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然孕育而成的一套生活方式，是其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主要特征。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学说以及优秀文化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文化自信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自己文化礼敬与自豪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基，也有内在的“基因”和元素，从而成为其薪火传承的精神命脉。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的勇气与魄力。这种吸收借鉴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必须是有机的“化学反应”，最终在于转化再造，强基固本。三是对文化发展繁荣前景的崇敬感与自信心。这既来自于历史的辉煌，又来自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刘芳：《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战略考虑》，《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第7页。

　　一、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民族心态嬗变的历史考察

　　20世纪的一百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内在建构的过程。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西方通过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输入的现代化历程，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痛苦历程。中国近代百年文化经历了由表层到次层再到核心层的嬗变过程，这三个层面的建设与晚清以来近代文化的三次危机拯救相吻合，并贯穿始终。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民族文化心态嬗变的历史，就是文化自信心不断重建的过程。

　　第一阶段：鸦片到甲午战争(1840—1894)：文化表层嬗变的器物时代。

　　爆发在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和中西两种社会、两种文化冲撞点上的鸦片战争给清国士大夫带来的震撼不是亡国的恐慌，而是文化危机的苍凉。坚船利炮冲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系统中一条裂缝，由此，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物质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主张。步其后尘者有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积极地兴办力图富国强兵的“洋务”。到1861年的40年间，至少有66名人物赞成中国必须采办军舰和枪炮，来对付西方的“以夷变夏”，其中包括道光皇帝、高级官吏和著名学者。作为承上启下的文化环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紧锁的国门打开了一丝缝隙。到1882年，清政府竟也拥有战舰50艘！可是出乎世人之所料，这些舰队一败于远道而来的法国，再败于数量威力都不如我的日本。在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之后，人们强烈意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远不足以达到制夷之目的。“中体西用”、“由本治末”，或可以繁华于一时，最终难免蔫萎枯槁而死。何一：《对近代以来文化自信历史价值和未来命运再认识》，《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16页。

　　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文化次层嬗变的制度时代。

　　这一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张謇、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还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率先提出了变法主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则慷慨陈词，奔走呼号，激烈抨击现行的封建制度，赞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此时，维新派有人指出改革人心确保立宪变法成功，涉及到了文化深层的内容，但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封建的罗网。而革命派几乎都出过洋，深受欧美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影响。孙中山一方面注重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倡导弘扬民族文化。所以他在着手建立共和国的同时，又声称承袭孔孟道统。这实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在思想上的体现，从而注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为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埋下了隐患。

　　第三阶段：五四运动以来（1919—）：文化核心嬗变的新文化变革时代。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那个时代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尽管蔡元培说，这种用石板压驼背的办法，是够激烈激进的了，但就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和鸿沟。风云人物胡适、吴虞等都逐渐复归到了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就“像大河表层的水流，曾经惊涛拍岸，奔腾呼啸，但激烈之后，便又回归于平复，随着那深层的传统之水流荡了。”李庆：《“文化断层”之我见》，《复旦学报》1988年第5期，第71页。

　　二、近百年的艰难探索：理论、道路及制度自信

　　百年中国历史沧桑告诉我们：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西方普世价值，同样也不能解决“老师为什么总是打学生”这个简单问题。费孝通先生曾呼吁“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有了这笔清清楚楚的账才能使我们走下一步时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艰难而浪费了。” 为此，需要从我们国家90年的艰难探索中去反思我们的民族究竟是从怎样的絶境中走向胜利的，需要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韩毓海：《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第25页。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为指南，是现实得出来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除了需要历史支撑和实践证明外，还来自理性认识，需要有科学理论支撑。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但是，在革命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种种主义都如昙花一现，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幷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中国才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结束了11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了。”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6页。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践得出来的文化自信。

　　在革命浪潮中，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跳出了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强大中央政权。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抗美援朝中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建立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了“两弹一星”。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奇迹，让民众看到道路选择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孕育先进思想文化的正确道路，是一条实现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这一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的，也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与弘扬。启瑄：《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新湘评论》2012年第7期，第13页。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是历史得出来的文化自信。

　　我们的文化自信，建立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藴基础上之上。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当前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民自信心空前高涨，全球化使我们环境空前开放，中国文化迎来了近300年以来最好历史机遇。面对新环境、站在新起点，“文化复兴”显得尤为必要。振兴中国文化，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是民生的需要，更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梦”需要脚踏实地去实现，高瞻远瞩来把握，需要鸿篇巨制相支撑；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途径；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

　　三、当前民族文化自信面临困境及重建路径

　　中国文化自信的再次失落，应该说始于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内外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得不选择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比如1970年，中国的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高达37％，而同期比中国更加贫困的印度，消费率则为78％。如此一来，在80年代初打开国门后，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人们无不惊讶于西方丰裕的消费水平，许多人进而开始怀疑中国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进而产生失败主义情绪，甚至演变为全盘自我否定。改革进程中崛起的中国，并没有在精神上“先富起来”。当代文化危机的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传统价值规范的“迷失”。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用十分野蛮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传统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开始受到真正的挑战。“五四”运动时爆发了激烈的文化冲突，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作用受到怀疑。“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与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使得经济运行局部失灵，精神家园失去守望。近年来，在党内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使一些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度降低，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力从内部受到削弱。当前，“洋奴”文化、封建腐朽思想、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提升和全面发展也造成了严重障碍！ 

　　二是传统文化面临双重困境。传统文化具体形态正遭遇后继无人和日渐萎缩的危险：传统文学的诗、词、曲、赋少有人问津；记载保存着中国五千年文化宝藏的文言文这一独特语言岌岌可危，而“托福”和GRE 培训人满为患。儒家、道教、佛教三大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另一方面，拯救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误区，生吞活剥、文化伪造。中国传统文化，一些人只讲孔孟、两汉唐宋明清文化，而对近现代历史文化、对红色革命文化，却视而不见或鲜有提及。正因如此，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如何推动以当下为基点的文化自信普遍增强，便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是文化创新创意不足。我们的出版、影视、音乐、动漫等，不仅难敌美欧、日本，甚至不及韩国。近些年来，我们的文化建设代表性精品还太少，有负人民重托，也愧对伟大时代。正如郭之纯文章指出：“当前的文化制造中尚有官僚化习气的部分遗存”。精英和中产白领所提倡的“环保秀”、“民粹秀”等人文精神，不仅丝毫无助于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恢复文化原创力，反而在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对于西方及其他民族的文化，实际上仍处于非常被动盲目的状态。面对基督教新教的广泛传播，我们还是显得办法简单生硬。

　　那么，如何才能重建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呢？ 

　　首先，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在对待主流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关系上，必须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必须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提倡多样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中西之间，始终有一根拔不出的刺，如果始终把西方作为唯一正确的参照系，中国就永远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客体，民族文化自信就永远无法建立起来。那种以“美国梦”来代表“宪政梦”，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模式，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一种“懒汉思维”。喻中：《“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红旗文稿》2013年第11期, 第15页。

　　其次，克服文化自卑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我们在尊敬西方强势文化的同时，更应敬畏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清末以来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心态：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这两种心态或倾向，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普遍交往和碰撞的时代，我们必须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心态，确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待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从容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并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

　　最后，要重建文化自信，还要解决好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文化学者甘阳认为，当代中国存在三种文化传统，一个是改革开放形成的传统，一个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第三个则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即“通三统”。英国人类学者Peter River在他的《文化的撞击》一书中写了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怎样被消灭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文化被冲撞而消灭时，土著人也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志。”但墨西哥著名的三种文化广场建筑物，却代表了三种文化，即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西班牙殖民文化与墨西哥现代文明。它们共存于一个广场，强烈对比，集中反映了墨西哥600多年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与兼容幷包的民族特征。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于传统文化，简单明瞭三句话：一是看得起，二是不自大，三是善梳理。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红旗文稿》2011年第16期，第4页。那种蔑视传统的态度，那种数典忘祖的做法，实在是要不得的。

　　结　语

　　自1840年始，中国社会转型期至今仍未完成，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题应有之义，从根本上是社会转型的实质和转型是否完成的根本标志。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传统文化走向复兴并不断创新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流派思潮、文化运动将竞相跃动于中国社会舞台，并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新争鸣。我坚信，在改革深化潮流中急流勇进的知识分子，一定能发挥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一定能在传统文化基础中坚强创新，在未来世界舞台上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华新文化。



　　李　涛：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部主任、政治学教授，从事当代中国文化、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百年中国社会嬗变与民族文化自信力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全文5万余字，此为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