先秦时期此地的土著居民已掌握冶铸青铜器的技术。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香港与粤东地区都曾发现铸铜石范，只是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地区已有20个地点发现此类铸铜范模，其中香港9处、珠海5处、斗门1处、中山1处、惠阳1处、揭西1处、乐昌1处〔65〕。不难看出，珠三角地区青铜文化已经脱离了单纯模仿的阶段，从而独树一帜。

　　四、结语:思考与展望

　　（一）新思考

　　1.珠三角地区出土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STS分析

　　 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理论，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在珠三角地区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和工具使用的动机研究中，可以采用STS分析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等多方面，对其青铜生产工具的科技发展原因进行综合研究，力图进一步弄清科技与当时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珠三角地区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在该地区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行科学而客观的评析。

　　2.将微痕分析法移植到青铜生产工具的功用分析

　　近年来,微痕分析在石器研究上的成功运用，使我们联想到其研究方法也可以移植到金属工具的研究上。微痕分析以自身发展的一套理论与方法，移植到金属工具考古，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来确认金属工具由古人类使用过的痕迹，它为古人类学和金属工具考古学透物见人和全面重建古人类的生存背景和行为方式，将起积极重要的作用。

　　参考微痕分析技术在石器考古上的应用，我们认为金属工具的研究也可以引进微痕研究。从分析的原理与要素来讲，采用的低倍法，可以根据这些古金属工具细微破损与磨擦痕迹的组合特点，来观察工具的运动方式和分辨被加工对象，记録割、切、刮、削、刨、楔、钻、砍等不同方向和不同的物理运动。我们知道，不同工具有不同的用途，其使用部位和使用方式也不相同，使用过程中会在使用部位留下不同的使用痕迹，其中一部分用肉眼可以观察到，大部分则需藉助显微镜才能观察到，这些使用痕迹是研究工具使用方式和加工对象的主要依据。

　　我们认为，运用微痕研究方法研究古金属工具是切实可行的。运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研究古代生产工具的制作工艺、使用方式和加工对象，使研究工作更科学、更符合客观实际，确定各种经济成份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验考古学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这一方法还受到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实验的手段不断完善和实验者更加熟练地掌握相应的技术，古金属工具的微痕研究也会给我们获取更多考古信息提供有益的思考途径〔66〕。

　　3.将淘金法移植到冶金考古田野发掘

　　把原始淘金法和水选法应用到冶金考古上，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具有可行性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冶金考古的田野工作中，对中国冶金技术起源的深入研究，可提供更多实用的考古分析材料。

　　珠三角地区发现大量先秦铸铜石范,并在香港等地发现过先秦时期铸铜用的甘锅,以及铜液滴块和炉渣等〔67〕。这些地点是利用淘金法进行冶金考古田野发掘的重要区域。

　　把原始淘金法和浮选法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应用到冶金考古的田野工作中，考古学工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在任何遗址或冶金遗址中的，寻找和发现古代遗存，进而认识和瞭解古代人类与矿物、植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程。在这些遗址中进行取样浮选提取植物遗骸后，对沉淀物进行水洗，提取包括炉渣、炉壁、燃料、矿石等携带着大量的古代冶金信息的冶金遗物。在不对文物造成破坏的前提下，节约成本，减少重复工序，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水洗法有如此大的作用，而且运用起来极其容易操作。因此，考古工作者在我国今后的考古发掘项目中，特别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冶金考古项目，应该把运用水选法和原始淘金法交叉结合、使用。此举可以为中国冶金技术起源的深入研究、揭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历程提供重要论据〔68〕。

　　（二）展望

　　 关于珠三角地区的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现与研究，对岭南的考古工作者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仍是个有待进一步加强工作的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前进，更多的地下考古材料会被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更注重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在考古学、类型学、地层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上，结合冶金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统计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从而使考古工作者愈来愈清晰地认识珠三角地区的青铜生产工具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有的区域特色。

　　

　　致谢:本文在导师向安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资料收集及写作过程中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研究员的帮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荆三林：《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2〕 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204。

　　〔6〕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7〕 唐嘉弘:《江西青铜文化三题》，《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8〕 陈公哲：《香港考古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9〕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北部山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第11期。

　　〔10〕杨豪：《介绍广东今年发现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1年第11期。

　　〔1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第12期。

　　〔12〕 同注〔9〕。

　　〔13〕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2期。

　　〔14〕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年第3期。

　　〔15〕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第3期。

　　〔16〕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郊区暹冈古遗址调查》，《文物资料丛刊1》，页176。

　　〔17〕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18〕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19〕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20〕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揭阳战国墓》，《考古》1992年第3期。 

　　〔21〕 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

　　〔22〕 同注〔21〕。

　　〔23〕 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出版，页284。

　　〔24〕《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115-116。

　　〔25〕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

　　〔26〕 广东省博物馆、珠海市图书馆：《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考古》1985年第8期。

　　〔27〕 杨式挺、黄玉质：《博罗县铁场墟发现青铜器等一批文物》，《文博通讯》1979年第10期。

　　〔28〕 邱立诚等:《广东揭西县先秦遗存的调查》，《考古》1999年第7期。

　　〔29〕 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余与印纹陶的关系》，《文物集刊》第3辑，1981年。

　　〔30〕 同注〔29〕。

　　〔31〕《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69、页79。

　　〔32〕 同注〔21〕。

　　〔33〕 阮应祺：《广东廉江县出土新石器和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6期。

　　〔34〕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35〕 始兴县博物馆：《广东始兴县发现两座春秋墓》，《考古》1988年第6期。

　　〔36〕 邱立诚等：《广东揭阳华美沙丘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8期。

　　〔37〕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省和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3期。

　　〔38〕 广东省博馆编：《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广东省博物馆1988年，页11。 

　　〔39〕 广东省博物馆、和平县博物馆：《广东省和平县古文化遗存调查》，《考古》1991年第3期。

　　〔40〕 同注〔39〕。

　　〔41〕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42〕 朱非素:《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

　　〔43〕 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44〕 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45〕 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1期。

　　〔46〕 邱立诚等:《广东揭阳华美沙丘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8期。

　　〔4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广宁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

　　〔48〕 同注〔4〕，页168-170，页189-192，页205。

　　〔4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深圳屋背岭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2004年第3期。

　　〔50〕 同注〔23〕，页282。

　　〔51〕 同注〔4〕，页22；Meacham.W：《沙埔村》，《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3年。

　　〔52〕 深圳博物馆等:《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 Meacham. W：《沙埔村》，《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3年；Rogers P.R等：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东湾仔》，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1995年（英文）；同注〔8〕；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页40。

　　〔53〕  同注〔23〕，页282。

　　〔54〕  麦兆良：《粤东考古发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饶宗颐：《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页1。

　　〔55〕  邱立城：《粤地考古求索》，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34-351。

　　〔56〕  简庆华：《中山历史文物图集》，中山市博物馆编1991年，页4-8。

　　〔57〕  同注〔4〕，页162-206。

　　〔58〕  杨式挺: 《岭南文物考古论集》，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页124-136。

　　〔59〕  同注〔23〕，页45，页78。

　　〔60〕  同注〔55〕，页16。

　　〔61〕  深圳博物馆：《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页212-231。

　　〔62〕  杨耀林：《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考古》1997年第6期。

　　〔63〕  同注〔55〕，页328。

　　〔64〕  同注〔61〕，页192。

　　〔65〕  同注〔55〕，页334-351。

　　〔66〕  向安强等: 《微痕分析法的创新运用：从石器到金属工具》 (待刊稿)。

　　〔67〕  邹兴华：《论香港及邻近地区出土炼铜石范》（“第三届中国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1月；Meacham.W：《沙埔村》，《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3年；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页510；秦维廉：《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 香港考古学会专刊第三本，1978年。

　　〔68〕  向安强等: 《淘金法和水选法在冶金考古田野发掘中的应用》(待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