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文系一脉！在台湾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大陆城市，并在这种文学书写中寄托对大陆的怀念、思念之情。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一再写到大陆的桂林、上海、南京；余光中在他的诗歌中，不断写到故都北京；王鼎钧在他的散文中，则不忘写到他的家乡临沂。这些台湾作家——特别是白先勇——在他们的文学书写中对大陆城市的涉及，都并非单纯地描写城市，而是在城市记忆中寄托文化情感，在文学表达中呈现历史沧桑——从中透露出的，则是两岸的精神整体感和文化一致性。

　　白先勇曾在桂林、上海和南京都居住过，在他的记忆中，这几个城市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历史印记，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符号：

　　桂林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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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緑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个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白先勇：《花桥荣记》，收入《台北人》2015年1月，第131-134页。

　　桂林是白先勇的家乡，他对桂林的记忆是美好的，充满了自豪感和优越感！贺知章《回乡偶书》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的大概就是白先勇的这种情形：“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还能说得一口桂林话”，“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还真不容易完全取代呢”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收入《昔我往矣》，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99页。

　　对故乡的深厚感情不但影响到白先勇的语言记忆，而且也影响到他的家族记忆。白先勇在同一篇文章中写他回到家乡和族里老人“抢着讲当年追往事”，“讲了许多其他人听不懂的老话”，并感慨“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那是整族人的集体记忆。那种原型的家族记忆，一代一代往上延伸”同上，第103页。

　　在语言记忆、家族记忆之外，白先勇对家乡桂林还怀有一种强烈的美食记忆。《花桥荣记》这篇小说，写的虽然是台北的花桥荣记米粉店，但它的源头，却是“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也就是说，《花桥荣记》这篇小说不但写了桂林/桂林人，而且还建立在桂林美食（米粉）的基础之上——这表明白先勇对桂林的美食记忆，是何等的强烈！多少年后在散文中，白先勇这样写他对桂林米粉的美食记忆：花桥桥头，从前有好几家米粉店，我小时候在那里吃过花桥米粉，从此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过。……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同上，第104页。

　　语言记忆、家族记忆也好，美食记忆也罢，在这些具体的记忆背后，其实都是文化记忆。白先勇自己是作家，对历史上与自己家乡有关的文人墨客的文化遗迹，自然比一般人要来得熟悉，也因此而有一种更加亲近更加强烈的文学/文化感情。在文章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

　　自唐宋以来，吟咏桂林山水的诗文不知凡几，很多流传下来的都刻在各处名山的石壁上，这便是桂林著名的摩崖石刻，仅宋人留下的就有四百八十多件，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象鼻山水月洞里，我看到南宋诗人范成大的名篇：《复水月洞铭》，范成大曾经到广西做过安抚使，桂林到处都刻有他的墨迹。洞里还有张孝祥的《朝阳亭诗并序》。来过桂林的大诗人真不少：黄庭坚、秦少游，他们都是被贬到岭南来的。其实，唐朝时就有一大批逐臣迁客被下放到广西，鼎鼎有名的当然是柳宗元，还有宋之问、张九龄，以及书法家褚遂良。……白居易说“吴山点点愁”，桂林的山看了只会叫人惊喜，絶不会引发愁思。从桂林坐船到阳朔，那两个多钟头的漓江舟行，就如同观赏南宋大画家夏珪的山水手卷一般，横幅缓缓展开，人的精神面便跟着逐步提升……漓江风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拍，都是美的。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收入《昔我往矣》，中华书局2016年，第105-106页。

　　上海

　　如果说桂林引动白先勇乡思的是语言、家族、美食和历史文化，那么上海和南京则给白先勇留下了现代文化记忆。在《上海童年》中，白先勇这样描写他童年时眼中的上海：

　　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子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状，笑不可至。……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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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的小说集《台北人》，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白先勇：《上海童年》，收入《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64页。

　　白先勇在上海的那一段童年岁月，不但给他留下了“万花筒”般的美好记忆——这些记忆许多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来源和背景材料，而且也开启了他对昆曲的浓厚兴趣，“抗战胜利，伶界大王梅兰芳回国公演，假上海美琪大剧院一连四天昆曲，戏码贴的是‘刺虎’、‘思凡’、‘断桥’，还有‘游园惊梦’……那次我也跟着家人去看了，看的是‘游园惊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昆曲，我才十岁，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跟着家人去看梅兰芳。可是‘游园惊梦’中那一段‘皂罗袍’的音乐，以及梅兰芳翩翩的舞姿，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恐怕就是我对昆曲美的初步认识吧”白先勇：《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收入《第六只手指》，尔雅出版社1995年，第30-31页。

　　这个童年时代的上海记忆，直接导致了白先勇在1966年创作小说《游园惊梦》（其中写到昆曲），1982年将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话剧（其中将昆曲表演直接搬上话剧舞台），乃至2002年开始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2004年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制作成功。从2004年到2011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演了200场（至今已经演出超过300场），观众人数达几十万人，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巨大的影响。昆曲这种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美结晶能够在当今世界产生如此深刻、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应当说其最初源头，与白先勇童年时代在上海的昆曲记忆，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南京

　　如果说桂林的语言记忆、家族记忆、美食记忆和历史文化记忆是白先勇大陆城市记忆的根基，上海的现代都市记忆和昆曲记忆是白先勇大陆城市记忆的拓展，那么南京的抗战记忆和昆曲记忆，则是白先勇大陆城市记忆的“立场”。在《石头城下的冥思》一文中，白先勇特别对南京的石头城、中山陵、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感情深厚：石头城记録的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历史沧桑；中山陵铭刻的是“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而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承载的，则是中国人的近代屈辱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铁证——“除非他们诚心忏悔，他们的民族灵魂，将永无得到洗涤救赎的一日”白先勇：《石头城下的冥思》，收入《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白先勇的这一严正立场，在《岂容青史尽成灰》中得到全面阐发，面对“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书，企图掩饰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白先勇呼吁“我们必须心存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我们国家民族无穷灾祸，那一段痛史，毋容窜改，毋容抹煞”白先勇：《岂容青史尽成灰》，收入《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9-74页。

　　白先勇这一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显示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鲜明的爱国情操！

　　白先勇的爱国情操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也体现为文化上的中国主义！他在南京看到张继青的昆曲“三梦”，喜不自禁，感叹“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一种艺术，能够把歌、舞、诗、戏糅合成那样精致优美的一种表演形式，在别的表演艺术里，我还没有看到过”，昆曲“能以最简单檏素的舞台，表现出最繁复的情感意象来。试看看张继青表演《寻梦》一折中的《忒忒令》，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满台的花花草草，这是象征艺术最高的境界，也是昆曲最厉害的地方。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落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被连根拔起，伤得不轻。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门戏剧艺术，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历史，我们实在应该爱护它，保护它，使它的艺术生命延续下去，为下个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留一枚火种”白先勇：《我的昆曲之旅——兼忆1987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收入《昔我往矣》，中华书局2016年，第222-223页。

　　此时白先勇的昆曲记忆 ，已经与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相联结，不但具有了一种文化战略的视野，而且也成为他努力实现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内在动力！

　　北京

　　无独有偶，与白先勇同时代的台湾作家余光中、王鼎钧，也在他们的大陆城市书写中，展现出与大陆城市相关联的精神记忆和文化感受。余光中在他的诗作《访故宫》中，这样写他对北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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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许多鎏金的大铜缸/四下里打量/只要有一口可藏/等北京陷进了夜色/那边的交泰殿里/空了的铜壶，你听/就开始寂寞的滴漏

　　而摆了几百年的架子/所有守宫的兽像/都蠢蠢欠起身来/在像座上笑谈起前代/许多讹传的野史/直到储秀宫深处传来/慈禧的一声咳嗽

　　把所有的飞凤，蟠龙/都吓了一大跳/所有的龟鹤和太监/肃静中，听更远处/沿着运河/正隐隐地撼动/八国联军的炮声

　　余光中在这首诗中，通过对故宫的想象和拟写，写出了北京的历史悠久（滴漏、野史，还有慈禧的咳嗽），写出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更写出了中国人内在的民族力量（肃静中，听更远处/沿着运河/正隐隐地撼动/八国联军的炮声），这种力量虽然貌似沉默，但其足以撼动八国联军入侵的炮声！在这里，余光中的历史记忆/认知龢民族立场，毫无疑问秉持的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历史观龢民族国家观！对封建历史的反思，对大河般的中国底层人民力量的肯定，构成了这种现代历史观龢民族国家观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文学书写和城市聚焦，体现的是一种民族记忆！

　　临沂

　　台湾作家王鼎钧在《瞳孔里的古城》一文中，这样描写他的故乡临沂：“故乡是一座小城，建筑在一片平原沃野间隆起的高地上。我看见水面露出的龟背，会想起它；我看见博物馆里陈列在天鹅绒上的皇冠，会想起它，想起那样宽厚、那样方整的城墙”王鼎钧：《瞳孔里的古城》，收入《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从王鼎钧的这段文学中，不难看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春天，学校办理远足，从一片翻滚的麦浪上看它的南面，把它想象成一艘巨舰。夏天，从外婆家回来，绕过一座屏风似的小山看它的东面，它像一座世外桃源。秋天，我到西村去借书，穿过萧萧的桃林、柳林，回头看它，像读一首诗。冬天，雪满城头，城内各处炊烟袅袅，这古老的城镇，多么像一个在废墟中刚刚苏醒的灵魂”同上，第47-48页。，在王鼎钧的情感中，“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一个对故乡有着如此深情的作家，他的故乡永远不会失去，因为他会“把那块根生土长的地方藏在瞳孔里，走到天涯，带到天涯。只要一寸土，只要找到一寸乾净土，我就可以把故乡摆在上面，仔细看，看每一道折皱，每一个孔窍，看上面的锈痕和光泽”同上，第47页。。王鼎钧在这篇散文中对大陆城市的书写，以临沂这个小城为聚焦，呈现的是一种浓烈的乡土记忆！抒发的是一种博大的家国情感！这种乡土记忆、家国情怀，在台湾作家张我军、钟理和、林海音笔下的北平/北京中一再出现——由此可见台湾作家书写大陆城市以展现乡土记忆，抒发真实情感，并非个别现象，而是群体行为！

　　无论是白先勇在桂林寄寓他的语言记忆、家族记忆、美食记忆、历史文化记忆，还是在上海、南京寄寓他的都市记忆、抗战记忆、昆曲记忆；也无论是余光中在北京寄寓他的民族记忆，还是王鼎钧在临沂寄寓他的乡土记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这些台湾作家在精神上与大陆有着一种血肉相连的整体感，在文化上与大陆有着一种天然的一致性！他们是台湾作家，更是中国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他们向人们展现的，是海峡两岸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具有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天然整体感和有机一致性！


　　刘　俊：作者系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