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后，30年工作大体分三段，机关10年，下海8年，又上岸12年。从某种角度讲，从商海回到国营体制内的这十几年，也是我工作经历中最有另类挑战，也最有别样感受的一段，就晒晒其中的几个故事，看能否引起大家，尤其是我们后代的兴趣。

　　现今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大都很风光，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首选。可十几年前，许多央企很困难。我那时正好参与整合困难央企的工作，纠结其中直至退休。

　　穆仁智与杨白劳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讨债，也是清算组的基本功。中国建筑材料总公司破产时共有债权173笔，涉及金额6053.47万，经清理，可能收回债权17笔，共计金额2395.61万。其中，有湖南湘潭和冷水江两个地方国营企业欠几十万。由于建材总公司是中央流通企业暨诚通集团34户计划内、计划外破产企业的第一家，也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央企破产第一家，需要摸索经验，所以都十分重视。清算组长和我（清算组综合组长）决定首当“穆仁智”，赶赴民风彪悍的湘中，向“杨白劳”企业追讨欠款。行前虽有各种准备，信心也有，还是不免有点忐忑。

　　2000年8月23日一大早，我们来到湖南湘潭恒生建陶厂，不想厂里冷冷清清，张厂长没有如约在厂里等候。办公室陈主任说“可能去长沙开会了”，当即呼了两遍BB机，等不到回音，又打他的手机，关机。等得实在无趣，我们决定先赴冷水江，回头再来。

　　我们向公司下属单位借用一台车和司机，立即向山区赶去。司机小伙是湖南伢子，刚从北京防化兵司令部首长身边复员，神情严肃，言语不多，经常不顾我们提醒，在山区碎石公路上飙到时速100公里。车行3个多小时，遇到一个较陡的上坡，将到坡顶，忽然在路中间出现一位挑着空担的农妇！随着左右剧烈的摇晃和尖利的的刹车声，车从农妇身边飞过，逆时针扭转360度，冲到坡下30多米处，在深深的路沟边停住！司机二话不说，拉开车门，梗着脖子，甩起胳膊直奔农妇而去，惊魂未定的我们也赶快跟上。快到跟前儿，只见好几个肩扛锄头、手握冲担的农民围了上来，司机见状，挥舞拳头立刻顺了下来，用低沉的方言吼了农妇几声，就回到车上。我们这才松口气，回回神。刚想安慰司机，却发现他不说话也不开车，两手两腿都在瑟瑟发抖！剩下的路是我开的车，边开边想，湖南人尽管强悍，倒也很识时务。

　　下午5点，赶到到湖南冷水江耐火材料厂，与等候多时的刘副厂长约定，明日早上对账（讨债策略）。24日一大早，刘厂长为了表示诚意，特地开着厂里唯一的一辆哪儿都响的“212”北京吉普引路。快到厂区，远远看见厂门口熙熙攘攘，人群聚集，心想，难道是群众上访？还是厂里组织“欢迎”穆仁智？但气氛倒也看不出有多紧张。

　　经过一片黄褐色的厂区，来到厂长办公室，屋里除了两套油漆斑驳的三屉桌椅、一排緑色档案柜、两张长条椅外，还坐着一个老人。见我们进屋，他只瞟了我们一眼，也不打招呼。见我们有点疑惑，厂长忙解释，老人是厂里的退休工人，想“解决”一些拖欠多时的医疗费，厂里困难暂时报销不了（也是穆仁智！），他已经连续来了几天了——“我们说我们的事，冇得关系的”。于是在这种有点异样的气氛中，我们说明来意，要求先对帐。趁财务对帐，厂长带我们参观了部分还在生产的车间。其间，我问起门口的人群。厂长说，因为厂里已经半停产一年多，停发工资也半年多，前几天讨回一些货款（也是穆仁智？），今天给还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我们干部和下岗的工人都不发）发8月份的“开学”工资——因为下个月要开学，家长要交学费！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一紧。

　　对帐无误，欠44万。于是开始最尴尬的部分：我们轮番从计划内破产讲到清算组责任等等，态度严肃，要求明确。厂长耐心听完，然后说，情况你们都看到了，现在实在冇得法，8月底可能还会讨一笔账回来（谁是杨白劳？），9月份再还？这次你们也蛮辛苦，要不等曹厂长和邹助理回来商量后，先去借几千块钱你们带走？听到此，我和同事不约而同沉吟片刻，起身告退。出门略一商量，回屋，拿出另一个方案：让厂里写一个9月份还清欠款的还款计划，我们带回去向法官和债权人汇报。协议很快达成，我们谢絶留饭，匆匆告辞。整个过程，老人一直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们在街转角处的小店吃了碗面就立即赶回湘潭。还是没有见到张厂长，只好对对帐，签个还款协议了事。回程路上，我们无心观景，若有所思，对湘地民风有了别样理解。司机车速也有所降低，大家似乎都领会到些什么。

　　顺便提一句，中国建筑材料总公司共依法清回债权现金81万元，扺债物品290.48万元。

　　此“资产管理公司”非彼“资产管理公司”

　　一提起资产管理公司，大家的印象就是承接并处置工、农、中、建银行“不良资产”的“华融”、“东方”等金融性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公司的任务明确——处置不良资产，回收资金。可是，专门管理“不良企业”的另一类资产管理公司怎样运作？是一个新的问题。诚通控股2004年初创立“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时，集团主要领导（田源已回中国期货经纪公司）心里也没底。由于在第一线管理处置“不良企业”已经有四五年经验，我又被调到新元公司继续从事对不良企业的管理工作。

　　不良央企到底应该怎么管理？大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不良企业”与金融类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不良资产”有根本性的区别：我们除了要处理变现不良资产外，还要多管两件事，一件是职工安置，一件是清偿债务。多数情况下，总账算下来是负的，也就是说，资产卖完了，还不够支付离退休人员、职工安置费用和还债。而且，安置职工、保持稳定是头等大事（社会主义优越性啊），我们的精力有80％花费在这项工作上面。也可以说，处理不良国企，不仅是一项棘手的经济活动，更是一个决不能掉以轻心的政治任务。

　　2002年10月13日，诚通控股公司下属二级破产企业（破产清算程序即将终结）中国有色金属材料西北公司原已分流安置的40多位职工，给破产法院、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委、机关发出群体上访信件，反映他们对企业破产、职工安置、生活设施改造等问题的意见。同时，把公司大门也锁上了！14日，经贸委转来此信。集团新上任年轻领导异常重视，15日，单独找我谈话，要求一定要“一次性永远处理掉”这些问题，并交代，“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当晚我就飞到西安。

　　16日一早，我和公司原派到企业的破产清算组长刚要走进与职工代表对话的会议室，就看见走廊里席地坐着几十个人，是一大早就来的。这些职工都在企业经营困难乃至濒临破产之时，各自按照当时的安置政策，领了补偿金，离开了企业，有的已经走了好多年。现在政策性破产，职工安置费是过去三年平均工资的3倍（总共也就两三万元），比当时他们拿得多，所以要求回到企业重新安置。这个要求显然不可能满足，因为一来政策明文规定不允许，集团无权开这个口子；二来全集团类似情况很多，连锁反应谁也担待不起。

　　进屋后，6位职工代表表情严峻地端坐在对面，其中有一位据说当过周总理的警卫员。会议在紧绷的气氛中开始，我们诚心诚意听取代表一一发言。企业破产就像一个多年的池塘放干了水，塘底沉淀的陈年旧帐全部露出，职工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如：让破产财产的收购方先拿出可能产生的利润来再次安置职工；拖欠的工资未发；因公家有部分产权，所住房屋房产证没有办；那年工资调级未调要求补调，其它公司破产后还留有小公司可以就业，我们为什么不行？等等。有的职工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当时领导骗我们说公司要关门，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还说破产后就拿不到钱了，我们这才签的协议。我和我爱人一毕业就到公司，现在都四五十岁了，被剥得光光的，就像个剥皮青蛙！这次一定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李总不能回北京！——有点文革风格。

　　听完代表发言，我必须代表上级表态。于是，我先找到和职工的共同点：都曾是公司这一条船上的人；都想解决问题，都愿意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从国家多拿点安置费（又不掏我的腰包）；可以共同探讨一切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包括群体的和个人的。然后实话实说，讲有关法律规定，摆政策界限，讲不能做的苦衷，逐条研究职工代表提出来的要求，一连谈了6个小时。接着，把所有职工请进来，又连续对话8个小时，其间，大家只有吃盒饭，上厕所的间隙。由于对话繁琐沉闷，详情不赘。

　　22日，诚通集团就此事件向中央企业工委办公厅值班室汇报，下面是其中的一段话：

　　“该同志扺西安后，会同法院和清算组认真研究分析事件的背景及原职工的要求，并两次分别与职工代表和全体职工连续对话6个小时和8个小时，耐心宣讲法律法规和政策，解释法院和清算组的做法，共同商讨在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切实解决职工生活设施改造等问题的具体方法；对原职工提出的不能和无法满足、超过政策标准的额外要求，也做出了详尽的解说；对其过激的言行，也提出了鲜明委婉的批评。对话后，职工对过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仍不满意，但激动的情绪已经平和，并承诺不采取过激和违法的行动。

　　“目前，清算组在法院的领导下，正着手解决原职工住宅生活设施改造等具体问题，原职工也积极配合，虽然不能说心态已经平衡，但并未表现出发生新的群体事件的趋势”。

　　事后回想起来，困难国企职工何尝不是在改革发展中“被成本”的一个群体呢？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处置困难企业，都会触动职工既定的“奶酪”，群体事件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由于诚通控股及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后来成为国资委央企改革中管理不良央企的试点公司，专门解决难题，所以职工群体上访时有发生。有一次，几十个东北的下岗职工代表“占领”集团下属的储运总公司大会议室，个把星期里又吃又住又谈，好不热闹。

　　好在这一页快要翻过，经过这些年“断后”工作，困难央企的历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已经是国资委和得到特殊关照的“共和国长子”们的关注重心。诚通控股也有了较大发展，成为央企中物流、造纸、贸易的龙头企业之一。其下属的香港上市公司“诚通发展”，由于注入从困难企业剥离的部分优质土地资产，获得股民青睐，股价有了较好表现。这么说吧，上面看到的大多是背面，当孔雀转过身来，更有一屏多彩的尾翎。

　　见识专家立法

　　200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贾志杰、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黔贵、中德合作项目德方代表冯凯，共同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国际研讨会。这是自新《破产法》起草、修改十年中，广泛征求意见的多次改稿会、研讨会中的一次。来年，《破产法》将进入正式征求国务院意见，提交人大常委会“三读”等立法审议程序。中方参加的有人大财经委、国务院法制办、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国资委等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代表、全总、最高院、基层法院的代表、律师和破产法起草小组的多位专家教授，外方有德方项目（资助方）负责人、丹麦法官、德国律师、澳大利亚教授等。我作为实际参与操作国企破产较多（34户）的诚通控股公司的代表，第四次应邀出席此类改稿、研讨会议。

　　说起来还要感谢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中文系78级王平校友。当初刚开始接触破产工作，听说新《破产法》正在起草修改，请他介绍专家给我们讲课培训；人大财经委破产法起草组也想听取来自破产实践方面的意见，我们刚好送上门来，于是一来二去，机缘巧合，我们获得了多次宝贵的学习、沟通机会和参与、影响立法的自我感觉。

　　会上，起草小组成员，政法大学王卫国、李曙光，社科院法学所邹海林，人大法学院王欣新、汤维建，中山大学刘荣军等破产法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对破产发草案分别逐章逐段地讲解，代表起草组、也代表个人提出意见，包括对这一稿的不同意见。紧接着某专家教授对某一章的讲解，其他专家和教授和与会各方代表(包括外国专家)纷纷代表各自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循不同的专业深度，对草案逐字逐句提出修改意见，气氛热烈，意见纷呈。

　　例如，关于破产原因，国际上大多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应破产还债，原因单一，是客观事实，不需要主观判断，据此，债权人和债务人都能申请破产。那次的讨论稿按照中国特色，加上“资不扺债”、“经营困难”等条件，一下就复杂多了。连我这个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都产生了很多疑问：“资不扺债”的结论，理应进入破产程序后，经过中介机构审计和评估后才能公正得出，怎么提前成了破产原因？经营困不困难大多只能由债务人自己表述，债权人怎么知道呢？可见认识可能极度相左，表达也许五花八门。对这些困惑，会上争论较多，我们也在会上提出意见讨论，并就教专家。

　　就连《破产法》起草组的专家教授，有的留学德国，属大陆法系；有的留学英美，属英美法系，师从渊源、学派、学养各不相同，在起草过程中不乏激烈的争论。例如，关于破产的时间起点，有的主张“‘受理’开始主义”，有的主张“‘宣破’开始主义”，往往从法理讲到法史，从立法宗旨讲到司法体系，从前瞻性讲到与国际接轨，总是让我这个学生好生敬佩。

　　新《破产法》草案对比老《破产法》，有两个较大的改动，一个是引进“破产管理人”制度，即由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担任破产管理人，改变过去国企破产由“清算组”负责的做法。二是在“清算”“和解”以外，增加了一个“重整”程序，意在拯救那些虽一时还不了债，但还有希望的企业，减少社会波动。

　　而恰恰就这两点，与我们的经验有冲突。例如，2002年1月，原有十几亿资产的中国黑色金属材料总公司破产，我担任清算组组长。审计评估后，这个当年的“钢铁大王”，破产财产仅剩共5800万，变现总额1174万，债务却有11.44亿（絶大部分欠国有银行）。破产清算过程约有3年，费用花了290万，支付职工安置费和欠款237万，最后分给债权人的只有647万，清偿率为0.5655％。

　　就此，我们起草了一份书面意见交给起草小组，认为，起草破产法时，在考虑理论的完备性、前瞻性、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要考虑立法规范的经济行为所发生其上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外是私有制；从符合国情和可操作性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有成千上万职工的国企破产，交给一个律师或会计师个人能够搞定；国企一旦到了要破产这一步，根本不可能救活。何况，国有企业破产，破的大部分是国有银行的资产，都是国有，左兜右兜，最后都是国家财政买单，安置好离退休人员和职工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甚至突发奇想：为什么还要选择“破产”这条成本最高的处置困难企业的途径呢？由财政出钱安置职工，企业资产变现后，清偿除国有银行外的债务后，剩余的上缴国库；银行的损失财政核销，岂不快哉？

　　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该法于2007年6月1日生效。其中，关于破产原因，新破产法取消了“经营困难”的提法；破产管理人除了中介机构（不是个人）外，还可以由“清算组”担任；“在本法施行前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有了法律保证：拖欠的工资、社保、该发的补偿金等优先受偿——哪怕是动用有担保的财产。这絶对是中国特色。

　　李刚自述：

　　本人李刚，1951年生。属兔好动。祖籍山东，爽直爱出手。初二当红卫兵，扒车进京受过毛主席接见，后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逍遥派。

　　1978年进武大时27岁，已经“下过乡”（知青1年半）、“做过工”（工人半年），“扛过枪”（海军航空兵4年），“拿过笔”（编辑记者3年），故可带薪（38.5元）上学。考大学主要是对当“喉舌”已缺乏激情，向往新知识、新生活，并没有明确的梦想。在校期间虽任过校学生会宣传部长、班长，但率性散淡，电视常看到“再见”，论文遭导师催交。

　　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教育部，坐了近10年机关。1991年，经过动荡洗礼和党校学习，竟选择下海经商，创建过文化市场研究所，举办过《汉语风》全国首届外国人汉语大赛，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同时，曾与校友一道，策划筹建我国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1992年，又被校友拉去筹建中国第一家国际期货公司。8年后，又到一家央企搞困难国企的“整改”，直至退休。

　　我从1968年底下乡，至2011年退休，待过10个单位，干过8个行当，跳槽频繁，皆因属兔（却被吴兆龙同学说成是“向日葵”）；娶外文系学妹为妻，至今未换，有一个校友儿子，盼他也生儿子，此乃山东人秉性也——果然如愿！

　　感激时代，有房有车有闲，一切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