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针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国家与民族发展之关联性以及两岸关系，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国家与民族发展之基本、深沉与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文化自信与文化的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价值与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此外，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美好生活的期待。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深化，文化管理体制亦需完善，并建构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的体制机制，进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成就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文化政策之重点在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此等文化制度与产业基础上，达成“两个一百年”国家发展目标。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华文化历经先秦诸子百家，儒、道、释、新儒学以及新旧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发展与传承，对于中国的再复兴以及目前两岸互动之影响。

　　二、中华文化之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之思想主要有四项重点：第一项重点是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观；第二项重点是合二而一、仇必和而解之辩证法；第三项重点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第四项重点是和为贵、泛爱众的处世哲学。中国文化之传承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上古至东汉，先秦与诸子百家为主。第二阶段自东汉至清朝，儒、释、道共存，以儒家为主。儒、释、道三家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与全世界的和谐。儒家思想使得中国文化发展出积极乐观的精神，对于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并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此外，佛教在本质上是主张众生平等为主的和平主义宗教，而已经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主张，形成其和平和谐理论。准此，可归纳出儒家的和谐观是“仁和”观，道家的和谐观是“天和”观，佛家的和谐观是“心和”观。在此等基础上衍生出中华和谐文化的特点是道德理性、人文关怀以及和而不同。 

　　第三阶段是清末至今，清朝末年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当时知识界对于国家衰弱，找寻强国之路而分为两大主流，一派主张抛弃中华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长期以来受到颇多重视，使得中华文化之传承被认为是要采用西方价值与发展制度，即奠基在科学与民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制，以及后来衍生出之共产主义所引导之计划经济与一党专政的治理模式。其中产生重要影响者有孙中山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形成新旧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学习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儒家则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道、释三家做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认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尝试整合中西哲学。部分新儒家主张者认为并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学说体系的角度来变通儒家，而是从儒家本身的体系及其包含的普适性规范出发，发展新时代的儒学。

　　中国共产党学习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至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之上，整合自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之文化。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针对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法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民族的、科学的与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进而成就中华文化之再复兴。 

　　三、两岸互动之文化因素

　　大陆是以汉人为主流，融入多元少数民族，形塑不同时期之中华文化。台湾则包含四百年间陆续从闽粤一带移居至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所形成的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带来的日本文化，1949年随国民政府大量迁台的各省军民所带来的各省文化，以及晚近主要是东南亚籍配偶与台湾人民经由婚姻所带来的新移民文化。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两岸历史文化的根基，中华民族具有民族认同心理与恋土归根意识，即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中华传统文化亦是海峡两岸“和”的基础。自1949年以来，由于冷战使得海峡两岸隔岸分治，无法统一，但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都坚持自己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以及老兵返乡探亲的民意要求，促成台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放前往大陆探亲，在1990年成立“国统会”与“陆委会”，这两个处理大陆事务的最重要机构。此外，通过“国统纲领”（1991年）、到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1992年），均以“中国”统一为目标之外，也正视分裂分治的客观事实。故两岸半官方机构海协会与海基会于1992年通过协商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九二共识”，并在新加坡进行“辜汪会谈”（1993年），开启了两岸交流与互动。 

　　两岸互动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有前述之进展亦有倒退。随着李登辉在台湾主导修宪，取消“省级”体制，以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以宣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主张，并在1997年增加认识台湾课程，以期改变台湾的国族认同。1999年的“88课纲”中，台湾史在中国史范畴内首次单独出现，“两国论史观”首采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此外，李登辉1999年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之后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停止修宪并提出制订新宪法、建立新国家的目标，建立以“新台湾人”为名之台湾民族主义。就文化层面而言，民进党将李登辉“形塑新台湾人”与陈水扁所实施的“文化台独”与“两国论”政策视为一个连续不断、最终目标导向“台独建国”的战略，而“文化台独”政策自身的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台湾民族主义”或“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主张者认为，中华文化仅是台湾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大陆型文化。台湾多元文化已经由社区文化由下而上的建设与“去中国化”之文化教育，发展出海洋文化与民主自由之价值，进而发展出“台湾主体认同”。

　　台湾在2004年提出“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明确提出，摒弃同化融合政策，主张尊重差异、共存共荣的多元文化政策。制定“发展新移民文化计划”，一方面协助大陆配偶与外籍配偶融入台湾社会，另一方面促使民众接纳不同文化，共同建构“包容融合的多元文化社会”。马英九在2008年执政后，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基础的“九二共识”，这使得两岸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实现两岸“大三通”、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早收清单与备忘録等多达23项的协议，两岸得以有更多利益互补和交流融合的机会。

　　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台以来，除不承认“九二共识”外，在文化政策方面，蔡英文当局将“同心圆史观”和“原住民族史观”为核心的历史论述作为文化政策的理论依据。蔡英文将台湾置于论述的中心，有意将长滨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与中华文化整合为本土主体性认同的内涵。为达此目的，蔡英文上任将中国史列为台湾史、东亚史的支流。从战略高度，让“文化台独”成为其各项政策的指导原则。蔡英文政府从文化、教育、舆论三管齐下。在教育上，更改高中课纲、历史改为“台独”的同心圆史观、中国史纳入东亚史等等，国文课纲降低文言文比例与篇幅、删除有代表性的文言文课文。彻底斩断台湾史与中国史的连结，确立“台独”史观。此外，通过语言平权和钳制中华宗教信仰，潜移默化地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并增加少数族群文化、殖民文化、“新住民”文化，人为制造在血缘、地缘和观念上与中华民族殊源异归的台湾民族。蔡英文欲通过推动“文化台独”的过程，促成年轻世代支持台湾独立，故通过“文化政策白皮书”和“文化基本法”。此外，蔡英文政府在2017年9月15日正式裁撤“蒙藏委员会”，把相关业务移拨至文化部与陆委会。民进党政府拒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不变应万变。为因应2018选举，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党合作，让“去中国化”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完成立法，以及“公民投票法”完成修法。

　　大陆之对台政策自1979年元旦官方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就强调，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大陆进行两次战略转型: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二是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开始的“和平崛起”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型。这两个战略转型可以指引台海两岸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需要。  

　　在中共十九大演讲中，习近平针对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华文化之关系指出，规划未来发展阶段是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15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着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以15年时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文化方面则重视产业化与市场机制，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在前述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两岸一家亲”和“一个中国框架”的对台方略，同时提出复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中国梦”。以复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中国梦”作为发展目标，是否意味着统一时间表的提出？在2016年7月中共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及，“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2016年11月1日会见洪秀柱时，习近平具体指出“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有鉴于此，台湾宜未雨绸缪，先在内部成立相关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宜之应对。委员会成员依比例原则，来自党、政、军、企、劳工与学术界代表。在政党方面，各党派宜在下次“总统大选”时得票在前四名之政党，依比例原则派出政党代表。在政府方面，则可推派次长级以上官员，军方则可派出校级以上军官代表，企业界之代表可由各大产业理事会推举，劳工方面则可由各大职业工会推举代表共同组成委员会。委员会提出具体方案，依循对等原则，与大陆各界代表合组两岸委员会，探讨出两岸均可接受之和平统一进程的具体方案。

　　四、结论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化亦可发展出新的内涵。目前台湾在议会民主体制下，政府之治理受限于任期制，政策无法延续。政党在民粹势力牵制下，无力整合多元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反倒变成分裂，使得建构台湾主体认同的复杂度与困难度增加。百姓无所适从，难以形成认同，反倒造成集体挫折。前述各阶段传承之中华文化可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基础，以解决民粹与民族主义对两岸关系所造成之冲击。


　　王群洋：作者系高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