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客家族群的研究中，有关客家民居的专门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且，此前国内有关传统民居著作都局限于建筑结构和雕饰艺术的表面描述，滤去文化内涵的传统民居，可谓徒剩躯殻。本文以深圳周边客家地区的传统民居为对象，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三个维度进行人类学的考察，试图揭示传统民居作为生存手段、生存策略和生存样式的性质和功能，为传统民居研究提供范式和有用的分析框架。

　　一、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生活，不同的地形地貌、不同的气候会产生不同的物产，从而造就不同的衣食住行样式，产生不同的文明。从这个角度说，自然环境对民居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民居，是人们应对特定自然环境的生存手段之一。

　　（一）地形地貌

　　广东的地形地貌可以分成四级台地，分别由不同的族群居住。山上，是少数民族；山边，是客家人；水边，是广府人；海边，是潮汕人。清代康熙年间迁海复界后的移民潮中，一部分客家人来到深圳周边地区，仍保持了这样的环境选择，分布在观澜河、深圳河、龙岗河流域的丘陵、溪谷和小盆地，延袭着原有的小水源水稻耕作。自然环境不仅型塑了他们的生计，也成为客家民居的外部环境，制约着民居的选址、朝向、规模甚至建筑样式。山脉的停驻、偎抱、朝拱，成为民居选址的依据；河流的走向，决定选址龢民居的朝向；地形的广窄、样貌影响民居的规模和样式。客家民居在具体的地形地貌中，顺应自然，将周边环境当作村落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统一规划和统筹，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成为客家民居的突出追求。

　　（二）物产

　　民居的建筑总是就地取材的，地区的物产决定民居的建筑材料，人类早期社会的民居都有这个特点，深圳周边的民居也是这样。住在宝安西部海边的沙井民居，至今还保存着蚝殻墙，抹墙、砌砖所用的也是海贝类烧成的蛎灰。住在山边的客家人，他们建筑民居的材料，木料、石料、石灰、砖瓦和乾打垒的黄泥、沙子，都是当地的产物，这些物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客家民居的样貌。

　　（三）气候

　　影响深圳周边地区民居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候。

　　深圳地区近海多风，自古以来，台风就是发生最频繁、危害最大的灾害，伴随着台风往往还有暴雨洪灾，此外还有冰雹、旱灾、虫灾等，给人们带来重大损失：

　　《宝安县志》P110第一编《地理·自然灾害》：

　　“台风是宝安县发生最多、危害最大的灾害性天气。据1952-1991年40年间的气象资料统计，在此期间影响本县的台风共184次，其中严重影响的61次（严重影响的标准是平均风力大于8级，阵风10级，日降雨量大于80厘米）。……台风登陆的路径与造成危害的关系密切。源于太平洋的台风进入南海后，分成两条路径登陆，其中之一向西北偏北方向推进，这一路径对本县危害最大；源于南海的台风，也分两条路径登陆，其中之一是向北推进，在香港附近登陆，对本县危害较大。”

　　根据有关史料，宝安历史上较大的灾害有如下纪録：

　　《嘉庆新安县志校注》P512，卷之十三，灾异：

　　崇祯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飓风作，大雨，康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飓风作，海潮大溢，没屋浸禾。知县李可成为文祭之。拔木，毁屋、覆舟甚多。

　　顺治九年七月五日，龙穴有九龙飞腾，经臣上、臣下村数里而去。（按：疑为龙卷风。）

　　顺治十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大雨雹，屋瓦破毁，人被击伤。

　　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雷电作，连雨七日夜乃止。

　　康熙元年，潮大溢。是年移村。

　　八年正月，海潮大溢，如元年。是年复村。

　　七月初一，有三龙，二白一黑，自西边海起飞，至城南而去，民房椽瓦卷去甚多。

　　八月二十六日，飓风大作，民复乡初归，新盖房屋尽被吹毁。

　　十年二月十一日，飓风大作，城垣、学宫、衙宇、民房吹毁甚多，牛群俱吹落海。

　　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飓风作，海潮大溢，没屋浸禾。知县李可成为文祭之。……

　　十六年八月二十一夜，飓风，城垣、学宫、衙宇、民房吹毁甚多，人畜多压死。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大水，时淫雨连日，倾注治城高处山麓而泛滥汹涌，渠不能泄。亟开西、南二门放水，势犹未灭。西南隅水深丈余，民居尽颓塌，人民冒雨四散投生，上下汹汹。不得已乃决城垛二处消水，水势始平，人心稍定。城西西乡村冲决民房百余间，皆漂流如海。西北路燕村、水贝、黄松岗等处，冲决土寨、民房不可胜计。居民皆升屋上，缚竹木为筏，浮水而渡，往往溺死。牛畜淹没甚多。城北新围土寨，水环丈余，居民亦皆以木筏渡水而走。北路竹村一带，冲决亦如之。至田产冲压崩塌，更不待言。

　　八月十五，天雨雹，如弹大。秋旱，禾稻无收。

　　四十七年，大饥。

　　干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五夜，霜厚尺余。是年米贵。

　　二十五年八月初九，飓风。

　　二十六年八月初十，飓风。

　　三十五年闰五月，大雨。七月十三日，地震。

　　三十七年，狼虎成群，伤人甚多。

　　四十二、三两年，大旱，米贵，人多饿死。

　　五十一年，蝗食稻。秋、冬旱，大饥。

　　五十二年，又大旱，斗米洋银一元，人多饿死。

　　五十六年，飓风屡作。

　　嘉庆二年，闰六月，台风一连四作，拔树倒房甚多。

　　九年正、二月，连雨，盐大贵，每百斤洋银十二员。

　　十年二月，有黑气在前，红气在后，起于城西南海上，至城东北而去。暴风，飞卷路上行人，有忽高丈余，昏迷不知人事，面如火燎者。八月朔，大雨，潦溢。

　　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日有白晕。初十、十一等日，九龙、蚝涌一带雨雹，牛畜多被击死。

　　十七年，邑东路蝗食稻。

　　十九年八月，雨雹。十月，大雨。

　　二十三年九月初九，大雨，潦水溢，镇沙桥、岸皆决，沙河洞等处陂田俱被冲压崩陷。

　　气候对民生影响巨大，对民居建设的影响也是直接的。多雨，大风，对民居的选址，排水系统设计，都有要求。近海多风之处，民居通常都是比较矮的，屋顶粘结得特别牢固，结实的外墙也属必须。另外，深圳周边地区客家城堡式的建筑，高高的城墙，明显有军事功用的考虑，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同时，对风灾的扺御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古人在设计这些城堡式建筑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但，这些高墙确确实实在有效地保护着里面的民居。

　　二、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与民居的关系此前人们的认识远远不足。需要深入的探讨。

　　（一） 社会形态

　　客家人在丘陵小水源地区进行水稻耕作，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斗争，在深圳周边这种移民地区表现得错综复杂，客家人与广府人，客家人与客家人，宗族斗争异常激烈。土地、水源、山场、风水的争夺都成为宗族斗争的道火索，冲突的最后手段就是械斗，客家人不仅崇文，还必须尚武，才能在这种社会中生存。宗族冲突胜负的最后决定因素，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是有效的人口群——男丁的数量。因此，拥有和维系大人口群，聚族而居，就成为影响客家文化的关键因素，成为客家人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对客家民居的规模、样式、选址、结构符号和价值诉求都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客家民居的样式是作为体现和保证这种生存策略的手段而被采取的。

　　（二） 宗族发育

　　客家民居的格局往往体现着宗族发育的程度。客家人在移民深圳周边地区之初，由于生存斗争的激烈，需要大人口群共同生存，往往采取好友结伴、杂姓共居方式，以便守望相助。于是，在许多大方形成了杂姓村。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宝安观澜、龙华、石岩一带，有70%左右的客家村庄，都是杂姓村，都是当年移民运动所致。这种杂姓村，一般来说，都难以形成统一的规划格局，许多村落甚至没有祠堂。萧国健先生在龙岗坪山考察，发现有不少此种案例。也有报导，极个别的地方，不同的姓氏共同建祠堂。而多数情况下，只有某一宗族充分发育，驱逐了异姓的单姓村，纔可能呈现总体统一的格局。

　　（三） 社会变迁

　　深圳周边客家村落的民居现状，还与迁海复界后的社会变迁有直接的关系。清康熙初的迁海，给沿海地区的居民带来旷世浩劫，到康熙二十三年完全复界回迁，原有人口十存二三。在官府的主道下，才道致了客家人的大规模入迁。有些客家人，就直接利用原住民的住宅。于是，出现了客家人住广府屋的情况。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的田心村，即这种情况。后来的客家人住进了现成的广府村，但是不敢占人家的祠堂，用一幢“三间两廊”的房子正厅来安放祖先牌位和香火。相信这种情况不是个别。

　　（四） 治安

　　深圳周边地区的社会治安，对民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安地处海隅，素多盗贼：明代有葡萄牙、倭寇，后来则有英国人。至于大量本国的海盗山寇，自宋末元初至明、清，从未安靖。以至民不聊生，纷纷出洋求生。留居本地的人民无不战战兢兢，只能高墙深池，百般保守。

　　《嘉庆新安县志校注》P518-525，卷之十三，防省志，寇盗：

　　［明］

　　宏治六年，番彝入寇东莞所，千户袁光捕剿于岑子澳，死之。

　　正德十一年，番彝佛郎机入寇，占屯门海澳。海道汪鋐讨之。

　　嘉靖十二年，海寇许折桂、温宗善入寇东莞所，千户顾晟追捕于春花洋，战死。后海道江良材平之。……

　　三十年，海寇何亚八率彝人入寇东莞所，千户万里守南山烟墩，遇贼战死。后指挥使李茂材率官兵剿之。

　　四十五年，流贼黄西乔等屠劫乡村，总兵俞大猷讨之。

　　隆庆元年，海贼曾一本入寇，官军追剿至雷州港，守备李茂材死之。

　　四年倭寇流劫乡村，百户吴纶率乡兵战死。后总兵郭□讨灭之。

　　五年，倭寇攻大鹏所，舍人康寿柏御之。时所城被围四十余日，贼具云梯泊城，柏呼众坚守，有登陴者，手刃之，即碎其梯，围乃解。当道以匾旌之。

　　万历八年，老万山贼肆劫，海防同知周西尹遣兵讨平。先，嘉靖己巳，贼据老万山为害，备倭指挥孙敖以海盗林懋举命征之，遁去，后复聚，劫掠船只。海防同知周西尹遣兵讨之，破其穴而还。

　　天启三年，红毛彝阑入大船二只，帆樯蔽空，由佛堂门入泊庵下。知县陶学修亲率乡兵持兵器，往溪西等处防守，乃去。

　　崇祯三年，艚贼李魁奇入寇，参将陈拱死之。艚寇百余只阑入，拱督寨兵御之于佛堂门外，擒七艘，馘之。贼忿，直至南头海。拱以兵少不能御，入城。贼因登岸，设云梯攻城。守陴者烧大铳，毙贼首，折其梯，贼乃解去。南头地方尽被焚劫，巡抚乃发金八百，给官兵及民之被杀者。时贼势益炽，移泊电白莲头港。巡抚令拱统乌艚及寨船百余艘出剿。拱忌同事者分功，督大船自为前锋，一鼓而败，拱因死焉。

　　六年，艚贼刘香入寇，闽抚将郑芝龙败之。刘香乘风突入，是年二月，直泊虎头门，杀死守铳台兵，遂扺省河下。芝龙帅师出剿，战于赤岗，破之，贼乃遁去。

　　七月，刘香复入寇。五月二十日，贼二百余艘泊南头。时总镇邓度兵御之，生擒数贼。贼遂扬帆，劫新会之江门。七月初三日，复入南头。会飓风大作，我兵乘风击之，贼败而去。

　　八年，刘香复入寇。闽抚将郑芝龙平之。刘香挟康、洪二道官，在船要抚。春三月，入泊城下，持道檄，索取城中炭、铁、米、肉。知县乌文明与士民坚守不应，每夜燃炬传筹，相持月余。香乃纵火城外。知县因誓师出城救火。守备余子高以牛酒犒师。我师奋击，乃少却。五月会郑兵，遇贼于田尾，剿灭之。兵死于战者，制府熊文灿为文，命县令祭于南头海滨。

　　十四年十一月，银瓶嘴山贼入寇。贼鼓乐竖帜，直入龙跃头村，居民震恐。报至，知县周希曜密授方略，发兵趋剿，擒贼首绵花王等三十余人，斩首三百余级，乃解。复命两营、乡兵追之。贼困山中，罕有脱者。大府题请议叙。

　　［国朝］

　　顺治二年十月十五日，海寇黎国忠、徐郑、石马等贼两次游移流劫。官兵、乡勇御之，无所掠而去。

　　四年，山寇陈耀破大鹏所城，劫掳而去。贼首李万荣据城，罗钦赞盘踞梅沙、葵涌等处，四处流劫。县属乡村房屋，焚烧过半；杀男妇数万。十一年，总镇吴□讨之，以水师不利回兵，不能成功。其后，两贼不睦，李杀罗钦赞。至十三年，总兵黄应杰率师，以刘烘为向道，围李万荣于大鹏山，三阅月，粮尽，李万荣投抚，地方始平。

　　康熙三年八月，抚目袁四都不遵入界，潜入官富、沥源为巢，四出流劫。提督杨□令王游击统兵，兼同各营兵平之。

　　十一年九月内，台湾巨逆李奇等率寇船流劫地方，游移蚝涌登岸，屠掠乡村。知县李可乘、游击蔡昶统集乡勇、官兵协力擒剿。贼见势难与敌，回奔无路，遂潜遁沥源等山。李可城旋督兵搜捕，尽行擒杀，地方始宁。

　　十五年，海贼自惠阳入寇，所过乡村，尽行屠掠，遂踞县城。次年，始克恢复，民获安堵。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黎明，海寇突入西乡、大涌二处劫掠，至昼乃退。六月初一，贼泊白石海沙江，沿劫夏村一带，唯鸡柏岭一砦，力拒数日，贼百计攻陷，屠戮无遗，仅存在外者二、三人。

　　嘉庆九年，郭婆带、邬石二、郑一等流劫海洋，掳掠居民，有财者勒赎，无财者迫之为贼，声势日炽，大小匪船不下千余艘，不特海面纵横，即陆地亦遭焚劫。凡滨海村落，皆设立丁壮防守。邑屏山、固戍、榕树角、湾下等处，俱被贼围攻，以守御严，乃退。

　　十三年闰五月廿一日，贼船数十，在城西海面肆劫。左翼镇林国良率师船十九只，与贼力战而死。

　　十四年十月内，郭婆带等贼船数百号，泊县属大屿山赤沥角等处。知县郑域轮亲率缯、渔各船往剿。制府百□又拨弁兵船只数百号，把截港口，竟以风色不顺，被贼当脱逃。

　　十五年，制府百□招抚海贼郭婆带等投诚，沿海居民遂无烽烟之警，而安耕凿之常矣。

　　其实，县志所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其中有官军立功的一部分事例，被当作德政计入史册。大量的，由于官府无能而令盗寇肆虐，致使百姓经受苦难的事件，何止史记十倍！民间的谱乘对此多有记述，

　　粉岭龙跃头温氏族谱：

　　载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寇荒及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饥荒：

　　“予乡自洪武年初，先祖松岭始插居龙跃头，……至弘治、嘉靖年间，寇贼王世乔、林凤相继为害。迨万历初年，始设立为新安县治，寇盗稍戢。年后，至崇祯年间，寇于海者，一曰李开奇（李魁奇）、一曰刘乡老（刘香），艟艘过百，直犯仙城，本里近海五、六里者刦之，而本乡及远海者无憔类。为至丙戌年，鼎革交会，如惠贼陈耀，蹂荒归善城，党数万，流劫本方，西至新田、赤尾一带，东至盐田、大径一带，南至九龙、官富一带，北至月岗屯新村一带，村村剳营，处处是贼；环打本围九日，不敢近围，虽有伏地虎柴箐亦无所施之矣，贼于是乎退。迨丁亥年（顺治四年，1647），寇蜂四起，大鹏所李万荣占据梅沙、上洞；罗钦赞蟠窠，日夜流动，村乡皆蹻贼通透；一被掳劫，倾家勒赎，尤恐田贱无银；救命不早，时时贼出，处处藏青；路中多伏要之贼，亲朋无探访之行。故田日荒而牛日少，所以戊子之年，谷贵于玉，人死于途；谷则五两价，而肉则钱六价矣。百凡需物，俱大异常，所最甚者，，糖则二、三钱一斗矣；荔枝核则七、八分银一斗矣。……

　　——萧国健《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P22-23

　　《九龙竹围蒲岗村林氏族谱》：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台湾海寇李奇及惠州贼寇相继侵扰香港沿海地域，新界九龙彭蒲围被攻破，遭抢掠，房舍被毁，居民无一生还，仅外出牧牛幼童及读书者数人得免，后来生还者重建围村，称蒲岗村。

　　——萧国健《香港新界之历史与乡情》P87

　　《九龙竹园蒲岗村林氏族谱》：

　　公于康熙十五丙辰年，台湾海匪攻打梓里旧围，捉去，驶至佛堂妈祖殿前，乱风绕流不能出门。……

　　嘉庆新安县志载，康熙十一年九月，台湾逆贼李奇流寇本区沿岸地带，并于西贡蚝涌登岸，洗劫乡村。十五年，海贼自惠阳入寇，所过乡村，尽被劫掠。

　　——萧国健《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P22-23

　　《大屿山贝澳老围村张氏族谱》：

　　……干隆五十三、四年，有一东莞太宁乡人，姓谭名阿车，始起做海洋大盗，抢劫财物，焚巢烧□，冤寻不计，擒男为伴，捉女为妻，如此官不能治，……于是通乡会议，即改立围门，及筑石围，固以防海贼。……嘉庆八年岁次癸亥，八月十三日乙亥日兴工，新结石围，十六日戊寅日安门。……

　　——萧国健《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P22-23

　　今天，深圳、东莞、香港一带古民居的高墙厚壁，碉楼枪眼，层层门户，以至池塘窄路，都是当年先人们在乱世中艰难求生的见证，都体现着先人们的生存策略。在这些社会背景上，才能真正读出深圳周边地区的客家传统民居深厚的历史积淀！

　　三、 人文环境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有自己的符号象征体系，有自己的文化承继、交融和演进的历史，每一代人，都要面临这样的人文环境，都要从这个环境起步，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民居，作为生存的一个样式，离不开人文环境的约制。

　　（一） 文化传统

　　在民居方面，我们无法逥避人们至今还在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风水文化传统，这是型构传统建筑所具有的文化共境，离开了“风水”，人们对传统建筑的描述就徒剩躯殻，对传统民居的思维、价值、符号、象征就一无所知。

　　传统风水文化的思维是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阴阳五行是本体论，大化论，也是达至天人合一的手段。

　　传统民居的结构的基本符号是圆与方——即阴与阳，以客家围龙屋为例：

　　它的原型是《易经》的太极八卦图，演示着混沌-阴阳-四相-八卦-六十四卦的宇宙生化过程。客家传统民居基本的文化诉求是人口增殖。

　　围龙屋的选择，除了阴阳以外，还加上五行、天星、神煞等。这些方术的运用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避凶趋吉，追求兴旺。

　　1.龙

　　围龙屋选址，讲求的是龙的生旺，千里来龙，从祖山以下，蜿蜒而来，开穴起帐，入首处尤其讲究五行生旺。按照山峰形状，拟称其形，灵物异兽，各得其宜。背后又要丰隆高大，乐山高耸。

　　2.穴

　　阳居结穴求阳和，通常都是大穴场，出阴接阳，讲究背山面水，通风敞气，面向平川，而从大环境看，又是山水环绕，藏风聚气之所。

　　3.砂 

　　讲的是环绕穴场的山脉，左右对称，尊卑依序，求其和；又要吉方有高大、秀丽山峰，求其贵；山管人丁，按五行的原理，分出五种形状的山峰，各有象征，尤以文笔、官贵为尚。

　　前山——朝山和案山讲究丁、贵，以有金星、笔架、覆钟为佳。

　　4.水（包括井）

　　①外水

　　水是客家围龙屋风水术中的最主要元素之一。

　　俗语有言：顺水祠堂逆水地（坟）。水流决定着围龙屋的座向，讲究来吉去凶，选择必从生旺处来，死絶处去。水管财，为养命之源，水口讲究有灵物、罗星把守，不使漏泄；水能化煞，风水术常用以冲去秽气，水口即死絶处，通常安排庙宇，让神明镇压煞气。又讲究腰带水环绕有情，来去成三合连珠格局等。有时近处无水，也可以井为水源，流入月池，安排水口，成三合贵格。 

　　②内水  

　　主要是放水，讲究曲折有致，不能直泻，通常都在衰败死絶之方。

　　5.方位布局：

　　门：闽、粤两省的客家传统民居风水多用八宅法，把门设置在生气、天医、延年三吉方。门的大小、高下、进深尺寸都与座山相配，合三元紫白九星择吉的要求。在门的建造中还有多项规定，其烦难复杂程度使一般风水先生都望而生畏，以致有“宁造十座坟，不造一道门”的说法。有的客家围屋，甚至先造好门，再建其他部分。

　　寝室：多以八宅法安排在吉方，以得生旺之气。

　　灶：多按三合五行安排在木气生旺之方。

　　厕：多按八宅法安排在败、絶、祸、害之方，起压煞作用。

　　6.三元紫白——传统民居一石一木都有文化

　　客家传统民居的每一个构造，每一个部位，每一块石头、砖块，每一根木头，每一个单位，包括长、宽、高、厚薄和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合乎三元紫白的要求。而且在丈、尺之外，还加上出头的“寸白”，以合“生”合“旺”。营造的鲁班尺，有阴阳两制，每一尺寸分都代表一定的吉凶意义，例如阳尺有“财、病、离、义、官、劫、害、本”等字，每字下面又有四个分项，各表吉凶。这种择吉的原则贯彻到围龙屋的所有方面，围龙屋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都有文化！

　　7.时间——协调天地人

　　时间在传统民居的建筑上属于“天”的方面，在协调诸方因素中起最积极的作用，围龙屋的破土动工、安门、上梁、砌灶、出火、进火、入宅都要避凶趋吉，选取黄道吉日当然不在话下，更要配合围屋的坐山，主事的命相八字，达至和谐，取得生旺。在这些方面，“天人合一”的原则贯彻得细致入微。

　　客家传统民居体现的基本价值：人丁兴旺，人伦教化；它的理想追求：富贵吉祥，福寿安康；这些价值和追求，体现在客家传统民居的结构符号与象征体系中，体现在它的装饰符号，体现在雕塑、字画、楹联上。

　　客家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读懂。

　　（二） 文化采借

　　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一个人群都不可能独自生存，都要跟别的人群发生关系，进行交流，都要进行文化的采借，在民居文化方面也同样如此。深圳周边客家地区的民居的文化采借主要有两种：一是族群采借；二是外来文化采借。

　　在客家人进入本地之前，深圳周边地区的原住民是广府族群，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样式，包括民居文化的样式，客家人进入这一地区之后，有一部分直接住进了广府人留下来的房子，上文已述；还有不少客家人与广府人混居或邻居，在广府人较占优势的地方难免借鉴对方的文化，因而，在民居上出现客家和广府文化交融的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另外，深圳龙岗的一些客家民居中出现的“大锅耳”，也可以看作客家与广府文化交融的例证。

　　深圳周边客家民居也有西方建筑文化影响的痕迹。上文已述，由于沿海地区盗乱频仍，不少客家人出洋谋生，他们中有些人事业有成，回故乡盖房子，将西方的建筑风格、样式以至建筑材料都带了进来。如龙岗的茂盛世居东南的角楼，还有不少地方的碉楼都明显有西洋风格。

　　（三） 文化演进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兵器演进对客家民居的影响。

　　深圳周边客家在传统社会中一直面临两种安全威胁：海盗侵害和宗族斗争，折射在民居上，是军事防御功能的设置。

　　目前可见的深圳周边地区客家民居的军事防护建筑有两个类型：城堡和碉楼，也有二者结合的，有的城堡式民居，后来加建碉楼；城堡式产生在先，而碉楼式产生在后；越是年代近的建筑，越偏重建碉楼，作为军事功能建筑，明显地与兵器的演进有关。

　　城堡式的民居，是冷兵器攻防的产物；而碉楼式民居，是轻火器时代的产物。

　　在冷兵器时代，客家民居的军事防御功能设置是高墙厚壁，模仿城池的设置，把民居包围起来，居高临下，造成易守难攻的形势，使防守者占有优势，再用池塘和门前狭道限制敌方攻击力量的展开，增加攻击难度，有效保护自己。

　　在轻火器时代，制高点非常重要，碉楼为此而设，遇有敌情，碉楼居高临下，可以充分展开火力，使敌方难于靠近。因此，后期的客家民居，大量出现碉楼的设施。

　　结语

　　以上，笔者试图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三个制约因素对深圳周边客家地区的传统民居进行分析。在人类学的视野中，从自然环境的维度来看，民居是生存手段；从社会环境来看，民居是生存策略；从人文环境看，民居是文化样式。建立这样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对传统民居的性质、功能和文化内涵的把握。

　　参考文献：

　　1.

　　张一兵《嘉庆新安县志校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3.萧国钧、萧国健《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显朝书室出版1982年12月初版

　　4.萧国健《香港新界之历史与乡情》中华文教交流服务中心出版2008年6月初版

　　5.曾祥委《<周易>思维模式与客家围龙屋风水的文化诉求》载肖文评主编《罗香林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曾祥委：广东深圳市宝安区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