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研究生（1961.9-1965.9）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明清社会经济方向），指导教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的二级教授梁方仲先生。我是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1959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是杨生民，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两届均各招一人）。当时的研究生学习不是实行学分制，除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外语课由学校统一集中上课和考试外，专业课则由指导教师全盘负责安排。一年级时，梁老师规定我每个星期五早上9时到他家里上课。开学第二个星期，我去他家里上课。他布置我读书，先读《明通鉴》，然后读《明史纪事本末》、《国榷》三部书，一年读完。要求是通读一遍，一边读，一边将书中有关明代社会经济内容的页码记録下来，方便今后研究查阅。一周读完一部分，下周来上课时，将读过内容汇报，并说明读不懂的问题，由他讲解。二年级时，梁老师要求我用二个月读完《明史·食货志》，要求同上。之后，要求我用7个月时间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要求是每周上课时将读不懂的问题向他汇报，由他讲解。他说，在读完上述书后，于三年级上学期考试，下学期提出毕业论文题目和写作提纲，四年级全年撰写毕业论文。

　　三年级下学期中，按规定要选定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到梁老师家里登门求教。他说，我不给你出题目，你可就明清社会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范畴选一个小题目。又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时，本来应该选做现代社会经济的某一题目的，但我听了历史系好朋友吴晗的劝说，选了《明代田赋制度述要》为题，属分配范畴。我听了老师的教诲和启发，最后我自选《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为题报告老师。四年级上学期开学伊始，我到老师家征询他的审查意见。他同意了。不过他说，你的选题属于明代手工业生产范畴，找资料不容易。因为在明代古籍中，记载生产方面的资料不多，只有明代地方志、政书和私人笔记等史书中略有记载，但地方志等史书汗牛充栋，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花大力气才能收集比较足够的资料。但现在你选定了，努力去做就是了。

　　选题得到老师同意后，我先在学校图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集资料。可惜两间图书馆所藏明代地方志寥寥无几，所得资料不多。我向老师如实汇报，他也为我着急。于是梁老师于1965年8月，亲自带我到收藏明代地方志、笔记等史籍较多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和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明代藏书楼去收集资料。在北京期间，因为梁老师和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是30多年的挚友，经介绍，使我得以认识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研究宋史专家）。当吴晗问及我的论文题目时，他饶有兴趣。于是梁老师叮嘱我多向吴晗请教指导。我遵师嘱，曾多次到北长街3号的吴晗家登门求教。他不仅热情接待我，而且将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及任教时钞録积累的有关卡片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又让我使用他书房的各种明史书刊；他还细心地审阅了我的论文写作提纲并加以修改，然后又教我如何收集、考订、爬梳、整理资料，从而进行综合分析，加以理论说明，得出自己研究本课题的结论，使我受益匪浅。在吴晗和梁老师的亲切指导帮助下，经过半年的努力阅读、搜索，我基本上查阅了全国各省、县的明代地方志和一部分有关的明人笔记等史籍，钞録了与我的论文有关的资料卡片两千多张。然后回到学校，在老师悉心指导下撰写和完成毕业论文《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约6万多字，毕业了（当时国家没有设授学位制度，连毕业证书也到1983年才补发）。

　　遗憾的是，毕业时正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无法按所学专业从事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才重新开始。

　　一、研究明清时期的工农业生产

　　1976年10月6日，活捉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华国锋（时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中国科学院长郭沫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先为“文化大革命”时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平反，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号召科学家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手搞科研，并承诺自己愿意为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当后勤部长，深深感动了科学家们。这意味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欣喜若狂，从木箱中翻出随我南北辗转的毕业论文再次阅读修改，并将6万多字的论文压缩成1.5万字，投向杂志发表了（《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本文研究统计，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中国生铁产量已达到4.5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接着，我根据1965年在北京等地钞録的资料撰写题为《明代铁冶业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质疑》的论文发表（《学术月刊》1980年第2期）。1984年，我又将毕业论文进行补充、修改和增订成专著，易名为《十四一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交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得经济史学界杨生民教授等在《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发表书评的好评。与此同时，我又写了《清代城市私营手工业及其同行业组织》，《清代农户手工业生产形态》等论文发表。在对手工业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转向农业生产的研究，撰写和发表了《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时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古今农业论丛》，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农业生态系统》（《古农业生态学术论集》，百花出版社2003年）、《清代农村家族组织的生产形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3年第5，6期） 等，论证了清代的农业生产也是发展的，其标志是当时南方水稻年亩产量达到了351-450斤左右；北方小麦、玉米年亩产量250-340斤左右，从而养活了占世界人口30%的三亿多人口（1790年的人口数）。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达到白银4000多万两。

　　经过上述对明清时期工农业生产的研究，并与西方国家作比较，我得出结论：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0吨。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欧洲仅占23%……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1〕。”

　　这就说明，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仍居首要地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和中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西方国家的作家报导所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 主要的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2〕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人更是赞叹不絶，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丝货”〔3〕。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4〕

　　确实如此，据《明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16-19世纪初期，中国向世界出口的商品有236种之多，其中以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为大宗。

　　二、研究明清时期的商品流通

　　如上述，既然中国的工农业商品如此丰富和精良，而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商品必须全面转手”才能继续发展。于是我把研究工作转向流通领域，于1984年撰写了一篇6万多字的论文《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章编入彭雨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出版，全面论述了明清时期全国东南西北商品的流通进程、商品种类、商品价格和市场网络等。同时撰写和发表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人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往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论文发表，并出版了《广东商帮》（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和《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专著，最后得出结论，干隆十五年（1750），全中国国内商品贸易总额值达到4亿银两，而且在某些商人经营的商业贸易过程中出现了“包买商”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

　　在研究商品流通过程中，我发现自嘉靖元年（1522）至道光二十年（1840）期间，明清政府并非是实行完全的海禁政策，而是实行开放广东（广州）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允许中外商人在广东（广州）进行贸易来往，所以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也是发展的。于是，我撰写和发表了《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明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明中叶至清初的中日私商贸易》（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04年第37期）等论文，和编着出版了《广州外贸史》（上、中、下）一书（广州出版社1995年）以及主编出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副主编出版《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等书，论证了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国的商人络绎不絶前来广州同中国商人做生意，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res Lj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情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的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5〕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商船有312艘：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增至5107艘，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省和广东省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和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6〕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委托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商直接贸易。于是我又研究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撰着和出版了《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和《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幷发表论文《广州十三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21世纪经济导报》2005年12月26日）等，阐述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和不十分瞭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就成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好更活。正如英国下议院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来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的报告说：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7〕

　　而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入和租居的澳门则成为当时中外贸易往来的中转港。于是我撰写和发表了《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和出版了《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5年）一书以及与别人合作编辑发表《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资料汇编》（澳门《华侨报》1995-1998年连载）等，阐述明清时期中外商人通过广州-澳门-长崎；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巴西；广州-澳门-温哥华岛；广州-澳门-纽约-波士顿-费城；广州-澳门-澳大利亚；广州-澳门-俄罗斯等8条航线来往贸易，把中国制造的商品如生丝等运往世界各国销售。而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不久；美国仍是农业国，1830年的1500万人口中，多数劳动人口从事农牧业，直至1929年仍有45%从事农牧业〔8〕。所以，当时世界各个国家根本没有多少民生商品可以打入中国市场，只好携带大量白银货币来广州购买中国的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于是我在论著中得出结论：

　　“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了1489.9万两。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的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0〕

　　这么一来，使广州呈现一派对外贸易繁荣和富甲一方的景象，正如时人诗云：

　　“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11〕

　　三、研究明清与海外贸易相连的中西文化交流

　　在研究上述贸易全球化的中外商品流通过程中，我同时看到大量伴随海外贸易而出现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文资料，于是我不揣謭漏撰写和发表了《16-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社会科学阵线》1991第1期）、《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国家的传播和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人痘西传与牛痘东渐》（《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和《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国家文官制的影响》（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等论文，较全面地论述16-19世纪初期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内容和影响。特别是1995年4月，我参加在澳门召开的“澳门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提交和发表了《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的论文，得到与会不少学者的赞同，更加得到文化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哲学史专家任继愈教授的表扬和鼓励。我记得在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季老叫我到他房间倾谈，对我说：你在会上报告论文说“澳门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对的。你回去可以看看我于1993年为陈炎教授所着《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一书的序言，在里面我就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学校，迫不及待地找到季老所写的序言拜读，他比我讲得更加精辟和深刻：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断过（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这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问题）；五四运动，不管声势多大，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清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12〕

　　我从季老这一精辟论断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于是我于1998年即以《澳门是最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6-19世纪初叶》为题，向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资助研究，很快得到批准和拨给研究经费。此后，我按要求用两年时间，继续到澳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进一步收集有关资料，于2001年完成此项研究，并经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评审通过合格。然后几年来，我对此文进行补充和修改成书，于2008年秋交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因我是该馆馆员），请该馆推荐列入《岭南文史丛书》的一种出版。本书全面论述了16-19世纪初期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和互相发展。特别是详细阐述了中国优秀文化对西方国家的广为传播和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儒家哲学、重农思想、语言文学、美术、音乐、风俗等。其中又以中国儒家哲和重农思想最为突出，两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和英、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影响至深。

　　首先，明清之际随西方国家前来中国广州贸易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等传教士经澳门进入广州，到肇庆、韶州、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后，他们为传播天主教需要，十分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儒家哲学，研究孔子的思想，翻译儒家的经籍和撰写解释儒家哲学的专著寄回欧洲国家出版，向欧洲国家传播儒家哲学思想。例如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于1681年着《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共分四大部分：第一，柏应理上法皇路易十四书；第二，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第三，孔子传；第四，《大学》、《中庸》、《论语》译文。本书既向欧洲国家介绍了儒家经籍，又略举其重要注疏，便于欧洲人接受。接着会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着《中国哲学》（philosophus Sinica），向法国介绍了他研究儒家哲学思想的心得体会。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于1687-1690年间，在罗马邂逅结识意大利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一批从中国传教回去的耶稣会士，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不少儒家经典的资料和书籍，从此发奋研究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于1697年写成《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全面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儒家哲学和文化，高度赞扬中国文化之伟大，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在书中又指出，中国的儒家哲学是超越欧洲哲学的：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

　　于是乎，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发出呼吁：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13〕

　　莱布尼兹吸取儒家哲学思想，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又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皆可以用数学或演译的方法建立起来。沃尔夫的思辨哲学为他的学生康德（Immanuel Kant）所接受，从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菲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等人，就在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思辨哲学思想影响下，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就说明，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是受到中国儒家哲学思想影响的。

　　其次，中国的重农思想为英、法国创立近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养料。中国开天辟地，以农立国，历代君主提倡以农为本，实行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这种经济思想传到欧洲后，深刻影响着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artic）学说的形成。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从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中国儒家古典经籍中研究中国的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于1767年写成和出版了《中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me de La chine）一书，全书分前言及八章，几乎每章都提到中国。大凡中国的领土、人口、经济、政治、法律、社会、伦理，等等，内容丰富至极。但重点是他对中国重农思想的论述、仰慕和推崇。他在第八章列举了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政府要向中国学习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倡导“中国化”。他还利用自己充任御医的方便，极力鼓励法皇路易十五（Louis XV）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的“借田”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主张法国政府应象中国一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的办法，以提供国家所必需的财政开支。可见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影响之深。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继承和发展了魁斯奈的重农思想，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其他各种劳动所以能够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为了更充分瞭解中国的重农思想，他委托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是耶稣会士）杨德望、高类思回中国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资本、赋税等农业经济的资料30多条；自然地理、物产资料7条，以便在法国进行财政改革作参考。杨、高两人回中国后，将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北京报告》，为杜氏改革法国财政制度作参考。最后杜氏写成了《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一次正确回答了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问题，并提出了地租是农业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进而提出农业是基础，而商业只是将农业生产的财富“引沼而益池”而已。这种重农思想观点，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说法国重农学派证明瞭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而且是以农业生产部门为先，“在这方面的首创精神，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表现出来”。〔14〕

　　其他重农学派的思想家如伏尔泰（F. de. Voltaire）、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等也十分赞美中国的重农思想和政策，鼓吹“全盘华化论”，大力呼吁欧洲国家的君主要仿效中国皇帝每年亲耕一次的仪式,以鼓励农民耕种：

　　“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

　　中国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谁是耕种土地上最优秀的农民，幷且给他八品官做。”〔15〕

　　与此同时，中国重农思想也影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1764-1765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担任汤森德勋爵（Lord Townshend）的继承人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私人教师时，曾随伴他到法国巴黎游览两年，结识杜尔哥并建立密切的友谊，进而认识魁斯奈，互相交流思想。于是他从魁、杜两人处瞭解到中国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的有关资料，阅读和翻译不少中国重农思想的典籍，最后他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精华，于1767-1773年写成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g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并于1776年3月9日正式出版。本书总结了中国（书中提到中国问题达24次）印度、希腊、罗马、埃及等古代文明国家的农业生产和近代英国、法国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论述人类社会农业、制造业、商业、地租、赋税、货币、市场、利润、工资、公债、证券、政府职能、人民教育、社会保险等丰富内容，并从“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eseble hand，即社会经济生活中每个人行为的动机）开始，论述劳动价值、自由贸易和政府职能等重大理论，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自由经济”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关系的理论，提出各国在重视重农生产的基础上，要正确处理粮食、贸易的关系，从而使各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和繁荣富强，说：

　　“理论和实践证明，在大国内各省之间的国内贸易自由，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最好方法，幷且是有效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16〕

　　可见，亚当·斯密是接受魁斯奈、杜尔哥的重农思想和中国的“自由经济”思想而创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的，所以有学者评论指出：

　　“没有亚当·斯密与重农学派的接触，就没有他的《国富论》。”〔17〕

　　从上述可见，中国重农思想确实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形成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具有深刻的影响。而根据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和“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的评价，我们可以说，中国重农思想和“自由经济”思想应该是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之一而载入近代政治经济学说史的史册，当之无愧。

　　诚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同时，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如近代数学、物理、天文、历学、地理、地图、西医、西药、语言等也经澳门传入中国（西学东渐）。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方面的内容已不是本文重点，就不在此展开了。

　　综观本文如上所述，清楚地看到，在明清之际（明朝中期至清代前期，1522-1830年），中国既是世界上经济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文化十分繁荣的国家，在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历史事实确是如此。正是因为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31年和1937年后日本又两次侵略中国等战争，扭曲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道路而成为落后的国家，从而使今天中国只能处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的GDP4.4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人均GDP0.33万美元，排在世界179个国家的第104位），离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2008年GDP14.3万亿美元，人均GDP4.76万美元）差距还相当大。这是笔者自1961年代跟随梁方仲教授学习和研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深刻体会。

　　

　　注　释：

　　〔1〕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ong Run, DECD, Devolopment, Paris, 1998；亦见《黄启臣文集（二）》第552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

　　〔2〕Robert park,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 on Chinese Question, P61.

　　〔3〕Geo philip,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4〕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龙思泰着、吴义雄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6〕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

　　〔8〕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1986.

　　〔9〕《福建巡抚常赍奏折》，见《文献丛辑》第176辑。

　　〔10〕《黄启臣文集（二）》第552-553页，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

　　〔11〕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12〕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序言，1994年版。

　　〔13〕Dentens（德顿斯）：《莱布尼兹全集》第78-86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49、4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孟德斯鸠着、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6〕亚当·斯密着、唐日松等译：《国富论》（中译本）第385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7〕宛樵、吴宇辉：《亚当·斯密与〈国富论〉》第1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原载加拿大《地产周刊》（Chinese Real Esate Weekly）第231期，200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