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变化，成为与国家龢民族命运密切关联的群体。在毕业30周年之际，受到各位同学的激励，翻翻自己当年的日记，一幅幅图景无序地浮现在脑海。本文截取其中部分图景与大家分享。

　　大学梦“意外”破灭

　　读完高中读大学，而且是上个好大学，我想这是每个高中生的梦想和基本愿望。而当时上大学都是推荐入学，以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为先决条件，不用考试。我1972年顺利进入三岔高中，但心里明白，毕业后还得做农民。毕业前夕，高中毕业可直接通过考试上大学的消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这一可能的变化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为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一直发奋图强，争取学有所成，顺利进入大学。

　　当时，我对考上大学信心满满，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老师无论是资历还是学识都不同一般，有几位还是从武汉知名学校下放的，我们这一届毕业不久，他们也返回了武汉的大学或中学。

　　意外的是，1974年7月高中毕业时，直接考大学的消息真的成了梦——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要求必须至少有两年农村劳动经历才能被推荐上大学。当时虽然有些失落，但那个时代的我，仍然是满腔热血。离开校园时，我写了一首诗：“广阔天地扎深根，战天斗地炼红心。时刻听从党召唤，誓为革命献青春。”当时的心境还可以从以下几篇日记里看出一些端倪：

　　6月2日：今天我回到农村，有人就劝我先休息几天再下地干活。我想，广大贫下中农一年到头战天斗地，进行着忘我的劳动，难道我就要休息几天、不能为大办农业多出一份力吗？我没有休息，就到生产队报到了。

　　6月11日：今天来了几位同学，邀请我到朋友家和城里去玩几天，说以后就没有时间玩了。我想，生产队里明天去送公粮，别人都干得热火朝天，我为什么要去游玩呢？因此，我拒絶了同学，给他们讲了些道理，并希望他们也能为集体多出一点力。

　　6月15日，大队开了一个知识青年座谈会，主要是两个议题：一是瞭解我们的想法，希望我们能扎根农村，为大办农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二是为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做出努力。要求我们多写批判文章，搞好通讯报导。

　　也正因为这次会议，我后来多次获得县报社和广播电台的优秀（或模范）通讯员奬。

　　记得我刚投入农业生产时，上面下了一道指令，要求每天下地干活前要先集中，向毛主席表忠心。有一段时间，我们首先集合，举起右手，在毛主席像前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各自前往劳动场地。大家每天任务不同，且都在不同的地方，每天集合来表忠心，躭误不少时间，给大家带来相当不便。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不久就取消了这一做法。

　　从当农民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志同农民兄弟并肩战斗。开始几天同大家一块儿挑粪、锄草，肩上很快就出现了红红的伤痕和泡泡，手上茧斑一天比一天厚。但那时的我已经做好了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任何一点农民的“标志”，任何一点进步都会让我兴奋不已。我在7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

　　一天的生产队会议对我感受很深，教育、鼓励很大。会上，我被选为9名队委会委员之一。一个多月以来，我同贫下中农在战斗中加深了感情，他们对我非常信任，使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但让我当小队干部，还是有忧虑，因为毕竟自己经验不多。会上，一双双希望的眼睛看着我，使我心潮起伏。瞬间，许多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的幸福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样入团的？金训华、朱克家、邢燕子是怎么做的？我最后还是高兴地挑起了这个重担：记工员兼辅导员。这是我继续革命、扎根农村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我一定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培育、贫下中农的期望，为人民服务，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革命事业中去，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我9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雨不停地下着。贫下中农为多积肥、多产粮，正在打青积肥，与风雨搏斗着。有五六十岁的老农民，也有五六岁的红小兵，他们勇敢顽强，到处充满着一派战斗气息。有的社员脚上被划了一道道口子，却从不叫一声苦，继续战斗……这一切，深深感动着我，我也是光着头参加战斗，哪怕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手上被划了一道道伤口，心里却还是热乎乎的。夜幕降临，我还在称草，肚子早就饿了，有人几次劝我先去吃饭，但为了不躭误大家的时间，让大家吃好饭，休息好，再饿也不觉得饿，再累也不觉得累。大家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

　　当年的我，郁闷的时候，耳边总是回响起毛主席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老师到村干部

　　1974年10月10日，又一个意外降临在我的面前，三岔区委让我出任三岔中学老师。当时，区委让张老师来到生产队，同队委会商量后，一同来到我家。我看了日记，当时我的表态是：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愿继续在农村磨练。但是，只要革命需要，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当时也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了有点信心不足。另外，回到农村才三个来月，这么快就脱离农村，有点不好意思。当时，生产队长坚决不同意调我走，只是想到革命工作需要，要顾大局，才答应了。

　　我回母校当老师，负责数学等课程教学，并担任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三岔中学是我的母校，我高中时的老师也都对我关爱有加。我的教学效果很快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肯定，做一个优秀人民老师的愿望逐渐在我心中生根。

　　不幸的是，就在我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立志做一个合格老师之际，一则意外消息又把我推入另一个路口。消息说，当老师不能算劳动锻炼和再教育，这样两年后就没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出于提升自己智能，实现大学梦的考虑，我向学校申请终止老师职业，再次返回农村务农。学校领导和老师都非常理解我想上大学的愿望，依依不舍地送我走出了校门。

　　1975年冬，我回到农村。有了短期的教师经历，让我对时局和工作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对我利用农村工作拓展自己能力空间起到了积极作用。1976年5月1日，我被评为恩施县（现为市）先进青年。

　　5月4日，我被推举出任民主大队团支部书记，并到指定生产队——民主大队九队驻队工作。这里也叫龙王塘，就在我开始新的工作时，一项重要任务让我一时不知所措，那就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完成上级的指标，是我当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我当时刚到20岁，尚未结婚，以何种方式去动员老百姓结扎、妇女上环？抓革命、促生产，我信心还挺足，可一想到计划生育，就心事丛生。任务下达以后，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瞭解有关生育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结扎、上环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等。我印象中，那时没有宣传使用避孕套。没想到，大家都非常配合我的工作，让我很快就克服了心理障碍，大胆开展工作，并得到领导肯定。

　　驻队期间，我还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意外。当时，第九生产队的几个农民非法占有集体财产，我被授权前往河对岸的另一县某村进行实地调查。这条河是清江的支流，乘渡船过河还算顺利，但返回时，因上游暴雨造成的洪水已经扺达龙王塘渡口，渡船停运。我所驻生产队只好派人驾船接我。尽管渡船人的技术很高，但还是未能战胜洪流。我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船行至河中心时，遭遇大浪而翻。船随洪流而下，漂了两里多路。船翻时，我一想到那些人把集体的木炭随意挥霍，自己烧、自己卖、自己捞钱，瓦解集体经济，心里就无比愤慨。想到我是为了革命事业，面对生死，心里一不慌，二不跳，充满必胜的信念。河水大浪，一浪随一浪，波涛汹涌。翻了的船就像脱缰的野马，在波涛中不停地翻跟头，时而把我们压进水中，想把我们甩掉，时而露出水面，就是不靠岸。

　　翻船后，因为自己不会游泳，只能坦然面对生死。当时，自己特别关心的是保住材料，心里想的是：有我在，材料就在！我一直紧紧抓住船舷，并不断安慰渡船人鲁玉成。过了一会儿，鲁指着前面的急流花滩和偏岩逥旋水，颤抖着声音对我说：“下面就是黑洞子滩，进去后自古以来就是有死无生，很多会水的人都在这里丧命了。我们俩今天是活不成了，一进黑洞子，水往里卷，船和人都出不来了。”我仍然对他说，不要慌，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会比泰山还重。

　　进黑洞子滩了！果然不错，几个大浪打来，我们和船一起就被翻压进了水底。脚踩着河底沙后，我闭着嘴，屏住呼吸，难受极了。我下意识地用尽全身力气使劲蹬了几下，船往上升了，且正好上到悬崖边。由于眼睛被泥浆糊住，渡船人出水里时碰着岩石，头上还碰了一个包。我迅速抓住岩石爬上了岸，赶快查衣袋里的材料。材料湿透了，但一页未失。我们二人互相协助，一推一拉地艰难往上攀爬。河对岸的人将我们接到家中，一边晒材料，一边晒衣服。

　　下午，河浪趋缓，我们回到生产队。领导和社员们问寒问暖，他们说吓坏了。上岸的时候，河岸两边几个生产队的人都到河边来看我们。据他们讲，当知道我们的船翻之后，许多人含泪奔走相告，不少人痛哭流涕，眼泪汪汪，有的甚至昏倒……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大家问我有没有吓着，我乐观地回答：没什么，人类就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我还反问他们：革命先烈在屠刀下、在枪口前都没有畏惧过，这点水难道就能把我吓住了吗？

　　出任团支书半年后，1976年8月，我以全票当选民主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三个月后，我所在的民主大队和邻近的和平大队合并为民主大队，我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党支部副书记。管好20多个生产队，还有学校、医院等，并不轻松，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上大学的梦想一直在心中徘徊。我知道，自己不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所以心中期待着有一天会出现“意外”。

　　大学之梦“意外”复活

　　1978年那一个春日，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録取通知书，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意外”。参加考试时，我是生产大队的书记，因工作繁忙，无法抽出足够时间复习，填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选择的是恩施县师范学校，如果不是我高中班主任章国庆坚持让我改报志愿为武大中文系，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回想1977年10月21日，一个“意外”的消息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梦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播放了恢复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虽然当时出于各种原因，我并未表现出多么激动，但不少同事仍然以各种方式打听我的想法。

　　因为政府鼓励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参加考试，我勇敢地报了名。农村工作比较多，我没有向领导提出太多要求，特别是没有要求更多复习时间。另外，政府做出高考决定到举行高考也就两个月时间。直到考试前的一周，我请了几天假，同我高中同学、在区里工作的陈慈洲一块儿简单复习了几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报考读高中时我的长项：理科，而是报了文科。

　　那一年考试是各省自主出题，但科目基本一致，包括政治、语文、数理化。翻自己日记，我发现考试情况也没有记録。只记得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据说，有人把作文写成了学习《雷锋的故事》的读后感。

　　考试后，我以复杂的心情回到自己岗位。我对能否考上心中没底。

　　收到武大録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对我来说，是特别意外、改变我一生的日子。当我搁下锄头，注目録取通知书时，一时无语，但心中充满期待。

　　知道我被武大録取的消息后，区里、大队里的领导和同事、亲戚朋友纷纷前来祝贺，并送了一份份重礼。这些都记在我当时日记里，我收到的礼物，包括一元至10元钱不等，还有毛巾、衣服、粮票、日记本等。对当时的我来说，一元钱的价值絶对无法用数字来评价。

　　杨厚兰自述：

　　杨厚兰，男，出生于50年代。在秀美的恩施农村度过童年时代，在美丽的武汉大学完成学士学业，在外交学院和南开大学浇注些许国际政治和经济养分之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证书。

　　青少年时期，曾亲历50年代末的全国大饥荒并失去了可爱的妈妈，曾亲历红小兵生活并知道了斗争的哲学。高中毕业后，曾为人之师并出任初中班主任，曾为民之官出任大队团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进入大学后又目睹了改革开放如何开启中国发展新时代。

　　进入外交部后，先后涉足非洲、亚洲和新闻等方面的工作，曾在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阿富汗和尼泊尔常驻，并率队赴柬埔寨和缅甸工作。

　　这些年，曾涉足东南亚事务，作为处长，亲历了中国-东盟“10＋1”对话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曾涉足东北亚事务，作为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大使，亲历了朝鲜半岛和六方会谈最复杂时期的应对和斡旋；曾涉足南亚安全泥潭，作为驻阿富汗大使，亲历了中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新发展。

　　2011年，再次跨越喜马拉雅世界最高峰，出任驻尼泊尔大使。

　　编者附记：

　　2018年2月2日，我们亲爱的同学杨厚兰因病不幸辞世，生命定格于61岁。

　　杨厚兰于201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15年担任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等职。

　　他还受聘任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