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地方文献记载，明清两代雷州府属建有三元塔、昌明塔（俱在雷州府城）、承恩塔（在遂溪县城）、登云塔（在徐闻县城）。今存最有名的是雷州三元塔，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古代雷州府属最高俊华丽的建筑物。该塔在广东南路的人文景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往对它的研究多从考古学和古建筑工艺学的角度出发，本文尝试把古塔研究的学术关怀推进到社会学的层面，从环境、经济、文化变迁和发展等角度去加以阐发，以就正于方家。

　　诚如众所周知，这类古塔皆是风水建筑（雷州民间有直呼三元塔为“风水塔”者），旧时观念认为此类建筑关乎一地“气运”的兴废盛衰，然而说者对风水塔构建的理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大都语焉不详。

　　风水学在中国源远流长，扑朔迷离，至今没有人能理清它的来龙去脉。总而言之，风水是运用各种理论和操作手段，寻求山水盼顾有情的形局；如果自然的形局不完美，可以通过人工措施加以完善，使之合乎人们预期的要求。到了明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风水之学也发挥至极点。在主体理论上取法宋明理学，逐渐扬弃五行学说，代之以阴阳八卦学说；在操作上，唐宋崇尚自然的取向被淡化，转而广泛使用人工措施，大事构筑和雕琢，这是同明中叶时人们所批评的伴随着商品经济而滋生的“善工巧”、“尚奢靡”的社会风气并行不悖的；在流派上，则是“水口”理论大行其道。

　　“山”和“水”从来就是风水学最重要的观测对象，明代风水观测多着眼于“水”。风水观测之特重于“水”，同明中叶商品经济的萌起和发展大有关系。农业商业化导致农田水利事业空前发达，对水资源的控制龢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水运的性质、内容和规模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传统的驿运、贡道、兵防的角色转而成为商品流动的通途(参考叶显恩《广东古代航运史的几个问题》。刊台湾稻乡出版社2001年《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水”对社会生活的介入之深和影响之大，是人们对它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凡是得“水”之利的地方，经济皆易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而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增进了教育的投入，使地方人文蔚起，以故明代有关风水的言论都几乎众口一词，给“水”赋予“贮财源而兴文运”的神秘功能。明代风水学对水域的观测，则又主要集中在对“水口”的观测上。提出风水要“首观水口”，何谓“水口”？“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明缪希雍：《葬经翼》“水口”篇十。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地理正宗》。。而在实际的操作上，众水的总入口也是作为“水口”来处理的。风水学所说的“水口”，实际上就是现代环境水利学所说的“河口”，是专指水道交叉、转折、汇入、出海等形成的特殊水域。明代被风水学大事铺陈的“水口”通常都具有现代环境水利学“河口”的意义，他们通常都是交通运输的枢纽、军事防卫的险要、城市组建的依托，在水资源调度、土地扩展、农业开发、城镇工商业网络设置等方面均具有特殊的功能。处于“水口”位置的地方显然是全流域中最具发展优势的地方。明代风水学显然注意到了“水口”在当时社会总体发展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着眼于“水口”是颇具深意的。明代风水理论以“水口”作为新的切入点，突出发展有关“水口”的理论，产生了所谓“东南风水流派”。该流派多流行于我国水资源最丰富的东南数省，其对“水口”的定位有特别的讲究。

　　明代风水学规定，“水口”的大致方位一般是取东南方，即八卦的“巽位”吉方。

　　明代以来，风水书上强调巽位“为江湖之咽喉，水口之关锁”，不胜枚举。为何一定要去东南方向？大凡一种理论都是从普遍现象中升华而来的，风水理论亦莫能外。中国的地形大势从西北往东南倾斜，众水的出口大都趋向东南，众水之入口也多在东南方承接。尤其是在江南和华南地区，从各个方向来的水系虽则呈扇面分布，但最终都向东南朝宗入海。而东南巽方是吉方，似乎是早有预兆了。宋明以来，就陆续有关心社会的人士和善于“望气”的高人看到中原气数将尽，东南方有郁郁葱葱的“气象”，预言中国今后的希望是在东南方。果然不出所料，从明中叶迄于现代，中国东南一角成为最兴旺发达之区。我们不能确证这些预言家都是风水术士，但他们显然受风水理论的影响，而风水理论则是很巧妙地把握住宋明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预示而制造成说。

　　风水对“水口”的处理多数是采取人工措施，但它不是如水利工程那样直接作用于水体的本身，它是通过构筑起一定的视角效果和共同心理效果而达成的。人们看到东南地势低陷，会有失衡或失落的感觉，“贮财源而兴文运”的水从“水口”流走，也会留下逝者如斯，一去不返的不吉心理阴影。因此，风水理论指示一定要在东南巽位的“水口”设置“关锁”，把它“关闭”紧密，造成内气不泄，外斜不侵的“捍门”之势。这种“关锁”的风水构筑通常就是“水口塔”和“水口庙”。“关锁”的功能和包容的地域范围有多大是由人们的主观所界定的，实际上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容量” (本名词原是借用水力学的术语“水环境容量”，但“水口”的风水造作同质性的水体并无关系，它所包含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环境容量”。。明代风水著作把水口分为“总水口”（亦名“大水口”）、“小水口”，并解释说：“盖水口乃地之门户，王侯有王侯之垣城，将相有将相之阃第，方岳潘镇可以类推。”(明缪希雍：《葬经翼》“水口”篇十。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地理正宗》。也就是说各类不同的水口“关锁”所做成的“环境容量”。而岭南民间通常指某一风水建筑“照”得远不远，谁“照”得到，谁“照”不到，哪里是“风水尾”等等，其实就是对风水建筑“环境容量”最通俗的诠释。

　　明中叶以降，东南江、浙、闽、粤数省社会经济在全国居领先的地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先栖息于中国东南角的广东，占尽了“巽位”的风光，肥水所归，后来居上，达于鼎盛（这不过是一句风水戏言）。风水事业在财大气粗的广东大行其道，风水先生得以在岭南地面上混饭吃，同当时政治气候和岭南地方文化传承也有一定的关系。明朝中晚期的几个皇帝都笃信神仙方术，犹好风水，从活着享受的宫室到寿终正寝的阴宅都要经过风水的论证。万历帝的生母圣皇太后就曾经主持建长寿寺塔，为万历帝求嗣。岭南有“多淫祀”，“好巫觋”的古越遗风。巫术与规范宗教长期幷存。笔者多年前有一篇小作谈到宗教和巫术的区别，宗教表达的是完全的“驯服”，而巫术恰恰相反。巫术是利用一套仪式系统去调动鬼神和自然力，为己所用。岭南地方是巫术占尽上风(陈忠烈：《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神文化”的发展与特质》。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三）。。我们在文献上见到，明朝数度对岭南的“淫祀”大张鞭挞，但风水却因为经过精致的理论包装，为大传统的政治和文化所容纳而很少受到扺制；兼以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明中叶以来，岭南的封疆大吏和各级官员更是把参与“水口”的风水构筑作为一种与身份资格攸关的举措。

　　读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棐《广东通志》序文：“以近事论，张官置吏，凡以为民也；近析置罗定州、新安、普宁等九邑，各设守令抚绥之，是子惠之泽也；崇墉新筑以巩海邦，外寇突来，恃之无恐，是保障之卫也；琶洲建塔，以树捍门，众水所趋，一方攸奠，是华表之胜也；府庠鼎修，规模宏廓，直辟前门以畅灵秀之气，是文明之会也；饬条鞭，蠲夫甲，禁加耗，杜接济，抒忠沥悃，则救世之仁也；察二广之盐弊，定七款之规则，以宽乎商而利于国，则济时之划也。此其势力之所得为者，志之所备载也。”琶洲塔建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位置正当省会广州的东南巽位“众水所趋”的总水口上，在风水上起着“壮广形式”的作用，被界定为“广城之华表”。以今观之，琶洲建塔只是小事一桩，但“序文”却把它同当时经国牧民的诸般大政相提并论，可见这在当时是一桩不可掉以轻心的大计。明中叶，南中国的海洋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朝廷力图控制东南沿海政治态势的举措龢民间发展海外贸易的要求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海波不宁。澳门易手之后，虎门口外西班牙、英国等“夷人”也时来“叩关索市”。传统上以“东洋”诸国为主的贸易对象也逐渐转移向欧洲商人，省城东南琶洲附近的黄埔村海面商船云集。出了琶洲就可以“放洋海外”，当时在理念上这里就是粤东的“门户”。在风水理论上，置塔于此就具有扺御“外邪”的象征性的“捍门”作用。由此可见，琶洲塔“环境容量”之大不但涵盖全粤，还关乎国家东南“气运”的兴衰。其选址显然得到精于风水理论的高人指点，但此人名不见经传，我们从文献上只看到琶洲塔从倡建、选址、捐资等均是郭棐、王学曾等致仕高官和两广总督陈大科、戴耀等封疆大吏主持(参考郭棐《广东通志》卷十四广州府“山川”。。显然只有此等“省级”人物才能对这样大“环境容量”的风水工程负起全责，合乎名分，庶无“僭越”之嫌。

　　万历四十年（1612年）广州的水口“关锁”更沿着东南巽方的轴线向外延伸，在狮子洋和虎门口之间建莲花塔，作为（广州）“会城下关”，“大水口得此塔一束，则下关不泄，全局皆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又在广州的赤岗建立赤岗塔，其位置在琶洲塔以西，但其方位仍在广州东南巽位的轴线上。其作用是“封锁”住珠江出海的另一条水道，“以锁会城水口”。有了这几道“关锁”，“全粤扶舆之气乃完且固，盖吾粤诸郡以会城为冠冕，会城壮则全粤皆壮” (参考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塔条。陈际清《白云越秀二山台志》卷二十二“志塔”。。广州作为全粤首府，其风水形局为全粤之典范，把“水口”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水口”理论原则的严格执行和“水口”建筑设置之缜密。明代岭南各地的风水塔很多都是琶洲建塔所造成的轰动效应的产物。

　　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据文献所作的统计表明，明中叶以降，除了琶洲等“省级”塔之外，全粤各府、州、县的塔也纷纷兴建，而且均由有相关身份的官员主持。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能就珠江水系的西北两江举其大端：肇庆府乃粤西重镇，控西江及其支流，沿江水口建塔特多。崇禧塔，万历十年由岭西副使王泮建，因西江水“滔滔而东，其气不聚，人才遂如晨星”，乃建此塔。文明塔，坐东南巽位，万历十六年知府郑一麟建，特为振兴文风而命名。三元塔，正对泷水入西江的水口，万历二十七年知府沈有严建，祈求科甲连中三元。巽峰塔，建于天启年间，位于镇江口东南巽方，故名(参考广东新闻出版社1995年《肇庆文物志》。。北江上源的仁化县乃粤北穷县，万历四十年由知县主建文峰塔。丹霞山“当仁化巽方，且有文风矗起，为文明之端”，乃有南雄训导建丹霞山塔。有些村落在水口建塔，就干脆命名为“水口塔”（如厉村“水口塔”） (参考民国二十三年《仁化县志》。。沿北江而下各县，凡有支流汇入北江的水口均有“关锁”之塔(可分别参考各有关的地方志及文物志。。

　　雷州三元塔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据志载是由雷州推官欧阳保主持兴建，但他在动工之前感到“独力滋难”，要请示太守牛从极。而牛从极则在动工的前夜做了“威凤翔云之梦”。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三元塔是雷州“府级”的塔，其“环境容量”涵盖全雷，须得太守指示才身份相当，而那么堂皇的梦也唯有牛太守才够资格做了(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艺文“鼎建城南九级启秀塔记”。。遂溪县的承恩塔和徐闻的登云塔则由相应的知县主建。

　　雷州三元、承恩、登云三古塔与广州琶洲塔及珠江流域诸名塔同属一个时期的产物。由于他们都接受了“水口”理论的共同规范，所以在总体原则上有“同构”的倾向：

　　一是选址均在巽方或兼巽方。如雷州三个风水塔就都在郡城和县城的巽方，即东南方。

　　二是主体建筑多数是塔。明清风水塔是从佛塔脱胎而来。佛塔又称浮屠（或浮图），是梵文Buddha（佛陀）之转声。屈大均说：“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诸佛舍利者。即中国之坟也”，所以《广东新语》把塔归入“坟语”。明代由于“水口”理论盛行，佛塔从禅林建筑脱颖而出，被广泛用作风水建筑，再无佛义。屈大均是距离那个时代不远的人，见到佛塔被人“多建以壮形势”，认为是“非礼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塔条。。雷州历史上佛教相当盛行，有不少禅宗丛林和高僧大德，民间事佛唯谨。三元塔的前身就是唐开元寺佛塔。到了明万历年间，民间即发起改建风水塔，并不执著于“佞佛”的积习，亦无“非礼”之讥，就连当地的士大夫也认为佛塔“藏舍利己耳，何裨于世？”还不如改建文塔令“一郡形胜改观”(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塔条。。这是佛塔直接转化为风水塔的典型个案。从中亦可窥见雷州文化善应对和广包容的特质。

　　笔者推究风水建筑之特别锺情于塔，可能是由于几个原因：佛教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佛塔本来就是神圣之物，施于风水自会令人产生崇敬之心。塔的造型高峻雄伟，屹立于东南低陷之地或空虚的“水口”，“ 觚棱郡起特立江干，巽峰英锷屹然”，在风水形局上有突出的填空起陷的作用，所以“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南地最低陷，乃山水大尽之处……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故当以人力补之，宜莫如塔”(陈际清《白云越秀二山台志》卷二十二“志塔”。。雷州为岭表极南之地，地貌平衍无奇，少长川巨池。风水形势是“有余于西北而不足于东南”，有“左臂单寒”之病(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艺文“鼎建城南九级启秀塔记”。。九级三元塔设于郡城东南巽方，不但使风水形势改观，而且在人文景观上有借塔补景的作用。平阳之上高塔英锷直薄云天，蔚为奇观，既丰富了雷阳大地的景致，又在东南低地取得了平衡的美感。明清两代，“雁塔题名”列入雷阳八景，诗词歌赋题咏甚多，雷州人民把它视为雷州的标志，良有以也。

　　“同构”之三是风水塔多被表述为“文笔”或“文峰”。风水学的解释是巽方其象为风，高塔有助于文风居高而散布；方向东南兼木火，亦有通明照耀之兆。另外塔之为用，同它的造型修长挺拔，峰锷如笔尖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乃在于明中叶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文化进步，尤以岭南为着。明中叶以降，广东社会经济跻身全国前列，文化教育也大有进境。据学者统计，明代书院建置分布广东已升至全国第三位；到了清代，广东书院总数和一县平均书院数已跃居全国榜首( \[日\]大保久英子《明清书院研究》。。明中叶以来，岭南社会更有一大特色，就是商品经济意识同功名利禄互为依傍。反映在风俗上，明中叶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而“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万历《新会县志》卷二“风俗”。。经济发达之区必竞相建塔，以求风生水起，振奋人文，蝉联科第，实现财富和功名的双重追求。雷州唐宋以来就是犯官谪宦“编管安置之地”，早得中原文化之熏陶，但由于经济不发达而功名寥若晨星。达至明中叶雷州大地进入一个新的开发阶段，一转而为“士大夫宦游之通都”(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艺文“雷阳书院记”。。雷州人民早通洋海，易得风气之先，原先质檏、敦厚、守成的“节操士风”也渐受商品经济的浸染而汲汲于功利。我们从文献和碑刻上可以看到，明中叶是雷州文教兴起的一大转捩点。作为府一级的雷阳书院建于明崇祯九年，而县属的平湖书院、怀波书院、崇文书院、文会书院等俱建于明正德至万历间。明嘉靖至干隆建设学十一所，另外还有难以统计的乡学、义学和书塾散布在乡村(参考嘉庆《雷州府志》卷二建置“书院”。，形成了多级网络，承担起地方教化职能。这些教育机构大多附有学田或商铺，而其维持经费有不少来自从事实业的农工商贾，趋利为生的社群也起而办学，扶掖文风。三元塔原名启秀塔，有启文明起俊秀之意，但民间传说该塔动土奠基之时“得蛇卵三员”，人们咸以为连中三元之兆，已故民间多为之为三元塔，启秀一名反而不彰。据说三元塔之后，人文蔚起，“雷之科名于是蝉联腾跃，一科有至十余人者”。可见三元塔激励当地的学子发愤上进起了一定作用，在科举考试中自然及第者增多。到了清代，有如陈瑸、陈昌齐等才德兼备的清官名宦更拔起于雷州大地。雷州古塔昌明塔、登云塔有社学或学舍等附属建筑，其本身就有教化的实用功能，而三元塔的传说则寄托着雷州人民对文化事业的美好企盼，其激扬文化，作育人才的助功亦不可没。

　　岭南风水塔在“同构”之中又因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等差异而各具特色。其内涵亦有不同的表述。

　　即以造型而论：琶洲、赤岗塔由于处在广州海防重地，又格于当时的海洋形势，塔的基座八角各压着一个“洋人”跪像，取“镇压”之义。但是，雷州三元塔却是基座八面镶嵌着23块浮雕石刻，飞禽走兽，花木扶疏，造型精美，是明代雷阳民间工艺的杰作。如“麟祉呈祥”、“喜鹊练梅”、“双凤朝阳”等既寄寓了学子捷取功名的祝愿，又包容了一般人盼望的如意吉祥和发财致富。有容乃大，三元塔显然较易吸引广泛的景仰群体。

　　再从形局设计上看：雷州是一片台地，水源匮乏，河流流程短，少于河川交汇。郡城东南巽方原缺天然“水口”，堪舆家尝以为憾。雷州人民为了开发这片炎荒之地，自唐宋以来就不断开陂塘、导沟圳、捍海堤，有西湖、特侣塘等著名水利工程。明中叶以来更大兴水利，大规模开发东洋万顷良田，出现了“东洋熟，雷阳足”的新局面。嘉靖年间，郡城又新筑东河，使西湖、特侣塘两处人工水域在城南交汇，灌溉良田，然后汇入南渡河从雷州湾的双溪港出海。城南由于两派之水交汇而“水源环合”，形成了一个人工“水口”，改变了形势，“堪舆家以为最胜云”(参考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艺文“新筑东河记”、“捍海堤记”、“重修雷州城垣记”诸篇。。三元塔突破了“水口”理论的某些限制，在郡城巽方同人工的“水口”相结合，与其他地方的风水塔相比较，堪称一大创设。三元塔作为府的风水建筑，其“环境容量”在表述上是照应到全雷。它高出明清城堞，沿着东南巽方轴线向外延伸，就可以远照到雷州湾上的南渡河口（实际上也是一个“水口”）、双溪港、白鸽寨、锦囊等营汛和卫所。明中叶以降，双溪港发展为北通闽浙，南达琼崖的商港；郡城东南还有雷琼大道可承接货物，水陆联运。清康熙中，重开海禁，杜臻巡视闽粤沿海，在海康留诗一首：“十里雷东道，清时氛祲消。楼船白鸽盛，锁纶锦囊遥。孤塔凌城堞，双溪带海潮。耕耘春正好，生计及渔樵。”(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艺文杜臻“出东门阅白鸽寨并双溪炮台”。杜臻其人显然具有风水学素养，他以三元塔入诗并留意到塔同双溪、白鸽、锦囊、大道、农田等相照应的空间组织关系。计及当时雷州作为广东南路枢要之区的海防、运输、海洋贸易以及农耕等生计。杜臻眼中的形势是具有风水学理念的“形势”，这种风水形局别具一种祥和安定的氛围；诗中寄托的美好情怀，一般人登临高塔远眺亦能感受得到。这个风水塔视觉功能和心理功能之奇特，“神秘”内涵之解读，就非本文片言只语可以阐释了。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人们为某一地区所吸引，就会将他们的劳动成果融入某种永恒的建筑，并在感情上依托于这一特定的建筑，自动汇集到它的周围，对社会群体的凝聚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岭南各府、州、县的风水塔是当时工艺水平最精湛和造价最高昂的建筑物，往往要据其级别大小及容量广狭而起动一地的能工巧匠和物质财富。一般的乡村集镇多无力建塔，则只能在东南巽方建立“水口庙”之类的风水建筑（明中叶以来这种建筑也遍布岭南）。笔者在三水考察河口的魁岗文塔时，见到民间的《道光三年修建魁岗文塔征信録》。当时为了建塔而抽调各乡绅士组成“文塔局”，主持事务，发动了全县十六个坊一百八十四乡，无一遗漏，共捐银一万多两，还征用了难以确算的人夫和物资。我们没有见到雷州三元塔捐签的原始记録，该塔规模不亚于魁岗文塔，但文献只提到推官欧阳保、参藩蒋光彦、太守牛从极数人“佐以俸钱”，“乡仕绅间有义助者”(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八艺文“鼎建城南九级启秀塔记”。。这显然只是对个别社会名流的溢美之词，而决非事实。三元塔集中体现了明代雷州的物质财富和工艺技术水平，它其实也是一座融会了雷州人民劳动成果的“永恒建筑”。

　　岭南各地的风水塔多建在远离城区的山崖水畔，纯粹是风水的文化符号，缺少使用的社会功能。但是，雷州三元塔却筑入郡城南部的新城之内，其社会功能较之其他地方的风水塔更胜一筹。明中叶以降，岭南商品经济萌起并持续高涨。海康城南门既当雷琼大道北端，又便于从南渡河经雷州湾双溪港出洋。因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内城的工商业开始向城南转移。三元塔的前身开元寺佛塔原已败落于居民小巷之中，连走路都不便。三元塔落成之后，塔前辟为大路，“通街坦平，人甚便之”，塔下还附建了供人游憩的公馆。为过往的游客提供了极大方便(嘉庆《雷州府志》卷四“建置”。。城内人及外地工商人士陆续迁入城南，三元塔下聚汇成新的居民点。明中叶后城南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工商业区。城南有两处建筑物对雷州城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天后宫，一是三元塔。天后宫供奉的是海洋保护神——天后娘娘，雷州社会经济同海洋极其密切，天后宫的祭祀圈除了本土商民之外，还囊括了“广行”（广府商帮）、潮州、闽南、高州、海南等地的工商业者，以故天后宫内工商业碑刻特多。康熙年间，城南设立粤海关雷州税口，商流所必经。槟榔、糖、棉、粮食、织物等大宗货物从双溪港沿海北上可达闽浙；或者从港口溯南渡河再接雷琼大道，水陆兼程，货畅其流，可达于内地各省。干隆二十四年、二十九年海康榔商两次重修天后宫，碑刻上载列的榔号就分别有43家和28家；榔商加入榔行也要在天后宫举行“入班”的仪式(海康天后宫干隆二十四年《重修天后宫碑》、干隆二十九年《重修天后宫碑》、《榔行入班碑》。并参考陈忠烈《明清高雷地区商品性经济的发展及其评价》，刊广东高数出版社1992年《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元塔是风水“文笔”，同商业活动较少直接的关涉，但它以激扬雷州文化文号召，同天后宫作功能上的互补，为全雷的各方人士提供一个聚合的理想基地。

　　三元塔高出新城的城堞，有如新城的标志，名驰遐迩，过往游人认此为归，它本身也有振兴旅游和招徕客商的作用。明中叶，广府商帮已经进军雷州，在郡城设立“仙城会馆”。广府商人实力雄厚，对雷州本土的各种公益事业，修筑庙宇或其他社会活动，均有很强的参与意识，慷慨解囊。雷州学人根据碑刻等资料做粗略统计，广府商人在这类活动中的“乐捐”数额一般都占到总数的六成左右。笔者推测，鼎建三元塔和维修保养这类大事，广府商人也肯定会乐助捐输，他们也同其他雷州人民一样，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融入了这座“永恒建筑”。官府商人即以城南为发展基地，他们在城南新兴商业区如南亭街、当铺巷、二桥街、双土地、卖鱼街、南门市一带置业，还把商业延伸到乡镇。广府商帮把资金和先进的经营手段导入雷州，从而改变了雷州社会长期滞后的局面，为雷州经济的全面开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李龙潜：《仙城会馆之变迁》、《雷州古代商业概说》，刊《雷州文史》第一辑。。到清中叶，海康新城“南门铺户数百家，往来商贾辐辏，斯亦雷郡一大都会，贸易所萃”(海康天后宫“道光二十四年捐造两望楼碑”。，成为广东南路举足轻重的新兴工商业市镇。这当然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三元塔、天后宫这类“永恒建筑”曾经对雷州城市的空间结构施加过深刻的影响，有助于城市格局的奠定；它提供了一定的凝聚力，使社会群体得以良性整合；商民情感系之，有所寄托，安居乐业，交易有无，短长互补。总而言之，它对雷州社会的稳定和均衡发展所起过的历史作用亦应予肯定。

　　风水以其近乎荒诞的表达方式透漏某些有科学意味和有预示性的历史信息，岭南各地的风水塔有如一个个时空坐标，它们本身就是物化了的历史，而历史的创造者就是岭南人民。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结合文献进行解读，可以摸索出明中叶以来岭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某些轨迹。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笔者坚决反对推崇风水和鼓吹风水建筑，但珍视三元塔这样的雷州文化遗产，希望对它投入更多的学术关怀。

　　李龙潜（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忠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岭峤春秋——雷州文化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