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利用，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3600年前的商代，王室和贵族已开始收集和保存古物。《周礼》记载，西周时专门收藏古物珍品的地方叫“天府”。秦汉时期有“石渠”和“兰台”。到宋代收藏之风盛行，甚至出现了一批私人收藏家。例如欧阳修、赵明诚、吕大临等名流。明代出版了文物鉴定的专著《格古要论》。清代则无论皇室还是民间的收藏，都超过了历代，还出现了钱大昕等一批收藏鉴赏家和《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等一批文物学论著。

　　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的科学文化，试图找到救国的良方。博物馆学和考古学陆续引入中国。1905年洋务运动名士张謇在南通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帝国主义列强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历史文物往往带来巨大破坏，圆明园遗址就是这方面的历史见证。清王朝在19世纪下半期已经步入衰败阶段，对祖国文化遗产没有力量多加保护。所幸的是，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在最后关头，迫于革命的巨大压力，选择了和平退位，拱手把政权让给了新兴的民国政府，使中华历史文物避免遭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种王朝兴替中的全国战火的劫难。清廷所在的北京古城和故宫等历史建筑，也得以保全。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清政府1909年在推行“新政”中发布了《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它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都统，都对文物推广调查、保存两项办法，并于年终将办理情形造具清册报部。这在中国是第一次由政府布置的文物调查。但由于清政府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调查的覆盖面和上报调查数据的省份十分有限，成果很小。

　　民国政府对清室予以一定的优待，其人身、住所和财产暂得保全。但逊位的皇室在日暮途穷之中，开始变卖财产，许多宝贵文物流落世间。连明清内阁大库的许多档案，都遭遇贩卖厄运，幸被有识之士抢救而留存。北京国民政府1916年发布《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附带《古物调查表》和《古物调查表说明书》，再次进行全国范围的文物调查。但也因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北方数省和京兆，调查数据也就很有局限性了。随着北洋军阀大混战，逊清皇室最终被逐出故宫，而民国政府临时采取的一些补救性的文物保护措施，虽也收到一时成效，终未扭转军阀内战导致破坏文物的大趋势。军阀孙殿英派兵盗掘清东陵，就是一桩著名的罪行。

　　文化、学术、教育各界在此时期做出种种努力，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例如：当1922年溥仪为筹措大婚经费，欲将储存在奉天的 《四库全书》转卖给日本时，消息一传出，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就刊登了沈兼士、马衡等学者联名发布的《为清室盗卖四库全书敬告国人速起交涉启》。“拟请北京大学速函教育部 , 请其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庭提起诉讼,并将原书全部移交适当机关, 妥为保管”，并郑重提出，“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务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如此办法,既足以供研究学术者之参考，亦可使帝制余孽稍敢敛其凯觑侥幸之逆谋 ……”。

　　在各界督促和南方政府的压力下，1924年北洋政府国务院组织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及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北京大学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并指导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世界上先进的学术理念带到故宫博物院，使故宫博物院成为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公共文化机构，从而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领域的地位。1925年10月10日，政府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许凯：《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贡献（1924-1933）：以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故宫学刊》2012年。

　　考古学界组织进行了这时期的多次田野调查活动，获得很多重要古物，对所获古物的保存和保护也成为重要工作之一。学者们积极就文物保护制度建言献策，关注各地文物保护事宜，对馆藏文物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支持考古学及相关学术的科研与教学。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开宗明义地宣告：“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并制定考古计划，开展田野工作。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学。

　　1923年5月，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主张用考古学方法调查研究中国古代人类的物质遗迹及遗物，先从古迹、古物、田野调查着手，待经费等条件具备，再组织考古发掘。1924年这个调查会更名为考古学会。

　　1923年9月，马衡（叔平）、徐炳昶（旭生）、李宗侗（玄伯）、顾颉刚、容庚（希白）、陈万里等先生前往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周代铜器之调查。此次调查掘获周代古器甚多，为宋以来最大之发现，在考古学上贡献极大。马衡先生立刻建议将古物移归中央，交本校保管，此为大学考古学陈列室之肇始。

　　1924年，考古学会发表《研究所国学门对于内务部古迹古物保存法草案意见书》，呼吁由合法起草机关会同有关学术机关，合商保存古迹古物的法规，并规定各行政机关协助保存的权限。

　　1926年李济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他2年后曾讲道:“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就历史这学问的立场而论，不与古董客一样，材料不在完整大个，大小是同等价值的。”

　　1927年，学术界有志之士面对列强势力在中国主导科学考察、猖獗盗窃文物的趋势，为申张中国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主导权，考古学会联合北京地区十余个学术团体，发起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织了我国第一次西北科学考察。考查团与瑞典的斯文·赫定团队联合组成，北京大学教务长徐旭生任中方团长。5月份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至额济纳河流域、新疆地区进行史地与文物考察。这是一次再造文明、振兴科学的重大活动。

　　1928年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了考古学组。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1928年10月河南安阳小屯村的考古调查和1928-37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就是他们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

　　在各界的推动下，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要求各地详细填报各种文物名称、时代、地址、所有者、现状、保管、备考等情况。这次调查持续了5年，至1933年12月底，有25各省（市）上报了调查结果，使政府大致掌握了当时全国文物的家底。在此基础上，后续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采掘古物规则》等法律法规。还在1928年、1936年开展了全国寺庙调查。这些都是中国文物的基础性工作。

　　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随即，这一代考古学者取得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调查与发掘的重要成果。

　　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合作组成燕下都考古团，马衡为团长，发掘老姆台遗址。1930—1931年李济与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的发掘工作，都成为民国时期考古工作的标志性成就。

　　1931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巨大冲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新兴的考古工作被迫停滞。而日本各种势力在侵华军队所到之处，加紧了对中国文物的搜刮和掠夺。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政府未及清算和追索流失的文物，就打破了国民大众和平建国的愿景，发动全面内战，使各地的大批历史文物再度陷入战争的劫难中。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依托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注重群众工作，保护根据地的祠堂、公产，尊重民俗龢民族、宗教文物。1948年遂行平津战役时，特意在战略上注重争取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在傅作义将军的配合下，使北平古城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解放军进城前，还特意请梁思成先生在进军路线上标出需要加以保护的历史古迹。大军南下时，中共中央又请梁思成先生编写出《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发给进军部队，尽力避免了战争给古物造成的破坏。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时，国民党守军留下了中山陵寝的警卫部队。解放大军同这支守军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先行者的陵寝的和平接管，使其和南京所有的历史文物一样，得以完好保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保护历史文物的这些政策和行动，为建国后进一步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做出了良好的铺垫。

　　而民国政府在统治大陆的近38年间，尽管战乱纷纭，国事艰难，在国策抉择上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但仍然勉力维护国家历史文物遗产，顾及民族大义，特别是为文化学术界营造了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一定活动空间，使此前历史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得以有所发展。这方面的努力，是和中共的努力相互交集的。今日台海两岸面临复兴中华文化的共同机运，理应共同携手，联合开创保护历史遗产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崭新局面。而某些势力“去中国化”的活动，是数典忘祖，自毁文化根基的愚蠢举动。无论岛内何种政治势力，如果断了自身固有的民族文脉，必将走向覆灭的深渊。


　　作者：牛大勇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