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人是东汉至唐代之间主要活跃于广东特别是粤西（含粤西南）的土著民族，她的最杰出的代表是六世纪雄踞岭南政治舞台的冼夫人。俚人来源于先秦时期的西瓯、骆越，而主要成分可能是骆越，他们是诸越族未融合于汉族者的后裔(练铭志：《试论广东俚汉民族关系》，见《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考古学界已就考古发现探讨过西瓯、骆越的分布及文化特征等(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见《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但对俚人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尚属阙如。什么样的遗存才是俚人遗存呢？笔者认为应满足三个条件：一、这些遗存存在于历史记载的俚人活动中心区域；二、这些遗存的年代与历史上俚人活动的年代相一致；三、这些遗存有其自身特点，能够区别于同时期周边其他族群的遗存。近年来，笔者在粤西地区所进行的考古活动中，特别是自去年开始进行的“洛（阳）湛（江）铁路岑溪（马路墟）至茂名段（广东境内）铁路建设工程范围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中（发掘仍在进行，下文简称“洛湛铁路”），发现了一批俚人遗存，这是广东发现的第一批系统的有关俚人的实物资料，现将这些资料作个归纳，并结合以前粤西地区各博物馆收集的资料，做一综合分析，希望对广东民族史研究、洗夫人研究和粤西地方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 历史上关于俚人的历史记载及其活动区域
1.“俚人”称谓的出现及历史记载
东汉末年到唐初，是岭南俚人的活跃时期。关于俚人的最早记载，始见于三国时期吴国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该书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晋张华《博物志》也说：“交州夷名俚子。”而“俚”的称谓，又来源于东汉初年的“里”。《后汉书·南蛮传》有云：“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内属，封为汉里君。”《后汉书》李贤注云：“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汉合浦郡的中心地区为高凉县地，相当于今广东恩平以西，湛江、廉江以东。
2.俚人的活动区域
练铭志等所着《广东民族关系史》认为：俚人有三个聚居中心，即古高凉地区、西江流域和海南岛。上引《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治今广西横县）、高凉（治今广东恩平）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三国时广州岭南海、苍梧、郁林、桂林、高凉、高兴龢宁浦等七郡，相当于今广西东南部和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广州之南”即上述五郡。五郡地望约为今广西之合浦、灵山、博白、浦北、陆川、玉林、横县、贵港、容县、北流、岑溪、藤县、苍梧，广东的封开、郁南、罗定、信宜、高州、阳春、阳江、茂名、电白、化州、吴川和廉江等县市一带。其中，信宜、高州、阳春发现铜鼓位居广东之最，历年考古工作也在高州、廉江、遂溪等县市，发现晋、南朝至唐代之间的风格特异的陶瓷群、葬俗，推测这里应是广东俚人的中心区域。以今茂名市为中心的地区成为俚人的活动中心，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出了著名的俚人领袖冼夫人（南朝梁至隋初）。朝廷曾赋予冼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统率六州兵马，遇有机急，便宜行事的特权。冼夫人及其子孙，统领粤西和海南达一百多年，对国家统一、岭南稳定和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使俚人成为历史上显赫的族群。
二、 俚人活动中心区域俚人遗存综述
（一） 洛湛铁路的俚人遗存
2006年6～7月间，洛湛铁路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共发现以马岭岗和亚公山为代表的南朝至唐代遗址和遗物点17处，其中7处需要发掘。这7处遗址自北而南分别是信宜荔枝岗、马岭岗，高州塘尾岭、屋背岭、牛角山、亚公山和光山，其中以马岭岗、荔枝岗、亚公山和屋背岭较重要。
马岭岗是一处南朝至唐时期的墓地，调查时发现古墓2座，清理了1座，为船形竖穴土坑墓，狭长，圆角，有腰坑，长340米，宽076米，深048米；腰坑圆形，位于墓坑中部，直径05厘米，深006厘米。随葬浅腹圜底钵和斜壁平底双耳盆各1件，初步判断墓葬的年代属于南朝。
亚公山高大秀美，坡陡顶平，相对高度约50米。亚公山勘探时发现灰坑和柱洞遗迹，并出土陶罐、提梁壶、青瓷碗、铁剑等物，在发掘时除继续发现柱洞、一般灰坑外，还发现一批排列有序、修造规整的袋状坑（在亚公山340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已发现灰坑近60个，80%以上是袋状坑，在最密集处一个10米×10米探方内竟发现袋状坑5个），其特点是口较小，直径多在50～60厘米，最小的仅40厘米，斜弧壁，平底，部分坑壁没有壁龛，或（和）底有柱洞。这种洞深度在2米以上，其最深者将近3米。遗址周围有沟二重环绕，袋状坑打破沟。袋状坑多数位于围沟范围内，但沟外也有分布。目前在屋背岭500平方米发掘范围里也发现了沟和袋状坑，其中袋状坑5个，它们比亚公山的还要规整，有的坑深入基岩达1米。亚公山H57底步堆积厚达约1米的炭化稻谷，说明这种袋状坑是用于窖藏食物的，但南方潮湿，何以防潮？令人费解。荔枝岗与亚公山类似，根据钻探情况，荔枝岗（待发掘）很可能也有这种袋状坑，说明围沟和袋状坑是俚人村落的一种较普遍的设施。
上述遗址出土陶器很有特点，在其他地方似未见过，但瓷器与其他地方的大同小异，因此，通过瓷器与陶器的共存关系就可判定陶器的年代。陶器种类有各种四系罐、内耳釜、盆、钵、甑、提梁带流壶等。罐类纹饰也很有特点，有的口沿唇面上戳印或压印方格或叶脉状篦点纹，或乳钉，主体则饰水波纹、弦纹、菱格内十字纹等。内耳釜是吊起来烧煮的，器耳位置的安排显系为免烧断吊绳。提梁陶壶，无口，只有进气孔和流（兼进水口），流孔也小，适于行走携带。内耳釜和提梁壶都适用于军旅生活。
（二）高州、信宜以往发现的俚人遗存
高州以往发现的俚人遗存，主要包括遗址、墓葬、窖藏三大类。以往年代定在东汉，出土水波纹罐的一类遗存，除少数年代确早到东汉的而外，大多数其实属于南朝至唐代阶段。
1982年在高州大潮干头墩发现南朝瓮棺葬1座，瓮的形态是侈口，平折沿，短颈，鼓肩，斜长腹，平底。肩部附四贯耳（横耳）并饰水波纹及弦纹。口径305厘米，腹径38厘米，底径23厘米，高455厘米。
根据《高州文物志》(张均绍：《高州文物志》（未刊）。，高州以往发现的原定于秦汉遗址计36处，汉墓11处，六朝遗址6处，隋唐遗址18处，唐代墓葬9处。以洛湛铁路调查勘探所挖探沟发现器物共存关系作标准，上述遗存的年代大部分应为南朝至唐代。原定为汉代，现在可以明确为南朝至唐代的遗址有：新垌镇云炉圩柳木岭、沙地园，大潮镇射塘坪、秧地坡，石板镇石屋村狮子岭、二厅村、牛轭山，潭头镇丁村屋背岭，平山镇良球村南良球坪，南塘镇下六罗等。原定为三国、晋、南朝的遗址则有沙田镇沙田村长岭、谢鸡镇黄坑村麻罩坡、大井镇长沙小学分校南部大翻坡、大潮乡丹同村西部干头墩、新东镇云山村荔园、沙田镇占天坡村塘坑尾等。而原定隋、唐、五代的遗址有谢鸡镇罗障塘村大众岭，沙田镇乐山村猪乸岭，泗水镇龙胆村长岗岭，高州镇山美村砧板岭、下仓地村白坟岭，曹江镇大坡村龟岭，南塘镇池岸村，石鼓镇山腰村山腰岭、九江村塘背岭、林木村大山岭，镇江镇镇江村山头岭，平山乡大堡村屋背岭、塘面村，顿梭镇南楼村囊离根、陂头村石湾岭，木头塘镇堡地垌村长山、冯村木梳金等。上述地点采集的陶器多为水波纹罐、内耳釜、提梁壶等，与粤中、粤北地区同时期器物有显着的区别，应是俚人的文化遗存。
（三） 电白七径俚人窑址
电白县七径镇米良村委会盎煲岭曾发现烧造水波纹、弦纹、游旗纹罐（瓮）的窑址2处，窑口直径分别为5米和56米，相距10米。窑址所在山头散布大量水波纹陶片。
（四） 电白“隋谯国夫人冼氏墓”
冼夫人是六世纪时期俚人的杰出首领，她的坟墓所在是广东学术界和茂名地方政府比较关心的问题。自宋代以来，文献中逐步出现有关冼夫人墓所在地的记载。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电白县冼氏墓。”明《广舆记》也说：“电白县的冼氏墓。”这里的“电白”比今电白县辖境要大，大概包括今天高州市、茂南区和电白县。明成化年间，电白治从高州长坡迁往神电卫（今电白县电城镇），行政区域的划分也发生了变化。
明嘉靖《广东通志》（黄通志）：“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该志修成于嘉靖四十年，即1561年，而电白县在成化三年（1467年）迁治神电卫，因此，志中所称电白即今电白县。
清道光《广东通志》（阮通志）：“高州电白县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黄志），县北山兜娘娘庙后有冼夫人墓，去城十里，遗址犹存，碑失。嘉庆二十四年知县特克星阿重立碑（县草志）。”
清道光《高州府志》（黄府志）：“电白县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在县北十五里山兜娘娘庙后，土名鬼仔城。茔基横直俱四十四丈五尺。碑佚，鉴石赑屃犹存，离坟一十八丈。嘉庆二十四年知县特克星阿、电茂场大使张炳修。”
清道光《电白县志》（章志）有类似的记载。
2004年7月到9月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隋谯国夫人冼氏墓”进行过初步勘查，对围墙范围、墓园内的基本情况等都取得了初步的资料，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地面建筑遗迹。进一步的勘查从2005年7月开始，至2006年1月底结束，历时半年，揭露面积17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广东省文物局还组织了专家组对冼夫人墓园建筑遗址勘查成果做了鉴定。
隋谯国夫人冼氏墓位于电白县电城镇北5千米山兜娘娘庙（冼夫人庙）后。
神道碑碑趺位于南门之左侧，长150厘米、宽126厘米、厚72厘米；碑槽长65厘米、宽55厘米、深38厘米。碑已不存。
清“嘉庆己卯”（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电白知县特克星阿电茂场大使张炳”在陵园中南部立“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碑，高1885厘米，宽71厘米，厚185厘米。
地面遗迹除了在娘娘庙后陵园东南角、陵园北边、西边及南边可见部分地段高出地面外，通过勘查发现的地面遗迹，即用于祭祀冼夫人的建筑群，主要集中在中部。经勘探发现，较为清晰的遗迹是北部主体（寝宫或献殿）、天井、排水池等。
陵园建筑建于“凸”字形台基上，向北凸出，亚黏土筑成，分两层，下层垫灰色土，厚约40厘米，上层铺黄色土，厚约12厘米。其底部则是隋唐地面。北部凸出部分东西长30米、南北宽186米；南部长方形部分东西长328米、南北宽234米，台基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
建筑范围之四至，北面、东面都清楚，西边排水池，也可作为标志，唯南边界不甚清晰，乃参考东南角残存排水池、南部边沟和地基填土颜色而确认。
主体建筑位于陵园中部偏北，坐北向南（偏东11°），整体平面呈“凸”字形，向北凸出，分为两期，第一期为隋唐建筑，第二期为北宋初年建筑，第二期建筑废弃堆积叠压在第一期建筑废弃堆积上。两期建筑形制一致，但规模前期要大于后期。
第一期建筑平面也是“凸”字形。其凸出部分，即“龟头屋”，面阔8米，进深32米，铺地砖多已毁坏，只少部分保存。初步判断龟头屋南部主体与第二期建筑主体大小一致，即面阔约22米，进深约5米，七开间。天井属于第一期建筑，位于主体南，略呈长方形，长约12米，宽两端有差异，东宽18米，西宽2米，深055米。四边最底一层砌一侧有曲折纹的青砖，砖长245厘米、宽10厘米、厚3厘米。其上再以板瓦块如“之”字形叠砌三层，最上面再压砌条石。天井底平铺灰白砖。排水口在北边东侧。天井内的填土较纯，很少夹瓦砾，说明在主体倒塌前，天井已被人为填上。
第二期“龟头屋”规模比第一期要小许多，面阔325米，进深125米，高出前殿（暂名）5厘米。
第二期主体，前殿面阔约为22米、进深约5米，专家初步认为是七开间。中间三间地面铺灰、红方砖（边长28厘米或29厘米，厚2～5厘米；个别砖不规则，长31厘米，宽275厘米，厚5厘米）。主体前面以条石包边。与天井之间有前檐廊，铺砖，并见柱础4个（东、西各2个），在前檐廊中间设条石踏步。廊（东西向）长15米，宽（不含包边）08米。前檐廊砖长425厘米、宽28厘米、厚5厘米。
天井上面的数条石条则属于第二期建筑遗留物。
中门在天井南中轴线上，只存中轴对称两莲花纹柱础，柱础直径42厘米，两者中心点相距375米。
此外还发现并清理了“凹”字形铺地砖范围以及廊道、土城墙等。
勘查中发现的天井边上的曲折纹砖、隋唐莲花纹、覆盆砂岩柱础、莲花纹瓦当、勾头，以及唐代釉陶器皿和镂孔圈足青釉砚台等器物，一些建筑尺度符合唐营造尺，亦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可证明墓园当建于隋唐年间。
探方T0 202西北角②层（即叠压建筑废弃堆积的那一层）出一枚“皇宋通宝”铜钱，这是宋初钱，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始铸；在主体建筑西部基址面上出宋哲宗“元佑通宝”铜钱一枚（哲宗元佑年间，即1086—1094年铸），这可作为建筑毁弃年代的上限。又因在毁弃堆积中不见南宋以后的遗物，由此判断，建筑毁弃于北宋。
出土文物包括建筑材料、陶瓷器和铜镜、铜钱，有各种莲花纹瓦当、兽形瓦、有字砖等，罐、碗、盏、杯、香炉、砚台等，其中有几件精美完整器，铜镜1面，铜钱2枚。据初步判断，这些陶瓷器、铜镜等都与祭祀活动有关，是参加祭祀的人有意留下或遗失的。这些器物有部分与洛湛铁路出土物相似，如罐类、提梁壶等，但数量较少，多数类似其他地区隋唐时期与北宋时期的同类器物，从中可以看出洗氏家族汉化程度已深。
勘查发现的应是墓园中祭祀主体建筑遗址。该建筑遗址是广东省考古发现的第一个隋唐墓园建筑实例。
（五） 电白县丁村“冼夫人故里”调查
据传说电白县电城镇丁村是“冼夫人故里”。丁村位于“隋谯国夫人冼氏墓”所在地山兜村北面，两者相距约5千米。2006年1月8日，应冼夫人故里建设及管理委员会之邀，笔者对丁村做了一次初步调查，在村中山边发现有瓦砾堆积，采集到初步判断可能属于南朝至隋唐的砖块、陶片等物。同行者有吴兆松、刘国光等同志。吴兆松出示了往次调查采集的莲花纹瓦当，方格纹、水波纹陶片，这些器物的年代，据初步判断，似都属南朝。
2006年9月10日至14日，我再调查丁村，发现了建筑基址、夯土城墙等。
1. 建筑基址
位于丁村背后山西南坡山嘴上，瓦砾分布较密集，东西长30米，南北宽约10米。南部瓦砾堆积较厚，陶片也多，北部东西较少。北部高出南部约20厘米，呈平台状，为粉石与泥土混杂筑成。
2．夯土城墙
位于村东北山边，红色黏土构筑，底宽4米余，残存长约10米，为唐代灰坑所打破。
3.砖室墓露头
在丁村南发现南朝砖室墓露头，露头部分长约10米。
4.出土物
曲折纹条砖、双莲花纹瓦当残件和一批陶瓷片。
5.丁村遗存的年代
双莲花纹瓦当残件，与吴兆松丁村采集瓦当相似。为“隋谯国夫人冼氏墓”所未见。年代当在南朝。
曲折纹条砖与山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园地面建筑天井边所砌曲折纹砖尺寸和纹饰都一致。年代为南朝至隋唐。
唐代灰坑打破城墙，城墙年代最迟在唐代，估计早到南朝。
一层下发现北宋初年砖室墓一座（出宋初钱），打破二层（瓦砾层），说明建筑废弃于北宋初年，与“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园地面建筑废弃时间相同。
从双莲瓦当、曲折纹砖、房屋基址、城墙、墓群等方面综合考虑，传说或可信。丁村值得进一步做工作。
6.雷州半岛的俚人遗存
（1）廉江县的俚人遗存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2～4月对渝湛高速公路粤境段经过的廉江市青平镇多别村大山斜岭和锅盖岭、鲤鱼岭做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并清理南朝瓮棺葬12座。线路外附近村子如陂仔村等也发现同类墓葬。墓圹长120～136米、宽053～120米。由于水土流失，最浅者只有020米，最深的也不超过100米。每个墓只有作为瓮棺的陶罐（瓮）1个，大口，卷沿，斜直壁，平底，肩部附四个横耳。饰水波纹、弦纹、草叶纹等。最大的口径26厘米、腹径35厘米、通高46厘米。最小的口径20厘米、腹径256厘米、通高295厘米。泥质灰陶，火候高，质地结实。
廉江南朝瓮棺葬与邻近的遂溪县同时期瓮棺葬有所不同，前者葬具为单个陶器，而后者多为大小两个罐口对口相扣合，也有多至三个者，中间一个底部打穿。
（2）遂溪县的俚人遗存
已故遂溪县博物馆原馆长陈学爱同志，为文博事业倾注了一生心血。在其生前，应笔者的要求，他将其积累的遂溪历年发现的瓮棺葬文字资料，交给了我，拟由我整理出来发表。遗憾的是，文章尚未整理出来，他却辞世了，现将有关资料放在本文发表，就算是对他为文博事业付出辛劳的追念吧！
遂溪县于1982年10月首先在河头镇双村新国园发现瓮棺葬遗存，此后于港门镇干里尾村北灶坡、杨柑镇狭喉岭北、草潭镇坎尾岭、黄略镇茅村丁岭、建新镇潭九村、乌塘镇湛川村山下、界炮镇西边山村、附城红坎岭等地也发现瓮棺葬。
上述瓮棺葬墓区，除界炮镇西边山村、黄略镇茅村丁岭两处与生活遗址略有距离外，其他各处均与生活遗址连为一体。界炮镇西边山村墓葬还打破东汉砖室墓。
遂溪县所发现的9处瓮棺葬墓地中，以界炮镇西边山村瓮棺葬墓最具有代表性，年代自南朝至隋唐，作为葬具的器物也多种多样，除生活用器外，还有专用瓮棺。
界炮镇西边山村在县西偏北约42千米处，地势南高北低，西部有小河流经，北部为田野。田野中还可见瓦砾、陶瓷片遗存，经考证是南朝前后的生活遗址（聚落），往东北约3千米为沙滩及安铺港。
1985年5月间，县文物普查队于西边山村背及村东发现瓮棺葬墓群，墓地由于反复造林及现代墓葬的扰乱，相当部分的古墓葬遭到毁坏，约2万平方米的坡地上有大量的瓮、罐、陶片及瓮棺墓葬暴露于地表，普查队对其中11座瓮棺葬墓进行了清理，编号为M1～M11，其中界西M3、M5葬具残存甚少，不作详述，现对其他各墓略作分类并分述如下：
第一类瓮棺葬为两个陶器相套而成。
界西M2用两瓮对套横置。M2：2瓮，敞口瘦身，口沿饰细密水波纹，束颈溜肩，肩饰水波纹、弦纹各二组，置四个拱桥形大耳，下腹饰弦纹6道并置四小耳，称八耳瓮。口径32厘米，高35厘米。
界西M4为两个个体合葬墓，葬具各用以瓮一釜。M4：1瓮，敞口，体瘦长，四横耳，内外施酱釉。口径33厘米，底径19厘米，高42厘米。
界西M7与M8葬具相同，均为一大一小矮陶罐，两墓相距仅05米，大小陶罐造型近似，直口，鼓腹，平底。M7：1大罐，肩置四小横耳，饰弦纹2道，腹上饰弦纹1道，下拍印方格纹。口径25厘米，底径29厘米，高315厘米。
界西M10，一为红陶四耳瓮（M10：1），葬具，侈口，翻唇，直颈，溜肩，腹微鼓，平底。自耳至腹饰组合篦点纹，颈下用篦点刺一形似跳跃青蛙图案。口径28厘米，底23厘米，高32厘米。一为白陶壶（M10：2），为随葬品，放置于陶瓮外右下端。敛口，颈部对穿两孔，作系之用，肩部穿一孔作流口。自颈至腹部施篦点纹，组合成斜线、方格、星芒、曲尺等纹。
界西M11与其他墓不同，红陶罐口倒扣一釜，竖置，陶罐肩饰水波纹、弦纹各二组，器物造型与常见的南朝青瓷罐相类似。
界西M1位于村东大路上，葬具遭受较大损坏，从遗迹看系四副葬具并列横置，用一罐（瓮）一釜，罐南釜北，头部北向。罐为灰色硬陶，饰水波纹，釜为夹砂陶。四合葬瓮棺墓在遂溪是首次发现。
界西M6出土一件罕见的彩瓷瓮（界西M6:1），葬具，敞口折沿，束颈，腹微鼓。施酱緑釉，肩部绘粗犷黄釉彩线6道，两耳之间绘弧线4道，共16道，口沿至颈部施黄釉，横置四个拱桥耳，口径30厘米，高40厘米。
第二类为三个陶器相套而成。
界西M9形制特殊，用的是两瓮一釜，套接总长116厘米，横置，墓向350°。从陶瓮造型及纹饰看，是瓮棺专用器。该墓当是小孩一次葬墓。最大的陶瓮（界西M9：1），敞口，口唇平展，于唇面饰附加连珠纹两周；窄肩束颈，于颈部横置8个管形耳，两耳为一组，每耳直排4行圆珠堆纹，肩部横置4个拱桥形大耳，堆饰4条向上爬行的四足蛇于大耳之间，上端堆有山形障碍物，其中一蛇头部两侧各饰小花一朵。陶瓮施酱緑釉，装饰部位施黄釉。口径34厘米，底径19厘米，高49厘米。另一陶瓮（界西M9：2）造型与上述陶瓮相类似，但纹饰趋向简单化，只施酱緑釉，使用时套于中间，与界西M9：1器口沿相对，底部打穿，套上一釜。黄略镇茅村丁岭瓮棺葬墓群仅次于西边山村墓群，位于遂溪县城南约10千米，地形属台地，旁有西溪河支流流经。1983年12月文物普查时发现。台地面积约16000平方米，地面水波纹陶片较多，是水土流失冲毁的瓮棺葬葬具陶片，此外还有部分墓砖遗存，系砖室墓的遗物。丁岭共清理7座瓮棺葬，一律用两瓮（罐）对套横置。最大陶瓮（黄略镇茅村丁岭M5：1），敞口翻沿，鼓腹平底，置四耳，口沿饰水波纹一组，肩至腹部划篦纹或弦纹或水波纹5组。口径36厘米，高46厘米。最小陶罐（黄略镇茅村丁岭M4：2），敛口，溜肩，肩置四耳，于置耳部位饰双线弦纹两组。口径14厘米，高21厘米。随葬品仅小平底瓮碗一例（黄略镇茅村丁岭M2：3），灰黄色，口沿饰弦纹一道，与晋代碗相似。
瓮棺葬具絶大多数是生活用器，一般为两件对套横置，三件以上的则中间一件穿底。仅界炮镇西边山村M11为竖置。墓葬发现时大部分已裸露于地表，由于没有牢固的墓圹保护，器物均严重破损残缺。
瓮棺葬应是二次拾骨葬（在雷州半岛仍流行，初葬时为长形坟丘，二次葬后为圆形坟丘），个别可能是小孩一次葬（界炮镇西边山村M9）。所有瓮棺葬棺具内泥土含沙量较少，系随雨水渗入瓮内堆积而成。所有墓葬中，无一例有骨殖遗存，絶大多数没有随葬品，仅黄略镇茅村丁岭及界炮镇西边山村各发现一例。
（3）雷州市的俚人遗存
雷州市也发现瓮棺葬。据《海康县文物志》（初稿）载，1976年4月曾在企水镇覃态岭发现瓮棺葬多座，清理了其中2座。其一为长身硬陶瓮套住一件夹砂釜组成，全长58厘米。硬陶瓮，大口长身，上身刻划水波纹，口径21厘米，高32厘米。夹砂釜，敞口，宽沿，扁圆腹，素面，口径32厘米，沿宽6厘米，腹径30厘米。其二为两个水波纹长身陶瓮和一件夹砂软陶釜相套而成，其中位于中间的陶瓮底部被去掉，全长105厘米，随葬小铁刀一件。
据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也发现有瓮棺葬，但不得其详。
7.海南岛的俚人遗存
海南在20世纪70年代前就曾发现瓮棺葬等俚人遗存，但经考古发掘的瓮棺葬则始于1978年8月和11月广东省博物馆和原海南文化局、陵水县文化馆等在陵水、崖县交界的土曲湾海岸线上的军屯坡（属陵水）、番岭坡（属崖县）两个地点发掘的12座瓮棺葬。这些瓮棺葬的结构可分为几种不同的型式。
第一种型式5座，以两件陶器口沿相套而成，部分墓有随葬品，随葬蓝色琉璃珠和黄色琥珀，属婴幼儿墓；
第二种型式4座，以三件陶器（中间的一件将底部凿穿）相套而成，随葬品有大粒青緑色琉璃珠和红、蓝、白三彩琉璃珠各一粒，应是小孩墓；
第三种型式1座，以三釜一瓶共四件陶器相套而成（其中一釜及瓶底部凿穿），棺上有经烧裂的二件大石块，该墓应是成人墓；
第四种型式2座，以五件陶釜（其中三件凿穿底部）相套而成，瓮棺上面放置两件经烧裂的二件大石块，其中一墓随葬夹砂粗陶小罐二件，这也应是成人墓。
以上四种瓮棺均侧置于海边沙土中，距地面深020～071米，方向9°～68°之间，瓮棺通长050～180米不等，少数为成人墓，多数为未成年人墓。
根据杨式挺《海南自治州文物普查散记》，还见一种六器瓮棺葬，故实际上海南存在五种瓮棺葬。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瓮棺墓发掘考略》将海南这批瓮棺墓的年代定在东汉，并列举了6项理由(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翁棺墓发掘考略》，《广东文博通讯》1979年第10期。，但其重点放在论证该批器物年代早不到西汉。从洛湛铁路发现的水波纹四系罐等与南朝、唐初瓷器共存的关系分析，海南这批墓葬的年代也大体上在晋唐间。
汉代开始经略海南，但自东汉后，因为中央政权对海南统治力量薄弱，实际上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南朝梁间，冼夫人派兵到海南，重新恢复了大陆中央皇朝对海南的治理。上述发现瓮棺葬的“军屯坡”，正是冼夫人屯兵处。因此，海南海边沙土上的瓮棺葬，也有可能是跟随冼夫人到海南的俚人士兵及其殀折儿童的墓葬。
三、考古学所见俚人文化
练铭志等《广东民族关系史》列举的俚人文化特征为说“鸟语”、贵铜鼓、住干栏、用犀盾以及凿齿、鼻饮、鸡卜（鸡骨卜）等。其中，“鼻饮”可能属于观察错误加上以讹传讹。从考古发现看，俚人的文化特征应是：广用独具特色的陶器，少用瓷器；使用单脊剑、尖端刀；贵铜鼓；住干栏，广造村落围沟和规整袋形坑；流行瓮棺葬、船形带腰坑土坑竖穴墓等。
1.陶器群
目前在粤西发现的南朝至唐代的遗存，出土陶器种类并不丰富，但数量多，大体上包括水波纹弦纹四系罐、双耳钵、内耳釜、提梁壶，甑等，其中罐的类型较多，有敛口罐、侈口卷沿罐、斜折沿罐、宽平折沿罐等。最有特色的是内耳釜、提梁壶、甑和宽平折沿罐。在南朝时期，汉人区域瓷器已经相当普及，广东其他地区发现的南朝墓也都出土大量的瓷器，但在俚人地区，广泛使用的是自己制造的、富有地方龢民族特色的陶器，瓷器还是稀罕品。
2.铁器
铁器目前只在高州亚公山出土单脊剑、尖端刀，电白“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园建筑遗址出土铁矛等。其单脊剑剖面呈三角形，而汉人所用剑为双脊剑，剖面为菱形。
3.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重器，是上层人物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娱神和群众性活动的乐器。古代广东也是铸造和使用铜鼓的主要地区之一，目前已知广东省内各单位共藏有古代铜鼓200多面，从文献记载、铜鼓地名和出土地点看，主要分布在北江以西地区，而属于古高凉地的茂名市是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据当地文博部门统计，信宜已发现60多面铜鼓，而高州也达20多面，主要都是北流型鼓和灵山型鼓。
4.居住习俗
洛湛铁路发掘证明，俚人住地多选择在高约50米的山冈顶部或山坡。村落周围设有围沟，村落内部及周边修造袋状坑。房屋建筑可能是干栏，亚公山、屋背岭都发现柱洞，但难于确定具体的房屋形态。
5.墓葬形制
在广东，但凡提到六朝墓或南朝墓，考古工作者脑海里浮现的必然是券顶砖室墓。迄今为止，广东地区已在韶关、德庆、连州、曲江、四会、梅州、高要、始兴、揭阳、英德、连南、博罗、云浮、阳江、翁源等县市发现南朝砖室墓群。洛湛铁路的发现使我们相信，南朝时期广东的墓葬并非都是砖室墓，同时也存在土坑墓。砖室墓多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墓，其中包括一些世家大族。土著的墓葬，应是土坑墓以及瓮棺葬。当然，像冼夫人娘家世为南越首领，仰慕中原汉文化，采取中原砖室墓的墓葬形式也是可能的，我们在传说是冼夫人故里的电白丁村发现砖室墓露头，这些砖室墓可能是冼氏家族墓。
（1）狭长船形土坑墓
长、宽比超过4：1的长条形土坑墓是古代越人遗制。在信宜县水口镇大窊（音洼）村马岭岗北部已发现一例。这种墓在湘南和粤北都曾发现，而腰坑显然是中原商周文化因素，但马岭岗一号墓的腰坑已很浅，仅6厘米深，随葬品不在腰坑内，而是置于腰坑旁，显示出腰坑已退化；墓坑做成独木舟（船）形，反映了越人“善舟楫”的生活特点，以前在东莞就发现过汉代船形棺。从更广大的空间考察，船棺葬曾流行于长江流域中上游，可见“船”形又是南方古代民族的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化要素，其真正的意藴还值得进一步发掘。
（2）瓮棺葬
晋唐间的瓮棺葬，据目前资料，广泛分布于粤西南和海南岛，遂溪、廉江、高州和海南都已有考古方面的记録，而电白发现烧造用作瓮棺的陶瓮（罐）的南朝窑址，相信电白南朝时期存在瓮棺葬当无问题；化州居于高州与雷州半岛之间，虽然不见报导，但从理论上推论也应存在。信宜在高州旁，也应有才对。总之，瓮棺葬是俚人实行的一种葬俗（根据遂溪的资料，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
分析从高州到海南的瓮棺葬，葬具的形态具有较多相似点，年代相差不大，都集中在晋、南朝至唐这个阶段，但最大的差异还在墓葬结构上。高州、廉江目前发现的瓮棺葬葬具都只有一个陶器，到遂溪为二、三个陶器，至海南则有二、三、四、五、六个陶器，不再见单个陶器，显示文化传播的方向性，即其起源区应在单瓮（罐）葬地区，即廉江、化州、高州一带，也即俚人活动之中心。
四、结论
1.茂名地区是俚人活动的中心
文献上所说的俚人的分布中心区域位于古高凉地区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明，说得更加具体一点，中心即在今茂名管辖的范围。《旧唐书·地理志》潘州茂名县（约当今高州和茂名市茂南区）条曰：“古西瓯、骆越所居。”俚人是先秦时期西瓯、骆越的后代，在先秦时期，茂名只是西瓯、骆越的混居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西瓯、骆越的中心，待发展到南朝，特别是出了俚人的杰出首领冼夫人后，茂名地区遂成为了俚人的中心区域。
2.俚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陶器文化。
俚人使用着一套完全区别于汉人的陶器，不仅器型上区别明显，纹样也独具特色，成为一种新创造、新类型。
3.俚人“贵铜鼓”的风尚在考古上也得到体现。
4.俚人村落普遍使用围沟和制作规整的袋状坑。
5.狭长船形土坑墓和瓮棺葬是俚人埋葬习俗的两个特色。
冯孟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百越研究》第一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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