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之后，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传播天主教。第一个来澳门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公匝勒斯（Gregorro Gonzales）。他和耶稣会士伯莱笃（Melchior Nunez Barreto）于1555年7月20日到达三年前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到11月中旬，当伯莱笃两次进入广州，企图去援救被广东政府视为“奸隙”而抓起来耶稣会士布利道（Matthieu de Britto）等二人时，公匝勒斯自动从上川岛移居澳门进行传教。156l—1563年，在日本养老的神父巴尔达·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贝勒拉（Diego Pereira）、方济各·贝勒兹（Franosols Perez）、代宰拉（Emlnanuel Feixeira）和平托（F．Alldre Pinto）等相继来到澳门传教，并征得广东地方政府的允准，在今圣安多尼教堂附近处用稻草盖起一间名曰天主教圣母堂（Igreia de Madre de Deus）的小教堂，作为传播天主教的埸所。至1563年，澳门至少有八名耶稣会士进行传教，发展教友600多人。当时在澳门入教的中国人有两种，—种是澳门的居民直接入教，一种是广东各县的居民每年一次赴澳门入教。家居澳门的教友，有改穿洋服，改用葡名者。可见天主教在澳门影响至深。眼见天主教在澳门传教业已开展，教宗庇护五世（Puis V）于1566年任命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并于1568年5月扺达澳门。当时澳门还未建立教区，所以卡内罗不能在职衔上称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实际上已执行第一任主教的职责了。因为卡内罗主教到澳门任职，公匝勒斯即被马六甲主教召回马刺加，被派到摩鹿哥群岛视察教务。所以，卡内罗应该说是公开以主教身份到澳门传教的第一位主持人。

　　卡内罗到澳门传教后，从1562年开始，陆续修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疯院（Hospital de Lazaro），和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又称白马行医院），以收容弃婴孤儿、替人治病为手段，号召和引诱澳门华人居民信奉天主教。同时于1569年在澳门建立第—个正式天主教堂圣望德堂（Igreja de Sāo Lazaro）进行传教活动。从此，澳门遂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驻地。在卡内罗于澳门传播天主教进展顺利的情况下，教宗额尔略十三世（Gregorius X Ⅲ）即于1576年1月23日，承葡萄牙国王士巴斯梯亚斯（Sebastias）的请求，颁布召令：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负责管理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受印度果阿教宗管辖。到1588年，因日本单独设立教区而脱离澳门教区。1618年，耶稣会总会会长委特尔斯奇（Vitelleschi）即将澳门教区隶属罗马耶稣会直接管辖。在设立澳门教区的同时，教宗正式任命远居里斯本的费基拉（Diogo Nunes Figueire）神父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因费神父坚决推辞任职，卡内罗即以署理主教身份继续主持澳门教区的教务工作。由于建立了澳门教区，耶稣会士东来澳门传教者更是络绎不絶。其他教会的教士也接踵而来。方济各会士于1579年来澳门；奥斯定会士于1586年来澳门，多明我会士于1587年来澳门传教，并增建圣老楞佐堂（Igreja de sāo Lourenco）和圣安多尼堂（Igreja de sāo Andtonio）等进行传教活动。随着教堂的兴建和传教活动的开展，澳门居民信仰天主教者与日俱增，至1644年，已有天主教徒400多人。这表明澳门已经成为天主教传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远东活动的中枢。

　　耶稣会士并不满足于澳门传教，而是企图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鉴于贝勒兹等耶稣会士因为不懂中国语言不能进入内地传教的教训，耶稣会决定派遣懂得中国语言的意大利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为远东教务视察员，带领41位新会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西班牙人居多）于1578年7月到达澳门视察。他在澳门住了9个月之后，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要打通进入中国传教的道路，必须改变目前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最重要的条件，是耶稣会士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话，并尽量熟习中国的礼仪龢民情。同时，他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不能寄希望于已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必须另派一批有中文基础的会士来中国传教。他还写信给驻果阿的耶稣会省长，积极推荐主张用中国语言文字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来澳门和入中国内地传教。罗明坚即于1579年7月22日扺达澳门。当时他听说10多年前明朝守澳官拒絶贝勒兹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对话：

　　“你会说中国话么？

　　不。

　　那么，顶好你先作学生，学习我们中国的话，以后你再作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理”。

　　罗氏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非掌握中国语言不可。于是，他在澳门请了一个中国画家教他学习中国语文。经过二年又二个月的刻苦攻读，他掌握了12000个中国单字。但他年事稍高（36岁），说中国话仍感困难。于是，他在1580—1583年间，跟随葡萄牙商人四次进出广州，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春秋定期市（交易会），从中实践讲中国话和接近广东地方政府的官员。与此同时，卡内罗又教他学习中国的礼仪：

　　“你参见中国长官的时候，要下跪，要磕极深而又经过工夫很长的头；在提起别人的时候要用赞美的口吻；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却要用很谦卑的词句”。

　　由于罗氏会说中国话和彬彬有礼，博得两广总督陈文峰的好感，于1582年承总督之请到肇庆（总督驻地）去居住。不久，陈文峰被革职，罗氏只好回澳门。为了传教，罗明坚又在澳门耶稣会修院旁边建立一间很小的学校，名为“圣马尔定经院”，一方面向澳门居民讲授天主教经理，另一方面为新来澳门的耶稣会士提供学习中文的场所。1582年8月7日意大利会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就是先在圣马尔定经院“学华语，读华书”，对中国话很快稍有成就，即于1583年9月10日陪罗明坚及翻译裴理伯三人一起从广州出发经三水到肇庆。他们定居后，在郭应聘、王泮的帮助下，于1584年（万历十二年），在肇庆城东崇禧塔附近耗资250两银建立一所教堂及寓所，作为传教活动的场所。这是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欧式教堂，名曰“圣童贞院”（Church of the Holy Virgn）。而肇庆知府王泮则给教堂赠送“僊花寺”和“西来净土”两块匾额。利氏将“僊花寺”匾挂在教堂正门上方；把“西来净土”匾挂在圣堂内。于是人们就称此教堂为“僊花寺”，几乎没有人称“圣童贞院”。为吸引民众的欢心和接近民众，他们将自己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西洋镜、日晷、自鸣钟、三棱镜、油画圣母像等，在教堂内陈列公开展览，让民众参观。顿时，不少达官贵人和民众出于好奇心，纷纷前来参观，热闹非常。特别是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更吸引不少观众，大家以为古今奇观。最后，他索性把这些西洋奇器统统送给肇庆府官员，从而得到官绅的支持和尊重。他们还听从瞿太素（江苏常熟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住南雄）的劝说，放弃袈裟，改穿儒服，以便传教活动。史称：

　　“玛窦初至广，下船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47〕

　　罗、利两人在肇庆传教，收到旗开得胜的效果。据统计，“在1584年中，天主教信友只有三个；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个；1586年，有四十个；1589年，有八十个”。〔48〕从而得到耶稣会东方传教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赞扬，说肇庆“这些自动入教的教友，较别的国内的两万教友或日本的四万教友，有同等的价值”。〔49〕利氏还以“与中国儒士交际当以学问为工具”，〔50〕向肇庆的文人官绅介绍天文、算学、理化等西方科学知识。同时，利氏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始稍著书，发明圣教”。〔51〕利、罗还以高薪聘请一位有声望的秀才为老师，继续研习中国的语言书法。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的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他们两人合作编写一本最早的《葡华字典》，应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注释汉字读音，全书共189页，共有葡文词条6000个，译为中文词条5461个。这对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乃至汉语的拼音化，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交流意义。与此同时，利氏在肇庆还结识了官绅学士如王泮、徐大任、滕伯轮、郭子章、蒋之秀、王应麟、钟成録等，大大方便他的传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活动。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从梧州来肇庆视察时，由于文人谭君谕等挑唆，看中了座落在风景优美的僊花寺和教士寓所，决心将之购买改建成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生祠。他遣下属向利氏献银700两，作为购买僊花寺的价银，但利氏不愿受价，说：“以敬天之地不宜以买卖”。〔52〕刘继文见利氏不领情，大怒，于1589年8月3日下令，限三日内，要利氏离开肇庆回澳门，并给60两银子作路费。利氏只好被迫离开肇庆，之后，刘继文怕朝官非议他假公济私，霸占教士会所和教堂，故又令人追回已扺达广州的利氏，幷亲自召见。这时，“素与利氏友善”的南雄知府王应麟便出面斡旋，对利氏说项：

　　“总督不欲霸占（会所），故欲先生受价。利氏曰：若准我在南雄随地择购，可拱手让也”。〔53〕

　　于是，刘继文答应利氏要求。不过，刘建议利氏可先到韶州的佛教圣地南华寺去看一看，是否合适居住；如不合适，再去南雄府择地，也不为迟。并当场把来肇庆公干的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绍给利氏，要吕在路上保护利氏平安前往韶州。    

　　1589年8月15日，利玛窦偕麦安东（Antonio dAlmeida）一起，离开住满6年的肇庆，经三水，逆北江而上，历八天行驶，于8月24日到达南华寺。韶州通判吕良佐派人迎利氏到寺里，找地方给他们安放行李。

　　南华寺原名宝林寺，是佛教六祖慧能的禅坛，座落在韶州城南60里的曲江县曹溪。于南朝天监元年（502）为印度和尚智药三藏所建，原称宝林寺，唐龙朔元年（661）改名为中兴寺；三年（663）改称法泉寺；宋开宝元年（968）才改称南华禅寺。慧能在寺内说法36年，发展禅宗南派，影响深远。利氏扺南华寺时，方丈出迎，引入客房，预备斋饭。方丈极赞利氏为西僧大德，承总督遣来，愿以全寺相献。利氏亦谦让不已，答曰身为远客，暂借住寺房。见面相谈之后，方丈听利氏自称仅来寺作客暂住，心中安然。之后引利氏参观寺院，见利氏每过佛堂并不顶礼膜拜，心以为异。利氏看到天主教与佛教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所以在南华寺住了一个晚上，翌日即由方丈随同乘马入韶州城，向兵备道表明不欲住南华寺，请求去南雄择地建堂的要求，但兵备道却安排他们先住韶州城外的光孝寺。光孝寺位于武水之西，建于唐代开元二年（714），名曰开元寺，后更名大梵寺，宋崇宁三年（1104）改称法泉寺；致和中称天宁寺；绍兴三年（1133）改称报恩光孝寺。寺前有旷地数顷，兵备道示意利氏请准在旷地建立教堂及住所。于是，利氏向两广总督提出购地建堂所的要求，经总督批准，用80多金币购买了光孝寺前旷地，修建一座中国式样的住所和教堂，史称：

　　“为避免敌意的指责，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犹如他们在寺院里所做的那样，所以这所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房屋完工后，下一步是在附近盖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为他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的新信徒”。〔54〕

　　1590年秋天，光孝寺前的住所落成，利氏、麦安东和范礼安从澳门派来韶州协助利氏开展传教的新会籍和澳门籍耶稣会辅理修士钟鸣仁（Sebastiano Ferdnando）、黄明沙（Francesco Martinez）四人遂侨迁入新居，并开展传教活动。

　　首先，利氏于1590年1月1日，将在澳门受过天主教教育和培养的钟鸣仁和黄明沙两青年洗礼加入耶稣会，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进一步扩展传教事业，史称：

　　“这两个人扺达后不久，就加入了耶稣会，在韶州度他们的望道期。他们是第一批被接受入会的中国人，正如本书所将谈到的，他们将证明对于神父们是一大帮助，在他们可贵的协助之下神父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和障碍”。〔55〕

　　利玛窦为发展两名会员感到非常高兴，他庆幸天主教将在中国内地不断传播开来。为了能在韶州更好地传播天主教，他主张入乡随俗的适应性策略，自己蓄发留须和穿绸袍而不穿袈裟，从而使中国人易于接受，以取得成效：

　　“因此利玛窦神父对视察员神父说，他认为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他解释说，那些人按规定要剃得光光的，头发要剪乾净。他还说，经验告诉他，神父们应该象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56〕

　　与此同时，利玛窦又“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57〕“现示给中国人他是精于数学，精于制造钟表，及日晷，精于物理学，绘画学，精于雕刻术及绘制地图术，但是他却隐蔽他的信德及司铎的品格。他单是用博学者的活动，为开启纯正宗教的接近工作”〔58〕。他这种用博学者的才智以传播天主教创造有利条件的科学文化活动，在韶州和南雄的6年多期间，最显着的表现是向瞿太素讲学。

　　瞿太素，名汝夔，江苏常熟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幼年已博览群书，聪明睿智，但不求仕进，恃其父景淳为官户部尚书，而热衷于周游各省名川大山，追求炼丹之术。当他游至广西，往访两广总督刘继文和岭西道尹黄时雨时，得知利玛窦的西学知识博大精深，无比欣羡，便往肇庆竭见利氏。后至利氏定居韶州光孝寺时，适瞿寓居南雄，又赶赴韶州，在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为师，要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于是利氏先教他学习《同文算指》，后学《浑盖通宪图说》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瞿太素从利氏学习，十分努力，日以继夜；听课时，勤力笔记，回到寓所，再整理笔记，重抄一遍。一年后，已翻译了《几何原本》第一册。“然后他学习绘制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赢得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他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他还为自己制作科学仪器，诸如天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及其它类器械，制作精巧，装饰美观。……经验证明，神父们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白费时间……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59〕。瞿太素还进一步向利氏学习天主教义，一连数天，听之入神，反复诘问，心悦诚服，请求利氏洗礼入教。最后于1605年由王素丰（Alfonso Vagnoni）神父批准领受洗礼正式入教，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成为利氏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和真诚的崇拜者”〔60〕。利氏也通过这位忠实的朋友结识兵备道邓美政、韶州知府谢台卿、曲江知县刘文芳、南雄知府黄门等地方官员，并结成好友，为他进一步开展传教创造良好条件。

　　为了传教，利玛窦还在瞿太素的陪同下，应英德县令苏大用的邀请到英德，“去开导他的七十二岁的父亲”，“老人很高兴地听到关于基督教教义和神迹的解说，他愿意当时当地就领洗”，〔61〕可惜他80岁时就在南京逝世了，未能如愿以偿。利氏在英德几天中，又应县令之请去游览了碧落洞（Pelotum），“在这里遇见南雄城的前任副佐……现在是巡视官”〔62〕的王应麟，然后由他陪利氏一起返回韶州。

　　之后，瞿太素又劝在南雄经商的江西泰和县富商葛盛华〔63〕到韶州拜见利氏。葛盛华听劝亲到韶州拜会利氏，并“在教团住了一个月”〔64〕听利氏传道，当听到动心之时，便双膝跪下，向利氏叩头致谢。听完教理，立刻领洗，诚心入教，取名葛若瑟（Giuseppe），然后返回南雄，成为在南雄入教的第一个天主教徒。

　　1592年春节期间，瞿太素利用到韶州接受利玛窦赠送礼物的机会，邀请利氏去南雄游览及宣教。利氏答应，并同瞿一起前往，在南雄进行传教活动，史称：

　　“利玛窦利用他的访问，趁机随他一起回到南雄。……利玛窦渴望把若瑟全家人都接纳入教。……不久之后，利玛窦一行人登程，到了离城还有一段距离时，若瑟和他的一些朋友已在路上迎侯。他已在家里给他们准备好了住宿处，但瞿太素认为自己的家会更好些，因为官员和知识阶层到这里来拜纺，比到商人家里更容易。一到达镇上，他径直去见副长官（南雄知县王玉沙），他在官府里殷勤招待他们，大家说了一阵各种事情。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种常礼都齐备，穿戴着全副衣冠，这里官员在自己辖境内拜访绅士时的排场。瞿太素为这次接待举行盛宴。当地的官员和显贵几乎一无例外都仿照副长官的榜样。他们的拜访必须一一回拜。当利玛窦从一家到一家时，不仅全家人而且所有邻居都出来看欧洲人是什么样子”。〔65〕

　　利玛窦在瞿太素家与地方官员一一接触后，就搬到葛若瑟家去住，以更方便进行传教活动。葛若瑟在家中设置一间厅堂，每天早晨都作弥撒。他还邀请亲戚朋友来家中听利玛窦宣教，夜不能归时，即宿住葛家。利玛窦根据听者各人所懂的教义程度，则分别给他们洗礼入教，先后共接纳6人，史称：

　　“新入教的若瑟成为上帝之道的先行，他已经刊布了各种介绍基督教的手册。大批前来的听众之中，只有六个人受到充分教诲可以接收入教。其它很多表现有良好愿望的证据的人，则被列为预备入教的一类，延期接纳，其中有这家的四个儿子（按指葛若瑟之子）”。〔66〕

　　利玛窦到南雄传教，虽有成绩，但他害怕当地人士疑忌，不久即离开南雄返回韶州。可是，正当利玛窦为在韶州、南雄传教活动顺利进展而高兴的时候，1892年七月，却大祸临头。一天半夜，一伙赌徒10多人无端持斧执棍闯入会士寓所抢劫，砍伤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会士及利玛窦之手。利氏从窗跳入菜园铁伤一脚。利氏向知府告状，虽然得知府将贼人各杖二十板的胜诉，但很难打消赌徒及附近居民对利氏的怀恨。所以，他只好暂时停止宣教活动，转而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译著书籍，以便进一步更有效地传教打下基础。

　　首先，他完成了（1591-1593年）翻译“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成拉丁文，和重新编写一本《要理问答》（即后来著名的《天主教》）的工作，他于1593年12月10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说：

　　“今年我们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给目前已去世（11月5日）的石方西神父听，即四书，是一本良好的伦理集成，今天视察员神父要我把四书译为拉丁文，此外再编一本新的《要理问答》。这应当用中文撰写；我们原有一本（指罗明坚所编译本），但成绩不如理想。此外翻译四书，必须加写短短的注释，以便所言更加清楚。托天主的帮忙，我已译妥三本，第四本正在翻译中。这些翻译以我的看法在中国与日本为我们的传教士十分有用，尤其在中国为然。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尼卡（Seneca）的作品，不次于古代罗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67〕

　　其次，他还十分精心教石方西神父及刚到韶州协助传教工作的郭居静神父（P.Lazaus Cattaneo）阅读中国的“四书”，在同上信中亦说：

　　“今年一年，我们都用功读书，我给我的同伴神父讲完了一门功课。这门功课称为四书，是四位很好的哲学家写的，书里有很多合理的伦理思想，中国的学者，人人都熟读这四部书。……”〔68〕

　　在利玛窦的孜孜不倦地教导下，两位神父学习中国言语和哲学方面神速进步，“以致一旦克服了开头的困难之后，他们还有空余时间进行写作”。〔69〕

　　利玛窦在韶州和南雄传教和讲学虽然打开了局面，但由于上述1592年7月发生赌徒抢劫寓所和后来发展到民众200多人聚众闹事、声称驱逐传教士出境的事，使利玛窦心有余悸，感到韶州不是安身之地。万一再有地方民众反对传教士，岂不是被赶回澳门。这样，他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初衷和辛苦，将毁于一旦。而且在中国传教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准，无论如何是不能进一步扩展的；加上韶州气候不佳，三年内（1591-1593）付出了麦安东和石方西两神父性命的代价，使他产生寻找一个新地点从而北上进入北京传教的想法，幷且日益迫切起来。所以，当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从日本返回中国澳门时，利玛窦于1592年秋到澳门向他提出另觅新教区的请求，“视察员神父认为这些请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准。幷且亲自负责把每项请求都详细报告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也报告给圣父教皇”。〔70〕利玛窦的忠实朋友瞿太素亦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托商人萧欣带信去支持他前往苏州传教，而在肇庆认识的兵备道徐大任则建议和答应引他前往南京。

　　一个机缘。1595年4月，适逢祖籍肇庆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经韶州上北京履新，因久仰利玛窦博大精深的西方学问和品德，遣人邀请利氏上船会晤。在谈话中，石星有意请利玛窦同船北上并顺便为其体弱多病、精神失常的22岁儿子治病。利氏认为这是难得良机，答应“愿把孩子带往江西省去旅游，希望在那里能使他恢复正常”。〔71〕石星欣然接受利玛窦的建议。于是“他马上命韶州长官发给旅行执照，盖上他的官印，给予利玛窦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权利”。〔72〕就这样，利氏和郭居静商议，决定郭居静、黄明沙、钟鸣仁继续留在韶州主持传教事务，自己带领两澳门青年巴拉达斯（Juan Barradas）和弗南迪斯（Domingo Fernandes）以及二个仆人，于1595年4月18日，乘石星的官船出发，扺达南雄，受到南雄教友的热情迎接，并由年青力壮的教友帮助利氏挑担行李，沿着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越过梅岭，直扺江西的南安，然后舍陆再登上石星的官船，一同沿着漳水扺吉安。石星又命吉安府发给利氏往南京、苏州和浙江的通行证，再乘舟北去，经南昌，入鄱阳湖，沿南康庐山而入长江，沿江东下，于1595年5月31日扺达南京，后来回南昌和南京同当时在圣保禄学院毕业的耶稣会士一起进行第三步的传教活动。现将圣保禄学院毕业入珠江流域各省传教的耶稣会士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圣保禄学院招收一批在澳门入教或由内地来澳门入教的中国天主教信徒进院学习神学等课程，毕业后派回珠江流域各省参与传教，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多人。

　　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培训的中外耶稣会士纷纷进入内地传教之后，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珠江流域地区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以至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江南、浙江等15个省区迅速发展起来，信教徒与日俱增。据统计，1585年只有20人，1617年增至1.3万人，1644年增至15万人，1654年增至18万人，1664年增至25万人，1667年增至256880人，1735年又增至30万人。在这些百、千、万的天主教徒中，不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明朝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和达官贵人。据1636年统计，明宫中信奉天主教者达540人。〔73〕其中亲王有140人，皇族有40多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80多人；一品大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多人。例如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南京工部都水局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李廷筠、司礼监总揽军政大权的宰相、宦官庞天寿，以及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韩霖、段滚、金声、瞿式耜、张庚等，均笑信天主教，并协助利玛窦（见右图）等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使全国建立起教堂159所，教士住院42处。可见天主教在全国各地传播之广深。

　　天主教第一次传入广西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意大利耶稣会会士罗明坚带着翻译和两名中国随从由广东肇庆来到广西桂林，开展传教活动。由于得不到广西当局的信任，不久就被驱逐出广西，史称：

　　“赴广西桂林，起初获善待，已而受诽谤而被驱逐。〔74〕”。

　　第二次是清顺治四年（1647），奥地利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é Xavier Koffler）又名瞿沙微随葡萄牙军队从澳门到桂林，援助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扺抗清军，之后留在宫中传教。不久，为永历帝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永历皇后教名亚纳（Anne）、永历嫡母之母教名朱丽（Julia）、永历之女教名阿加斯（Agathe）、新生太子等宫中50人施洗入教，并在广西巡抚瞿式耜和总兵焦连的帮助下在桂林建立一个教堂。七年（1650），葡萄牙耶稣会卜弥格（Michel Boym）来桂林协助瞿沙微传教。八年（1651），永历帝派卜弥格前往罗马向教皇递交国书。同年，清军大举南下进攻桂林，永历帝西逃，瞿沙微也西进贵州，计划与永历帝会合。但当于1651年12月在贵州与广西交界处被清军追到，而在途中被清军俘杀。顺治十三年（1656），卜弥格携带罗马教皇的复信回广西，十六年（1659）8月22日在安南北圻和广西交界处病殁。十八年（1661）南明亡。此次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主要限于南明王宫，未及传入民间就因南明王朝灭亡而告终。天主教在广西的这两次传教活动，都是短暂、零散和个别的，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因而未能在社会上留下痕迹。1724年，天主教在广西传播停止了。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活跃起来。

　　天主教第三次传入广西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罗马教廷传信部把广西的天主教事务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管理，由巴黎外方传教会驻香港办事处的法国籍神甫李莫瓦（Libois）领导，使广西成为法国耶稣会士传教的主要场所。李莫瓦受命后，连续派出传教士前往广西活动。然而，由于广西当局的不容，传教士们一一失败而归。咸丰二年（1852），李莫瓦又派出法国籍神甫马赖（Malay）前往广西传教。马赖改变了前几位传教士的路线，他不直接只身潜入广西，而是取道贵州省。在贵阳，他得到法国籍神甫李万美（Lions）的帮助，于咸丰四年（1854）装扮成当地人，随几位贵州天主教徒往广西探亲，从而顺利地进入广西西北部的西林县。在那里，马赖利用这几名贵州教徒，带着他四处传教。他宣讲天主教教义，让山民从思想上相信天主可以使他们脱离苦海；又针对山区缺医少药的现象，用随身带来的廉价西药免费赠与患者，治愈了一些小疾病。当时广西山区的山民信鬼神，家里有人病了，便求仙问卜，请巫公仙婆，要送钱送物，负担很重。而信奉天主教，有病吃药却不用花钱。因此，一些山民被马赖说服，接受了他的洗礼，成为广西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这次马赖成功地把西林县的刘家屯、常井村等地变成传教的基地。

　　1856年12月14日（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马赖又来到西林县板坡村传教，被知县张鸣凤抓起来，经审讯后将他及信徒25人处死，并枭首示众。由此引起震动中外的“西林教案”，幷且成为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向中国开战的导火线。〔75〕

　　雍正年间（1723—1735）后，天主教开始传入贵州省。干隆三十九年（1774），法国传教士梅耶（Jean-Martim）带着四川涪州籍传教士孙本笃，从四川涪州来贵州，在黔东北传教。同时有一姓陆的江西望教（即愿意信教尚未受洗入教者）教徒发配在贵阳，到重庆受洗后，梅耶派他和四川女教徒罗宋氏到贵阳，在妇女中传教，吸收30多人入教。

　　孙本笃在干隆四十二年（1777）升为神父，干隆四十七年（1782）来贵阳，算是最早的中国神父。他逗留数月，吸收10多人入教，继来的是法国神父蒋若翰（Jean-Baptiste de Champveille）。但信教者始终不多，仅在城内吸收新教徒20人。

　　干隆六十年（1795），中国神父罗玛弟，应四川主教、法国传教士徐德新（Couises Gabriel Taurin Dufresse，又名李多林）的邀请来到贵州，罗玛弟派传教先生胡世禄（圣名老楞佐）等二人来贵阳，向教外人宣讲教义，无人信奉，便回四川。嘉庆三年（1798），胡世禄又与罗宋氏保纳来到贵阳，胡经常外出传教，信教者显着增加。接着，他们与贵阳教徒集资，在猫猫巷（今和平路）以92两白银购得民房一幢，既作念经场所，又作接待神父之用。胡将贵阳教务向中国神父罗玛弟汇报，并邀请他来住了40天，吸收望教者60人，婴儿12人。截至嘉庆四年（1799），全省教徒总数为599人；1802年增至600多人，其中贵阳100人。比较知名的有廖大公、廖二公、廖廷级、顾洪发、吴三公、顾占鳌、卢三公、刘文元、张大鹏、吴国威、赵荣、孙本笃、蒋金华等。张大鹏字程万，干隆十九年（1754）生于都匀府，父母信外教，早年参加清水教，戒杀生，十分虔诚；他还习过道士，学过阴阳之术，近40岁时，由都匀迁往贵阳，同一个姓王的合伙贩丝。经胡世禄劝说，张毅然抛弃其妾，不顾父母反对，信奉天主教。嘉庆五年（1800），入教者的数字有所下降，贵阳领洗者仅76人，望教者53人，教徒中婴儿领洗者77人。从嘉庆六年（1801）起，逐年增加，1801年领洗者21人，望教者23人；嘉庆九年（1804）领洗者7人，望教者41人；嘉庆十三年（1808）望教者增至104人，领洗者48人。

　　但是天主教在贵阳刚开始立足之际，清政府亦在贵阳采取禁教措施。嘉庆四年（1799），禁教风从清镇开始，延伸到贵阳。五年（1800）地方官府派武装士卒包围贵阳天主教堂，捕去教徒胡世禄、宋罗氏保纳、刘文元、罗多默等7人。结果，胡世禄被判终身监禁，宋罗氏保纳被押回重庆，刘文元等被发配到外蒙古充军。嘉庆十一年（1806），贵阳县署逮捕天主教6人，关押170多天，重鞭后释放。十六年（1811），县衙派士卒捕去正在做礼拜的教徒廖廷级、顾占鳌，严型拷打，其中10人叛变，顾占鳌被判绞刑，廖廷级被发配外蒙古充军。嘉庆十九年（1814），逮捕教徒张大鹏等17人，其中15人被发配新疆伊犁充军，张大鹏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3月被处绞刑。道光十四年（1834），贵州提督衙门逮捕刘文元等教徒30多人，刘文元被判处绞刑。此后，天主教在贵州传播走向衰落。

　　天主教传入云南比较迟。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入川攻克成都后数十年间，四川战乱频繁，许多老百姓纷纷逃往川滇交界的滇东北地区，其中就有少量天主教徒。这是天主教传入云南之始。到顺治五年（1648），南明永历皇室的皇太后（教名烈纳，Line）、马太后（教名马利亚，Maria）、王皇后（教名亚纳，Anne）、皇太子慈烜（教名当安）及太监庞天寿等50多人，在广西桂林接受耶稣会士瞿沙微（P.André Xavier Koffler）的洗礼而皈依天主教，妄图借天主教的力量恢复明室。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皇室从广东肇庆迁到昆明，其随行人员的天主教徒也跟着进入昆明。永历皇帝死后，大部分随从者均留在昆明，然后散居云南民间。其中天主教徒也就散居云南各地了。但就现代的极少资料看，在云南昆明、巧家、永胜、盐津、大理等地的天主教徒，除盐津一带由四川教区定期派神父来主持宗教仪式活动外，其他各地的教徒就很少。所以，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并不广深。〔76〕

　　天主教是在崇祯年间（1628—1644）传入四川的，史称：

　　“大明崇祯之经，即耶稣降生后1640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77〕

　　意大利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入川传教在其传记中有较详细记载：

　　“利公类思，字再可，意人，生于一六O六年，十六岁进耶稣会，一六三七年东渡来华，二年后，传教江南，旋奉长命到北京，襄助修历，在京遇绵竹相国刘宇亮，被邀入川传教。一六四O年始居绵竹，继至成都。一六四二年安文思司铎亦来助公。……一六四七年，清军入川，……二公为清兵所获，解见肃王豪格。一六四八年随军晋京，居肃王邸中。不久，杨光先嫉忌汤若望，兴起历狱，二公亦几遭倾陷，幸终昭雪。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安公卒于京。清帝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营葬。利公则于一六八二年十月六日逝世，疾笃时，帝遣侍卫存问。卒后，赐银送葬，一如安公”。〔78〕

　　此传略说明利类思入川传教后，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亦来川助利传教。利类思和安文思还成为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天学国师”为之效力。在四川有教堂二座，司铎住处三处。到了清康熙四十年（1701），法国耶稣会士穆天尺（Joannes Mullerner）、毕天祥（Ludovicus-Antonius Appiani）、白日升（Basset）等到四川担任司铎，在成都、邛州、嘉定、安丘、金堂、叙州等地传播天主教，在安丘县发展教徒达1200人。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派奥地利耶稣会士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潘如“测绘四川、云南地图”，甚受礼遇，从而发展教徒。雍正十一年（1733），中国会士李安德到金堂舒家湾教堂任司铎。但干隆十一年（1746），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于是四川天主教的传播活动大受打击而走向式微。

　　天主教传入湖南最早是在清初南明永历政权时期。据记载，南明的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焦连，以及皇太后、皇后等，均受洗入教。顺治七年（1650），南明皇太后遣使赴罗马求救于教廷。当时有湘潭刘氏兄弟二人任官于南明，遂奉命随使前往。二年后到达罗马，但回国时太后已死，南明灭亡。刘氏兄弟返回故里湘潭云塘建教堂，名圣母堂。刘氏兄弟的后代，一支住湘潭城内，一支仍留住云塘。干隆四十九年（1784）干隆帝禁教时，教堂被毁，这两支刘氏后代有的充军，有的离教，也有的被杀。只有刘家另一嫡系迁居离城70里的巴东，还保留一部份信徒。稍后，天主教又通过其他渠道传入湘潭。康熙二十四年（1685），姜修仁出任湘潭知县，离京赴任时往辞传教士南怀仁（P.Ferdinundus Verbiest）。南怀仁要求姜上任后修建教堂。姜应允上任后建天主堂，并有法借耶稣会传教士穆迪我（Jacabus Motel）来湘潭传教。姜修仁正式入教，洗名“方济各”。〔79〕又据记载，康熙年间（1662—1722），有传教士乘舟经湘潭去广州，在杨柳河停泊。湘潭蒋文生、蒋文谋兄弟听其宣讲而入教。蒋的表弟杨永会亦率妻一同入教。康熙初年，天主教传入衡阳，第一个教徒为李英松。后李家的亲友衡阳北乡的郭家、南乡的罗家、东乡的张家经李英松叔侄引导先后入教。后来黄沙湾成为衡州府天主教总堂所在地。

　　康熙二十九至三十八年间（1690～1699），天主教传入长沙。第一个来长沙从事传教活动的，是西班牙耶稣会教士陆若瑟（Raymond-Jeseph Arxo）。康熙三十八年（1699），陆若瑟在长沙修建了一座临时教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翁德明予以重修，其地址在今长春巷7号，此外，康熙年间（1662—1722），天主教亦开始传入永州、郴州、衡山、常德等地。

　　天主教传入江西，是以万历二十三年（1595）意大利会士 利玛窦从广东韶州、南雄到达南昌为伊始。当年6月，利氏在南昌近郊区谷市街买了一间小屋，作为教堂，取名“圣堂”，作为传教活动的场所。6月29日，利氏在南昌举行首次弥撒圣祭，三年后已发展教徒260多人。之后，葡籍会士苏如望（Jean Soerio）、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等神父来南昌传教，教务日益发展，半年时间，发展教徒275人。时明朝亲王全受洗入教，震动极大。李氏在南昌买了一栋较大的房子作教堂，于是南昌教区成为全国天主教的四大教区之一。

　　此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澳门华籍的邱永神父、天启元年（1621）意大利籍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神父、崇祯九年（1636）意大利籍鲁德望及葡萄牙籍费奇观（Geapard Ferreira）等神父；清康熙二年（1663）,西班牙籍教士格我等先后到南昌传教。至康熙三年（1664），南昌城内外已有教堂3所，教徒3000余人，出现了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教会组织，各会还拥有教堂、住宅和其它房产。康熙三十二年（1693），西班牙籍教士石铎禄等到南昌传教。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于教徒增多，以及省内临川、吉安、景德镇等地都有教堂，乃于南昌设立江西教区。

　　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由于清廷对天主教采取限制政策，传教活动受到影响。在此期间，先后到南昌传教的有：康熙四十年（1701），法籍会士傅圣泽（Jean-Fran ois Fouquet）；康熙四十六年（1707），法国籍教士沙守信（meric de chavagnae）、马若瑟（P.Jos-Maria de premare）等；康熙六十一年（1722），法国籍李伯都；干隆二年（1737），法国籍沈东行、胥孟德(Joseph Labbe)；道光十二年（1832），意大利籍教士广和德；道光十八年（1838），法国籍教士张导沅等。天主教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发生“教难”，江西教区撤销。

　　福建是中外交通的沿海省份，加上泉州在元代中叶前是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所以天主教耶稣会士早在1583年（万历十一年）前，就有西班牙籍会士拉达和马林来到泉州要求传教，并曾谒见福建省大吏，未允准而作罢。〔80〕但毕竟打开了耶稣会士入福建传教的第一页了。

　　福建人接受天主教而入教为教徒者，最早可能是著名海商郑芝龙，史称：

　　“芝龙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父母贫寒，少年时即到澳门，接受天主教教义训练后，领受圣洗，取圣名尼古拉（Nicolas）”。〔81〕

　　但这还不能说天主教正式传入福建。真正有文字记载天主教传入福建者应是天启五年（1625），福建人大学士叶向高，邀请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入闽传教开始，史称：

　　“儒略有志传教福建久矣，惟因居民风俗放逸，山道崎岖，语言难晓，因是未果。至是遂为开教福建之第一人。而于1625年中赴福州”。〔82〕

　　艾儒略在福州居留四个月，遍历外府八月，以他渊博知识和“耶儒合流”的理论，宣传天主教义，深受福建士大夫的欢迎和信任，在“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二十五人，中有秀才数人”。〔83〕后在叶向高推荐下，闽中士大夫名流聚集福州，与艾儒略讲学论道，并向他题赠诗文，赞扬艾氏的“耶儒合流”理论。如《闽书》作者何乔远题赠艾儒略诗云：

　　“天地垂广远，日月转双毂。谁谓有覆帱，光明不照烛。

　　……

　　艾公九万里，渡海行所学。其道在尊天，岂异洙泗躅？

　　天地大矣哉，不是无胫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极缅邈。

　　惟此一性同，不在相贬驳。且吾孔圣尊，其西则葱竺。

　　幷存宇宙内，谁复加臣仆？维此艾公学，千古入旸谷。

　　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顾虽兼行持，蘧庐但一宿。

　　善哉艾公譬，各处返茅屋。临歧申赠辞，证明在会续”。〔84〕

　　在地方官吏表扬和士大夫的赞许下，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旗开得胜，数年之后，建立了2所大小教堂，每年洗礼入教者800—900人，史称：

　　“数年以后在各府建教堂八所，并在诸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助理之人继来，儒略遂跋涉山川赴永春及其附近传教；所至之处皆留有热心传教痕迹。每年新入教者八、九百人”。〔85〕

　　因其在福建传教有很好成绩，被升为中国教区副区长，在位七年（1641—1648）。后历任各驻所之道长23年之久。由于他语言便捷，福建人称他为“西方孔子”。1649年艾儒略病殁于延平（今南平市）。遗体葬于福州北门外之十字街。艾儒略前后在福建传教共23年，共建大教堂22所，小教堂无数，受洗入教者1万多人。〔86〕

　　明末至清前期来福建传播天主教者，除艾儒略外，还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如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a Sancta Maria Caballera）于1633年入闽，在福安传教；耶稣会士聂伯多（Petrus Canevari）于1635年入闽，先后在泉州、延平传教；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r Junior）于1638年入闽，在福州、延平等地传教；耶稣会士杜奥定（Angustinus Tudesehini）于1641年入闽，在建宁县传教；耶稣会士穆尼阁（Smogo Lenski）于1647—1651入闽，在建宁、建阳等地传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 tius da Costa）于1650年入闽，在延平、邵武、建宁三府传教。从上面所述，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由于不少耶稣会士入闽努力传教，使福建天主教活动进入高潮时期，福建受洗礼入教者也为福建传教作出了贡献，如福安人罗文藻，还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位中国主教。他走遍闽、浙、赣、粤、晋、鲁、湘、川、苏、皖、冀等地进行传教，幷且取得很好的成绩，史称：

　　“成人之经罗公付洗的，福建及沿海岛屿即有五百五十六人，其他各省约二千人。较当时全体传教士在三十年中付洗者为尤多”。〔87〕

　　康熙三十年（1691）2月，罗文藻因传教积劳成疾在南京逝世，享年75岁。他在传教事业的功勋受到中外教士的赞扬和怀念，下面钞録华人吴渔山神父《哭司教罗先生》一诗，以见一斑。

　　“呜呼讣至今信死，恸哭先生东铎始。

　　初自西归七闽乡，须鬓苍苍称清伟。

　　适遭物议尽遣粤，辙环四方独劳矣。

　　熏荣超世主教尊，所傅铎品只三子。

　　鸣道辛尽各远方，惟我追随久于此。

　　讵料冲寒又离去，奄忽长逝如眠尔。

　　北望金陵千里天，再哭泪血成红雨。

　　云来幽幽晓梦状，恍若居常每提指。

　　兹者学道日巳少，道在咫尺谁综理?

　　仰悲大岭出雾迟，俛悯狂澜若无砥。

　　当其齐侯讲经学，巷拥轮蹄门集履。

　　又期勘雔崇正事，秋毫无不贯西史。

　　日谈前圣励后修，更将老笔笔于纸。

　　一生到处历险危，半在小西半东里。

　　怀从勇渡黄浦潮，今瘗雨花楼畔里。

　　景移物换窆后殊，空帷象设俨相似。

　　萎萎宿草日复生，墓碑超行诚难诔。

　　垄木萧萧未得春，庐居愿独三年止。

　　千古万古修事业，一言遗重委西士。

　　而今虽不悟死归，□回情至难忘耳”。〔88〕

　　五、基督教新教

　　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时，基督教新教（下简称基督新教）曾于1626年（天启六年）派遣传教士到台湾传教，吸收上千人入教。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后，基督新教在台湾的活动也随之消亡了。以后还进行过几次尝试来中国传教，但始终未能实现。

　　18世纪末，英国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国竞争中夺得了海上霸权，并竭力向海外扩张殖民地。为了适应扩张的需要，在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外传教的基督新教的差会机构。1795年成立“伦敦差会”（差会即传道会），1796年成立苏格兰差会，1800年成立基督会差会。这些差会训练了一批传教士，陆续派往亚洲、非洲国家传教。19世纪初，基督新教有卡莱（Carey）、麦西门（Marshman）、和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等三教士极力主张到中国传教。最后，“伦敦传道会”（即伦敦差会，London Missonary Society）选中了马礼逊。

　　罗伯特·马礼逊，英国人，1781年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莫佩斯小镇的一户贫农家庭。从小受宗教思想熏陶，学会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后考入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又转入高斯坡神学院。1804年加入伦敦传道会。1807年1月8日被封为牧师。当伦敦传道会选中他来中国传教时，便开始学习中国文字，请了一位名叫杨善达的广东人做教师。并在伦敦博物院里找来一本中文的《新约》，天天钞写中文，后来成为他翻译《圣经》的草本。马礼逊是伦敦传道会派遣的，但当时垄断中国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怕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不允许传教士乘坐公司的商船前来。于是，马礼逊只好于1807年1月31日启程，先到纽约，得到美国国务卿麦迪逊（James Madsion）的协助，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驻广州的美国商馆的官员。他带着介绍信于1807年5月19日在纽约乘坐“三叉戟”（Trident）号美国货轮横跨太平洋，于9月４日到达澳门，9月8日扺达广州。他受到美国领事卡林顿  （Carrington）的热情接待，隐居在一间美国商馆的货栈里，继续学习中文，并在生活起居上仿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1808年11月，他从广州前往澳门居住。为了避免给澳门葡萄牙当局发现他的正式身份，他隐居在英国驻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内，从而认识了该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Morton）的女儿玛丽·摩登（Morton Mary）小姐，并产生爱情，遂于1809年2月２０日结婚。他的处境得东印度公司的同情，决定聘他担任公司的中文翻译，年薪500英磅。这样一来，他既可以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取得合法身份出来公开活动，又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大胆地进行传教工作。从此，他一边办公，一边翻译《圣经》，经常来往于澳门和广州之间，并以英国使臣、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的“秘书兼译员”的身份在澳开始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这是基督新教传入澳门（也是传入中国）之始。当时澳门天主教会禁止教徒同马逊礼来往，所以他平时就在广州自己的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门举行正式的礼拜仪式。他一个人在澳门与广州来回进行传教工作六年之后，伦敦传道会才于1813年派教士米伶（William Miline）来澳门协助马氏工作。但因受清朝官府和东印度公司之反对，米伶即于1815年4月17日到马六甲去另设基地进行传教活动。

　　为了便于传教，马礼逊首先于１８１３年把《圣经》新约全书译为中文，名曰《使徒行传》，于1814年在广州出版200本；接着又于1819年和米伶合译了《圣经》旧约全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所以，基督新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在澳门及广州传播，马礼逊当是第一人。他还编辑《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古时如氐亚国（即犹太国）历代传略》、《养心神诗》等布道小册子，请澳门的印刷工人蔡高（亦称蔡亚高）帮助刻印发行。蔡高因为经常要到马礼逊家中去联系工作而听其讲《圣经》，深受影响，请求入教。于是，马礼逊即于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东望洋”海滨的小山山侧的泉水中为之洗礼入教，成为澳门（也是中国）信仰基督新教的第一个教徒。另一个帮助马礼逊刻书传教的是在澳门做印刷工人的高明县人梁发。

　　由于马礼逊在广东传播基督新教打开了局面，于是美国美部会、浸信传道会，圣公会、美南浸信会、荷兰传道会、英国伦敦会、教会传道会等基督新教会不断派教士前来广东传教。1830年2月25日，美国的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到广州；1831年12月荷兰教会派遣德籍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到澳门；1833年10月26日美部会又派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到广州；1834年10月26日又派遣精通医术的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到广州；1835年7月21日派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来广州；1836年9月派叔未士（J·Lewis Shuck）来广州和澳门；1837年5月派罗孝全（Lssachar Jacox Roberts）到澳门和广州，等等。这些传教士同样得到梁发的全力帮助并一起开展传教活动。〔89〕

　　梁发，干隆五十三年（1788）出生于广州府属下的高明县三洲司古劳村的贫农家庭，11岁才入私塾读书。按中国私塾的规例，他先读《三字经》，后读《四书》、《五经》，共读四年，算是对中国儒家典籍有相当的基础。到梁发15岁时，家里再无法供他读书，于是他到省城广州打工谋生。开始时他在一家笔店学习制笔，后改学雕板刻字四年，掌握了刻字技术，并努力学习文学，嘉庆十五年（1810），梁发结束学徒生活成为一名正式的雕板工人。在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一个印刷厂做工。此时马礼逊已在广州传教，1811—1812年，他把《路加福音》和《新约》两书翻译为中文，请梁发雕刻和印刷，从此与马礼逊结下不解之缘，并终生全力和马礼逊等外国教士在广东传播基督新教。

　　梁发又为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与马礼逊的关系更加密切了。1815年，另外一位来广东传教的伦敦会教士米怜被马礼逊派往马六甲传教，梁发应马礼逊要求，跟随米怜前去协助刻印中文书籍资料，并成为米怜的助手。〔90〕此时，梁发对基督新教产生强烈的兴趣和要求，于是米怜于1816年11月3日给梁发施洗成为基督新教徒。从此，梁发在米怜的刻意培养下，以中国本土基督新教徒的身分在广东传教，发挥了外国传教士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1818年以后，梁发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高明、开平、高州和南洋之间，为传播基督新教而奔波劳録一生。

　　1819年4月，梁发乘船从马六甲回到广州，然后回家乡高明，在他父母的敦促下完了婚。于是，他就在本乡积极传教，先是编写《救世録撮要略解》一书，并附《经文》数段、《祷文》数篇、《圣诗》三首和《十诚》，带到广州给马礼逊审阅后刻印200份，分发赠送亲友宣传。后被高明县署发觉，梁发被捕入狱。好在马礼逊向有钱的商人极力斡旋，筹到罚金，并具结以后永远不在广州传教，梁发始获释放。后回家与家人团聚40天。

　　1820年春，梁发（见下图）又重去马六甲帮助米怜。不久，因他妻子黎氏要生孩子，他只好又回到高明家里侍侯。期间，他不断向其妻读经祈祷，后来其妻果然亦信奉基督新教。于是他在家里的一个陋室中举行圣礼，用饭碗代替洗礼盆，为其妻施洗入教。

　　1821年，梁发夫妇告别家乡又去马六甲帮助米怜传教。可惜1822年米怜患肺结核病亡。梁发重回高明。次年，他携儿子进德到澳门在马礼逊面前求洗入教。

　　1823年，马礼逊回国，在启程前将梁发封立为宣教师（Evangelist）。1826年，马礼逊再到广州，直至去世（1834）。梁发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在广东传教。

　　1828年9月26日，梁发从广州回到家，不久，他发现幼年读私熟的同学古天青对基督新教饶有兴趣，经向他宣传教理后，于1829年1月由梁发为之举行洗礼入教。后又到澳门传教，一方面，教授儿童学习《圣经》，另一方面努力撰写《劝世良言》一书等12种宣教小丛书。

　　1830年，在梁发的教育和影响下，跟梁发做过多年印刷工作的屈亚昂在澳门马礼逊家中受洗入教。之后，梁发和屈亚昂于1830年5月28日到7月14日，同到高州传播基督新教。此时他写好《真道寻源》、《灵魂篇》、《异端论》，并刻印好装入箱中带去高州散发，史称：

　　“他们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书籍分派与由各县来城的童生。他们在沿途经过的圩市中派送布道小书。在高州的一个城中，他们已经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分是送给来城投考的生童们的”。〔91〕

　　1830年，梁发和屈亚昂从高州回广州，到一家姓林的旅馆住宿，又向林老板及一个泥水匠住客李新宣传教义，深受启发后于1831年二月由梁发施洗入教。同年，又为他的父亲梁冲能和他两个儿子施洗入教。

　　1834年，马礼逊死后，梁发越发抓紧时间进行传教活动。此年，他利用广东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机会，向全省各县来广州投考的考生们散发《圣经》等书刊，广为宣传基督新教。他在日记中记述：

　　“三四年以来，我常在广州城附近乡村及其他各地派送《圣经》日课，人人皆喜欢接受，拒絶不受者人数却甚少也。今年适为三年一次之乡试。各县秀才皆齐集省城应试，于是我遂想从速将布道小书派送于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约同吴亚清（以下人名皆译名）、周亚生及梁亚新将书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圣经》日课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喜欢接受，并无任何滋拢；我侪皆甚为快慰。翌日又同样派送一千份，亦并无事情发生”。〔92〕

　　但梁发在广州派送《圣经》给乡试考生终于被清朝广州知府发现，并于第四天派巡卒前来拘捕梁发等，结果吴亚清、周亚生被捕。梁发逃回高明，带妻儿逃至江门和开平赤坎躲避，然后转到澳门向裨治文筹集800元钱，托人回广州营救吴、周两人出狱。

　　1835-1838年，梁发在马六甲、新加坡努力传教，中间只回国一次。期间他曾于1837年写了《鸦片速改文》一书，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

　　1839年，梁发回到广州，9月间遇鸦片战争，至1842年8月才告结束。期间梁发在广州和附近各地进行传教。他儿子进德被林则徐聘为英文译员。1839年马礼逊长女婿合信（Dr．Hobson）由伦敦会派来广州。梁发与他合作，亲密无间，直到1853年梁发去世为止。1841年9月，梁发往澳门访谒伦敦会的教士雒魏林（Lockhart）、合信医生，并写了一本《赦世之礼谕》小书和将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新约》译本修改，并为他的寡居小姨子施洗入教。1842年，梁发母亲由伯驾施洗入教。此时，梁发决定迁至广州河南龙尾导村居住。

　　1843年，梁发从广州到香港传教，在何福堂的帮助下，创设许多宣教机构。但因他父亲于1844年2月20日病亡，他只好又回广州。他儿子随他回广州后，受聘于某巨商当翻译员，从此不再协助父亲做传教工作。到了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进德作耆英翻译参与订约之事。因为条约中有一条是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基督新教教会和医院，道光皇帝正式宽容了基督新教的传教。于是梁发利用这一机遇，于1845年在博济医院举办礼拜聚会进行传教，这种聚会延续三年半之久，计先后参加聚会的听众共计1500多人。〔93〕

　　1846-1847年，梁发又在河南他家附近的一间福音堂举办礼拜聚会，听众达130多人，分送小书218本，并为四个妇女施洗入教。

　　1848年，梁发又利用来伯驾开设的医院看病的机会，向众病人宣教。是年，梁发妻子因病去世。

　　1849年，是广州传教工作十分兴旺一年，当时在广州居住的传教士达14人。梁发虽然年愈64岁，但一样热心宣教，并为从东莞来广州的青年周学施洗入教。后成为梁氏得力助手。

　　1855年，英国卫斯理会派第一批传教士来广州，梁发亦与他们合作传教。但时梁发已老病在身，于4月12日3时去世。此年，深受梁发宣教影响受洗入教者达15人之多。

　　梁发去世后，殡葬于广州河南龙尾导村与康乐村间的小山上，与他父亲、妻子的墓地一起。五十年之后的1905年，岭南大学从澳门迁回广州河南康乐村。学校为扩充校园，把附近许多墓地购入，发给坟主以迁葬费，要他们将坟中遗骸迁往别处埋葬。1915年10月18日梁发的儿子泽兰死后不久，岭南大学副监督钟荣光接到马来西亚联邦美以会宣教士冯炎公先生的一封来信，说其妻子是梁发的曾孙女，又说梁发的坟墓在该校所购买的坟地中。1918年，宣教士夏令会在岭南大学开会，钟荣光借此机会带宣教士到凤凰冈参观梁发及其父亲和妻子的墓地。岭南大学当局把梁发遗骸葬于校中央礼拜堂（今中山大学南校区怀士堂）前地。1920年6月7日，该校举行纪念会，将梁发葬地划为尊崇之地，请梁发的曾孙女婿冯炎公演讲。

　　基督新教传入广东后，虽然马礼逊等传教士在梁发终生努力帮助下开展传教活动，但由于当时是清政府禁教时期，加上澳门耶稣会又禁止天主教徒与基督新教徒来往联系，因此基督新教发展并不快。到梁发去世时的1855年，广东真正受洗入教者仅有20多人，其中有姓名者是蔡高、梁发、蔡卢兴、蔡亚尘、梁进德、黎氏（梁发妻）、古天青、屈亚昂、梁冲能（梁发父）、何福堂、周学、林某、刘蔗泉、李新、刘泽春、朱阿山、阿凯（Akae）、吴阿昌（Woo Achang）、梁阿寿（LeangAtaow）、梁阿荪（LeangAsun）、朱靖（ChooTsing）等。而这些信徒中除梁发亲属以及几位与梁发密切者外，其他人均不太集中精力传教。〔94〕直到1900年，广州也仅有基督新教徒5000人。

　　正当梁发在澳门、广州、江门、高明、高州等地极力传教期间，西方国家的传教士10多人接踵而来澳门和广东进行传教活动。首先是对中国贸易已上升到第二位的美国，其基督教差会的“美部会”于1830年2月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到达广州，1832年创办《中国丛报》；1834年来澳门，并于1839年5月，将《中国丛报》迁往澳门出版发行，以宣传教理。1831年底，荷兰教会派德国籍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扺达澳门传教，受到马逊礼的热烈欢迎和款待。郭实腊利用自己会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一有利条件，既在澳门传教，同时要他自己英国籍的妻子温施蒂（Wanstall）在澳门自己的寓所内办起一间女垫，专门招收一些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入学，向他们宣传基督新教的《圣经》。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突然得急病去世后，1836年9月28日在英国大鸦片商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颠地（Laneelot Dent）等人倡议和组织下，成立“马礼逊教育会”，从英、美国内募捐一笔资金，每月向温施蒂提供15英磅的资助，在她的女塾中附设男塾，作为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家住在澳门一水之隔的南屏乡年仅7岁的容闳，就是这所男塾的学生。在学校中，温施蒂除了用少量的时间教学生读英语外，大部份时间是致力向这些孩子灌输基督新教的教义。1839年11月4日，在温施蒂关闭其所办的女塾及男塾之后，向应邀前来的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塞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办起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最初招收6名学生读书。这是一所基督新教为传教而创办的“洋学堂”，学制为三至四年，课程有《四书》、《五经》等中文课程，和英语、汉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美术等。课时安排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钟开始，晚上九点钟才结束。给学生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育。许多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技术人才就是在这所学校裹培养出来的。例如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闳和中国近代第一位著名西医生黄宽，就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材生，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到美国的留学生。1846年，塞缪尔·布朗夫人回美国时，容闳、黄胜、黄宽随同离开澳门，于1847年4月12日扺达纽约。后在布朗的帮助下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读高中，二年毕业后，容闳考取美国耶鲁大学。四年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他学成回国后，曾亲往南京谒见太平天国洪秀全之侄洪仁玕，提出按当时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军队；设立军事学校培养多数有学识的军官；建设海军学校；建设好的政府，聘用优秀人才为顾问；建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颁订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会圣经为功课；建立各种职业学校培养急需人才等七项建议。容闳后来还到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成为中国早期机器制造业的著名工厂，并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基地之一。容闳还向清政府建议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以造就现代化建设人才。1871年，清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在沿海地区遴选12—14岁的少年120人，分4批赴美国留学。这些学童全是广东人，多半为香山县籍。黄宽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学生，五年毕业后，于1857年回国，在广州博济医院当医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为中国发展西医事业作出了贡献。

　　1833—1834年间，美国基督新教“美部会”又派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伯驾（Peter Parker）来澳门帮助马礼逊传教。伯驾曾在澳门开设一间医院，一边为人医病，一边向人们宣传基督新教。1836年，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ek）带家眷一起来澳门传教。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st）亦于1837年自费城来澳门传教达七年之久，1842年经香港入广州开设礼拜堂传教，向洪秀全、洪仁玕讲授基督教道。洪秀全在罗孝全处“学道”两个多月，查考了中译本《圣经》，参加了礼拜。1844年10月22日，美国长老会第一位传教士哈巴（Happer）扺澳门传教。他先在澳门办一所学校，招收学生30人，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向学生宣传教义，1847年3月，将学校由澳门迁到广州故衣街，继续办学传教。但是基督新教在鸦片战争前很难传入珠江流域地区其他六省，即使是在鸦片之后，传入者也是寥寥无几。

　　

　　注　释：

　　〔1〕 《明会要》卷39，《职官一一》。

　　〔2〕《明史·职官三》。

　　〔3〕释德清：《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録》，转引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第17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25页。

　　〔5〕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第577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据《广东通志·宗教志》第74—121页，《1998年广东省佛教寺庵一览表》统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谢启昆等：《嘉庆广西通志》。

　　〔8〕〔9〕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10〕 高明映：《鸡足山志·志例》。

　　〔11〕高明 映：《鸡足山志》卷6。

　　〔12〕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鸡足山志》第6页。

　　〔13〕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鸡足山志》第7页。

　　〔14〕《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6。

　　〔15〕张维修纂：《民国昆明志·寺观》。

　　〔16〕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第99页，广西教育出版1997年版。

　　〔17〕《民国南川县志》卷5，《礼仪》。

　　〔18〕《光绪湖南通志·寺观》。

　　〔19〕《同治南昌县志·寺观》。

　　〔20〕隐元、清馥等：《黄檗山寺志》卷3，《僧》，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

　　〔21〕隐元、清馥等：《黄檗山寺志》卷3，第136页《圆悟传》，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

　　〔22〕隐元、清馥等：《黄檗山寺志》卷6，第94页《外护》，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

　　〔23〕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95—698页。

　　〔24〕〔25〕《无异元耒禅师广録》卷35，刘日杲：《博山和尚传》，此书可见《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30套第2册。

　　〔26〕《广东省志·宗教志》第174—1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嘉靖贵州通志·寺观》。

　　〔28〕以上道观名称均参见《贵州省志》的寺观篇章。

　　〔29〕汪钖龄：《三丰先生本传》，见李西月辑：《张三丰先生全集》。

　　〔30〕《新纂云南通志·释道传一》。

　　〔31〕《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2〕《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3〕《道家金石略》第1305页，《新建龙泉观玉皇殿碑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4〕《徐霞客游记校注》第885页。

　　〔35〕〔36〕《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转引杨学政：《云南道教》，载《云南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39〕《干隆延平府志》卷15，《田赋》。

　　〔40〕《武夷山志》卷5，《一曲上》。

　　〔41〕《嘉庆南平县志》卷5，《寺观》。

　　〔42〕《乌石山志》卷9，《志余》。

　　〔43〕《松林马氏家谱》。 

　　〔44〕《南昌市志》第7册第76页。

　　〔45〕《陈江雁沟里丁氏族谱·感旧纪闻》。

　　〔46〕转引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第35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7〕张尔歧：《高庵闲话》。

　　〔48〕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0页。   

　　〔49〕裴化行着、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311、2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50〕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73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51〕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52〕罗光：《利玛窦传》第57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53〕李一鸥：《利玛窦年谱初稿》（5），载存萃学社编：《利玛窦研究论集》第132页，1971年版。

　　〔54〕〔55〕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3、24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6〕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4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7〕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

　　〔58〕裴化行着、肖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59〕〔60〕〔61〕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4、276、25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2〕《利玛窦全集》第1卷，注359。

　　〔63〕〔64〕〔65〕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62、264、27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6〕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6、2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7〕罗渔泽：《利玛窦书信集》上册，第134—135页，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

　　〔68〕罗光：《利玛窦传》第7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69〕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70〕〔71〕〔72〕利玛窦、金尼阁着、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6、2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73〕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02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74〕费赖之着、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28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75〕《马赖给两广教区主教李播的信函》（广西通志馆藏）。

　　〔76〕参考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第346—34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7〕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78〕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8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79〕《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

　　〔80〕参阅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15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81〕费赖之着、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178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82〕同上书第134页。

　　〔83〕同上书第135页。

　　〔84〕《熙朝崇正集》，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第1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85〕费赖之着、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135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86〕《煕朝崇正集》，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第1编，另《万历耶集》卷3第11页，载有黄贞致颜茂猷的书信，其中有一信说：“闽省皈依，已称数万之人。”

　　〔8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149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88〕吴渔山：《三余集》，载《圣教杂志》第26卷第8期，转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160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89〕黄启臣、郑炜明：《澳门宗教》第74—76页，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

　　〔90〕麦沾恩：《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91〕C·H·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by Leang Faat，Second Edition，HongKong，1959，P42—43．

　　〔92〕C·H·M 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a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1959, P.68.

　　〔93〕C·H·M 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a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1959, P.97.

　　〔94〕W·H·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294-300: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Miorison, Vol II, 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