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成　贺交生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84年末全国总人口已达103，475万人（未包括台湾省和港澳人口数，以下同），约占同年世界总人口的22％，如此众多的人口，其增长和分布状况怎样?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各种人口变动的地域差异如何?本文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解放后人口增加快，西部快于东部

　　解放前，中国人口增长缓慢。据史料记载，西汉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为5，559万。经1520年到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全国人口不过6，086万人，只增长了9.4％。自1552～1949年的397年间人口由6.086万人增加到54.167万人，共增加4.8亿人。

　　解放后，35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特别快。全国人口从1949年末的54，167万人增加到1984年底的103，475万人，短短的35年内，人口就增加了4.9亿，年平均递增率高达18.93‰。这种快速增长是由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五十年代，全国人口出生率在24.78‰（1959）～37.97‰（1954）之间；六十年代在18.13‰（1961）～39.34‰（1964）之间；七十年代由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在17.90‰（1979）～33.59‰（1970）之间，八十年代头五年在17.5‰（1984）～21.1‰（1981）之间。人口增长较快，除高出生率的因素外，还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从解放初的20.0‰下降到1984年的6.7‰。人口死亡率下降到1984年的6.7‰。人口死亡率下降快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解放后城乡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其次是加强了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一些恶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再次是人口年龄构成比较轻。

　　解放后，我国的省（市、区）行政区划变动较大。要比较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困难的。现只能用1964和1982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有关部门已作了认真核对，将1964年原有行政区划均按1982年现行行政区划作了调整，统计出可比较的人口数。按此，根据各省（市、区）1982年比1964年人口增长幅度，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属人口增长快的省（区）。18年来人口增长在50～83％之间，有12个省（区）：宁夏（82.99％）、青海（79.06％）、新疆（77.15％）、贵州（66.31％）、黑龙江（63.03％）、云南（60.28％）、安微（59.33％）、江西（57.19％）、广西（56.64％）、甘肃（55.46％）、内蒙古（54.94％）和福建（54.38％）。这12个省、区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少数民族集中区、计划生育开展较晚、生育政策较宽。如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甘肃等。

　　二是有些省份外来移民较多。如黑龙江省由于办农场、开发油田等从外省迁入较多的青壮年劳力。

　　三是有的省份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较差，人口出生率高。如1981年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为20.91‰，而贵州、云南、福建三省则分别为27.89‰、25.36‰、22.07‰。

　　第二类：是人口增长较慢的省、市。18年来人口增长幅度低于40％，共有9个省、市：上海（9.68％）、北京（20.83％）、天津（35.20％）、辽宁（32.19％）、山东（34.56％）、河北（35.20％）、江苏（35.74％）、浙江（36.94％）和陕西（38.58％）。这些省、市人口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城镇人口比重大，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人口迁入控制较严。如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等。    

　　二是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较好。如江苏、浙江、山东等，其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数。

　　第三类：是人口增长处于中等速度的省、区。18年来人口增长在49～50％之间，共8个省、区：四川、吉林、山西、广东、湖南、河南、湖北和西藏。

　　综上三种地域类型来看，大体是：东部沿海省、市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中部各省处于中等速度，西部省区、尤其是少数民族集中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从沿海到内地，18年来人口增长速度由低到高的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二、年龄结构由年轻增长型向成年稳定型转变，开始形成三种地域类型的年龄结构特征

　　1953年，0～14岁组人口占总人口的36.3％，15～64岁组人口占59.3％，65岁及其以上年龄组人口占4.4％。从年轻人口（0～14岁）占的比重大和老年人口（65岁及其以上）占比重小这两个特点来看，属年轻增长型的年龄结构类型。但经过29年人口再生产的变动，到1982年，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0～14岁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降到33.6％，比1953年减少2.7%15～64岁组人口的比重提高到61.5％，比1953年增加2.2％；65岁及其以上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4.9％，比1953年略有增加。可见，1982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变为成年稳定型年龄结构类型。这与瑞典1860年、日本1955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情况很相似。

　　这种年龄结构的优点有二：一是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减少，有利于今后控制人口增长；二是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有利于减少每个劳动者的抚养数。但我国人口老化将会加快。

　　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地区差异，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各自治区，属年轻增长型的年龄构成类型。由于这些地区自1971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较宽，出生率高，造成0～14岁组的人口比重较大。如宁夏占41.44％，青海占40.79％，均高于全国平均数。6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比重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青海占2.71％，宁夏占3.25％。

　　二是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步入老年减少型年龄构成类型。我国各大城市由于种种原因，人口出生率较低，老年人口占的比重较大。1982年普查统计，这些城市0～14岁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上海占18.09％，北京占22.12％，天津占24.25％，均已接近1981年世界发达国家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如日本占24％，美国占22％）。65岁及其以上年龄组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国水平，但远低于发达国家。如上海占7.38％，北京占5.64％，天津占5.54％，1981年西欧各国占14％，日本占8％，美国占1l％。

　　三是除江苏外，其它多数省份属成年稳定型年龄构成类型。其特点与全国的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相似。

　　三、民族构成复杂，各省（区）差异大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56个民族，汉族93，66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3.3％，其他少数民族共6.723万人，占总人口的6.7％。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200万的有10个，共5，357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按人口数多少排列，依次为壮、回、维吾尔、彝、苗、满、藏、蒙古、土家和布依族。汉族遍布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的聚居范围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2.5％。一些主要少数民族在全国29个省、市、区都有。因此，中国各民族的分布已逐渐形成一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

　　由于历史原因及解放后人口增长和迁移的结果，形成了我国各省、区、市的民族构成差异很大的特点。国内五个自治区中，除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所占比重较大外（西藏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新疆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59.56％），其他三个自治区中，汉族人口均占较大比重，如广西汉族占61.7％，少数民族占38.3%；宁夏汉族占68.06%，少数民族占31.94％；内蒙汉族占84.45％，少数民族占15.55%。其他省区中，少数民族也占有一定比例。如青海占39.42％，云雨占31.7％，贵州占26.01％，辽宁占8.1 4%，甘肃占7.92％。另有12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本省总人口不到2％。如江西占0.07％，江苏占0.18％。这些省份几乎是单一汉族聚居区。

　　四、劳动资源利用率高，在业人口比重也较大

　　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在业的劳动人口约5.2亿人，占总人口的52％，不在业的被抚养人口占48％。每一在业人口的抚养指数为0.93人。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共有57，362万人（按男15～59岁，女15～54岁计），占总人口的57.14％，在业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9l％。可见我国劳动资源利用率是很高的。应当指出，在9％的不在业劳动适龄人口中，从事家务劳动和在校学生约占70％。

　　在大陆29省市区中，在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高的是上海，占62.7％，最低的是黑龙江，占40.8％，高低相差21.9％。

　　在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除上海外，依次是北京（58.8％）、江苏（57.5％）、天津（56.9％）和四川（54.9％）等。占总人口最低的除黑龙江外，依次是吉林（42.3％）、福建（45.4％）、宁夏（46.7％）、江西和新疆（46.9％）、内蒙古（47％）和青海（47.6％）等省区。

　　制约地区人口劳动构成差异的因素，首先是年龄构成的地区差异。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充分就业。特别是广大农村，手工劳动对劳动技术要求不高，一般也都能找到工作。因而在一些生育率低，年轻人口相对较少、老年人口比重也不大的省、市，其劳动入口所占比重就大，如上海、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反之，宁夏、新疆、内蒙和青海等的年轻人口占的比重大，老年人口占的比重较小，在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低一些。

　　其次，各工种所需劳动强度对人口劳动构成也有影响。农业劳动中，种植业需要的劳动强度大，畜牧业（特别是游牧、放牧）所需的劳动强度就较小。故老年人口在业比例，在农业和牧区就有显着不同。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职业人口的年龄构成资料，种植业中老年人在业数占本职业在业总人口的5.37％，而牧业的老年人则高达13.07％。

　　其他还有家务劳动人口和在校学生、退职退休人员等占不在业人口的比重大小，也影响各省市区劳动人口构成比例。

　　五、城市人口比重低，省（区）际差异明显

　　城乡人口构成是人口地域构成分布的一种表现形式。全国城镇与乡村交错分布，在政区上形成各种城乡交错的复杂体系，如直辖市和直辖市下设县或地属市，地属市下又有县级市和县，镇又属县管理。1984年底，全国有300个市，6，211个镇。全国总人口中市、镇总人口33，006万人，占31.9％，乡村人口70，469万人占68.1％。上述市镇人口统计中，包括市属郊区（不包括郊县）的农业人口在内。估计全国所统计的市镇人口中，约有1／3是郊区农业人口或镇的农业人口。1949年城镇人口占10.6％，1984年虽增加到31.9％（此数字偏高），但仍是较低的，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1984年底城镇人口占本省区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有：山西（55.9％）、吉林（55％）、辽宁（54.7％）、黑虎江（51.4％）和山东（48.5％）。最小的有西藏（10.2％）、河南（16.1％）、安徽（17.9％）、四川（18.4％）和甘肃（20.6％）。

　　城乡人口结构的地域差异，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中国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注意控制城镇人口增长。防止农村人口盲流进城。各地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国家工业投资必建新项目所需职工及其家属数量。东北三省和河北省，是我国“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重点建设项目较多的地区，原有工业基础也相对较好，因此城镇人口比例较高。同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原有工业基础差，重点建设项目较少，吸收城镇人口能力有限，城乡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仍占很大比例。

　　其次是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商品率的地区差异。我国农村人口多、增长快，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年增产的粮食等农产品有相当一部分就地为新增的农业人口消费了，故商品农产品增长有限，这就限制了城镇人口的增长量。有些年份（如1960、1961年）因农业严重歉收，还将自1958年从农村迁入城镇居民动员回乡，出现了城镇人口回流农村的反常现象。东北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省是我国商品粮最大产区之一，容纳城镇人口的能力较大，这也是其城镇人口比重较大的部分原因。

　　第三、统计口径变动的原因。我国市镇建制的规定和城乡人口划分的标准前后不够一致，幷且各地在执行这些规定时也不够一致。这样，使我国城镇人口在统计上部分背离了实际情况。最明显的是解放后所进行的三次人口普查中关于镇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少，1984年则跳跃式地增加。这与我国设镇标准的几次变动是有关的。同时，1984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比1982年增加11％，也跳跃式地增加了。其原因主要是市人口中包括了郊区农业人口；有的市把所在的县都划为郊区，如广东省中山市把原有中山县都作为郊区人口统计为市的人口；1984年国家放宽了建镇标准，使镇数迅速增加。有些地方把镇管村的人口数也统计到镇的总人口中。由此可见，必须完善市镇建制的规定和城乡人口划分标准，并在执行这些规定或标准时贯彻严肃性原则。

　　六、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偏集在东南部

　　我国人口地区分布面貌是经历几千年人类生产活动和繁衍才形成的。中国一向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1983年末农村人口占76.5％，农业生产是人口生活资料的源泉，而农业生产又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人口分布虽说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但也不能忽视自然条件的重大影响。我国各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不一，不仅人量分布不均，而且人口密度也相差很大。

　　1984年末统计，全国26省、区中，人口数最多的前五省依次是，四川（10，112万人）、河南（7，646万人）、山东（7，637万人）、江苏（6，171万人）和广东（6，166万人）。人口数最少的前六个省、区依次是，西藏（197万人）、青海（402万人）、宁夏（406万人）、新疆（1，344万人）、内蒙（1，985万人）和甘肃（2，0167万人）。人口最多的四川与最少的西藏相差51倍。这说明我国各省、区人口数量分布是很不均衡的。

　　若就区域角度来看中国人口数量分布，则大致可把全国26省、区（市包括在所在的省）分为三组：

　　第一组东南部十一省（包括华东6省和中南5省）。人口合计58，26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6.3％。

　　第二组西半部两省（青海和甘肃）四区（西藏、新疆、宁夏，内蒙）。人口合计6，350万人，占全国的6.14％，其人口数与东南部江苏省（6，171万人）相当。

　　第三组处于第一、二组之间的东北、华北和西南九省区。合计38，43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7.15％。

　　以上三类区域的人口数量分布状况，大致可反映出我国人口数量分布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特点。

　　人口数量的分布还反映不出各省区人口稠密程度，必须结合土地面积，从人地比例来看人口分布。

　　中国1984年未人口密度为10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人／平刀公里）最高的前五位，依次是上海（1，944）、天津（707）、江苏（602）、北京（564）和山东（499）。若只计省区的人口密度，则依次是江苏、山东、河南（458）、浙江（392）、安徽（366）和河北（293）。广东（291）与河北人口密度很接近，也可并列第五位。人口密度最低的前五省、区，依次是西藏（2）、青海（6）、新疆（8）、内蒙（17）和甘肃（45）。最高与最低的省、市、区相差972倍。若只计省、区之间的最高、最低人口密度，则相差301倍。可见我国省、市、区间人口密度分布比人口数量分布的差异更大。

　　若按上述人口数量政区分布的三组来看人口密度，其差异情况如下（不包括市）：

　　第一组华东、中南组十一省的人口密度在162（广西）～602（江苏）之间。

　　第二组西半部二省四区的人口密度在2（西藏）～61（宁夏）之间。

　　第三组东北、华北及西南九省区的人口密度在70（黑龙江）～293（河北）之间。

　　上述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状况，也可反映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特点。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地理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在人口增长、构成和分布的东西差异上，而人口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是这些特征形成的基础。

　　究竟如何看待这种东西差异?如何改善我国的人口分布状况?作者认为，改善人口分布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一定地区的人口数量必须与当地的自然、经济环境容量相适应，背离这一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虽小，但一些緑洲和河谷的人口密度也是相当可观。如新疆緑洲内每平方公里可达二、三百人，最多的可达七、八百人，而緑洲以外多是不适于人类生存的戈壁、沙漠、杳无人烟。由此看来，东西人口分布差异也有其客观性，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在一个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大的国土上，达到人口数量的均匀分布，这种“理想”的人口分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西部地区与其现在通过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移民，达到这种“理想”人口分布，倒不如适当控制本地区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加紧基础工程建设，适当从沿海引进技术骨干，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西部经济发展，进而为人口移居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