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下“第一次在台湾出书”这个题目时，不禁哑然失笑：我的那60几个大学同窗一定会说我小题大做。毕业30多年了，就这点事好写么？说真的，还就是这件事值得一写。一个不是写书、就是教书，不是教书、就是读书的人，在他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比书更重要的？何况，“第一次在台湾出书”，还真有一点“历史意义”。

　　一

　　事情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说起。知道了那个时代，才能体会到出书在当时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高校教师下海的人急剧增加，其原因很简单，呆在高校里太苦了。当时，流行的话题中有三大难的说法：一是出书难，二是评职称难，三是住房难。难到什么程度呢？且听在下道来。

　　先说出书难。那个年代，谁也不会想到，才过了十几年，就会出现图书过剩的盛况。那个年代，正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就算得上一件大事。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除了李泽厚这一类特殊情况之外，大多只有一两本书；如果一个学者要证明他在职称评审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最有力的一个理由是：我有书，他没有书，凭什么他上了，我没上？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是：“要摔得响！”所谓“摔得响”，就是有自己的专著，往桌上一丢，其声清脆，而这本书的作者，理所当然“自我感觉良好”，在他人眼中也确实非同小可。那真是一个“一本书主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帮人出一本书，或者求人出一本书，都是极其引人注目的事，出书能不难吗？

　　再说评职称难。现在流行一句话：“教授满地走，讲师不如狗。”回想当年评职称的艰难情形，恍如隔世，如果不是亲历者，我也许不会相信那竟是实情。有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四十出头了，还是讲师；有一位直到退休的时候还是副教授。一个系（那时候习惯于叫系，不叫院）的教授，就那么几个，个个都是大牌，不像现在教授太多，要特别地将“大牌教授”区别出来。上职称之所以难，主要是因为文革前后长期不评职称，积压的人才太多，以致那几个职称指标，杯水车薪，压根儿不能解决问题。无奈之下，许多单位在评职称时，总是同时用两个指标来卡人：资历和成果。只有资历和成果都占上风的人，才上得了职称：要是只有资历而成果并不显着，或者成果显着而资历不够，在评职称时都免不了大受委屈。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大名鼎鼎的易中天教授，就是因为资历不够而在职称上吃了很多苦头的人。他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天资极好，成果也多，备受胡国瑞等先生的器重。和他同时竞争同一档职称的，有许多比他早留校十几年，论资历，他是没法比的，因此老是评不上，“非战之罪也”，资历不如人也。后来他从武汉大学调到厦门大学，在百家讲坛一夜成名，武汉的一家媒体曾特意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易中天调离武大，是不是因为在职称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时我对记者说了上面这些情况。也许记者觉得这些话不符合“人咬狗”的标准，他只报导了别的采访内容，而把这些话给淘汰掉了。媒体终究是媒体呀！

　　接下来说“住房难”。文革期间，高等学校若存若亡，其住房规模，只有萎缩的，没有扩大的。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学生数量和教职工数量急剧增加，住房紧张的状况，直到本世纪初才得到显着缓解。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住房难，难于上青天”的时候。说几个例子吧。胡国瑞教授，当时是80岁左右，据我目测，他的住房面积不会超过80平米；唐富龄教授，当时是60岁左右，住在极为吵闹的马路边，住房面积不会超过50平米；易中天教授，当时40多岁，住房面积不会超过40平米；我当时30多岁，已经是副教授，住房面积仅有27平米。现在流行一部叫《蜗居》的电影，那时候，高校里边，到处都是蜗居。一到晚上，“老子”要做学问，子女要做作业，两代人争空间、争灯光，也算一道风景。

　　出书难、评职称难、住房难，在这三个难题中，高校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首先要解决的是出书的问题。何也？书多，上职称就可能快一些；职称上了，住房就有可能大一些。出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

　　对于我来说，出书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之外，还有另一层特殊的重要性。

　　比起易中天教授这一类学者来，在评职称方面我是幸运的。那时候，各高等学校考虑到人才积压的状况过于严重，特别给一部分年轻学者划出了一片发展空间，即所谓“破格晋升”。凡是年龄没有超过35岁的，晋升副教授时可以破格；凡是年龄没有超过45岁的，晋升教授时可以破格。所谓“破格”，是说这些人的职称名额由学校单列，他们不必与本系的其他老师竞争，而只要达到学校的相关要求就行。这种特殊年代才会实行的政策，我是得到了好处的人之一。1991年5月，34岁那年，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在武大中文系，一度是最年轻的副教授。

　　破格晋升副教授之后，高兴了没几天，自己就觉得有些不自在了。有一个事实，别人不说，我也清楚：有一部分教师，比如易中天教授，人家虽然还是讲师，可是已经有了著作；你虽然已经是副教授，可是你居然没有出过书。人人心里有杆秤，自己心里当然也是有杆秤的。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赶紧出书，否则就会一直尴尬下去。

　　出书的焦虑在那几年一直困扰着我。

　　我曾经假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一个途径是，请名家推荐。有一些名家，他们在学术界有影响力，而且也热心于提携后进，只是，我生性脸皮太薄，不好意思找任何人开口，生怕遭到拒絶，伤害了那份脆弱的自尊心。还有一个途径，是请人赞助出书。有一些口袋比较暖和的人，崇尚风雅，乐于资助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只是，我对补贴出书，不只是羞于启齿，甚至有些避之惟恐不及。一个人急于出书，又不愿意放下自尊心，这就难办了。

　　一天和内人闲聊，又说到了出书的事情。内人试探地问：能不能把书拿到台湾去出？

　　把书拿到台湾去出，在当时已经不是新鲜事，像文津出版社，就已经开始成系列地推出大陆博士学位论文，而三民书局，也出版了不少由大陆学者译注的古籍。可是，我的书不属于这两个系列，不会有台湾的出版人主动来找我约稿。既然不能守株待兔，那就只有主动找兔。

　　接下来的几天，昏天黑地，我持续不停地忙着这几件事情：在学校图书馆里，一本一本地查阅台湾版书籍的版权页，把出版社、出版社通讯地址、发行人等数据一一钞録在笔记本上；用复印纸复写《中国传奇小说史》的目録（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自己用复印纸复写是准确率最高的），一连复写了一、二十份，分装在信封中，从邮局寄往台湾。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了我的稿子，就有戏。

　　寄发那些邮件的时间是1994年初。有一个情况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的，我所联系的那些出版社，有好多家其实已经关门，往那里投稿，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邮件寄出去一个月之后，我就感到了来自内人的沉重压力。那段日子里，只要我去了系里，回来时内人一定会问：台湾回信了没有？起初我总是用一句话回应：哪有这么快？但这句话在两个月之后就不管用了。两个月之后，内人得出了一个结论：看来你只能在武大混混。台湾的出版社水平高，没有一家看得上你。内人不光说这些话，还要在这些话之外加上一声长叹。那个时候，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在无力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候，是一种多么难堪的境况。

　　对于我来说，出书是跟尊严联系在一起的一件大事。

　　三

　　1994年4月，事情真应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在日复一日的期待中，终于收到了正中书局的来函。至今我还记得，正中书局的信封上印有“反攻大陆”的字样，让我好生奇怪：这样的信居然也能安然无恙地通过大陆海关。若干年后，我对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解释：也许，在大陆海关看来，“反攻大陆”其实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嘛。

　　正中书局的来函，内容主要有两点：一、书局对《中国传奇小说史》目録很感兴趣；二、书局希望我提供第二章、第七章的完整书稿，书局拟请专家匿名审阅。

　　我难以说出我读了这封信之后的感受。当时的一个念头，和中举时的范进极为相似：“好了！”但兴奋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一倍的忐忑不安：书稿寄去之后，是不是能够通过匿名评审？当时我对台湾的学术界瞭解甚少，也不知道那位审稿专家有没有特殊的学术立场。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

　　忐忑不安归忐忑不安，书稿总是要寄去的。送审的书稿，不光要再加打磨，而且要多复写几份。那个时候，大多数出版社或刊物都有这样一个声明：请作者自留底稿。言下之意是，如不采用，不担保一定退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尚未成名的作者，谁又能保证你的稿件一定被采用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自留底稿”。而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自留底稿”的办法就是多复写几份。

　　有一个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是夏天，我住的地方是珞涵邨1栋1门1号，27平米，主房间11平米，正对着西晒，室内温度不知道是30几度，只是感觉打着赤膊也会不停流汗。就是在那间房子里，大概是傍晚8点钟的时候，定稿的事终于接近尾声，只剩最后两千字了。我站起身来，舒了一口气，不知怎么突然有一种撑不住的感觉，很疲倦，很累。但我不想把事情拖到第二天，就两千字嘛，一鼓作气写完多好。这个想法也得到内人的支持，于是我连喝了两杯浓咖啡，希望能提起神来。出乎意料的是，两杯浓咖啡刚喝下去，睡意就迫使我躺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自从有了这一次经历，此后我再也没有用咖啡提过神，也不再相信咖啡提神的说法。不知是咖啡误我，还是我误咖啡。

　　在1994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在那间正对着西晒的房子里，《中国传奇小说史》和《中国笔记小说史》这两部书先后定稿。一个月之后，我们迁入珞涵村5栋2门3号，住房面积增加了11平米左右。

　　给正中书局的送审稿，是迁居之前寄出的。

　　四

　　1994年的8月下旬，那天下午，终于收到了正中书局的正式出版合同，随合同一起寄来的还有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这些审稿意见，对于别人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我，它不仅让我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也缓解了几年来一直压在心头的焦虑。一个做学术的人，他不能不在乎同行的认可。所以，我愿意把这些审稿意见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

　　“一，本书对于中国传奇小说做历史性的评介，分析得当。二，在刘开荣撰《唐代小说研究》之后，一直没有比较理想的唐人传奇研究出现，台湾后有祝秀侠、刘瑛等人之《唐代传奇研究》等多本唐人传奇研究，缺陷仍多。本书贴近各个时代的情境来分析传奇作品，较为合理。三，对于传奇作者及传奇单篇之分析皆颇为恰当。”正中书局同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将书名定为《中国传奇小说史话》。

　　一边是这些审稿意见让我感到兴奋，一边是出版合同让内人感到兴奋。兴奋之余，她最关心的事情是，能不能请正中书局在1995年3月出书？内人之所以关心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按照惯例，这是评职称的时候。如果我在1995年参评职称，还可以享受“破格晋升”的优惠。“破格晋升”，可以避开许多矛盾，是一个不能轻易放过的机会。我们试着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正中书局，没想到正中书局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记得《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的责编是张淑芬女士，她对作者的体谅令人感动：不仅出书的时间与作者的期待同步，还特意用快递寄来了样书，以便参评职称时能按时上交。

　　《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在正中书局的出版，还带来了另外两个副产品：台湾的志一出版社稍后要走了拙着《中国笔记小说史》，1995年3月出版；台湾的扬智书局约我写一本《禅宗的人生哲学》，稿酬较高，并承诺在1995年3月准时出书。之所以有这两个副产品，那是得益于正中书局的品牌效应。一个在业界享有声望的老书局，它的作者也会跟着提高身价。而我从这些副产品得到的好处是：从此以后，经济状况大为改善，虽然没有达到致富的标准，但确实可以说是脱贫了。从1995年起，我的稿费收入明显增加，家里的伙食也跟着多了花样，孩子的零食也稍稍丰富了一些，老家来人时，我们也有能力做一点慷慨的事情了。

　　“一本书主义”，还是有些道理的，尤其是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

　　陈文新简介：

　　陈文新，男，1957年8月生，湖北公安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博导。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主编、《中国学术档案大系》主编、《湖北省志》总纂委员会副总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俗文学学会顾问、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所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立体地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奬（2008年）和湖北省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奬一等奬（2009年）, 入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十年建设标志性成果（2000-2010年）、“新中国六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展”（1949-2009）和“党的十六大以来出版业发展成就”代表性成果（2002-2012），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的长城”。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红楼梦的现代误读》、《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刘永济评传》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近300篇,其中数十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全文转摘或摘要转载。多次赴海外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