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原是一个溺谷湾。秦汉以降，三角洲冲积加强，一些陆地出露，中原北方移民陆续到来，加快了三角洲开发步伐。但这些移民毕竟人数不多，土著南越人或后称俚人是当地居民主体，三角洲开发程度很低。虽经东晋南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移，但扺达珠三角，并在当地安家落户的到底是少数。只到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特别是宋元改朝换代之际，大批难民南下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大规模开发活动，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面貌才大为改观，变成全国一个基本经济区，进入先进地区之列。而这与宋代取道南雄珠玑巷南下迁民定居珠三角，开村落，辟草莱，围滩涂，兴水利，修道路，开市场，办学校，育人才等一系列综合性开发活动分不开的。正是这些迁民辛勤劳动的汗水，才浇灌出珠江三角洲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建立起彪炳人类文明史册的广府人的物质文明家园和精神文明家园。

　　一、宋元珠江三角洲的围垦高潮

　　唐宋时期，广府系作为一个民系已经形成，人口也相应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促进对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到宋代开始大规模围垦平原低地的高潮，珠江三角洲成为新的粮仓。土地利用率先在珠江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也奠定了广府系地区在岭南经济重心的地位。

　　宋代以降，珠江三角洲淤积范围比前代大为扩大。许多河流迅速淤浅，浮露出大片沙田。例如番禺沙湾以南、顺德甘竹滩以下、中山小榄、大黄圃一带，江门至会城以南，以及东莞石龙、莞城以下地带均先后形成，为农业生产提供大量后备土地资源。而经长期生产实践，人们对三角洲和河谷平原地理环境，尤其是对三角洲冲积规律、水流运动、地形特点等已有深入瞭解，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兴起筑堤围垦，集中开垦平原低地和河滩海滩，发展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土地利用高潮。据载，北宋至道二年（996年）珠江三角洲开始修筑堤围。起初是先垦后围，这些土地称为围田；也有不围而造田的，称为沙田；或者先围后垦也称为沙田；还有在浅坦上抛石堵江，种上水草，以促淤积，既是人工围田，也是沙田。这些不同的土地开发方式在初期是个别的，主要在小块土地上开始，所筑堤围被称为私基。以后为了共同利益，发展到联合围垦，这些堤围称为公基。公基进而联合成大围。据统计，在两宋320年间，在今高要、南海，东莞、博罗、三水、顺德、中山、番禺、高明、鹤山、珠海等11个县市中筑堤28条，总长66024.7丈，捍田共24322.4顷。很多村落也建于宋代，为修筑堤围佐证。如桑园围内有龙首、细阜诸村，建于宋代，为经南雄珠玑巷的迁民所立；番禺沙田区即有礼村、植村、市头、罗边、植地庄、穗石、崇德、北约、南约、曾边、柏棠、莘丁、东南、谢氏、韩氏、沙湾、古坝、北海、横江、小龙、罗家、石岗、南浦、大涌口、龙湾、三善、黄阁、深湾等宋村，亦为珠玑巷迁民所立。在东江三角洲平原上，宋村也大量集中，如东莞即有石美、流涌尾、莫屋、樊郑、滘联、李屋、麦屋、朱屋、正丫、大汾、沙滘、八甲、罗屋堂、篁村前、小享、灯笼桥、大树墩村等。迁民中有不少人是有财力者，到达新居地后即着手开垦，经营土地，且颇有成效。如东莞翟氏初来，即“日督家人开池养鱼，藩圃种橘，修畦以艺桑麻，凡可以养生之物，靡不蓄之植之，不数年家益赡饶；新会周、谢、黄氏，一来即“筑围造田，开垦种植”；宣统《岭南冼氏宗谱》记当年“是时沿水而居，几同泽国，我族同堂公与同里判区公，合力提倡，兴筑基堤（指罗格围），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到今赖之”。这些氏族充分利用地利，开展多种经营，很快致富，支持了三角洲经济开发。

　　元代统治者也颇重视农业，在珠江三角洲主要在宋代堤围基础上加以巩固和扩大，使土地利用向纵深发展。如在南海桑园围之上筑大路围，使原来分散的堤围连接起来，提高工程效益；有的对旧堤加高加厚，如东莞福隆堤、南海罗格围等；再有在围内再筑小堤，以利灌溉；另外继续修筑新堤围共34条，总长5052.6丈，捍田2882顷。

　　宋元期间，除了围垦，也通过其他办法扩大水田面积。宋代广东转运判官王觉“开荒田几及万顷”，受到朝廷嘉许；著名清官包拯知端州军州事，康定元年（1040年）修后沥水，目的是排水造田。

　　二、宋元珠江三角洲围垦的经济效益

　　大规模围垦和拓荒，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奠定了广府系地区成为岭南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基础。以前珠江三角洲居民多“散处高阜”，“岁视旱潦以为丰歉”，农业生产没有保证。宋代兴修大量水利工程，使“潮田无恶岁”，成为稳产农田。原来无堤围捍卫依靠大排大灌的这些潮田，只能种植单季稻，修筑堤围以后，可以种植双季稻。加上北宋真宗时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珠江三角洲与其他稻作区一样，水稻生产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粮食产量大增。宋真宗时在广州首置平抑谷价的常平仓，广州成为我国南方最大米市，大量“广米”舶运到闽浙等地。史称“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广南是最多米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淳熙九年（1182年）正月，广米赴行在（杭州）”。这些外运粮食，一部分产于珠江三角洲，一部分产于广西。周去非《岭外代答·法制门·常平》说:“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藩，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以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作者认为广西有大量粮食外销，原因是人口少，消费粮食不多。但既有余粮供应广东，毕竟是粮食生产发展的反映。

　　宋代按地理位置和户口把县分为十等，即赤，畿、次赤、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县，前四等仅限于京畿。在珠江三角洲诸县中，南海为望县，番禺为上县，增城、东莞、高要、四会、博罗为中县，仅新会、香山为下县。在广东上县仍以珠江三角洲和粤北居多，改变过去粤北在这方面惟一领先态势，实为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府系地区经济地位上升的一个表征。故后人认为到南宋时珠江三角洲已上升为全国的一个基本经济区。三角洲内堤围至为触目，阡陌纵横，祠庙林立，村庄比比皆是，富甲岭南一方。

　　三、宋元珠江三角洲珠玑巷迁民

　　珠江三角洲人口主要来自南雄珠玑巷，这主要发生在宋元时代，经南雄珠玑巷人居珠江三角洲移民大增，大量村落在各地出现，尤其是九江一桂洲一沙湾一线以北，村落比比，田园纵横，出现“顺德祠堂南海庙”之说。其分布与三角洲地理环境相适应，从侧面反映三角洲形成、发育规律。有人根据族谱、地名志等材料统计，在北江下游三角洲，宋末迁民有清远三坑白米铺朱姓和陈姓，潖江、铁头岗朱姓，三水驿岗陈姓、何姓，白坭镇梁姓、邓姓，西南镇董姓，芦苞镇刘姓、黄姓、曾姓、植姓，田螺布罗姓，佛岗石角刘姓等。在西江下游三角洲有高要莲塘林姓，桃溪、茅岗、渡头、广塘、勒竹、西岸、何田、仙洞、庆云社、孝友等何姓，尊心、富佛、银江、陈村、罗秀、古孟、蚬洲等30村李姓，沙浦、茶岗、水坑等5村吴姓，以及杜、宋、利、岑、吕、周、邵、金、胡、俞、夏、唐、徐、容、梁等62姓78村。另新兴县有32姓，高明市有13姓，亦宋代人居建村。在西、北江三角洲，即俗称南（海）番（禺）顺（德）地区，宋代佛山有冼、沈、何等16姓14村；南海有田、庞、邝、黄、何、吴、简、冼、程、周、曾等数十个姓76村；顺德有罗、区、陈、杨、苏、温、梅、陆、黄、张等数十姓53村；广州市郊有简、凌、卢、冯、罗、谢等近20姓28村；花都有冯、陈、刘、江、高5姓5村；从化有谢、黄、郭、肖4姓6村。在东江三角洲，宋代迁民开基立村的，东莞有陈、谭、罗、肖、甘、屈、钟、李、蔡、叶、郭、丁、汤、邓、麦等27姓78村；增城有刘、冯、钟、沈、黄、郭、张、叶、曾、罗、莆等15姓55村；深圳有陈、曾、刘、黄、蔡5姓7村。西江三角洲在中山一带，宋代大部为浅海，但已有人在海中丘陵、台地边缘和冲积扇上开垦。据统计就有杨、黎、何、曹、胡、卢、彭、孙、邓、李、麦、吴、甘、朱、侯、袁、魏、阮、缪、方、高等40姓67村，其中在五桂山周边，北自叠石、濠涌、沙涌、长洲、库冲、牛起湾、宫花，到林屋、西面沙岗、南面雍陌、平岚等，纷纷有迁民定居，修桥筑路，建立祠堂，在东面翠坑之石门坑烧窑。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析南海、番禺、新会、东莞四县之海中岛洲立香山县，县治在五桂山北缘石岐。夹在磨刀门水道和虎跳门水道之间的斗门县，也为西江三角洲范围。宋代迁民在五桂山、黄杨山南部丘陵、台地定居的，计有钟、张、鲍、吴、刘、李、杨等7姓10村。有些迁民则在淇澳岛上定居，今湾仔镇银坑蚝场有宋至明村落遗址，三灶岛上有宋代魂坛，甚至万山群岛一些岛屿上也有宋元瓷器，与岛上建立村落或航海经过有关。

　　大量历史文献、族谱、家乘等记载了宋代这两次人口迁移。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下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二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迫南雄，众避兵燹，仓惶登程”。据该书统计，主要定居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这些移民共有73姓165族。而据曾昭璇教授考证有141姓，遍布28个县市668个乡镇，其中南海76姓，顺德53姓，广州28姓，花县5姓，从化6姓，中山67姓，珠海10姓，新会92姓，江门8姓，台山20姓，开平32姓，恩平7姓，鹤山57姓，番禺24姓，东莞78姓，增城55姓，龙门10姓，宝安6姓，深圳1姓，博罗11姓，惠阳2姓。这虽然不可能包括移民的全部，但反映宋代移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布概貌。近年有人对珠玑巷移民后裔作了调查，得出“珠玑巷移民后裔约占广府系的60%以上，约2000万人。其中珠江三角洲宋代以后成陆的地区是分布的高密区，约占80%以上，其他的地区则在40%以上”。如据民国《新会乡土志》称：“综查各谱，其始迁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这样高的外来人口比例对当地族群社会结构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这些移民聚族而居，结成村落，这种以血缘关系组合起来的族群，只要有某个共同因素把他们联合起来，即可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构成与其他族群相区别的群体。事实上珠江三角洲村落大部分始建于宋，人们都把南雄珠玑巷作为自己祖先发祥地，在族谱上记载自珠玑巷迁来。珠玑巷由此成为南迁居民情结所在，近年掀起一次又一次寻根问祖热，包括侨居海外大批广府人为此倾注的极大热情，显示以珠玑巷为纽带的广府系巨大的凝聚力。

　　宋代经珠玑巷南下迁民，多为有组织的群体，并得到官府支持、帮助。如番禺市桥《蒲氏族谱》记迁民组成“签名团词赴（保昌）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乃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对上述贡生罗贵一行南迁，保昌县、南雄州都给文引，特别指明:“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他们扺达冈州（新会），知县李丛芳批示:“准迁移安插广州、冈州、大良都等处，方可准案增立图甲，以定户籍，观辟处以结庐，辟地以种食，合应赋税办役差粮毋违，仍取具供结册，连路引缴赴冈州”。这种集体迁移方式不但利于人口集中和聚落建设，而且对加强居民内聚力、认同感也大有裨益。上述“顺德祠堂南海庙”现象，为三角洲地区宗族势力强盛的表现，如迁到番禺市桥的谢氏，“众相开辟基壤，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另外，这些迁民多有资财，部分人后入广州、佛山等城镇经商，对珠江三角洲商业文化建立和繁荣做出贡献，这也是广府文化的一个特质和优势。

　　（司徒尚纪，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珠江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学术顾问、广东广府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