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阳春三月，莺飞草长。刚过完春节和31岁生日，本应快乐高兴的我却愁容满面，度日如年，跌进了我31年人生的最低谷。

　　新婚不久的妻子病倒住进了医院，且这病至少50％因我而生。妻子怀孕却血流不止，到医院一检查，葡萄胎，恶性的，恶到医生给她做了三次手术后再也不敢做了。她体质虚弱得日日卧床不起，而我又没有帮手，家里、医院、菜场、厨房，买、做、送、喂全是一个人忙活，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分身出几个我来。精神压力更大，妻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岳父岳母都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他们把心爱的女儿交到了我手中，我怎么向他们交待呢？我是一个城市贫民的孩子，我们因下放到同一农村历尽艰难才走到一起，如有不测，怎么对得起与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呢？压力当然还不止这些，因为照顾病危的妻子，我有半个多月没上班，单位里有许多议论，那位容不得我的领导传下话来：再不来，就别来了。单位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我刚从下乡的知识青年好不容易转身为广播电台的编辑，当时那是一份多么难得又有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孰轻孰重，我心中自然有数，但我如何两全？

　　仅此还不算是最低谷。更让我们夫妇二人心疼又不敢互相安慰交流的是：我高考落榜了。落榜的原因我无从知晓，束手无策。这次高考，对于高中66届的我，是最后一次机会。本来，我在1966年夏天就应该参加高考，那时，我们已经检查过身体，填报完志愿（先填志愿，后考试），正在紧张备考复习，是“文化大革命”将这场文化考试终结了，整整推迟了11年。11年后的这一次机会对我们来说，是最后一班车，错过了这趟车，已三十出头的我们这些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大学了。正因为如此，妻子在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后非常支持，近乎胁迫地要求犹豫中的我立即报考，且特意从山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三线军工厂）赶回武汉，帮我寻找复习资料，替我打理生活，为我填写各种报表，促我安心复习功课，希望我能赶上这趟“末班车”。但是现在，録取工作已近尾声，大学已经开学，天之骄子们已平抑了兴奋开始拼力汲取文化，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上。我猜想，我近300分的高考成绩虽属高分，但31岁对于大学新生亦属高龄，这大概是大学不愿接纳我的主要原因。

　　谢谢邓小平，在録取工作后期又发了一个指示，要求以走读生方式，扩大招生，这无疑向我开出了一趟“末班车”的“加班车”，又一次新的希望燃起，我踮起脚跟，翘首那趟车向我驶来。车来了！然而没有停留，只与我擦肩而过，又开走了！我仍然没有坐上那班车。

　　长长的等待后心中刚被点燃的火又一次被浇灭。是我的“北广、武大、北大”的志愿填反了方向？还是那句“不服从分配”的话刺激了録取官？是岳父的“政治问题”影响了我？还是自己的家庭出身不过硬？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得整个身躯还在向那个不见底的深渊里坠落。那感觉，不只是大学向我关上了门，是整个世界都向我关上了门。坐在病床前，我们无言以对。望着重病中日益消瘦的妻子，抹干妻子眼角的泪水，我自己的泪水也禁不住涌了出来，我们俩就这样不知所措地坐到天黑。

　　二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3月下旬，我们已在盘算如何度过今后的岁月，福却悄悄地向我们靠近。先是医生说妻子的病有好转，可以从急救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这给我们两颗冰冷的心添加了些许温暖，减轻了我的负担，更减轻了我们对疾病的恐惧。红晕笑颜爬上了妻子的脸颊，虽然都只有一点点，那却是好运的开始。我暗自祈祷，希望命运能向另一个方向转折。

　　命运在捉弄人时可以那样残酷，命运在抚慰人时又会是那样地慷慨，慷慨得让人难以置信。太巧了！与妻子同病房的竟然是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张广明的妻子。一见面，同病相怜当然就有话说，话说了不到几句便谈到了我们的境遇，说到了我考大学落榜的事。我正欲向张广明主任请教我何以落选，张老师却抢着说：“这事应该没问题，因为邓小平再次指示招生工作，明确地提出，一定要把高分高龄的考生特别是老三届的学生收进大学。明天我就到系里帮你问一问这事。”“高分高龄”！“老三届”！这不就是我吗？真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觉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线光明，而近一个月在黑暗中的行走又让我不敢立即相信这突如其来的一线光明，或者说让我一时还睁不开眼睛。我不相信我的国家会为我和我的同伴们又专门开出一班“加班车”，不相信这加班车会在我面前停留，不相信我真会坐上这趟“末班车”驶向未来，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且正好砸在我的头上。

　　然而第二天一早，在我还来不及去打听张主任所说的邓小平指示的真实性时，在张主任还没有来得及为我去“开后门”时，便收到了武汉大学的録取通知书。手捧着録取通知书，咬一咬嘴唇，拧一拧大腿，才敢相信我真的被武汉大学中文系録取了。我狂奔着跑向医院，释放我压抑多时的情绪，要把通知书尽快地呈现在病中妻子的面前，那才是医疗她的心病和身体病的一剂良方。在病房，我们相拥而泣，忘记了这是在病房，忘记了同房的另一位病友，忘记了向张主任道谢，忘记了医生和护士们正在门外准备查房。他们知道我们的故事，在等待中笑了。我们也笑了，用笑来表达我们的歉意和感谢，用笑来结束我们的这一段酸楚的往事。

　　三

　　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复杂的心情走向了珞珈山。那是4月初的一天，春天借着珞珈山的湖光山色展示出其妩媚动人的尾韵，教学楼也借着暮春的寂静来呈现其深邃与肃穆。踩踏着樱花道上如雪的落花，一首小诗迎面而来：“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多么好！一边高矗着静谧的书斋，一边洋溢着无边的緑色，踏上那条小道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它们。

　　和我一起乘坐“最后一趟加班末班车”到武汉大学报到的只有10多个同学，都是而立之年的人，男人都有胡子，一问，都有家室，一个女生还挺着大肚子，我们并不惊诧，31岁能跨进大学校门，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本身就是一个特例。迎新点早已撤销，我们一起到行政大楼报到，一起到校医院检查身体，一起接受比我们年轻的戴着红色校徽的老师给我们戴上武汉大学的白色校徽。我们将走向武汉大学不同的院系，但我们的学号和年龄都将是那个系里最大的。我们完全不相识，却像早已相识的老友一样互相帮衬，互相提醒。和我一样，能赶上这趟“末班车”，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生动而酸涩的故事。

　　是的，我们本该在11年前便走进大学的，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中国没有走向改革开放，如果高考制度没有恢复，如果大学没有走读生，如果没有一次又一次的扩大招生，如果没有这些“如果”中的任何一次“如果”，我们便成为不了这趟“末班车”里的最后一批“乘客”，而将永远地被关在校门外。这一点，我们都很明白。

　　这点“明白”，我们会将它长久地装在心底。走读时，我们每天怀揣中学生月票（市政府认可大学走读生使用中学生月票），奔波于江南江北；四年中我们很少看精彩的周末电影或参加周末派对及舞会，而要回家去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课堂里我们与小我们十二三岁的同学一起学英语，我们是从认识ABC开始（我们这茬人在中学时都是学的俄语），他们已在中学里学习了数年；操场上大部分同学15分钟跑完了2000米，我们却要测试许多次流下更多的汗水，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心中装着那份“明白”。我们的优势在毕业后，社会经验比年轻的同学丰富，我们会更快地融入社会，但我们也不敢懈怠，只能努力工作，积极投身改革，热情服务社会，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被减去了十二三年，更因为我们都不会忘记1978年3月那辆缓缓向我们驶来的“加班末班车”。

　　赵誉泳自述：

　　赵誉泳，常被人写错，至今我的工资单上还是写的“咏”，此字虽雅，却辜负了算命先生说我家五行缺“水”的谶语，我家兄妹六人的名中皆有“水”，怪罪下来，我有“口”难辩。

　　浙江绍兴人。这只是从小至大无数次填写的各种表格“籍贯”一栏中的几个字而已，1947年2月20日出生在武汉。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拨人，经历瞭解放后的无休止的一次次“运动”，有目睹，也有亲历，所以之后便能多看清一点动向，多知一点冷暖。

　　从小家境贫寒。贫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平日里饭是吃不饱的，过年才能看到肉。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得了贫困病——肺结核，险些初中升不了高中，高中不让考大学。衣不遮体，年年冬天手脚长冻疮，痛不堪言。因穷险遭辍学，只得在年年假期以瘦弱之躯上街拉板车、到车站卖茶、为居地扫街，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干。挣的钱只够交书抄费，幸而杂费可申请免交缓交，加之上中学后申请到甲等助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完整地读完高中。因此在我的中小学生活中虽无“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却确有“凿壁偷光”、“借书夜读”的无奈。

　　中小学12年我读了9所学校。几乎一年换一所，恐怕属“之最”。技校、师范、普高全读过。频繁地更换学校大都不是我个人的原因。学无定所，让我所受到的初中级教育也多有缺陷，成绩虽在班校属佼佼者，在校外却是个中下等。不奇怪，那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时段。

　　属高中66届。老三届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仗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闹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受损的不仅是国家，还有我们自个儿，大好青春，正值人生成长的关键期，都在闹腾中耗尽。老三届中，66届高中生最惨，有人行文说，因文革，国人的年龄都减去了十岁，十岁是个平均数，对于66届高中生来说，却有11年的光阴被躭误。

　　1969年下放到东西湖汉南农场。我很幸运，没有随同学一起下放到山区，而是下到了一个刚开垦的湖区农场。那是泛洪区，土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今年不小心掉下一粒瓜籽，明年就会长出一片瓜园。都说农村苦，我却过上了比我家里的城市生活富足许多倍的生活，每月有20几元的工资，周周有荤、餐餐吃饱；22岁，第一次穿上毛衣，第一次上新华书店买书，第一次买食品孝敬母亲。有了补给，去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觉太苦太累。然而，我们的社会环境，却是20岁左右的我们所难以应付的。湖区农场是一个新建农场，只有几家本土居民，其他全是从别的农场支援新场自愿调进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地富反坏右子女，他们在老场背着沉重的包袱，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到新场来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二是或瞎或麻或跛或瘌，到一个新的年轻人多的地方来寻找伴侣；三是在老场人品较差的贫下中农子弟，来重建自己的地位。这三种人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人文环境，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表面平淡其实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活剧。现在又加上了20多个胸无城府无牵无挂也有很强个性的知识青年出演活剧的一个角色，虽不是主角，却是串通各种矛盾牵引各种冲突又被各种力量拉拢利用的重要的角色。知识青年们像掉进了万丈深渊，却也磨砺了我们。在农场我的最大收获是爱情，她是北京妞，我们从这儿走到了一起，走过了人生，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又调到东西湖区文化馆。从演样板戏起家，演员、乐队、编导、创作都干过，有过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为东西湖区的文化历史留下了一点印迹。

　　1974年调到湖北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做编辑工作。结识了包括高伐林、王汉广在内的一大批武汉的青年作家诗人。

　　1976年秋到武汉市五七干校一年。感谢干校让我远离了原单位去准备77年的那次高考，让我拥有充足的时间复习，让我拥有安静的阅览室看书，让我能在干校对面中学找到高三课本和复习资料，31岁赶上了“末班车”。

　　1982年毕业分回武汉电台文艺部，1984年任文艺部副主任，1990年任主任，1999年评聘为高级编辑，2000年调局新闻中心任业务指导。

　　2001年出车祸，险遭不测。虽命大车毁人未亡，却让自己和周围亲友受罪不少，与死亡擦肩而过，年余的病榻生活，像到寺庙去修行了一趟，更有感恩情怀，更能随遇而安。

　　2007年退休。巴黎、香港、北京、武汉轮流居住。近年又忙于打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每天必打其一，每日汗流浃背，喜笑颜开，不知老之将至。不料因在岗时多获了几个国家级大奬，又赶上了一末班车，正高升为三级。

　　现有三车。一车四轮，已废弃不用，系当年手推轮椅车，其余二车皆二轮，一车负责接送我奔波于各球场，一车负责接送别人的孙子来去幼儿园。

　　工资不高，生活温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属四无家庭：无房（有居房）、无汽车、无股票、无金银首饰，但不缺快乐——乐是知足常乐，自寻其乐。感谢上帝，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