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相传的《大学》篇章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据说就在商汤的盥洗盘上，就刻有这样的誓词来自我勉励。鼓励自身不断地创新，走向创造、自强不息。

　　从中国历史来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别的困局与挑战。每个时代的人们，不论是政治人物、学者或社会大众等，也都必须试图因应时代提出的特有难题，励精图治，与时俱进，设法突破既有的困局与难题。在相互团结、共同合作下，走出属于各个时代的发展路线，完成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

　　即就中国经学史来看，经学往往被视为相当具有“保守性”的学问。不过，若放大历史的视角，从久远的时间来重新审视，应承认尽管每个时代的经学诠释工作，有不少研究成果是后来学者借鉴、引述、继承前代权威学者的说法，但就各个时代来看，汉代是经学的创始成立时期，经学是汉代特有的学术创造。唐代是魏晋南北朝研究成果的总结时期。宋代则又是一个新的经学创造阶段，走向鼓励学者各自为说、文化创新的新学风。

　　不仅经学如此，包括文化思想、艺术美学、生活用品等，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中华民族总能日新又新，随时代的发展提出属于每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成果。

　　但若追问每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走向文化创新，并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发展方向？则往往源自对过去的历史文化的深切认知，并以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态度，借鉴过去文化的创造成果，立足于现实的情况，思索可能的发展方案。

　　我们若就汉代的经学发展过程为例，为何汉代能建立经学？重新重视这些曾经秦火，并艰难流传的儒家典籍？这问题则应回溯到汉武帝一意崇儒，设立五经博士。而此一重要的政治举措，则由当时《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所倡导。

　　为何汉武帝一意尊崇儒学？除个人学术偏好，或是身边大臣的影响外，武帝为求适切因应汉初以来政局的巨大变化，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而这之间的发展脉络，则可由董仲舒的对策内容来观察。他的对策内容很长，思想又很复杂丰富，学界讨论甚多。不过，有一点值得特别举出，他说：“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这里，王朝的发展时间是个最为要紧的关键词。

　　他又说：“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即使是伟大的周朝，500多年也将覆灭。至于秦朝，自秦统一六国，竟然只有14年，就断送了自身的发展格局，走向灭亡。然后直到陈涉起义、楚汉相争，汉朝的建立，至武帝也才不过六七十年。实可算是一个年轻新生的新国家、新时代。未来呢，正有待当时人们能否提出积极有效的改革与作为。

　　尽管武帝时，国家的发展格局、经济环境、政治局面远远不能与秦二世时期的混乱腐败相提并论。但国家的未来、此下该有的发展方案为何？如何打造一个宜于人居、满足人们通向幸福生活的发展路线，并使国家能更为长治久安的继续发展？中国文化价值以“生”为根源，每个时代都得面临如何走向更好的“生生”的时代难题与考验。

　　其实，早在殷末周初，当时周人就已提出一个极为重要、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即西周的“天命观”。简单地来说：“天命无常，为德是辅”在当时的历史经验底下，人们意识到：就像人有生老病死，再伟大的朝代，最终也有结束的一天。如果说，殷朝能取代更早的夏朝，被解释为因得到上天的垂怜；但如此伟大的“大邦殷”，怎么就突然失去了上天的眷顾而被周朝取代呢？天命的取舍依据又在哪里呢？

　　对此问题的思索，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源，也成为日后儒家、中国经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因此，在汉代的文献中，他们也延续这个问题，思索朝代更替背后，是否有更深的历史规律、或发展轨迹。除周人提出的“天命”、“文德”观念外，是否有更深的动力去推动历史的发展？

　　这样的学术反思，促使汉朝后来的学者，重新接纳、引述了流行于战国晚期的“终始五行说”，并在王朝更迭、历史发展的形而上问题上总结、创造、发展属于汉朝的新说法。

　　董仲舒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他提出“更化”，呼吁武帝改变汉初以来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建议在新的政经局势下，走出新的发展路线，进行文化创新。

　　的确，从现有的文献纪録下，汉初的经济萧条、战争伤害，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大为不同。在《汉书·食货志》中提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在战乱的影响下，社会经济破坏，进而有大饥荒。不仅米价疯狂飙升，情势甚至逼使人彼此相食。政府得就买卖小孩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姑息，设想那又是何等凄惨的景况？

　　可是经过70年的黄老无为、生养休息的长期发展，国家财政丰盈，早非汉初困穷的局面，史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从这些文字来看，俨然是副太平盛世、富裕社会的繁荣景象。不仅国库充裕，社会也竞相追逐繁华。若概括汉初至武帝这70年的历史经验来说，只要国家和平、没有遭遇天灾的侵扰，当时的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完全有能力就时代的特殊情境、特殊条件，拿出智慧，找出最有利于发展的国家路线与思想潮流。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贫困、对抗饥饿，提供人民最好的发展环境。让人民有机会从战国时代累年不断的战争伤害中，自行复苏、更生、成长、茁壮。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和平是常态，战争反而是变态。中国人热爱和平，不仅导源于农耕文化的历史生命经验。即就事实来论，和平通常可以提供中国社会较好的发展际遇。

　　不可讳言地，尽管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无为，很大程度地因应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需求，促使社会重新发展，走向“生生”。不过，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其实是要求政府在一片荒废的发展困局中，采取近乎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就在这70年间，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土地兼并以及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成为日后政治不得不处理的棘手难题。

　　从武帝当时的政经局面来说，整体国家的发展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不像汉初的窘困。那么，因应汉初的发展模式、思想潮流是否能作为此下的思想指引和国家路线？这是汉武帝必须思考，也是汉朝为何从黄老道家转向儒家的关键所在。正如史学家钱穆宾四先生所指出：“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汉兴，疮痍未复，则黄、老自然与民休息之说胜。文、景图治，继之以刑名申、韩。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所以，时局的改变，促成汉武帝一意崇儒。进而决定改变汉初以来的发展方式。进而再由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提供具体的发展方案。

　　我们若简单地总结汉初经学兴起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董仲舒作为儒学大师，希望将仁义教化导入政府施政内容之中。并提倡教育，意图政府提出更多的主动作为，以来移风易俗，作为此下汉代发展、文化革新的新方向。就这点来看，《论语》曾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所谓“先富后教”，这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向的。就这点来说，董仲舒导入儒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发展大方向，应是正确的。此外，他所倡导的学风变易、思想转向，相对于汉初黄老，既是文化创新。但对比中国思想史，却可说是一种复古。是在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并吸纳先秦各家思想后的新说法。

　　第二，董仲舒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育，要求政府依据儒家观点，设立五经博士，并以此主导、影响之后的官学发展、经学发展，从现代来看，他的重视教育的大方向应可肯定，但是，应该施教的内容，以及他融贯先秦各家提出的特殊说法，却有争议。平心而论，当时缺乏如今天般的科学研究，加上他非常相信“天人感应”，并以此作为思想的形上前提，以此构筑他的学术观点。他相信阴阳灾异，自然有其后流于谶纬迷信的思想流弊。话说回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发展条件与难题。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不经意中受限于每个时代。所以，草率地评论古人，以今律古或厚古非今，未必是实事求是、客观的研究态度。

　　第三，就文献资料来看，武帝决心复古更化，接受董仲舒意见，改革学术发展潮流，并改变整个国家发展路线，这是当时政治上、学术上的重要大事。可以说是武帝因应时局，整体大局下走向的文化革新。崇儒路线下所实际推动的各种政治利弊、发展得失、学术兴替，为汉另开一个新的局面。

　　第四，若就董仲舒个人的思想组成来说，后世是有所批评。但他综合诸子百家，可谓汉代新起的新儒家。这反映出当时儒家开放自由的学术性格，以儒家为核心，兼容并蓄地采纳先秦各家的思想观点，并以此成为汉代文化革新的思想基础与引导。据笔者长辈引述钱穆宾四先生的意见，钱先生认为：“凡所谓儒家，代代更新。所以没有所谓的新儒家。为何？因为中国的学问，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就汉初经学的兴起背景，来说明汉代学风转向、革新文化的契机。汉初从贫困，走向富裕，反映出当时在位者与整个社会因应时局，对应时代挑战的伟大成就。当然，时局总在改变中，社会环境总可能出现变化。问题就在如何审视局面，因应时局，在时代发展的种种需求下，能找出条可长可久的道路，满足人们通往幸福生活的期待。汉代的统一，对中华民族贡献极大。汉初经学兴起的过程，是个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见证。此后中国能振衰起敝、否极泰来、代代更新，如同浴火凤凰般重新展翅高飞，就因能接受时代挑战，因应时局，提出最好的办法，让国家社会走上坦途。



　　姜义泰：作者来自于中华文化学术研究推广教育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