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珠玑后裔”从南雄珠玑巷移居四邑，转散珠三角各地，继而飘洋过海，走向世界，迎来了岭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蜕变。生存环境改变了生存理念，生存理念决定了生存形态，生存形态决定了文化形态。“珠玑后裔”促进了珠三角的进步与文明，翻开了广府民系的新篇章。四邑文化是广府文化蜕变的记録，是我国海洋性商业文化的萌芽。研究“珠玑后裔”与四邑文化，意义深远。

　　【关键词】珠玑后裔　四邑文化　广府文化　海洋文化

　　纵观中国漫长的移民史，其主流是南迁。不同年代的南迁移民，有着不同的入粤途径及生存形态，他们对岭南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影响最深刻的当属宋元以后的移民。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岭南文化的繁荣、广府民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宋元以后的移民，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这一时期的南下移民，不少均经陆路由粤北进入岭南。他们或落籍粤北，或以此中转继续南下，散发岭南及海外各地。因此，宋以降岭南主要的移民源地及移民中转站——粤北南雄珠玑巷便演变成一个迁移符号，成为广府人寻根的祖地。

　　广府人，即广府民系，是岭南三大民系之一，是中原汉族南下移民最早与百越族融合的族群，其文化的古越族底色明显。广府民系不但是中原汉族南下岭南批次多，移民源头多，移民途径复杂，分布区域广的族群，其中又以分布在以广州为中心，珠三角为主要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粤语族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广府人的族谱，多有关于祖地“南雄珠玑巷”的记载。他们现在无论身在国内或海外，均自称是“珠玑后裔”。这部分广府人，数量众，成就高，影响大，精英辈出，在珠江三角洲的大开发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广府文化特质的形成至为关键。珠玑巷移民的传说载入了广府许多姓氏族谱中，相关的故事在珠江三角洲民间广泛流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南宋罗贵率众南迁事件。罗贵南迁的终点——新会良溪，800年来，又成了南迁移民的中转站，这些移民的后人从这里，转散珠三角各地，继而飘洋过海，走向世界。

　　自20世纪90年代初，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学者们对南雄珠玑巷进行了多次深入调查研究。2006年10月学者们在对江门良溪进行侨乡文化的调研后，提出了“良溪——后珠玑巷”这一概念，黄伟宗教授在《“前后珠玑巷”的发现及其文化意义》一文做了详细的介绍。2007年11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良溪——‘后珠玑巷’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对“良溪——后珠玑巷”这一概念进行了多学科的论证。

　　根据方志记载，四邑是“珠玑移民”的一个重要居住地，如新会，“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州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焉。”（《新会乡土志辑稿》）。如今，无论是四邑地区的广府人，还是海外的四邑籍华人、华侨，超过半数均为“珠玑后裔”，可见四邑的广府人大多为“珠玑后裔”，他们是四邑开发建设的主力军，是四邑文化的创造者。我们通过对良溪这一典型的分析，四邑文化的特质、“珠玑后裔”对广府文化的贡献便轮廓清晰了。

　　一、从罗贵传说看四邑文化的开拓进取

　　广东北有五岭横亘，南面大海，地理位置独特，少有战乱波及，自唐以来便是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梅关新道，唐宋以后南下的移民多经此道，粤北便发展成岭南较发达的地区。尤以宋代以来，大量的北方移民由此进入岭南，使岭南人口快速增长。如嘉定之前，南雄州的户数是17366，嘉定年间（1208—1224年）则增长到了33639户。净增16273户，近乎一倍。而南雄州下辖的始兴县，淳熙间1366户，嘉定间则为2086户，也呈上升趋势。南雄珠玑巷成了唐宋时期中原及江南人南迁聚居发祥之地。几百年间迁民一批批南迁至此，又一批批南下而去。两宋时期，南雄有两次移民大迁徙，南下珠江流域。一次为北宋末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兴的义军转战广州，广州辖下各县人口剧减，后“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另一次为南宋末元初德佑二年（1276），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于北宋末年及其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北宋至元初200多年间，南雄珠玑巷人陆续南迁到广州、南海、中山、顺德、番禺、东莞、新会等地，先后达130余次。其中宋绍兴元年（1131年）以罗贵为首的98家37姓大规模南迁为最。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分布广。南下广东的北方迁民，有相当一部分经粤北（“珠玑巷”成为代名词）到达珠江流域，逐渐融入广府民系，在珠江三角洲、西江和漠阳江流域成为广府民系的主体，广府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把珠玑巷记载为祖居地。南雄珠玑巷成了一个重要的移民中转站，是学术界认可的中国三大移民源之一（另两个移民源：洪洞大槐树、麻城孝感乡）。而罗贵率众南迁新会良溪，后转散珠三角的英雄事迹在广府民系中广泛流传，珠玑巷南迁氏族无不感罗贵之恩德。

　　坐落于江门蓬江区棠下镇北面的良溪古村，原为新会县（市）所辖，2002年9月，新会撤市设区（1992年10月新会撤县设市），划入江门市，改称新会区，棠下镇划归江门市蓬江区管辖。良溪是南迁始祖罗贵率众南迁的终点站，珠三角地区的罗姓人大多归宗于此。罗贵率众南迁这一历史壮举所带来的姓氏文化和迁徙文化对岭南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雄崇拜是人们生活理念、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的体现，是生存的需要。人类的英雄崇拜情结古而有之。汉人社会的宗族制度源远流长，宗族文化是汉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柱石，民间社会以对天和祖先的崇拜为中心。一些西方人类学者认为，“民族（nation）是由一推想的共同祖先相联系的后代组成，他们有共同的地域、历史、语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亚民族小于该民族但却和它相类似”。“亚民族”（亚族群），罗香林称之为“民系”。珠三角的广府民系对罗贵的英雄崇拜，有“宗族文化”的烙印，符合人类崇拜“推想的共同祖先”的需要，更是“珠玑移民”拓荒垦殖、创造新生活的需要，其重要意义是文化的认同，而文化是民系认同的标志。

　　罗贵南迁事件，广府地区各“家谱”、“族谱”多有记载。虽然南迁的年代、原因等差异较大，但基本事实是明确的。曾昭璇、曾宪伟、张永钊、曾宪珊的《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罗贵是南宋初年的贡生，中原移民的7代传人，被广府人尊为“贵祖”。据《罗氏贵系源流》（良溪村委会编纂）记载：“罗贵生于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因天灾地劫，粮食作物失收，加上人满之患，更增加了谋生的困难，因此贵祖与同里诸姓相议，有志南迁，举公为首领，向州县申报，取得通关文献。是年正月十六日，贵祖率36姓97家人从珠玑巷起程，于四月十六曰到达冈州蓢底时，蒙土人龚应达接应，会同赴县立籍缴引，蒙批准增立图甲，以定户籍。”

　　南迁后，迁民在自然资源丰厚、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结草为庐，垦地种粮，围堤截水，勤耕苦作，历27代传人，将良溪建成聚居了罗、胡、叶、廖、谢等姓氏的著名古村落。今良溪的“核心”——良东、良中、良北三条自然村，就是罗贵为首的罗姓人逐步建立起来的。

　　罗贵南迁事件虽是一个移民个案，但却颇具代表性。其特点如下：

　　1．文化心理的开放性

　　罗贵率众南迁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而非单个族群行为。他率领33姓97户南迁，使我们看到宋以降的移民与广府民系的早期移民及其他民系的聚族移民有着质的变化，其文化特质是：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罗贵并非族长，他带领的集体非单个族群，而是志同道合的异姓团体。他们提倡“异姓一家”、“世代相好，无伤害也”。罗贵因有勇有谋，倡义扶危，是能团结民众、同舟共济的组织者，众望所归，粤方言谚语“唔使问阿贵”（义：①大事由罗贵来决定——罗贵的絶对权威；②这事无须问罗贵——罗贵的宽容；③小事无须问罗贵——罗贵领导艺术的体现）可为佐证。后来罗贵被尊为“贵祖”当属自然。今天，广府民系的宗族观念浓厚，班辈分明，世系、家谱完善，根的情结浓厚，但其宗族家族制却不似客家民系紧密、封闭，从罗贵事件当有启发，这对广府文化的开放性研究极具意义。

　　2．组织行为的合法性

　　罗贵事件反映宋以降移民的素质较高。事件的领导者是贡生，事件的性质是合法行为。他们文件齐备，得到出发地南雄及目的地冈州官府的支持，有异于广府民系先民的移居行为。

　　罗贵率众南迁珠三角之前，进行了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钞本），对迁入地是否有“势恶把持”先做瞭解，是有备而来。将所谓“路引”和官府公牍载入族谱，是为了争得入住权的合法化。入住权的确立，标志着“珠玑移民”对珠三角开发权合法化，这是岭南移民的一大进步，是移民文化的一大进步，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意义深远。

　　3．迁民性格的开拓性

　　宋以降的移民大多为官府组织，虽然明初的移民有暴力胁迫特征，而宋代入粤移民却是为避战乱，自愿加入移民行列的，有流动自由。这便使“珠玑移民”具有较大的主动性与开拓性。

　　据史料记载：宋代的珠江三角洲，许多地方还是浅海、沼泽和新生沙坦，九江、乐从、佛山、南海以下，到今中山横栏、沙莨、港口以上，顺德、番禺、南海、和新会的许多地方及东江三角洲东莞等地都是宋以后成陆的。如唐宋时的江门北街、潮连、外海、东炮台、水南、滘北一带，除了几个小山头外，其余全为海洋。元明以来，西江带来的大量泥沙在这里淤积成坦，逐步变为陆地。明洪武三年（1370年），白石才有人定居。汉人大量移民到新会定居并从事开发性生产，是在宋代县境的东部、中部、中南部的冲积平原进入沙田大量浮生时期以后。罗贵率众移民珠三角是听说“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开发、利用自然条件与资源是文明和文化的基础。南迁后，“珠玑移民”不但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而且在开发、利用自然条件与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岭南农耕、渔猎文化与北方农耕文化的融合，使岭南成为新文化萌发的节点。珠江三角洲能勃发于宋，后来居上，得益于南下移民潮带来的人力、物力资源，得益于中原、江南的先进文化、技术，更得益于移民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精神。

　　综上可见，宋以降移民的生存理念、生存方式、组织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罗贵的英雄传说，无论是文学记忆、历史记忆或是二者合一，其自信开放、开拓进取的文化内涵至为珍贵。

　　二、从社会形态看四邑文化的多元融合

　　广东地理位置优越，有悠久的经商史，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得海洋文化熏陶之先，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地方，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登陆地。近现代，更是思想、政治、文化革命的策源地。珠玑巷移民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迁徙，唐至清初，从未间断，可谓源远流长。史称，珠江三角洲的衣冠士族，都是南雄珠玑古巷的南迁后裔，由珠江三角洲向海外拓殖的人士、家族，追根溯源，亦大都是南雄珠玑古巷的南迁后裔。据现存族谱查明，今新会县居民的祖先，有70％以上是来自南雄珠玑巷和崖海之战的宋军的幸存者。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素质的移民源、特殊的历史背景等因素，使该地区后发之势明显，其文化也彰显着多元融合的魅力。

　　隋开皇十年（590年）新会建县后，县治会城镇就成为本县的商业中心。它位于西江、潭江下游，南濒南海。境内西江、潭江纵横，河运发达。沿江门水道、虎坑可进入西江河道，直通广州、佛山和广西梧州等地。沿潭江而上，可达开平三埠各地。出崖门可通港澳和全国沿海各港口。早在元代，就开设了到广州的定期客、货运班船——“内长河渡”。到清代，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新会县志》记载，当时开往广州、佛山、香山等长航渡船已发展到29艘，短航渡船21艘。据清同治二年（1863年）编纂的《经政略》记载，当时新会已有驿铺多处，可直通省城和开平、新宁等地。清宣统二年（1910年），新宁铁路新会路段动工兴建，民国2年（1913年）4月竣工。民国8年，建成新会第一条公路——江鹤公路的江门至杜阮段。至民国28年建成7条公路，在县境共长89.4公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县属江门镇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编的《新会乡土志》载：本县输出商品，农产品以柑、桔、橙为大宗，加工产品以烟丝、葵扇、茶叶、蚕丝、夏布为大宗。输出商品，主要是出口香港转销世界各地。商业市场已颇具规模，江门镇很快就成为商业中心。商业文明使素有“新会北大门”之称的良溪古村落具有了新的社会形态。到了近代，大量良溪人飘洋过海谋生发展，他们接受了华侨文化的“洗礼”，由来自岭北的先祖开基的良溪，不但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藴，而且融入岭南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元素，使良溪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更多姿多彩。

　　进入良溪，可尽赏多元融合的文化风情。如，富有特色的良溪古村落，同台山、开平侨村的洋楼相比，给人以中原流风的强烈冲击；村东、北两端的两座别具特色的“镇东楼”、“镇北楼”（村民俗称炮楼），与“洋”气十足的开平、台山碉楼相比，更多的是显示出中原文化的“土气”，檏实无华，坚固实用；位于良东村的“节孝流芳”坊，建于清干隆元年（1736）。其建筑形制独具特色，对研究清代岭南建筑特点及地方伦理风俗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位于良北村的罗氏大宗祠，又称贵祖祠。是良溪人的“圣殿”，国内外罗氏的“麦加圣地”。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干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嘉庆七年（1802年）重建，咸丰元年（1851年）又进行一次较大重修。宗祠的形制与中原建筑一脉相承。祠内的对联，为这座古宗祠增添了浓浓的中华文化与书法艺术内涵，成为中原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进入岭南的一个见证，具有很高的建筑及历史文化价值。良溪的民俗风情与棠下镇其它村落大体相同，传统中透着新异。但因良溪是罗贵的祖居地、珠三角罗氏的发祥地，有罗氏大宗祠和始祖墓，祭扫始祖墓已成为良溪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兴高采烈，像过年一样热闹。至于五部堂祭祖祈福等活动、“洒洒水”诗联文化遗址的清幽及其传闻遗风，无不使来者沉浸于传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的神思遐想之中。

　　良溪是棠下镇重点侨乡之一。根据1998年的侨情调查，良溪旅外华侨华人有1702人，港澳台同胞1063人，旅外乡亲总数达2765人，比居家人口还要多。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其中不乏海外华侨华人的骄傲。如，饮誉南洋的罗其生（晚清时，罗其生在南洋开设的烟丝店，与丹灶朱广兰开设的烟丝店齐名）、香港罗兆宁父子有限公司及英联洋行董事长的罗兆宁等。爱国爱乡是华侨文化的核心内容。热心举办公益事业，造福广大桑梓，是华侨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良溪旅外乡亲素有爱国爱乡优良传统。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热心保卫家乡、造福家乡的各项活动，积极捐资建设公共设施、兴办医院、开办学校等，良溪迈开了现代发展的步伐，良溪文化融入了浓浓的海洋文化元素。

　　生存理念决定了生存形态，生存形态决定了文化形态。四邑地区的文化氛围、精神气象多元荟萃、色彩斑斓，同时又带有浓浓的侨乡特色。如，保留了古越语底层的地名，有古越族渊源的习俗，浓厚的中原宗族文化，移民的开拓精神，中西合璧的建筑，西方的宗教、文化、教育、体育活动等。多元融合的四邑文化是中原文化、南越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与发展的产物，彰显着自信开放、兼容幷包的魅力。

　　三、四邑文化是广府文化的另一标志

　　广府民系是我国最大的移民族群，又是岭南移民历史最长、与土著越人融会最和谐、人口构成最多元的族群。广府民系人数多，分布区域广，经济、文化发达，从广府民系的发展看，宋代是发展的重要时期。秦汉以降，广府民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南雄珠玑巷”是这个漫长历史演变的转折点，四邑文化是广府文化传承开拓的另一标志。

　　秦汉至唐，是岭南的缓慢发展期。唐代中期以后，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岭南的经济得到了大发展，广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不仅发展成全国三大商业城市之一（其余两个是：长安、洛阳），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但此时的岭南地区仍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思想是以儒家的农耕思想为正统。

　　清代岭南著名学者屈大均曾指出，宋以前的岭南是“蛮荒”，宋以后的岭南是“神州”，宋代是岭南从“蛮荒”到“文明”的转折期。宋朝平南汉后，致力于恢复广东的经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实行特殊政策，发展海外贸易，遂使广州成为“天子南库”。宋代，大量的士大夫被贬岭南，大量的士人避乱岭南，大量的移民也选择岭南，使岭南的人口大增，荒地得以开发，岭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大发展，不再是“化外”之地。

　　南雄珠玑巷被大多数广府人奉为祖地。《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黄慈博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又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所载，还有27姓，31族，合计为103姓，197族。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良溪是罗贵南迁定居之地，被广府诸姓视为祖居，到此凭吊者无数，仅2007年清明期间，从珠三角各地、港澳海外回良溪祭奠罗贵的罗氏后裔便达40000人。南迁始祖罗贵是广府民系极富史诗色彩的英雄，深入探析，这种现象实为广府民系对新文化的认同。

　　“珠玑移民”大多来自于经济、文化、生产技术较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有丰富的水田种植经验。南迁后，他们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改革农业耕作技术。据宋代人郑熊《番禺杂记》载：“春插夏熟者，早稻也；夏种秋熟者，晚稻也。”宋代的珠三角地区已种上了双季稻。宋代大量的移民引发了珠三角的围垦热。“珠玑移民”到了珠三角安居后，对珠三角的地理环境有了更多认识，掌握了沿海低地和冲积与三角洲平原的特点与规律，发扬团结互助精神，联合当地原居民，广泛而大规模地修筑堤围、破塘、沟渠，并进行排灌、防洪、去卤等水利工程，保障了农业生产。早在宋、元期间，新会已开始修筑简陋围堤，扺御洪、潮，进行农业生产。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新会修筑天河、横江、周郡等3个大围；明代中叶，当地农民开始挖塘造基，抬高地势，实行池塘养鱼，基地植桑，桑叶育蚕，蚕屎回塘养鱼。新会一向有利用围堤种葵习惯，据调查，现属礼乐围内的外海龙溪围，清咸丰十年(1860年)成围后，堤坡上就种植蒲葵，刈葵收归公用。清同治年间，人们在耙冲修筑了3.3公里长的堤围，把784亩滩地围成了稻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人们又在水南修筑了1.5公里长的堤围，使806亩河滩地变为耕地。也就是在这期间，江门北街的地势也高了起来，白石乡的村民便在上面种上了桑树，这片滩涂也便成了耕地。到了清末，新会全县已筑成能捍卫万亩以上的大围堤有天河、潮连、桂园、龙溪、百顷、大鳌等6条。有了堤围，土地得以充分开发利用，于是出现围田、沙田、基塘等土地利用类型。堤围的修筑，使农业向多种经营发展，著名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杂基鱼塘等就此诞生。这一特殊人工地貌，作为一种新文化景观，是人类改造自然胜利的标志，也是经济转型的标志。

　　宋代广东稻作文化和北方旱作文化相结合，农业生产呈现多样，出现了随其“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的盛况。主要经济作物产品有甘蔗、水果、槟榔、花卉、香料、蒲葵、席草、桑蚕、塘鱼、蔬菜、茶叶、苎麻、棉等。这些作物的驯化、栽培、推广，产品加工、销售等所需要的许多技术手段和流通渠道，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它们的成功，正是文化进步和传播的结果。以进步的农业技术明显地改变农业土地利用面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是农业发展的又一大特点，宋代在广东一带已经普遍使用灌溉提水机械，如较多使用的用流水转动的筒车、水准、水碾等水力机械。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供应市场，在广东农业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使岭南迅速摆脱蛮荒、落后，走向文明与进步。广府民系开始了挑战传统、走向海洋的新征程。

　　伴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形态的转变，广府文化迎来了重大的蜕变，进入了从传统到反传统，从农耕到商业，从内陆到海洋的蜕变。在此蜕变过程中形成的四邑文化，有着鲜明的传承创新特质。

　　新会教育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早在1500多年前，未建县先设郡，相应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据史籍载，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已在会城马山麓建学宫，设县学，为学子课读之所。之后，书院不断建立。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书法家陈白沙，创下了开拓岭海、影响全国的“江门学派”，是封建时代，岭南唯一从祀孔庙的学者。他倡言兴学育人，学风大盛，因而坊、隅、乡间皆设社学。清代后期，“西学东渐，风气日开”。近代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梁启超，亟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促使封建科举取仕制度的结束，全国各地普遍创办新式学堂。该地区长期以来尊师重教，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人才辈出，学者如云，尤其是近现代，不乏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可谓名人功绩光耀千秋。南宋有“三世太守”：马持国、马晰骥、马宜祖；元、明两朝有“一里三贤”：张撝、黎贞、陈献章；民初有“民国两柱石”：代总统伍廷芳和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部长伍朝枢父子；不同时代的“新会文人三泰斗”：陈献章、梁启超、陈垣；现代的“一门三院士”：梁启超一门的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等，从这些领军人物，我们不难看到广府文化传承开拓蜕变的轨迹。

　　从珠玑巷史事可以看到，广府民系的形成，宋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以罗贵率众履险南迁为代表的宋代移民，使广府民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期，从而使四邑成为我国多种传统农耕文化、南越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的碰撞地，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迎来了广府文化的蜕变。四邑文化是这一碰撞节点上生成的新文化——海洋性的商业文化的萌芽，堪称广府文化传承开拓蜕变的记録，是广府文化传承开拓的另一标志。广府文化长期以来成为岭南文化的代表，是最“土著”的文化，又是传承开拓最典型的新文化。

　　四、四邑文化是我国海洋性商业文化的萌芽

　　根据《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的记载，分布在今珠三角广府人的211个氏族中，有191个氏族是从南雄迁入的，而其中又有187个是宋代经南雄迁入的，占了总数的98%。由于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形态，“珠玑后裔”所创造的四邑文化，具备了商业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海洋性商业文化的萌芽。

　　1．重商重利，勇于进取

　　黑格尔曾说过：“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滨海地带的族群有天然的条件通向外界，通向海洋，发展商业文化。广府地区地处南海之滨，土著的古南越人很早便开始向海洋拓展。

　　秦汉以降，中国的正统文化是重农抑商的中原农耕文化，而汉代的岭南人就已经“习于水斗，便于习舟”，很早就向海洋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载，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徐闻、合浦，这是由当时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术所限形成的。而此时的广州仍是南北货物集散中心地之一。

　　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良好的自然资源，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珠玑后裔”的自信开放及文化的多元荟萃，使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初露头角。据史料记载：清末光绪年间，新会的葵扇、夏布、烟丝、蚕丝、茶叶已成为大宗输出商品，行销香港及内地各埠。到了明代，新会农业、手工业已有较大的发展。大宗的农副产品有稻谷、蒲葵、糖蔗、柑桔橙、香大蕉、荔枝、红烟、蚕桑、塘鱼、生猪、三鸟。手工业产品有葵扇、夏布、红烟丝、蚕丝、茶叶、红糖。明清两代，新会著名的土特产品葵扇、甜橙，先后列为“贡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门北街建立海关后，新会外向型农业、手工业更有所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会仅烟丝、茶叶、夏布、水果（以柑最多，桔次之）、葵扇、蚕丝5项，运出省港（以香港为主），共值白银480万元。

　　近现代的江门是五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据史料记载：康熙八年复界后，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商业活动显着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在江门设立正税口，后改称江门常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辟江门为通商口岸，1904年3月7日，英国根据《中英行船通商续约》，在江门北街设立了海关，光绪三十年，通过江门口岸进出的船舶达13337艘次，载货量达40.5万吨，江门关征收关税达14.2万两。江门与佛山、顺德陈村、东莞石龙并列为广东四大商业重镇。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商贸中心。外来的文化也逐渐渗透到江门这个商埠。

　　五邑地区又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加之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藴，在清末民初便陆续吸引了一批爱国爱乡的华侨回乡投资置业。据《江门市志》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新会大泽乡人吕永统与同乡华侨合资组成吕余庆堂，率先在东海里购置成片土地，始建住宅群，逐渐形成首个归侨、侨眷聚居点。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这短短的41年内，江门共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亲属聚居点共13处之多。上世纪20、30年代，江门长堤作为五邑重要的客运码头，旅馆、酒店、剧院、商店等配套设施也应运而生，迅速发展，许多海外华侨和各地商贾前来投资经商，一些外商也在江门开设商行，当时仅英、美、德、日等国批发经营石油、洋杂货等外国商号就有13家，长堤一带“华洋杂处，商旅辐辏”，时有“小广州”之称，江门的进出口额也因此在广东居于前列。多元经济使商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赋予广府人重商的传统。这与中国传统的自然农业社会的一元经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不同。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放、务实、兼容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并以此区别于其它民系文化。在内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大背景下，正统的中原文化、南越人渔猎采集的遗风、北方移民的图存求强精神，多样的生存方式与求生实践，经过长期的碰撞融合，逐渐孕育了重商、重利，勇于开拓，敢于拼搏的精神，形成了既保留较多的古越族文化，又重商、开放、务实、兼容等商业文化特质的广府文化。

　　2．从容淡定，崇尚实业

　　偏安一隅的岭南，长期以来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条件优越，面向大海，有着与海外沟通的悠久历史，宋代的广州就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民风淳檏，越汉相处和谐，如，赵佗、冼夫人堪称楷模。生存环境改变了生存理念，加之北方移民是下行移民，对传统有较强的批判性，对政治有较强的远离心态。经过长期的融合，孕育了从容淡定、淡泊虚名、易退难进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为商业文化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20世纪60年代前，新会工业以手工业为主，产品以葵扇着称。清未光绪年间，葵扇、夏布、烟丝、蚕丝、茶叶已成为大宗输出商品，行销香港及内地各埠；新会第一间用机械动力生产的工厂——同利米机是开办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辛亥革命后，全县陆续开办使用动力机械生产的有发电厂、造纸厂、糖厂等。新会是广东著名的侨乡，接受西方科学文明较早。清初新会已有西医传入。清末，三江赵鼎三创制木杂铁轮的织布机，利用汽力、畜力代替手工操作，新会县农务分会设有农事试验场。民国时期，先后建设了农林繁殖场、农林推广处，拥有10亩苗圃地培育树苗等。人们谋生途径多、生存空间大，便笃学思辨，澹薄了正统的官本位思想。随着四邑华侨经济、文化的影响与促动，海洋性的商业文化得以萌芽，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得以传播。人们视野开阔，从容淡定，崇尚教育，崇尚科学，崇尚实业，蔚然成风。近现代的四邑可谓人杰地灵，创多个全国第一，是我省乃至我国著名的雅文化带。江门院士路所彰显的深厚的文化底藴、华侨创办的实业就是明证。广东在近现代得以领风气之先，四邑文化功不可没。

　　3．华侨反哺，中西融合

　　四邑地区是我国移民海外最早、华侨最多的地区。四邑人移居海外始于唐代，该地区毗邻港澳，人们把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策源地澳门视作“门口路”。近现代的四邑更成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地，致使四邑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质区别于其它民系文化，在全国独树一帜。广府文化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与海洋文明的“对接”，这“对接”的重要媒介是华侨。

　　广府籍移民美国距今有200余年的历史。19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主要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大批劳工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洲)谋生。其中广东籍华工以四邑人最多。他们起初集中于加利福尼亚等西部各州，后来逐步分布于美国各地。迁入东亚地区的“珠玑后裔”，同样秉承中华优秀文化精神，富于开拓、冒险、勤俭、敬业，扎根发展后又转徙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广府籍“珠玑后裔”遍布全球。

　　五邑（现行政区划，在原四邑基础上加鹤山）侨乡面积为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为215万多人，相当于侨乡人口的57%；如果再加上149万多五邑籍的港澳同胞，这个比例则高达96%。在215万五邑籍华侨华人中，有155万集中在美洲，占该侨乡海外移民总数的72%。尤其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132万)，当地华侨华人社区中，不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政治、经济实力，五邑籍华侨华人都居前列，所以五邑有“美国华侨之乡”、“加拿大华侨之乡”的称誉。

　　据《五邑华侨的磨难历史》记载：20世纪30年代，美洲的侨汇经常占全国侨汇总数的1/3或1/2，在美洲侨汇中来自美国的侨汇又占67%-76%。据研究，广东不少于90%的侨汇是用在养家糊口上，侨汇完全是侨乡的命根子，这个特点也正说明瞭时刻情系家乡的五邑籍华侨之多之广泛。长期持续不断的侨汇流入侨乡每一个华侨家庭，表现了海外赤子与家乡无法割断的紧密联系。

　　频繁的人员往来，紧密的经济联系，使五邑成了中西方文化多方面激烈碰撞融会之地，中外文化交融，深入到侨乡社会的各个角落，华侨文化对岭南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反哺作用。如，各侨乡都有华侨出资开办的新式学校，各种图书室、医院、教堂等在侨村出现，西方的教育思想、西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西方教会的势力、西方的体育活动走进了侨乡，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新文化——我国海洋性商业文化的萌芽。

　　综上，“珠玑后裔”的兼容开放、勇于拼搏、开拓创新、放眼世界促进了珠三角的进步与文明，翻开了广府民系的新篇章，迎来了广府文化的蜕变。四邑文化是移民文化主动融合“土著”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产物。研究四邑文化，对研究岭南文化、中国文化，对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广东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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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文史资料》15辑，1994-4
　　\[13\]江门市地方史志、文史资料
　　\[14\]《华声报》\[N\].2000年05月23日09:57
　　\[15\]《五邑华侨的磨难历史》源于：http://blog.people.com.cn/trackback.do?wlog_id=1179564183523409
　　\[16\]《中国古村文化区》源于：www.uu97.com/newshtml/2007-08-09/17837616...57K

　　（郑佩瑗，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女子学院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广东广府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