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的文化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因为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长期的历练，特别是经中石器时代的孕育，几个大的历史事件，都为新石器时期新的发展准备了扎实的物质条件，所以能势如破竹似的进入更高一层的发展，取得了较周边地区更为先进的成果。下面逐一进行介绍之。

　　第一节　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性遗存

　　珠江流域的先民们大约在距今8～9千年前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个别遗址可以更早些，在距今约1万年时已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结束的时间大约在距今2～3千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的文化特色有所不同。早期的文化是和中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不开的，是在其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情况下，考古学者都认为，有陶器和磨光石器出现时，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农业和家畜饲养是否出现，这点难于确定，但正如前面一些章节中提到的，陶器的诞生和农业的关系很密切，起码和集中采集有关。如果这观点成立，那么家畜饲养也应该同时存在，因为家畜饲养业和农业起源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对陶器诞生的理解，我们应有一个界定，因为在一些中石器文化晚期遗址中，我们往往也发现一些火候很低夹砂粗陶块，结构非常松散，而且发现时看不出一个完整的陶器形状。人们认为这不能算真正的陶器，而是陶器前期的雏形。只有能看出一个完整器形时才算真正的陶器。磨光石器和磨刃石器也一样，在通体磨光石器出现前，在中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比较常发现少量的局部磨光的石器（即刃部磨光），这是通体磨光石器的必经阶段，任何劳动工具在被使用过程中必然给人类一个印象，这就是人类造型工具和使用工具过程中一个结果。因为人类使用石器工具时候大多数是利用它的刃部，一件石器的刃部当被使用时必然有磨损，多次磨损必然使局部刃部缺失，而另一部分会变得更锋利，这就给使用人一个启示，刃部锋利的石器更好使用，于是启发古人类想办法先把石器刃部磨光，长此下来，刃部磨光的石器就比通体磨光的石器出现得早，也为后来通体磨光石器的产生打下了一个基础。

　　在此，把这几个问题解释清楚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就好界定了。

　　考古学家一般认为，当富有特征的印纹陶出现之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以打制石器和绳纹粗陶为代表的（安志敏1982年）。在珠江水系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基本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从种类上可分为洞穴遗址、河旁阶地遗址、海滨遗址、山坡遗址等。在这些不同种类遗址中也可以再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化层中含贝殻类遗物的，另一种是文化层中不含贝殻类遗物的。这种区别不代表时代早晚的区别，因为早在中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捕捞贝殻类水生生物为食物。贝丘遗址的出现并非只到新石器时代才有的。所以代表不了时代的早晚。不过有一点可供我们参考，就是贝殻层中，最早期文化层中的螺殻是不完整的，是被全砸碎的，中期的螺殻是完整的，晚期文化文化层中的螺殻是砸了尾巴的，是和现代人吮食螺肉时，取用同一的方法，这是否是一种时代上的标志？可供大家参考。也不象是地区的区别，可能与当时当地的居民掌握吃螺的技巧有关。〔1〕

　　总之，在珠江水系范围内，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其文化特点是：①石器工具中，打制石器占絶大多数，局部磨光（即刃部磨光）的石器占少数，通体磨光的石器偶有出现。②真正的陶器已出现，不过制陶技术很粗糙大多数是泥片帖塑的；陶器胎质相当厚，火候也低，以绳纹粗陶为代表。③骨、角器制造和使用更为普遍。④穿孔石器和蚌器工具使用相当广泛。提高渔猎和捕捞的力度。⑤种植和驯养已走出萌芽阶段，进入诞生阶段。⑥原始氏族社会得到更大的发展。⑦人死了埋葬有一定形式，由零散的变成屈肢蹲葬，这种屈肢状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模仿人类出生前在母体中胎儿端坐的样子，以示人类生来是这样，死了也应回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是原始宗教意识的表现。⑧絶对年龄测定均为距今8000～10000年前。有些地方为9000～7000年。

　　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在珠江流域内分布很广，文化特点也有差异，下面我们可列举5个代表性的遗址加以说明。

　　一、甑皮岩遗址

　　甑皮岩遗址是1965年6月6日，广西举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并进行小范围的试掘，后经若干次发掘和整理工作，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初定名为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2001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更名为“甑皮岩博物馆”。在过去的30多年里，无论在科研还是遗址保护工作方面，学术界及有关的文物管理机构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遗址的年代、文化特征、葬礼形式和规模、农业起源的有无、家畜饲养起源等问题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给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影响。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诺大一个遗址，经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发掘和整理研究，马上希望把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是不现实的，只能不断工作不断研究，才能从中不断获得一些新信息，发现一些新问题。带来一些新的启发，那怕连2001年的发掘以及后来的整理研究，出了一大部头《桂林甑皮岩》这一壮举，也只能算是在当前科学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做了一次较以前所作过的历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更为细致的工作，所下的结论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词，是否算得上“推翻和重建”，人们认为，这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事，要听听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才行。

　　不管如何，人们认为组织这次发掘是及时的，收获也不少，之所以说是及时，因为遗址内的地下河对遗址的侵蚀越来越大，文化堆积层里的各种信息也随着地下水的侵蚀而消失，特别是那些微小的孢粉和硅质体。说他收获不少是因为发掘者，以更多种手段，获得一些以前未曾获得过的信息，文化分层和分段，较前更为细致，不管这种分法是否准确，起码把问题提了出来，能让后来的研究者有一个参照物，有一个比较。这是很难得的。

　　现在人们以此为依据，开展一些讨论。〔2〕

　　2001年发掘者认为，根据目前的发现，甑皮岩遗址的史前文化堆积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代表了当地从距今大约12000年到7000年间史前文化的发展及演化过程。

　　第一期文化遗存

　　年代约在距今12000～11000年间，大体相当于全新世初期。文化遗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石器均以河砾石为原材料，石质以砂岩占絶大部分，包括各种颜色的细砂岩、粉砂岩、石英岩等，另有少量的花岗岩、碳质板岩、泥质板岩和灰岩，均为打制石器，石器加工技术比较单一，大部分单面单向直接打击成形，只有个别采用双面打击加工，二次修理可能有间接的硬锤打击技术。以石核石器为主，直接用砾石打制加工而成，少部分为石片石器。器类包括石锤、砍砸器、盘状器、切割器、尖状器、棒形石凿和穿孔石器等。以石锤和砍砸器为主，骨器和蚌器的数量较多。磨制工艺已经存在，但主要用于加工有机质的工具如骨锥、骨铲和穿孔蚌器，尚未应用于石器制作上。此期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发展是陶器的出现。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是敞口、浅斜弧腹的圆底釜、羼和粗大的石英颗粒，手揑成型，在器物上部并有滚压粗绳纹的痕迹，器形低矮，器壁极厚，烧成温度极低（不超过250℃），器表开裂，表现出一系列初级陶器工艺的特征，应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原始的陶容器（研究者的观点）（见图44之①）。

　　第二期文化遗存

　　年代约在距今11000～10000年左右，即全新世早期。这一时期气候进一步回升，动、植物的数目和种类有所增加。文化遗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陶器数量比第一期文化明显增加，但器类单一，器形简单，大多为器形较大的敞口、束颈、鼓腹、圆底罐，另有部分饰刻划纹或附加堆纹的小件器物，因太破碎，器物整体特征不详。陶器以夹方解石灰褐陶为主，部分夹石英，另有部分红褐陶。方解石或石英颗粒较多。大小不匀称，形状不规则。烧制火候仍然比较低，胎质疏松，显示烧制工艺仍处于早期阶段。器表均施分段多次重复滚压成的绳纹，其中以印痕较深、较细密的中绳纹最具特色，少量在绳纹上加饰刻划纹；口沿多施绳纹，另有部分刻划纹，沿下还有少量附加堆纹。此期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是陶器制作工艺的进步，出现了泥片贴筑的成型技术，器形变高，器壁变薄，工具方面，石器和骨角蚌器的形态和制作工艺与第一期文化相比变化不大。石器依然以单面加工的打制砾石石器为主，器类包括石锤、砍砸器、切割器、和穿孔石器等。骨器以骨锥为主，也有磨制的骨铲。蚌器多为穿单孔的蚌刀（见图43）。此期的经济形态仍是采集和渔猎经济。

　　第三期文化遗存

　　年代约在距今10000～9000年左右，即全新世早中期。孢粉分析表明此期的气候温暖湿润，气温可能比现代略高。

　　文化遗物包括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陶器仍以敞口罐为主，数量较前期多，第三期束颈较甚的敞口罐仍然存在，但出现了口近直或略外敞的敞口罐。以夹方解石的红褐陶为主，夹石英陶较少，方解石颗粒较多，较粗大，大小不匀称，形状不规则，火候低，胎质疏松。多数为泥片贴筑法制成。由于陶器因羼含方解石或石英的比例较小，陶片起层，呈千层饼状。纹饰以中绳纹为主，粗细、绳纹较少；另有部分刻划纹、捺压纹。刻划纹多在绳纹上施划，纹样简单，随意，划痕较深。工具组合中，石器均为打制石器，器类包括石锤、砍砸器、切割器、棒形石凿、穿孔石器和锛形器等，以砍砸器为主。石质以砂岩占絶大部分。尽管未见磨制石器，但新出现的锛形器则应为磨制石锛的毛坯，推测应有少量磨制石器出现。骨器磨制技术进一步发展，除原有的骨锥、骨铲之外，新出现了骨针。此期的经济形态依然是渔猎和采集。与第二期文化比较，有所发展，但无质的变化。

　　第四期文化遗存

　　年代约在距今9000～8000年左右，即全新世中期，此期的气候仍然温暖潮湿，年平均温度可能略高于现代的温度，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当与第三期相似。文化遗物与上一期相同，只陶器数量较多，器类也较第三期明显增多。以敞口罐为主，但第二、第三期流行的束颈较甚的敞口罐基本不见，新出现高领罐、敛口罐和敛口釜等，器物底部也变薄、变缓。以红褐陶为主，羼和料主要为石英、方解石较少，方解石、石英颗粒仍较粗较多，大小不匀称，形状不规则。陶器制法仍以泥片贴筑法为主，出现了分体制作工艺，如高领罐的领部与腹部就是分别制作，然后拼接而成的。胎壁变薄，大部分陶器火候仍较低，胎质疏松，易碎，但少部分陶器的火候有明显提高。器表均施绳纹，以中绳纹为主，次为细绳纹，粗绳纹较少，部分器物口沿也施绳纹。工具组合中，砾石打制石器仍是主要的工具，但磨制石器应该存在（言下之意此次发掘仍未发现），骨、蚌器的数量相对减少，其中骨器只有骨锥一种。蚌器也只有少量穿单孔的蚌刀。文化地层中发现植物硅质体种类比前一期明显增加，反映了史前居民可利用的植物资源的丰富性。

　　第四期发现了2座墓葬，葬式均为蹲踞葬，无随葬品。

　　第五期文化遗存

　　第五期文化的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代左右，即全新世中期。此期的气候温暖湿润，植物基本上属于亚热带植物群落，而动物资源也比较丰富。文化遗物仍然是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未见蚌器。陶器数量较多，器形、陶色、纹饰种类比前几期都有大量的增加。器类包括敞口罐、高领罐、敛口釜、直口或敛口盘、釜、盆、钵、支脚、圈足盘和豆等。以夹细方解石颗粒的红褐陶为主，少部分夹石英，方解石颗粒一般比较匀称，应经过仔细遴选；新出现泥质陶，但陶土均未经淘洗，质地不纯，不细腻，此外还有部分灰、灰黄、橙黄、红、灰褐、白褐等。部分器物采用泥片贴筑法制成，分体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器形规整，胎壁较薄，在近口沿部分常可见到慢轮修理留下的匀称抹痕，表明陶轮已经发明。烧制火候较高，陶质较硬。纹饰种类丰富，样式复杂，主要有细绳纹、扁草纹以及种类繁多，组合复杂的刻划纹、戳印纹、捺压纹等。另有少部分素面陶，少部分器表施陶衣，并经磨光。此期另一个文化特征是磨制石器数量增加，器形主要是磨制的斧、锛类，制作精致，大部分通体磨光。与之相比，打制砾石石器和骨器的数量减少，骨器以骨锥、骨针为主，不见蚌器。经济类型仍然以采集渔猎为主。墓葬已普遍存在。

　　根据2001年发掘者和研究者上述的叙述，并把这个遗址作为一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来看的。因为他们把距今1.2万年前，即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全新世一开始，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依絶对年龄的测定结果，他们可以这样划分，但从文化内涵来看，很显然他们把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划为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中，所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以早到距今1.2万年前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就是三个：通体磨光石器出现，陶器出现，农业和家畜饲养出现。甑皮岩遗址的五期文化中，第一至第三期均不见磨光石器，所谓磨制技术只应用在骨、角器和蚌器工具上。陶器的出现，发掘者和研究者认为从第一期文化中就已经出现，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到了第五期文化时，已相当丰富了。对于农业和家畜饲养问题，由于没有测出文化层中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而被否定了。同样，把不同层位出土的猪的第3臼齿加以测量，计算，结果也否定了前人研究确定已有家畜饲养的结论。这样一来，作为新石器时代一个典型的早期遗址就有点底气不足了。

　　人们根据2001年发掘和研究者公布的材料，加上有些学者不只一次到遗址现场参观学习，还直接参与某些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同时对比1990年出版的张子模先生主编的《甑皮岩遗址研究》一书的内容。发现2001年的发掘，在原来几次发掘的基础上，增加了DT4探方、DT3部分，BT2、BT3部分的发掘，新发现了不少文物，大大丰富了整个遗址的内涵，在研究过程中，也采用了一些新方法，所以对前人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有了更详细的描述和解释，但在整体的结论上，谈不上什么推翻前人的结论。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在文化的年代上提早了一些。说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已进入中石器时代晚期，由此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全过程，并可到达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一阶段，从研究者公布的文化分期来看，界线是清晰的，文化内容也是能说明问题的。1～3期都未发现磨光石器。至于陶器的出现，人们认为1～3期发现的陶器，与其说它们是陶器，倒不如说是陶块，根本就不成器，特别是第1～第2期的陶块，这是古人类最初用泥土涂在木制或竹制容器上，以保护容器免于烧坏，结果发现泥土经火烧后变得很硬，这就给人类一个启发，用泥土做成一个容器，经火烧过后不就可以用了吗？这是陶器发明前的一个原始实践阶段，是古人类在中石器时代必然经历过的一个实践阶段，有些学者不承认中石器时代的存在时，往往把这个时期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人们这个说法并非单纯一种推测，因为在第一期发现的DT6 28 ：72号标本上，在其内壁上看到条状的压痕（是木条或是竹条就难于确定），证明这块泥是涂于别的容器上的。而第二期和第三期的陶块也很难准确地证明是什么器物的，而只能说是较之第一期出土的陶块大一些的陶块，至于第三期那件似器底的陶块，也只能说明它是一个底部的陶块，是一个什么器皿就很难确定，要说是陶器恐怕有点牵强附会。不过这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是陶器发明所必须经历过的一个实践过程，它告诉人们，陶器是怎样发明的，但它本身不是陶器。好象农业栽培出现前必然经历过一个集中采集的实践过程一样，没有这个实践过程，人类认识不到各种植物是什么时候播种的，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可以收获的，要有收获还要什么自然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收获，但更多的是认识，所以人们不要把这种集中采集称作栽培，这个道理和前述的陶块和陶器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有陶块的地方除了甑皮岩遗址外，还有广西桂林的庙岩遗址、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庙岩的陶片经过14C测定，结果是13610±500BC和13710±260BC，可能是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块。但没有一处能象甑皮岩遗址那样，保留着我国陶器起源和成熟的整个进程，从甑皮岩出土的陶块和陶器残片来看，到了甑皮岩第四期文化，陶器的发明可以说已真正成功，第五期文化则陶器工艺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清晰明确的样板，迄今为止是全国唯一的，其重要性很大的一部分就表现在这点上。

　　众所周知，陶器的起源是和农业的起源分不开的，但现实告诉我们，甑皮岩遗址迄今仍未发现水稻的硅酸体存在，无法证明水稻的栽培已存在，但有一点应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因为地下河和遗址贯通，每次地下河河水上涨都会对文化层造成浸泡，这样对文化层中水稻的硅酸体形成和保留都会有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分布均匀的采样，就很可能出现遗漏，检不出水稻硅酸体来。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家畜饲养和农业起源也有密切关系，根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有恒先生和韩德芬女士两人研究结果，认为甑皮岩遗址动物群的猪已是人类饲养的家猪，他们鉴定的主要依据是出土的猪骨中，可鉴定年龄的个体中，一岁到二岁之间的个体，占可统计的65%，在所有观察的本遗址的全部标本中，尚未见到有任何一枚猪的M3臼齿已经磨蚀得很深。另外，犬齿数量不多，长而粗壮的犬齿更少，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比较细弱。所以说它是人类驯养的猪。〔3〕但2001年的发掘和研究者在2003年出版的《桂林甑皮岩》一书中，在谈到甑皮岩猪的驯养问题时否认了李、韩两人的结论。研究者从猪的形体特征、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考古现象等五个方面对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骨（包括牙齿）进行了研究，结果是否定了前人的结论。人们认为研究者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属于家养或属于野生的猪是对的。是无可非议的。可惜的是研究者缺乏动物解剖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的知识，把可以作为判断野生和驯养方面的重要特征说颠倒了，或以想当然的观点代替客观事实。比喻形体特征方面，在鉴定上确是一个很关键的特征。研究者认为，考古遗址出土的家猪的体形一般比野生猪要小。理由是，由于是饲养的，有人向猪提供食物，它可以不必象野猪那样用鼻吻部拱地掘食。时间长了引起鼻吻部及头骨长度缩短。这点说对了，但不能说饲养的猪由于吻部的缩短而导致猪头变小结果会使猪的整个体形变小。家猪的吻部的缩短，并不能使整个体形变小，恰恰相反，由于人工饲养，营养更能得到保证，所以个体长得更大更快。但由于吻部的缩短，确是给猪的头部带来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上、下颚骨变短，整个上、下齿列缩短，牙齿个体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上、下颌骨缩短，使原来的齿隙空间大大缩小，齿列的排列变得紧凑地排成一排，没有什么齿隙的存在，这是很明显的变化，另方面由于家养使其食性也发生变化，食物的质和量以及种类也发生变化，所以导致牙齿磨损程度也不如野生时一样，纤维性的食物少了，也造成齿隙消失的必然结果。以上的结构变化，必然使上、下颌的咬肌窝变浅，因为食物的硬度变软，由于功能和结构相适应，咀爵力量变小，咀爵肌无需那么强大，其固定的咬肌窝当然不必那么深。这点2003年的研究者是忽视了。谈到上、下颌牙齿的第3臼齿的长度变化，如果说可作为一个指标来证明是否属于家养的猪的话，人们觉得这指标也只能在同一文化层里出土的不同个体间的比较，在不同的文化层间的比较，就得把时间空间差考虑进去，不同时代的比较，要用一个固定值（M3是35×20毫米，M3是40×17毫米）来表示，就很不科学了。因为野猪中同一地区也有不同的亚种，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多，很复杂，这造成对比间的困难，进入人工驯化后，每个氏族，每个家庭饲养的猪，其条件也不尽相同，这些因素给猪带来的影响，反映在猪的牙齿结构上就千变万化了，用一些不稳定的特征来作标志是十分不可靠的，尽管你可以罗列一大堆测量数据，但说明不了问题。大家知道甑皮岩遗址前几次的调查、发掘的猪骨头基本是放在一起的，层位也不清楚，所以用这种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十分困难。

　　谈到年龄结构，这是一个可行的鉴定指标，2003年研究者认为，如果是家养的，其年龄结构应该以1～2岁左右的个体占多数或絶大多数，这点和李、韩两人的鉴定结果相符，他们鉴定结果是1～2岁左右的个体占65%。

　　谈到性别特征，这是一种现代家畜淘汰所用的标准，在新石器时代兽骨鉴定中有谁能作出如此准确的鉴定？就算有雌、雄区别的鹿类和洞角类，如果您没有掌握有角的标本也难于确定其性别。何况甑皮岩遗址还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提出要确定其性别真有点不切合实际。同样理由，关于数量的比例问题，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以后出土的兽骨研究可以加以考虑，在时代较早的遗址中，通过围猎手段可以获得某种动物（如马、山羊等）的絶对优势数量，如果把这种优势数量看成是饲养结果，那就大错特错。因此，作为区别野生和家养动物的最重要条件是形体结构特征和年龄结构，而判别年龄最重要的部分是牙齿各尖的结构和磨损程度，而不是牙齿的大小。动物的四肢骨关节面的软骨垫是年龄增长的一个标志，但埋葬于泥土中的兽骨很不容易得到保存，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带酸性的红土中。所以人们认为，李、韩两人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

　　这样一来，既然家畜饲养存在，农业的起源还未完成，起码甑皮岩的古老居民也已经进行着集中的采集，在各文化层中出土那么些蚌刀和石刀就是一个佐证。或者说甑皮岩的周边还没有适合进行栽培水稻的地方。所以栽培稻的孢粉飘不进洞穴中，无法在地层中变成硅酸体，更有可能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及的，地下河水浸对保留硅酸体不利，最后形成现在我们见到的结果。

　　总之，作为新石器时代一个典型的早期遗址，人们认为甑皮岩的条件是够的而且能够给人们一个清晰的印象，它是如何从中石器时代晚期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更为有意义的是在这一进程中，把制陶工艺的起源，整个流程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珠江流域地区是最典型的，唯一的。

　　二、牛栏洞遗址

　　牛栏洞遗址位于广东省英德市云岭镇，英德市处于广东中部偏北处，东与翁源、新丰县相邻，南连佛岗、清新县，西接清新、阳山县，北靠乳源、曲江县。珠江水系三大干流之一的北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市，其支流翁江、连江在此与北江交汇。境内北部多高山，沿江河西岸多河谷平原与山间盆地，云岭镇在英德市北部紧靠北江边，牛栏洞位于云岭镇东南面约2公里的狮子山南麓，东径113°27′10″，北纬24°20′34″。是一座石灰岩孤峰，相对高度约100米，周围是石灰岩地区的蚀余丘陵山地，狮子山下南侧有一条宽约25米的古河道经过，向东南2公里处注入北江。〔4〕

　　牛栏洞遗址1996年进行第一次发掘（试掘），1998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共开了十一个探方（T1——T11。由于洞底不平，各探方的文化层堆积厚薄不等，最厚的可分为8层（T1）。研究者把这8层文化层，按文化内涵和年代分成三期，第三期又分成前后段，其实就是可分成四期文化。各期文化的特点如下。

　　第一期：年代测试结果为距今约1.2～1.1万年，这一期的堆积特点是含较多的动物骨骼碎块，不见螺殻；文化遗物有数量不很多的打制石器和骨器，石器组合是单刃陡刃器＋长刃砍砸器＋圆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弧刃刮削器＋圆刃刮削器＋长刃刮削器＋双刃刮削器＋敲砸器。但各种器物的数量都不多，全是砾石石器。骨器有锥、铲和针。打制石器中器形多不规整，刃面制作简单粗糙，石片疤不多，未见磨制石器。

　　第二期：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约1.1万年～1.0万年。这一期的堆积特点是螺殻较多，但相当破碎（我们认为可能在取食螺肉的初期，陶器未出现，火烤又不好食，只能砸螺殻而取其肉所造成的），动物骨骼有相当数量；打制石器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前增加，出现一些较规整的器形，刃部也打制较好，石器组合为两端刃陡刃器＋弧刃砍砸器＋大型砍砸器＋石片刮削器＋铲形器，各种器物的数量有所增加，最明显的是出现了穿孔石器，但磨制石器仍未出现。

　　第三期：年代测定结果约为距今约1.0万年～7000年。这一期的堆积特点是，有大量的螺殻，个体多较完整，下部出土的螺殻尾锥多未见砸击，到了上部已发现有尾锥砸击的螺殻；动物骨骼数量略少于前期；打制石器数量大大多于前期，较规整的石器已较多，相当部分的石器打制较好，有的刃面石片疤呈鳞栉状排列，石器组合为两端器＋双刃陡刃器＋盘状砍砸器＋多边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两端刃刮削器＋斧形器＋凿形器＋矛形器＋钻，在这一期中磨刃石器已经出现，同时也发现了原始陶块，不过在这一期文化层中，前、后段出土的陶片（块）是不同的，在前段的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十足是属于一原始陶块，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胎厚，含砂量多，疏松、质软，内壁似加抹，表里均呈褐色，表面似饰粗绳纹，但难于清晰分辨。有些块还是素面的，手揑而成，火候极低。器形更难辨，所以称其为原始陶块更为合适。但在这一期文化的后段，出土的陶片所具特点有明显不同，虽然加工工艺仍很粗糙，是手筑的，含砂量或含碳量仍较多，但有如下几点特征是表明大有进步，第一是胎变薄了，第二质变得稍为坚实而不那么疏松，第三纹饰.清晰可辨，不管是粗绳纹或细绳纹都能清楚地看到，第四是火候有所提高，到了最上层时，连器物的器形也能大约可见，但要辨别属于何种器物仍有较大的难度。不过，从这些出自不同层位的陶块和陶片中已看到它们演变的过程。到了第三期文化的后段，从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块，人们认为基本上可称为陶片了，而不是那种偶然在火堆里被烧而变硬的陶块。

　　在牛栏洞遗址中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发现，经对遗址各层文化堆积取样分析，结果在T5、T9、T10、T11发现有水稻硅质体，其形态有两种，一种为双峰硅质体，另一种为扇形硅质体。前者见于T5④层、T9④层、T11②层上部，共发现4粒；后者见于T10②层，③层，④层，亦有4粒，两种水稻硅质体的形态数据经计算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属于非籼非粳的类型。上述的水稻硅质体发现在第二期文化层中，一直延续到第三期文化层，絶对年代大约距今11730±250～8940±100年内，处于中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与此同期发现的还有穿孔蚌器和少量穿孔石器。这可能与原始农业的出现相适应的。〔5〕

　　而在牛栏洞遗址，兽骨的发现是大量的，尤其是从遗址时代的中段起，食草的偶蹄类种属和个体数量同时大增，特别是年青的个体数量有明显的变化，经统计偶蹄类动物占整个动物群的60%，而大、小鹿类则占偶蹄类动物中的75%。鹿类中青壮年个体又占65%。这种现象说明瞭什么问题？人们仔细考察了牛栏洞周边的环境，并不象许家窑和峙峪人一样具有可成为猎羊人和猎马人那样的地理环境，要狩猎大量青壮年个体的鹿类实在不容易，所以人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牛栏洞人已经学会驯化一些食草类动物，开始了家畜饲养，纔可能有这种现象出现。这种推测，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符合的。经历了中石器时代的萌芽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家畜饲养和农业的起源也应该同步出现了。当然，要进一步落实这个问题，还可以同时也应该进一步做工作。

　　以上列举的两个例子，仅仅是比较具有代表性，在珠江流域，与上述两个遗址、年代差不多，而文化内涵既相同、相似、以及各有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还有许许多多，下面我们以比较的方式，进一步谈谈珠江文化在这一时期是如何一个面貌，从中人们可以充分地体会珠江文化在这一段历史的发展是如何的辉煌。

　　三、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

　　白莲洞遗址地处珠江中游上段一大支流——漓江南岸不远的一处洞穴遗址，与牛栏洞遗址和甑皮岩遗址相同的遗址，同样具有三期文化，分别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只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延续得比较长，可早到3万年左右。就文化内涵而言，既有相同与相近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白莲洞一期文化同样以打制石器为主，但砾石石器并不占多数，而是具有细石器风貌的小型燧石石器占很大比例；砾石石器同样以单面打击为主，器形很不规整，基本上没有较定型的种类，那种整个刃部前凸很甚，近乎手斧形的砍砸器、敲砸器，其风格似乎更多地与广西右江（珠江上游另一支流）百色盘地高阶地上的旧石器相似；伴生动物群同样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但絶灭种略多一些；这和年代较早些可能有关系。堆积中也同样含少量螺殻（亦有可能由上层混下去的），但总体面貌就较原始一点，经碳十四测年，距今为26680～28000年，较牛栏洞和甑皮岩的第一期文化年代都早。〔6〕

　　白莲洞第二期文化以穿孔石器与磨刃石器为主要特征，砾石石器与燧石石器仍继承了一期文化的传统，其中穿孔石器的形态与牛栏洞二期所见基本相同；共存动物群为现生种；堆积中含较多的螺殻；测年结果为距今19910年（如果减去偏老值2600年，其结果就变成17310年），与牛栏洞二期文化的年代上限大体相当，稍为高些。但牛栏洞二期文化不见磨刃石器，而在第三期文化层中才有磨刃石器，这样看来，白莲洞遗址出现磨刃石器的时间或许要早于牛栏洞遗址，也早于甑皮岩遗址。

　　白莲洞第三期文化以磨制石器与陶片共存为特征，这与牛栏洞三期文化的情况颇为接近，准确地讲，与三期后段的情况接近，因为迄今为止，牛栏洞三期文化仍未发现通体磨光石器，而出土的陶片仍是原始型。不过白莲洞三期文化的砾石石器增多了，燧石石器已少见，显然这类石器的需求量已减少，磨制石器数量虽少，但已出现通体磨光的石锛，较之二期文化明显进步，这是牛栏洞三期文化所不见的。白莲洞三期文化的测年为距今11670年～7080年。跨度较大，差不多相当于牛栏洞遗址的二、三期文化的总和。所以其文化面貌才会出现上述的样子。

　　四、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

　　阳春独石仔遗址地处珠江中游地区的一处洞穴遗址，其出土的石器文化与牛栏洞遗址有更多的一致性，无论是打制石器的技术、器类、器形；还是磨制石器中的穿孔器、磨刃器，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器身呈三角形的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都是十分相近的。可以说，两者同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再者，独石仔的打制石器中，也有少量“苏门答腊式”石器，这与牛栏洞的情况是相同的。独石仔遗址的三个文化层可以分为两期，中、下文化层为第一期，主要特征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少量穿孔石器，螺殻标本测年数据为距今14260年～16680年（扣除偏老值2600年，则为11660年～14080年），与牛栏洞第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但它已出现了穿孔石器；上文化层为第二期，特点是出现磨刃石器，不见陶片，测年数据为距今11500年～14900年（扣除偏老值，则为8900年～12300年），相当于牛栏洞三期文化的前段，相反的是独石仔二期文化虽然没有出现陶片，但少数打击石器制作相当规整，细腻，其技术水平高于牛栏洞三期文化的打制石器。此外，两者的区别还有：牛栏洞遗址的穿孔蚌器不见于独石仔遗址（作者按，是否由于独石仔文化仍未出现农业？），牛栏洞遗址的螺殻反映，在第二期是砸碎殻体再取食螺肉，这是一种原始的食法，到了第三期时是挑出螺肉来食的，螺殻是完整的。这说明螺类经煮熟后才能挑出螺肉来食，是一种进步的食法，而独石仔遗址居民是将螺类的殻体尾部砸去后吮食。这是现代人的一种食法，更为进步，按常规推测这种现象应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才对，但阳春独石仔遗址里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出现，这说明瞭什么问题？加上这里迄今还未发现陶器，更难给予合理解释，唯一的可能是文化堆积上可能有缺失，或者是由于区域环境不同所致。有学者认为独石仔遗址的年代跨度不大，其文化内涵基本上属于“中石器时代”（邱立诚等，1999）。但我们认为，应为中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更为合适。〔7〕

　　五、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

　　黄岩洞遗址地处珠江的三大支流之一的西江中游地区，在渔涝河畔，黄岩洞遗址的文化内涵与阳春独石仔遗址的文化基本相同，相当于牛栏洞遗址的第二、三期文化，打制石器的组合与牛栏洞遗址如出一辙，如器身呈三角形的、长刃的，多边刃的，盘状的砍砸器以及陡刃器均无二致；同样拥有少量“苏门答腊式”石器。磨制石器中的穿孔器和磨刃石器也与牛栏洞遗址所出土的不同，个别者已接近通体磨光石器。虽然没有出土陶器，但打制石器中出现的两面打击加工及使用交互打击法则是进步的因素。黄岩洞遗址的螺殻测年数据为距今10950年～11930年，如果扣除偏老值实为8350年～9330年，相当于牛栏洞遗址第三期文化后段。就文化面貌而言，和牛栏洞遗址第二期文化一样同属于“中石器时代”。而絶对年代则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与发现有接近通体磨光的石器相吻合，所以和已出现有陶器的牛栏洞第三期文化基本一致。陶器出现的早与晚，可能和农业起源早与晚有密切关系。〔8〕

　　第二节　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

　　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全新世距今7000年的时候，全人类基本上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这个时候整个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迅速发展，各方面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其文化表现出新的特点：

　　①　在生产劳动中所使用的石器工具占优势的是磨光石器，不仅只磨光刃部，通体磨光的石器已经出现。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比例，穿孔的重石已出现，砺石、磨石和石棒也时有发现。磨光石器种类增多，具有斧、锛、镞、矛等。

　　②　制陶技术有很大的提高，除了泥片贴塑法继续使用外，出现了慢轮修整加工法。陶器胎质较薄，烧制火候较高。陶器以夹细砂的红褐陶和灰白陶为主。灰黑陶、灰褐陶、灰白陶、泥质陶次之。陶器种类明显增加，已具罐、釜、圈足盘、盆、钵、支座、器盖等。器物上装饰的花纹有绳纹（细绳纹为主）、刻划纹、戳印纹、弦纹、锥剌纹。

　　③　生产类型也有所变化，除了采集、狩猎和渔猎、捕捞外，种植业和驯养业已并起，形成了新的生产模式。在珠江流域稻作栽培已到了一定水平，典型的例子有北江边石峡遗址。接下来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④随着农业的兴起，其它的生产工具如骨器和穿孔蚌器发现得比以前多了许多。

　　⑤原始宗教意识更加发展，墓葬增多，有的开始出现了公共墓地，葬式多样化，有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俯身屈肢葬，还出现了仰身直肢葬、蹲踞葬、肢解葬和二次葬等。特别是肢解葬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尸首分离的、有把头割下置入腹中的、有被腰斩的、有上肢反转后俯葬的、有上肢反扣于背部，下肢屈折葬的，好象跪在地上然后被土埋上一样。上述的情况是否和当时氏族社会的等级分化有关还不清楚。但有的墓葬里还有陪葬品，陪葬品中差别也很大，贵重的如象牙（广西崇左冲塘墓），一般大多数是生产工具——石器的一些贝殻类装饰品，或撒上一些红色的岩石粉末在尸体上。这种形式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已出现（如周口店山顶洞人），但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更为流行。

　　⑥这个时期的水陆生物都十分丰富，螺、蚌、贝（海边）类等水生动物成为主要的捕捞产品。陆上的猕猴、竹鼠、豪猪、苏门羚、羚羊、水牛、斑鹿、水鹿、山羊、赤麂、獾、野猪和豹等都是先民们狩猎的对象，不过它们絶大多数都是现生种，个别会有絶灭种，如广西甑皮岩发现的秀丽漓江鹿。

　　⑦年代方面稍有差别，一般测量结果认为，这时期的历史应发生在距今8000年～6000年前，少数遗址亦可延续到距今5000年前，这是文化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10〕

　　历史继续往前发展，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珠江流域内，这个时期也一样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特点是：

　　①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基本不见，磨制石器是通体磨光的。有石斧、石锛、石镞、石矛、穿孔石器和石磨盘、磨棒等。在水边遗址常出土一些石网坠。

　　②　陶器以夹细砂陶和泥质陶为主，制陶技术大大提高，泥片贴筑虽然仍使用，但慢轮加工成为主要方法。陶器器形以圆底器为主，出现了凹底器。还有卷沿釜、卷沿罐、圈足罐、泥质陶盘、钵、纺轮等。

　　陶器纹饰除了还保留中期的一些纹饰外，新出现的纹饰有方格纹、叶脉纹、花辨纹、镂空、绳纹弦纹组合等。

　　③　生产模式可包括有渔猎、采集、制陶、纺织、农业等，珠江流域的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石峡文化就是一个代表）。

　　④　年代测定结果，大部分处于距今5000年～3500年左右，个别地点可能更早些或更晚些。

　　⑤　农业工具石刀、石镰、蚌刀、骨耙以及其他的骨角器出现的种类越来越多，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制作的技术也越来越精，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生产工具方面的必然反映。

　　⑥　原始宗教在葬礼、葬式方面的反映更加明显，不仅有二次葬的出现，而且墓坑明显，并事先用火烤过。还有氏族群众的墓地，仰身葬葬式也已出现。

　　现举两例加以说明之：

　　（1）　曲江石峡遗址及石峡文化

　　石峡遗址位于“马坝人”遗址所在地，曲江县（现称曲江区）马坝镇狮子山的狮头和狮尾之间的峡地上，面积3万平方。遗址东北部隆起，逐渐向东、西、北倾斜，坡度平缓，为一处山岗遗址。遗址以北为一山间盆地。马坝河由东向西从遗址1公里处流过，马坝河两岸有冲积平原、河漫滩上可见大小不等的河卵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坡度大多在10度之内，上面覆盖着第四纪冲洪积层，土埌肥沃。马坝河流至西边6公里的白土镇汇入北江主干流；石峡遗址东界外为现代水塘，此处古代时为低洼湿地。东北边连接狮头山南坡，南边连接狮尾山北坡；遗址西部为较平坦坡地，狮尾山西南山麓四季不枯竭的泉水从此流出；再往西为低洼湿地。

　　石峡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五层，除第①层为现代耕土层外，②A、②B、③、④层均为文化层堆积。遗址的中部，东北部隆起处因受自然雨水侵蚀，仅保存厚1米的堆积。而遗址东部、西南部、北部堆积较厚，从耕土层到第④层，厚达1.5～2.65米。在耕土层下，文化层上由于有1～3层铁锰淋滤层覆盖，厚度可达3～4厘米。所以可完整地保护了文化层。〔11〕

　　现将堆积层分层介绍如下：

　　第1层：耕土层。

　　第2A层（原称上文化层）：是石峡遗址堆积较薄的一层，仅在两南和东北端及东部有成层堆积。该层堆积出土了具有该期代表性的夔纹、云雷纹陶罐、原始瓷器和小件青铜工具兵器。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现定为石峡第四期文化遗存。

　　第2B层（原称中文化层）：其堆积厚度0.2～0.8米。有当时居民活动过的红烧土块，大量大小深浅不一的柱洞、灰坑、叠压和打破石峡文化墓葬墓口、红烧土壁和墓中填土；叠压和打破该期前段墓葬。该层出土陶器群有一敞口、高领、折叠或圆肩、凹底、圜底或高圈足陶尊、陶罐、腰鼓形中空的陶器座、圏足盘和早期无阑石戈、内缘凸棱石环等。年代为距今约3600～3400年。相当于夏商之际至早商。现定为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

　　第3层（原称下文化层）：这层为前所未见的重要考古发现，石峡文化就是根据这层的文化内涵而定的。现定为石峡第二期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5000～42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文化遗存。这层出土陶器群，制作精致；种类繁多的石器和精美装饰品，还有琮、瑷、龙首环、钺等礼品（下面在文化特征中将详细介绍）。

　　第4层（原称“石峡文化”）：现定为石峡第一期文化遗存。该层堆积分布于整个发掘区，被石峡文化墓葬和②B层柱洞、灰坑打破。石峡一期遗存出土遗物不多，年代为距今约6000～5000年。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知，石峡遗址中，真正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只有第③和第④层，其年代约为距今6000～4200年。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石峡文化的发现之所以能够作为珠江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研究了石峡文化出土文物后认为，石峡文化的发现，为今后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今后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同时石峡文化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苏秉琦，1978）。既然如此，很自然的石峡文化就成了珠江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一亮点，下面我们不妨将其文化特征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

　　石峡文化的特征：

　　① 精致实用的石器生产工具

　　石峡文化中石器工具十分丰富，种类有（又称弓背锛）、铲、锛、凿、镞、钺，还有少量的锤、石网坠、石片、砺石等。石镢为长身弓背，器身厚重，两头有刃，上窄下宽，细分则仍有长短之分，它是富有浓厚地方全新的大型农业生产工具；石铲有长身梯形或长方形，器身单薄，穿孔，首端多齐平，也有斜首，有弧刃和平刃，以弧刃为多；石锛在随葬的生产工具中数量最多，品种齐全，有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有肩锛四种，而梯形锛又可分为长身和短身两种；有段锛亦有长短之分，均为平面刃，其中长身锛数量最多，且较大而厚重，器身背面隆起弧度较大，作为木器加工的石凿，有长身方体和长身有段两种，制作非常精致，刃部有单面平刃直口和单面巻刃凹口之分；石钺多大型薄体，长身亚腰，穿孔，有的竖穿双孔，一般有双肩、斜刃或弧刃；石镞数量最多，型式最复杂，磨制精细（古运泉，2008）。

　　②丰富多彩的陶器

　　与石峡文化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相比，石峡文化的各类陶器更为丰富多彩，出土的1100多件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占石峡文化出土陶器的主导地位，陶器的器型有鼎、釜、甑、三足盘、豆、壶、杯、盂、角单形器、罐、瓮、器盖等。〔12〕

　　石峡文化的陶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又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陶色有灰陶、青灰陶、黄灰陶及少量的黑陶、红陶、白陶，约有70%的陶器均为素面，余者以中绳纹、镂孔、附加堆纹装饰较多，划纹、凸剌纹、压点纹较少，方格纹、斜方格纹、曲尺纹等，主要饰于瓮、罐、鼎的肩腹部；园形、半园形、椭圆形、凹字形和长方形等镂孔主要装饰足部；绳纹主要饰于釜和鼎上；附加堆纹则主要饰于壶、釜、罐、鼎的折腹处和鬻的肩颈处。

　　石峡出土的三足器，主要是作为炊煮器的盘鼎、釜鼎及少量的盆鼎和作饮食器的三足盘，其中盘鼎、部分釜鼎及三足盘体均为子口，这两类器物的器足以瓦状足最多。此外，在鼎类中还有凿形足、楔形足及少量扁园锥足、羊角形足、钉形足等。在三足器中，有3件　、1件白陶鼎和1件异形鼎，在石峡文化中是作为少量陶器出现的，这几件陶器具有明显的外来因素。而三足盘中的三角形足，连档梯形足和连档镂孔三角形足在同时期周边文化中是没有的。

　　石峡文化中圈足器的分类可分为圈足盘、壶、罐、甑和瓮，其中圈足盘数量最多，圈足盘、甑的盘体均为子口。圈足盘的圈足存在着一个从矮到高，盘体从浅到深的变化过程。石峡遗址的圈足盘与周边同期文化的圈足盘相比，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圈足部分满镂圆形小孔和抄手孔是少见的。

　　石峡文化出土的圜底器中，单独以圜底器出现的只有夹砂陶釜一种，有70件之多。同时，圈足盘和三足器中的鼎、盘，其盘底絶大部分为圜底；此外，个别的瓮也属圜底。

　　从石峡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做工工艺之先进，是珠江流域迄今发现的同期其他遗址或墓葬所不能比拟的。而子母口带盖的盘鼎和子口、束颈的釜鼎、圜足盘最具地方特征，不少器物明显区别于周围它同期的文化（古运泉，2008）。

　　③品种多样而美观的装饰品

　　石峡文化出土的各类装饰品共163件，有琮、壁、瑷、环、块、璜、管坠、珠、坠饰、圆片饰、緑松石。装饰品的质料有纤纹蛇纹石（火烧石、白蜡石、高岭石）、大理石、緑松石和玉等。这些装饰品有的是作为手饰，有的作为颈饰。从这些装饰品的制作技术上分析，石峡文化的先民们已熟练地掌握了不同质料、不同硬度的装饰品的切割、磨制、雕刻、钻孔、抛光等技术。

　　④特殊的埋葬方式

　　石峡文化的葬俗是族人死后均埋葬于一个氏族公共墓地，并流行迁葬，比起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如甑皮岩遗址的墓葬）又进了一步。石峡文化的墓葬均是东西向排列的竖穴土坑墓，其中二次墓葬占85%，一次墓葬只占15%。当时流行用竹木柴火烧烤墓坑，经火烧过后的墓，墓坑四周出现2～3毫米的红烧土堆积。而其目的都是防止南方雨水多，容易潮湿的气候。这种埋葬方式在南方的古代墓葬中是普遍存在的。1990年初，在广东封开县杏花镇鸟骚岭发掘的111座二次墓葬中均填满竹木炭灰。石峡文化的一次墓葬为头东脚西的单人墓葬，多数是浅穴墓或中等深穴墓，墓坑深度40～70厘米。二次墓葬为单人迁葬墓，迁葬的尸骨多置于墓底的东南角，撒有朱红色土，墓坑深度80～120厘米。有破碎不全和完整的随葬品各一套，完整的一套大都围遶着尸骨置放，从一次墓葬中迁来破碎不全的一套随葬品则置于墓底或散置于填土中。小孩和成人都一样是单人埋葬。有的墓在随葬品之上的填土经夯筑，夯层4～5厘米不等。墓葬的随葬品随着时代变迁和贫富不同而变化，越到后期或越富有则随葬品越多，最多者竟达一百多件。

　　从上述的介绍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个起码的印象，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是相当繁荣，这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民族群体、人类生活状态，经济发展程度均可反映出来，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从下面介绍的农业栽培情况和手工业情况来瞭解其生产力发展水平。

　　石峡文化中随葬生产工具的墓有69座，共出土970余件，其中石器较多，陶纺轮次之。石器有农业工具和木工加工工具，农业工具如石镢、石铲、长身石锛、梯形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锛；木加工工具有石凿、石锥、石硾、石棒等，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制作精致，多数通体磨光。这些都是农业耕作实用的工具，而且我们在十五座墓出土祭奠用的稻谷和米粒，经检测后，知其为一种已脱离野稻特征的，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籼、粳正在分化的杂合栽培稻种群（张文绪，2006）。证明这种古稻已经被驯化了相当的时间才达到这种程度，虽然还没达到真纯的地步，但已是名符其实的栽培稻，这个测试结果，正好和上述的多种农耕工具存在相适应的。是生产水平在稻作文化上的表现。

　　陶纺轮大量出现和木工加工工具的大量存在，也是手工业发展的有力证明。

　　不仅如此，有学者对石峡文化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后认为，这里出土的三足盘，圈足盘、盘鼎、夹砂盖豆、带子口圈足壶、球腹足罐等是构成石峡文化独特风格的陶器群。这个器物群具有的特征为：流行三足、圈足、圆底，普遍使用子母口套合；吊盘鼎而衍生出“石峡式”盘鼎；由东方沿海和江汉流域引进了釜、釜鼎、贯耳壶、扁腹壶和甑类；由东方沿海的良渚文化中引进了陶　，在更晚时期（石峡中层）出现了带流带把壶。这种器物吸取了流、把手的长处，改造了已经出现的宽肩壶。石峡M83出土的鼎、豆、壶明器式的随葬品组合，表明瞭随着石峡文化的向前发展，南北、东西文化融合统一已成为主流。〔13〕

　　此时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正处于急剧转变的关头，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共同体在文化面貌上呈现了极大的共同性。时代潮流冲击着濒临瓦解的原始社会，这种冲击也加速了文化间的融合。石峡遗址地处岭南粤北要冲，其文化除了本身独特的风格外，也体现了吸取、融合了许多邻近文化的新因素，并不断创新出自己的风格。并通过本身的陶器群中缤纷多彩的色调，充分体现了始前文化到了历史文明期前夜，已反映出我国远古文化东西互映，南北交融的繁荣图景，也反映出珠江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与诸文化融合统一的趋势（曾骐，1982）。

　　在整个珠江流域内，时代和文化内涵与石峡文化同期或上下相差不远的文化遗址发现许多，如曲江马坝坭岭遗址，乌石床板样遗址，河源上莞圩遗址、始兴城南墨江南岸新村遗址、揭阳埔田室山来遗址、还有佛山澜石河宕贝丘遗址、南海大同圩灶岗遗址，高要县金利茅岗贝丘遗址、增城全兰寺贝丘遗址。年代稍早些的曲江县周田墟玲鱼转遗址、马坝东华圆遗址、以及粤东潮安陈桥村和增城全兰寺下层，始兴玲珑岩遗址与石峡文化都互相影响（至于珠江流域外的地点，在此就不介绍了）。至于离曲江石峡遗址较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石峡文化同期的遗址也不少，如茅岗、三水银洲、东莞石排园洲、村头、南海鱿鱼岗、佛山河岩、大同灶岗、镇头、珠海淇澳岛后沙湾、东澳湾、香洲棱角咀、前山南沙湾、平沙棠下环、深圳大黄沙、咸头岭、大挴沙、南山向啬村、赤湾、中山白水井、南朗龙穴等等遗址。还有港澳地区的屯门涌浪、马湾岛东湾仔北、南丫岛大湾、大屿山东湾、白芒、元朗吴家园等遗址，虽然年代相似，但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与石峡文化大不相同，不过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相互间有某些交流和影响。

　　（2）　南海西樵山遗址群及其文化

　　西樵山遗址地处佛山市南海官山镇的西樵山上，濒临西江和北江的汇流处，是珠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西樵山遗址群其实是一个迄今为止18个地点组成的大遗址，这些地点大部分是石料开采埸和石器加工埸，最多是季节性的临时居住所。所以生活上用具（陶器类）发现的不多，真正的遗址絶大多数分布在西樵山周围较低的地方，迄今发现的数量已有41处之多，都是贝丘遗址类型。其延续的年代均为距今6000～3000年之间，长短不一。这些遗址分布的具体地方大多数在西江和北江沿岸及与顺德水道之间的地带，北起丹灶、罗村，南到九江镇。其中与灶岗遗址大致同时的土墩型遗址有19处，可能较灶岗遗址早些的遗址有20处，早于灶岗遗址的地点还有两处分布在西樵山山麓边上。但这些遗址都是以西樵山这个石器制造埸为中心而分布。西樵山这个石器制造埸开发了近3000年之久，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吸引了珠江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渔猎兼农业的群体在它的周围定居和进行生产劳动，使社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也充分反映了珠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在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情况。〔14〕

　　西樵山的地质结构其实是一座位于粤中三水盆地南部的古火山，早在第三纪时期，即距今约5100～4500万年间，这里曾发生过剧烈的地殻构造运动，西樵山发生火山喷发，由火山喷出的大量岩浆岩构成了最早的山体，后来又多次喷发，形成了山体峰峦垒叠，山势起伏。西樵山的山体由粗面岩、粗面火山角砾岩（碎屑岩）、凝灰岩、石英砂岩等构成。其中凝灰岩、燧石和半透明的玛瑙石、霏细岩等都是制造石器的好材料。由于石料是石器制造埸存在的前提，加上西樵山这类石料的贮藏量非常丰富，而且裸露在地表，方便开采，所以为开发成一个石器加工埸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而且这座火山在末次火山爆发后就处于休眠状态，再未苏醒过来，这又给史前先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开采环境，所以使石器制造埸得以持久的开发。

　　西樵山石器制造埸多年来经考古学者们的调查、发掘、研究，对西樵山文化的内涵、文化特点、年代、性质都有一定的认识。根据中山大学曾骐教授的归纳，可有如下几点：

　　①　西樵山的打制石器很多，磨制技术比较粗糙，陶片也原始，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早一阶段。

　　②　西樵山石器大部分为具有旧石器晚期特征的打制石器，同时包含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文化。西樵山的遗物是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

　　③　西樵山石器的年代包括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其最晚时代的地点磨光石器与几何印纹陶共存的文化遗存，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

　　④　西樵山遗存早于广西东兴贝丘而晚于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潮安石尾山、英德青塘洞穴，同属于华南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

　　⑤　西樵山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初期之末或中期之初。打磨双肩石器与细石器类型是“同期异相”，即是共存的。

　　⑥　西樵山的诸地点是石料开采或石器制造埸而不是原始村落遗址。细石器类型和双肩石器类型是先后不同的石器制造工艺，它们之间有区别又有相互关系。

　　西樵山遗址群，生产的石器可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细石器类型，另一是打磨双肩石器，现分别作如下的介绍：

　　西樵山的细石器和细石器文化：

　　西樵山细石器原料主要是黑色和浅灰色的燧石、半透明的粗质玛瑙，也有少量采用霏细岩。这些石料分布地区是北起火石岗，经旋风岗，向南延伸到樟坑一带的山坡上，现在已发现的细石器制作地点，有西樵山东麓的旋风岗（第17地点）、樵阳村旁的太监岗（第18地点）、樟村背后的山坡上（第20地点）、还有蚺蛇岗的第4地点和第2地点。这样看来原料地和加工地基本重合，可以说是就地开采石料，就地制作加工，石料产地和制造埸所连成一片。

　　这种能在岩石地层中开采原料，而不是仅仅在河滩、湖滨上采集砾石或从地面上选取基岩风化后留下的坚硬脉岩的结核来作原料，打片制作石器。这是石器加工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我国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遗址便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采石埸，而西樵山的采石埸由于开采时间长，所以在那些残坑废墟内，除坡积有巨厚的碎片外，有的坑内还发现有开采石料的工具——各种大小型号的球状、块状石锤。在基岩开采面上，遗留有开采石料时累累的改正痕。不过西樵山的细石器原料，虽然丰富，但石料的质量并非上乘，含杂质较多，且具多孔的弱点，加上它常与其它岩石相胶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西樵山细石器的造型和质量。

　　西樵山细石器的分类

　　西樵山的细石器可分为细石核（细石片）、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几大类。各类中又可分为若干种。如细石核可分为楔状石核、舟形石核或船底形石核、锥状石核（圆锥体）、半锥状石核、柱状石核（棱柱状）、半柱状石核、漏斗状石核等。此外，还有一种是西樵山特有的“带把石核”。

　　楔状石核是西樵山细石核的最主要类型，在我国北方细石器传统中也是主要的类型。

　　柱状石核在西樵山发现的不多，尤其是精致的更少，多数较北方地区的同类石器要粗糙、原始。

　　锥状石核在西樵山发现的不太多，尤其是类似北方地区出土的那种铅笔状石核很少见到。

　　多台面石核形状不规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台面上剥片，这类细石核数量不多，但它反映了西樵山先民对细石核剥片的充分利用龢熟练的剥片技术。

　　带把石核是西樵山最有特色的细石核，因在剥片的石核上胶结有一小块别的石料，象一个把手似可被把握，所以称为“带把石核”。

　　西樵山的细石核中，还有一种叫扇形石核的器物。考古学者认为它是东亚、北美传统的典型标志物。分布的范围只限于亚洲和美洲。上世纪70年代，贾兰坡院士论述这种石核的分布时，只说它向河南许昌和西藏方向辐射，现在在西樵山上也有发现，则说明它已分布到岭南地区。

　　从各种细石核上剥落的细长石片（包括细石叶）是细石器工艺的主要产品。这些石片薄而锋利，除少数边缘进行加工成细锯齿状外，多数不需要再加工便直接嵌入骨、角或木的刀梗凹槽中，用一些天然植物胶固定，组成复合的工具。西樵山出土的细长石片数以万计，这些小长石片有双纵脊平行的，有双纵脊交汇成人字形的，还有单条纵脊的。

　　西樵山遗址中出土的石片中还有两种是从更新工作面或从修理台面时打下来的，不是从石核打片下来的。

　　西樵山出土的细石器中，有一批是用石片加工而成的，称为石片石器，它包括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琢背小刀、石镞等。刮削器是西樵山石片石器中最多的一类。这类具有刮刀功能的工具又可以其形状和刃缘的特点分出多种类型。如圆头刮削器、双边刃和复刃刮削器等等。一般情况下，石核被剥离石片之后就不再使用。但在西樵山的细石器材料中，有部分石核后来被加工成可以使用的生产工具，如石核状刮削器、石核状雕刻器，石核状尖状器等等。

　　西樵山细石器文化的性质和特点

　　西樵山出土的细石器，迄今在华南地区尚无可比较的地点。福建漳洲地区发现的那种似细小燧石石器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并非属于细石器文化系统，因为它缺乏典型细石器的各类细石核和细长石片。所以西樵山“细石器文化”仅就西樵山遗址群而言，余者并不带有多大的广泛性。下面对此文化的特点作一介绍。

　　①　西樵山细石器的石材是就地采材（西樵山东麓火石岗），利用火石岗一带出露的硅质岩——燧石和玛瑙。此地点不见使用砾石材的石制品，在细石核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未经剥片的石核，也见有一定数量的石核状石器。

　　②　西樵山细石器材料中的石核数量很大，且类型很多，仅楔状石核就可分成宽身、窄身和三角形三种类型。带把石核多见，同时标本中有许多石核荒坯和修理成刮刃的石核状石器。在西樵山石核材料中倾斜台面和脊状台面使用普遍，不需专门修出台面。

　　③　从石核上剥落的细长石片（含细石叶）以长条状，背面有双脊的石片为主。西樵山细石核剥落的小石片边缘大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但多有薄利的边缘，可马上使用。其宽、长及厚、长的比数均较北方同类型的细石片偏大。

　　④　西樵山石片石器、石核石器中均以刮削器占多数，其中石核状的圆头端刮器、石片刀形双刃刮削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工具。但缺乏典型的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石箭头、北方细石器的石钻也少见。

　　⑤　西樵山细石器材料包括有北方细石器传统中的主要石核类型和细长的小石叶，其中船底形石核则完全相似。石片石器的主要品种也没有超出华北细石器传统范围。但西樵山出土的三角形楔状石核和带把石核是北方少见的，利用倾斜台面和脊状台面打片等技术也不同于华北。这是文化个性的表现。

　　由此可见，西樵山的细石器，既具有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共性，也具有自己的特性，同时具有更多的本土性。从而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向南传播。研究者虽然曾经把西樵山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同我国北方发现的著名的含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如峙峪、虎头梁、下川、灵井、海拉尔松山、大荔沙苑等地点的文物进行对比研究，尽管这些遗址的年代有早晚之分，但仍然能找到它们彼此间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细石器工艺传统的稳定性。不过西樵山细石器文化出现的时代较晚，不是在中石器时代，而是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不仅如此，延续时间很短暂，仅有几百年，很快就被磨制的霏细岩双肩石器所更替，而且仅分布在西樵山这仅14平方公里的地区，显出西樵山细石器文化的性质带有一种过渡性和局限性。仅说明瞭在珠江流域的西樵山地区，在原始农业兴起之前，自然条件允许细石器工艺的产生，社会生产也需要细石器工具的使用，在此前提下，就产生了西樵山细石器工业的制造和使用，形成了短暂的细石器文化阶段，后来在原始农业兴起后，马上就被适应农业生产的双肩石器所取代，至于在珠江流域其余的广大地区，由于不具备西樵山地区的自然条件，所以就不会造就细石器文化的出现，而且以较快的速度把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这是整个珠江流域史前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由此看来，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文化类型的产生，完全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产需要相适应，与人类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行为和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而不是只有在中石器时代才会出现细石器，更不能说由于出现了细石器就一定是中石器时代。

　　西樵山出土的双肩石器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发展，随着冰后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在渔猎、采集、狩猎、捕捞综合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兴起，牵动了社会生产、生活、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大变化，如聚落的形成，陶器的发明和推广，磨制石器的发展，原始宗教、埋葬习俗、财产观念的形成。在农业经济的面前，细石器的功能已无法满足需求，一套大中型的磨光石器，就在顺应农业生产需求下应运而生。西樵山的双肩石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早出现的一种先打制后打磨的斧形器，然后很快地衍生出一系列的新成员，如锛、凿、铲、楔、钺等工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斧系列”家族。这个系列的基本功能是处理木材、兼能挖掘、可以砍伐又能耕作。磨光技术在工具制作中的广泛应用，适应和推进了人们日益频繁的生产活动。在农业经济的促进下，斧系列由卵石的浑园（或扁园）经扁薄逐渐发展到几何形，不断人为地加以完善。在我国，最早和最常见的的是一种由长条形砾石打制和加工而成的长身石斧，人们称之为“常型石斧”。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新石器时代除了使用常型石斧外，还使用一种单面刃、扁平呈长方形或长条形，背部有一横脊隆起，凹槽或台阶，将石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可装把柄的石锛，这称为“有段石锛”，它起着石斧的作用，具有砍伐的功能。

　　而在珠江流域地区内又发现了一种造型别致的石斧，它具有双肩，所以人们称之为“双肩石斧”。这是我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富有特色的文化遗物之一。在西樵山这里，不仅石斧是带双肩的，还发现有双肩的锛、凿、铲和扁薄的切割器，连刮削器也具有双肩的特征。因此我们把这一系列石器统称为双肩石器。双肩石器在南方分布很广，但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省区。

　　双肩石器的石料，大多数采用霏细岩，少数采用燧石。

　　根据观察研究结果，西樵山出土的双肩石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　先打制后磨制的双肩石器具有砍、割、刮、凿、挖等多种不同的用途和功能，如双肩斧、锛适于砍伐；双肩石凿可以打榫凿木；双肩切割器边缘锋利、鋭薄，便于切割、刮削，起着刀子的作用；双肩石铲安上柄可用来翻土。

　　②　西樵山双肩石器除双肩切割器可能来源于薄石片的加工外，其余各类双肩石器极少用霏细岩石片加工而成，从这点来看，双肩石器和细石器是完全不同工艺目的产品，但西樵山的双肩石器材料中仍保留了少数有旧石器风格的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等等。但数量不多，不是西樵山石制品的主要组成成分。

　　③　用于打制双肩石器的工具中，各种大小石锤的石料不是硬度低的霏细岩，而是选用硬度高的燧石，有学者认为，开发大块石料时也是用此石锤。

　　④　在西樵山各个石器加工埸里，尽管都发现了磨制的双肩石器，但用来进行磨光石器的砺石却很少见，刃部磨光的双肩石器多，通体磨光的双肩石器罕见，这种现象说明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此时磨光技术只是初级阶段，未发展到通体磨光的阶段，如果这种推测正确，那么西樵山的双肩石器，出现的年代可能比较早。第二种可能是，石器的磨制、抛光的工序不在西樵山石器制造埸内进行，或者专门进行这道工序加工的地点我们迄今仍未发现，这种加工地点应该在有水和沙子或产砺石的地方。

　　⑤　西樵山双肩石器种类许多，但根据器身、肩部、侧缘和刃缘的特点可以分列如下：

　　第一类为两侧缘成斜边，刃缘或弧边的双肩石器。

　　第二类为两侧缘直边或基本上直，刃缘呈弧形而身长有长、短两种之分的双肩石器。

　　第三种双肩石器略不同第二类，两侧缘直边，但刃缘也平直。

　　第四种双肩石器是一种短身平肩或弧肩，肩以下器身作圆盘状。侧缘与刃缘无明显的分界线（也可能是未加磨刃部之前的状态）。

　　第五种双肩石器是一种宽柄、溜肩、长身弧刃的双肩石器。

　　第六种双肩石器比较特别，它柄长，双肩平直，身长，两侧缘上宽下窄向内斜收，刃部较平。这种石器最后可能加工成双肩石凿的一种。

　　这六种双肩石器，之所以形状和刃部结构不同，一个是反映了时代上的早晚，一个是反映出功能的不同。经对比研究后认为，双肩石器的组型应该是源于园盘状切割器，在作用过程中出现了微肩的园盘状器。有了肩更方便使用，进而人为主动加工出双肩石器，肩的形态和柄的长短都是在不断使用实践过程中，加深认识。肩平直总比溜肩缚得更牢固，柄长总比短柄缚得更牢固，而且好受力。因此，按要求而决定加工的目的，器身长、短、宽、一样和功能有关。凿东西当然要求器身长而窄；刮东西则要求短而宽些；挖土时，则需要器身长而宽些。不同的功能决定工具的形状和结构。这是人类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也是文化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变化不仅体现在双肩石器的制作技术上，甚至后来在华南地区的青铜斧、锛、钺的制作上也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器型，这就是文化在历史发展上的传承。西樵山的细石器和双肩石器是西樵山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埸里最具代表性的石器工具。现根据西樵山生产的霏细岩双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范围内的分布情况，证明西樵山遗址不是弧立的一个采石埸和石器加工埸，而是一个以西樵山为中心的包括周边许多贝丘和沙丘以及土墩遗址群。这是西樵山文化一个聚落，这个大聚落的先民们以西樵山这个埋藏有丰富的燧石和霏细岩石料地作为一个基地，进行长期的开发和加工石器，解决了几千年来生产的所需，保持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这从周边的先民居址中出土的文化遗物中得到证实。

　　西樵山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纺轮、骨、角、牙、蚌质工具和饰物。石器中以霏细岩为石料的富有代表性的双肩石斧、石锛、石铲为主，斧和锛是大宗的，还有一些有段的石器，这可能是西樵山文化中融合了东部沿海有段石锛之后出现的一种产品。此外，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石镞、石矛、砺石均有发现。

　　陶器，在山上各加工埸里仅出土过破碎的夹砂绳纹陶片，未见完整的陶器。这说明瞭这里不是居址，而是临时性或季节性石料开采和石器加工埸。但西樵山周边使用双肩石器的文化遗址中则可见到各种各样的陶器。不过在陶器中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前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型是圜底鉴、罐、钵、碗、盘、杯、豆和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以各种绳纹、刻划纹、篦点纹为主，器形一般较小，手制或模制。磨光的泥质红陶占一定的比例，还有少量的简单点、线彩陶。后期的陶器则盛行多种几何形印纹陶、泥质陶、夹砂陶都拍印有各种纹饰。如大同灶岗、佛山河宕的印纹陶纹饰可多到三十几种。砍具仍以夹砂釜为主，多宽沿或大宽沿，敞口扁圜腹、圜底。陶罐工、盘、豆类都盛行圏足。组合印纹陶器是这一时期带代表性、典型陶器。而且部分陶器上还有刻划符号。

　　陶纺轮在许多遗址中都有出土，这些纺轮除素面外，有些在圆面上还刻有点、单线或复线组成的装饰花纹。纺轮的出现，说明拈线纺织的手工艺已存在。

　　骨、角、牙、蚌质料制造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也常有出土，这是西樵山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在珠江三角洲的东莞万福庵、佛山河宕，狮子桥等遗址出土的蚝耜、河宕出土的穿孔骨针、骨锥、骨镞、石环、水晶块、象牙简形器，新会罗山盟出土的穿孔蚶殻，香港深湾的穿孔鲨鱼牙饰都很典型。

　　西樵山文化中的葬式也有自己的特色，但以晚期遗址中发现的较多，墓地有一定规模，如河宕遗址中一片墓地就有77座墓，鱿鱼岗遗址一个墓地包含有36座墓。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一般埋葬习俗是头东脚西，个别也有例外。而且多数墓葬少随葬品或不带随葬品，有随葬品者多为陶器（盘、小罐、圈足罐、凹底罐）和石器（石镞、小石锛、石环）或纺轮及装饰品等。比较特殊者是河宕遗址中有两座青年男性墓葬，其随葬品是象牙质饰物各两件，这是西樵山文化墓葬所罕见的。是否属于等级象征就不得而知。西樵山文化墓葬中还有一个人工拔牙现象，把侧门牙拔去（或凿去），这种情况和黄河流域大汶口墓葬中的人体有相似之处，如佛山河宕墓地中可供观察的22个成年男女骨架中，有19个个体进行过生前人工拔牙的，拔牙率颇高，占82.6%，这是否可看成西樵山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或者说生前人工拔牙的习俗是起源于南方的黄种人先民固有的习俗。

　　谈到西樵山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从上述的情况来看，西樵山文化中主要角色西樵山的细石器和双肩石器。这两者在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一直没有出现，迟至距今6000年左右，西樵山的细石器开始生产了，但一直仅限于西樵山及其近周边的一些遗址有所发现和使用。很快随着农业兴起而被双肩石器所取代。直至距今5500～5000年间，西樵山才逐渐成为双肩石器的制造埸。初期它的供应范围只限于西樵山附近及整个三水盆地。很快就辐射到整个珠江三角洲，到了距今5000～4000年间，西樵山双肩石器等石制品大批外运，不仅遍及珠江三角洲，而且逐渐地辐射到广东中部、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省，形成了一个以双肩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分布区。到了新石器晚期，已扺达粤东、粤北地区，影响了石峡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有学者认为，西樵山文化向东的一支可能渡海把双肩石器传播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因为在台湾的园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和西樵山双肩石器十分相似的双肩石器。这类石器后来在新竹、基隆、台中、高雄以及台东均有发现，所以说这种可能并非偶然。西樵山文化向西的一支，沿珠江一大支流——西江水系溯江而上，把双肩石器扩散到云贵高原，并在这里和从长江上游的怒江、阔纶江传播来的另一套双肩石器交融在一起。这套双肩石器的石料不是霏细岩，也不是石核或厚石片打制而成，而是由砾石打制而成，在取材、制造工艺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西樵山文化的辐射不仅如上述的那样，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发现它更多的是向南发展，其中包括中南半岛诸国，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等。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创造西樵山文化的族群就是百越族的先民，他们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万年前）就熟悉舟楫，擅长漂浮河海的技术，在最后一次冰期到来之际，大片大陆架出露的自然条件下，利用非常简单的水上工具，就可以达到远离大陆的彼岸，中南半岛各国、印度半岛各国，更有多条河流可连通，所以双肩石器在那里出现和被广泛使用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双肩石器是亚细亚的，环太平洋的遗物，上述的事实至少反映了珠江流域文化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古文化和太平洋、南亚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同时反映了珠江史前文化在太平洋、南亚地区古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综上所述，由此可见，到了这个时期，整个珠江史前文化的交流是何等活跃，经济多么繁荣。

　　以上介绍的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珠江流域的文化特点，这是每个时期共同的文化特点，但在珠江流域到了新石器时代，其文化类型还可分为洞穴类型、阶地类型（有人称台地类型）和海滨类型，以及山坡类型。但在这些类型遗址中又可划分含介殻的文化遗址和不含介殻的文化遗址。贝丘遗址的存在，是岭南地区的特式，迄今为止，全国已发现的贝丘遗址有335处，珠江流域已占215处，占全国的61.42%，尤其是广东地区，已达135处。另一特殊之处是珠江流域出海口连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广泛分布的沙堤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除了与内陆同期文化遗址具有共同的文化特点外，也具有自己一些独特之处，如沙堤遗址上经常发现的一种石器工具——蚝砺啄（蚝砺啄），这是专门适应于海产捕捞后用于食前加工的工具，尤其用于开蚝殻是非常合适的，内陆江河湖泊中捕捞贝类水产后，未见用此工具。〔15〕

　　各种类型的文化遗址，除了具有同期的文化遗址共同的文化特点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坡遗址，它的文化层中没有介殻类堆积。文化遗迹有柱洞、灰沟、灰坑。柱洞显然是当时人类居住的房屋基柱，洞内有支垫的石块。灰坑有园形、椭圆形和锅底形的，坑内都有烧火痕迹或灰烬，很可能是当时的烧火坑。石器工具中絶大部分是磨光石器，品种除有斧、锛、凿、镞、矛、石磨盘、磨棒外，还有石锄、石犁、石镰、石刀、杵和锤等。这说明此时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少部分是褐灰色和黑陶。纹饰多为绳纹、蓝纹、曲折纹和部分交错绳纹组成的网纹。器形有直口或剑口的圆底釜、罐之类。这类遗址在珠江流域地区分布很广泛，而且不同地域有它本地域的文化特色。又如在这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在珠江流域内出现一种被考古界俗称为大石铲文化遗址，大石铲遗址的共同文化特点是以石铲为主要文化遗物，石铲形体硕大，磨制精致，造型优美，石刬的组合形式特别，遗址内未见有墓葬，居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大石铲都出在灰坑中，这些灰坑有圆形竖坑、椭圆形坑、袋形坑、不规则形坑，坑内填土含红烧土块、炭屑和石铲等。在灰坑外的地层中，也出土大量的石铲，它们常被放置成一定的组合形式，每组2～20件不等，常见的有直立、斜立、侧放、平直放等四种形式。直立与斜立排列，均是铲柄朝下，刃部朝上，有的排成队列，铲与铲相互紧贴，有的排成十字形，东西北各置一件石铲，底部也铺垫一件石铲。侧置或平放成圆圈的石铲组合，多发现于灰坑之内。石铲以体型硕大者居多。

　　不少石铲扁薄易折，刃缘厚钝，甚至为平刃，作为工具无真正实用价值。从石刬的排列与放置情况看，似乎与当时人们举行某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有关。亦有人怀疑这些大石铲是加工某种铲形工具的毛坯，但在文化层中从来都未发现有由这种大石铲加工成工具的实物。

　　以大石铲为主要文化遗物的遗址，存在的年代据14C测定结果是，距今4750±100年前和4735±12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种文化遗址分布的地区有一定范围，主要集中在珠江流域上游的红水河以南地区，多处于江河湖泊间的低矮丘陵坡岗上。具体范围西到靖西德保，南到合浦，东到容县、北流，北到来宾，忻城等县。其中以隆安东南部、扶绥县北部、邕宁县西北部分布最为密集，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研究者认为，大石铲遗址和南宁地区贝丘遗址一样，都是珠江流域上游很有地方特点的史前文化遗址。石铲本身的功能是劳动工具，这样大批量的石铲遗址出现在桂南地区，显示了这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地区的农业及社会生活是相当发达繁荣的。这类文化遗址可推广西隆安县乔建乡博限村的大龙潭遗址最为典型。而在都安瑶族自治县百旺乡八甫村那浩片东南约1公里的北大岭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中发现的双肩石器坑，为探讨上述的大石铲起源问题，找到了证据，这里发现了一个16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埸，出土的石器制作遗存下来的大量原料、毛坯、半成品、工具，为研究石器制作流程、工艺、用途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

　　第三节　珠江流域史前文化与中国陶器起源

　　中国陶器的起源在我国史前文化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它与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家畜饲养的起源，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生产类型和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陶器出现是否已成了人类进化时代划分的重要标志。或是某一文化类型兴衰的标志。但迄今为止，有关中国陶器起源的时间、区域和主要成因都是不很清楚。还有，它的起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也是瞭解甚少，如果人们把上述问题的解读多少能说上几句，也是颇有意义的。为此，作者就在此根据已整理出来的材料简单说几句。

　　一、陶器起源的时间

　　北大严文明教授在其大作《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一文中说道：“关于陶器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过去我们只知道最早的陶器出自日本，例如爱嫒县上黑岩阴遗址第9层的陶器，据测定为公元前1万年左右。并把这一时期叫做绳纹草创期。出土绳纹草创期陶器的地点，除北海道和冲绳外，几乎分布在整个日本列岛。据说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公元前一万四千年的陶片，后者烧成温度只有400℃至550℃，还没有完全陶化，是名符其实的土器。在日本之后，俄罗斯远东区的乌斯奇诺夫卡等许多遗址都出土了公元前一万年以前的陶片，蒙古也发现了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陶片。在印度恒河中游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公元前9千年至公元前8千年的陶器，而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农业出现比陶器早，西亚最早的陶器不早于公元前7000年。”这是严先生介绍的国外的一些情况。〔16〕

　　在国内，陶片的发现情况南、北不同，在北方继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陶器之后，在阳原泥河湾附近的虎头梁处发现了更早的陶片，年代远在公元前1万年以上。近几年来在中国南方，最早在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和吊桶杯都发现了公元前一万二三千年的陶片或陶器。接着在湘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超过1万年的原始陶片，其具体年代如下：用陶片上的腐植酸测定年代为距今12320±120年；用陶片基质测定年代为距今14810±230年；用同层位的木炭测定年代为距今14490±230年。在广西临桂县庙岩遗址第五层出土了超过1万年的原始陶片，其絶对年龄为距今17238±237年～18140±320年。因为是用螺殻作样本测，如果扣除偏老值2600年也有14638～15540年。还有甑皮岩遗址发现了早期陶片，其第一期的絶对年代为10550B.C.～9415B.C；第二期的絶对年代为9420B.C.～9375B.C；第三期的絶对年代为9410B.C.～8875B.C；第四期的絶对年代为9015B.C.～8310B.C；第五期的絶对年代为6835B.C.～5600B.C。此外，于1998年在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也发现了原始陶片，其出土层位的絶对年代为距今16235±100年～7910±100年，其中可分三期，第一期的絶对年代为距今16235±100年，测试样品为螺殻，扣除偏老值2600年，实际为距今13635±100年；第二期的絶对年代为距今10940±200年，测试样品为动物骨骼，不用扣除偏老值；第三期的絶对年代为距今7910±100年，测试样品为动物骨骼，不用扣除偏老值。迄今为止，出土原始陶块、陶器者基本就是上述那么多。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下文化层发现了少量陶片，呈细绳纹夹砂陶，火候一般，其絶对年代为距今21020±450年和18560±300年，如果扣除偏老值也有18420～15960年，但陶片的特征不象原始陶片，原研究者也认为很可能是上文化层漏下的陶片，所以不属此例。〔17〕

　　二、陶器起源的条件

　　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人们想应该对陶器先作个界定。对此大家都会明白，任何事物的起源和产生都有一个过程，在酝酿过程中，甚至在萌芽阶段都不要说已经是这个东西，起码要到了具有一定形状时才算数。陶器本身也一样，“陶”是这件东西的质，“器”是这件东西的形，陶器合起来就应是一件陶质的器皿。单陶不成器大家认为不能叫真正的陶器，而只能叫陶块，或叫陶团。因为人们在烧火时也会知道泥土搀入适量的水时，稍经揉搓后遇火烤烧后会变色发硬，这种特性，随着人类掌握用火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认识，慢慢掌握了这种特性，为后来陶器的起源和制造打下一个最起码的技术基础。但在认识的过程中时间是慢慢的，长期的，而且是偶然的。因为泥土被火烧烤的机会是经常发生的，但潮湿甚至人为搀水的泥土再被火烧烤的机会就不多。同时，不是任何潮湿后的泥土，只要加热就能使之失去结构水而陶化，温度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条件，只有加热到摄氏600℃以上才行。温度不够，泥土不能陶化，不能变硬，更不能增强应力，耐火耐水。再加上没有一定形状，这怎么能算是陶器？因此，人类在发明陶器之前，一定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也要在认识的基础上再经过漫长的实践、改良过程才能烧出第一个陶器。所以现在人们在一些遗址中，在年代较早的文化层中，出土一些火候很低，含砂量大而粗，质地松散的原始陶片，就不能称其为陶器，而只能称其为不成形的原始陶块。如桂林庙岩、湖南道县玉蟾岩、甑皮岩第一期、英德云岭牛栏洞一期、江西万年仙人洞早期条纹陶都属此列。不过由于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人类距离真正发明陶器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陶器的发明除上述的技术准备过程外，还和其他一些条件很有关系。不少学者认为，陶器的出现和农业起源关系很大，这种看法颇有道理。

　　大家不要忘记，迄今为止最早出现的陶器都属于陶罐类，接着才有陶釜、陶盘、这些都是盛器，有些还可以作炊器，用来煮东西，盛器可以盛水盛种子，盛果子，水除了可以给人类、家畜饮用外，还可以浇灌，如果作炊具，需要煮过后才好食用的东西就太多了。别的东西看不出其迫切感，我们可以从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冰期过后，海平面上升、大陆架、内陆低地、江河湖泊的水平面上升后所带来的水域面积大大扩展，加上气温回暖，水产类高速繁殖，采集业逐渐发展到水边，捕捞和渔猎大大加强，人类的食谱很自然地产生变化，鱼类和水产贝殻类日渐增加，鱼类可以用竹签、木枝串起来烧烤吃，但贝类怎么办？我们从牛栏洞遗址里就发现不同文化层中出现不同的现象，第一期文化层里的螺殻和蚌殻都是砸碎的，因为未经煮过的贝类，其肉是无法用竹签、木条挑出来吃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殻砸碎然后取其肉，但在第二期文化层里，同样的螺殻和蚌殻，它们已呈很完整的了，不用砸碎取其肉。人们估计，此时古人类已学会把贝类煮熟，然后再用竹签和木条挑出来吃所致。在第三期文化层里，我们发现已出现有些螺殻的尾部已被去掉，人类已学会用嘴吮吸其肉了。为了生存，为了食到美味的水产贝类，人类在短短的2～3千年内，就有如此的进步。所以说，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给人类带来生存条件上变化，人类在适应自然条件的过程中，在生产技能上和生活方法上都出现如此大的改变，在这个变化中，陶器作为一个盛器的功能可以尽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其优势，所以制陶业的发展有什么理由不迅速发展呢？因此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晚一阶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制陶工业的发展极快和丰富多彩，真正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上的标志。这也是陶器起源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同样，由于陶器的出现，农业的起源也受到促进，在功能上它们为农业的起源增加了动力，一个“盛”一个“藏”，这两个功能从人类开始集中采集和开始园圃性农业时就已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盛水浇苖和收藏保留种子都得依靠陶器，没有陶器怎能实现互相拉动的作用？从我们介绍上述的几个最早出现原始陶片的遗址中90%都有原始农业的出现，这难道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就算仍未发现水稻硅质体的甑皮岩遗址，也不能肯定地认为他没有农业，没有栽培水稻，园圃性农业也许会有，不然家畜饲养怎么解决呀！所以说，看问题要全面分析才比较客观，单纯摆弄几个数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三、陶器起源的中心区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比较赞成没有中心区的观点。如果说有中心，那么中心的形成是需要条件的，这个条件又是哪些？根据研究的结果，人们认为生态环境是先决条件，不管是稻作或是麦作，还是小米，有了野生的水稻、野生大、小麦或小米，这是最起码和最根本的，因为任何农业的起源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就是实践，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认识了各种各样植物的生长规律，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收成。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才适合某种作物生长。这些规律都是在不断实践过程中有所认识和逐渐掌握的，进入集中采集时，除了寻找加工方法外，还要寻找贮藏的方法和器具，这样具有收藏功能的陶器就成了原始人类睛睐的东西，它的产生自然地随着农业的起源而应运而生，到了后来，各种不同类型的陶器的产生就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各种生产的需要，以及人类生活的多样化而产生，这个时候的发展与生态自然环境的变化就不是那么直接了。

　　但人们知道各地的自然条件是不同的，只有那些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合某种农作物生长和发展的，那个地方就很自然的成为某种作物起源的中心。从现在已发现和掌握了的考古成果来看，为什么稻作的起源最早出现在珠江流域的岭南地区？因为岭南地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区域内，当全球性最后一次冰期来临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是有的，明显的是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陆架大面积出露，陆桥大量产生，为古人类的辐射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天赐良机，所以在这个时期不仅是岭南地区，全球性都出现人类大迁徒、大辐射，具体表现在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更广泛，密度更大，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所谓聚落，人类的居住已从洞穴、岩厦发展到河流阶地或台地上，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全球气温的回升，处于全球纬度比较低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由于本来在冰期时候受影响并不严重，在一旦气候转暧，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得更潮湿多雨，这样对于全球性的生物都带来了生机，人类社会经济由单纯的采集、狩猎经济很快地发展为采集、狩猎、渔猎和捕捞的复合经济，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原始群开始解体，从而进入了氏族社会，由于半定居甚至定居的出现，就为农业和家畜饲养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整个岭南地区这些优越条件比纬度较高的北方地区复苏得早和快，所以由此应运而生的制陶业相对地比北方地区出现得早是很自然的事。但事物发展并非絶对的，对于适应乾燥或温湿环境的麦作和小米的栽种，在冰期刚结束不久，乾旱时期过去而温湿的环境一出现时，它们也会迅速出现；这样的农业比南方的稻作也不会晚太多，正因为如此，日本、俄罗斯、蒙古、西亚和中东一些地区，也会出现较早的农业和制陶业，那些被认为无农业而只有陶器的遗址（日本比较多）不知是否是贝丘遗址，或含介殻的文化遗址，如果是贝丘遗址或文化层中含有介殻时，就算无农业时也完全有可能出现陶器。因此，陶器的发明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地区，它可以若干个地区同时出现，或先后出现，后来出现的也不能说一定由早发明陶器的地方传承过来的，它可以独立地发明，也可以通过文化辐射交流过来，关键看被辐射的地区是否的确需要陶器这种工具。不迫切需要，就缺乏吸收这种技术的积极性，无积极性就很难使之产生和发展。这是从古到今一切事物产生和发展的通性。

　　虽然人们认为人类发明瞭陶器对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陶器的起源要找出一个中心来确有难度，而且无此必要。因为任何事物的诞生和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原始的陶片在中国范围内以珠江流域的岭南地区出现的最早最密集，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陶器起源的中心，但当陶器真正成为新石器时代一种标志，发展到中晚期，岭南地区乃至整个珠江流域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优势，变得有些滞后，青铜时代以后一直发展到封建社会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今后应该加以探讨，但不是今天我们要论述的问题。今天只不过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说明一个道理，任何事物和历史的发展都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只要您弄清楚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您就变被动为主动，成为时代的主人，主导时代的发展。也许这是我们通过对陶器起源的探讨，从中获得的一点启示吧！

　　注释:

　　〔1〕 黄启善：《广西史前贝丘文化遗址的研究》，载《岭南考古研究》（7），34～36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分期及特征》，载《桂林甑皮岩》第四章54～18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3〕 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载《甑皮岩遗址研究》，29～5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4〕 邱立诚、张镇洪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载《英德史前考古报告》，7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5〕 顾海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硅质体、孢粉、碳屑分析》，载《英德史前考古报告》，113～12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6〕 黄慰文：《广西柳州白莲洞和大龙潭》，载《中国远古人类》，239～24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7〕 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文化遗址发掘简讯》，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十八卷3期，3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8〕 与第三节（5）注释同。

　　〔9〕 与第三节（6）注释同。

　　〔10〕 与第四节（1）注释同

　　〔11〕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载《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上），136～143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

　　〔12〕 古运泉：《论石峡文化与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载《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下），3～12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

　　〔13〕 曾骐：《石峡文化的陶器》，载《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上），164～170页，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

　　〔14〕 曾骐着：《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12～13页，44～47页，63～64页，111～116页，117～12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15〕 与第四节（1）注释同

　　〔16〕 严文明：《稻作、陶器的都市的起和源》，载《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7〕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载《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和源》，36～4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