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主党派工作，年级有类似经历的同学不多，或许会有一点冷僻题材独家报导的效果。

　　病休后以78级一员分配至 “两会”中央——这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两个单位合二为一的简称。当时“两会”在一栋大楼里办公，虽各自建档，但置于一个人事处管理。除组织部各自独立办公外，其他部门差不多都是合在一起，分不出个你我，有点像联体双胞胎。

　　自文革后首批大学生1982年春毕业，两三年时间里，“两会”先后分来二三十个大学生，且多来自名牌大学。这么多青春达人聚在一栋不算太大的大楼里自然很是热闹。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像是又回到了大学。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很像是大学生活的延续，大概可以称之为“大学后”。这批大学生分来“两会”后多数不安心，纷纷考研、跳槽。主要原因是这里与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有很多的不一样，让一些心里揣着大想法的人很不适应。很快就有人称这里为“特区”，为区别于深圳经济特区，故称做“政治特区”。

　　上班时上下午各有一次15分钟的工间休息。这时大喇叭里就会响起“社会主义好”的歌声，让你仿佛置身于五六十年代某些电影背景里。在李谷一、朱明瑛、成方圆辈唱响的年代，这之间的反差挺能撩拨人的幽默神经。开始，只要歌声响起，我就会忍不住笑，和好些人一起笑。

　　民主党派应该算是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一个有特色的政治元素。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属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中国唯一一个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同等政治分量的社会团体。“两会”的组织机构隶属于中央统战部，而财政拨款、诸多事务又挂靠在全国政协。“两会”当初主要联系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即解放前的实业家、各类工商业者，甚至一些小手工业者，当然也包括一些与“两会”有血缘关系的经济界的知识分子。像荣毅仁、王光英都是“两会”的副主席，还有诸如铅笔大王、猪鬃大王等一众旧时工商大腕。当时武大经济系的知名教授李崇淮就是民建会员。解放前中国的大实业家，但凡滞留大陆而又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差不多都在“两会”乃至全国人大政协有着重要或不太重要的位子。就是一般旧时人员，也大多历史背景不简单。后来我因身体原因调到史料办公室赋闲，就那么几个人，几乎全是名人、贵胄。室主任是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的英语翻译，一位林老头是当年和臧克家一起写诗的同仁。另有三个姓寿的，一是老《大公报》报人，一是王昆仑的女婿，还有一个是溥仪溥杰的堂叔。这位皇叔还把他的堂外孙女——溥仪溥杰同父异母的亲外甥女介绍来做清洁临时工。此女姓王（爱新觉罗氏走汉姓为三：金、寿、王），30来岁，白白胖胖的很有格格相，老实巴交得不行。记得有位孙姓民建副主席（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托她向溥杰求字，没过几天，她就恭恭敬敬地送来了。当时我供职于民建秘书处，正好借在主席办公室行走，知道她如果借溥杰赠书机缘谋求转正，甚至获得一份不错的差使并不是太难。但她并没有借此经营，这件事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老实人。像这些人大概可以划到文革年代所说的旧中国的遗老遗少一类吧（个别除外）。

　　多年受政治教育，资产阶级贪婪凶残，是剥削阶级，是劳动人民的敌人这类印象已经很深。现在却要和他们混在一起，还要在其手下工作，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别扭。

　　 缘于上述人员构成原因，“两会”很有钱。譬如1984年某协会有人向工商联索赠一千万，时任工商联主席胡子昂最终也勉为其难答应了。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无从知道“两会”哪来这么多钱，猜想大概与这些大“资本家”的资产有关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有钱的单位，却是一副勤俭持家的穷酸样。办公用的桌椅柜子几乎都是几十年前的老东西，破旧难看。好多办公用品都是文革前的。日常使用的便笺纸已经发黄，隐约闻到一丝霉味，上面的繁体字说明还是汉字简化以前的产品。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宿舍里的那些个破旧家具。一张小学生那样的小方桌，漆已掉光，乌黢抹黑；破铁床深度凹陷，躺上去人就打弯，根本无法伸直；褥子是50年代的东西，从没洗过，脏得像抹布，里面填满稻草，浓重的霉味熏得人头疼……多次反映没有结果，我们几乎成了“愤怒的青年”，碰在一起就会批判“两会”，诉苦泄愤。

　　这里没有像一些部委那样的与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配合、统一行动的政事要做。非执政党，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家政事。除了开大会住进宾馆那阵子忙一下，好些人平时应该说有点闲，多数时间是看看“两会”自己的文件。而这些文件的内容与我们当时的理想追求、志趣喜好、前途利益似乎没有什么太大联系，看多了就会厌烦。会内也从来没有评先、年终总结表彰之说。平时工作压力不大，生活平静如水，同时也感到沉闷闷的，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力和失落。

　　刚毕业那阵，心态浮躁，加之上述种种原因，在这里不安心就是很自然的了，对自己的分配便有了想法，同时也挺佩服78级一位同学（我后来称他“先知”）于毕业前对我分配去向的准确分析。

　　毕业前，系里一位管事的领导曾热情地要我留校，大概是77级留校同学的优秀产生的连锁反应吧。我想都没想就非婉言地谢絶了，因为想去北京。在校期间，我不曾有过去外地的念头。进京的想法是那次跟着老于头（于可训）、大刘头（刘晨锋）去武昌火车站送几个77级进京同学时突然蹦出来的。火车即将启动，女播音员磁性性感的声音漫过一片嘈杂将我击中。车轮会一路均匀卖力地Rap旅程的神秘，缓缓推远过去，最后把你递给一个陌生新奇的城市。这种诱惑无法抗拒。应该说当时进京的想法中功利的成分不多，就是特想复制送行时的那种情境与感觉。后来回想此事，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一生基本都是跟着感觉在走。一些时候走对了，但一旦被感觉欺骗，失误就是颠覆性的，肠子悔青的那种。所以这一生坎坷不平、波动不定，正如我的名字。一位老同学说我“×商高、情商低”，一位现同事说我“永远长不大”，说明我的弱点地球人都知道。说实话，“情商低”都是客气的，我在处理很多具体事情时，脑子总是很不给力，所以总是在要命的档口失误掉链子。近年才明白这些应该与我大脑某一区域功能低下有关。现在我经常会对人讲自己弱智，身旁那么多人竟没有谁来纠正我。哪怕有一个人出来表示不完全赞同，我也好想一点。

　　84年秋，铅笔大王吴羹梅住进中日友好医院，我跑前忙后张罗打点。小办事员嘛，本职工作。作为奬赏，吴王领我到他隔壁的单人病房看陈景润。陈两次被撞，当时“帕金森”发作，站立不稳、两手直哆嗦。他把病床挪到墙边，摆上一张办公桌，用一台酷似当年砖头録音机那样的进口计算机，令人敬佩而没有指望地弄着他的“1＋1”。看着他恍惚游移的眼神，我感觉面对现实缤纷世界的那扇窗口在他心中似乎从来没有完全打开过。我琢磨自己脑子总是不给力的那一部分可能有点像他。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中外知名的数学奇才，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小人物。人的生理差异应该是导致人生形态千差万别的基础因素，多数人的命运其实从降临人世时就大致敲定。

　　78级那位“先知”年龄比我也大不了多少，但一副老江湖范儿。他对我说，你呢，长跑、休学，德智体成果表上也有那么几条，还有你们77级留校的几位在那里戳着，你的分配絶不会差。但是，现在你是组织关照、同学帮助，一些重要活动有心无力，所以也不可能太好，大概比中要好，比上又差那么一点。分配方案公布前，具体负责分配的林老师满面春风地告诉我：把你分到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你是团总支委员，又能写，很合适的。我高兴得屁颠屁颠地跑回来告诉“先知”，他反应平淡，很不以为然，说最终宣布的才算数。果然过了几天，林又告诉我，团中央的名额给别的同学了，好像挺替我惋惜的。分到“两会”后一段时间，内心确实佩服“先知”，就想，都是同龄人，社会经验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哩。

　　扯远了。

　　呆过一段时间后，慢慢发现“两会”其实也有许多让人愉快的事情。首先，工作压力不大这一点就很适合我。稍微串串门蹿一下岗，一般在允许范围内，只要你不过分。上班时间练一下字，头头不仅不责怪，反而有赞许鼓励的意思。隔三岔五单位就会组织看电影、话剧和一些有当红明星出场的文艺演出。每年除春游秋游，入夏还有一个北戴河避暑。“两会”在北戴河有一座临海别墅，免费吃住，每天到海里泡一泡，从内到外哪儿都舒服。有时陪头头出差，不管到哪里，下面的“两会”、统战口都像接待中央首长一般。赏山水名胜，品美食名吃自不在话下。

　　刘少安在文化部时与我仅一街之隔，文化部食堂翻修时在“两会”食堂搭过伙，还参加过这边小礼堂的舞会，对“两会”的娱乐活动情况可能有一些印象。

　　心情变好了，一年中的几个会议就有了过节的味道。那年头，鱼肉禽蛋都凭票凭本供应，我们那时候相当馋，不像现在。会议伙食是真好，特解馋。会议期间那么多年轻人住在一起也是一件很爽的事。干完活后，遇有各种娱乐活动安排就陪同与会代表一起观看。晚上没有活动了，大家就凑在一起，或打桥牌、或看足球、或开聚谈会。1983年一次会议住在京丰宾馆，正逢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一帮人聚在一起看中国队胜沙特、赢科威特，张狂的点评、放肆的叫喊，真叫痛快。

　　会议入住，往往是京城最好的宾馆轮换着来。会议期间请来大人物已是惯例，尤其是重大会议，甚至会搬动最高层。再说平时经常可以上政协礼堂、人民大会堂等一些地方旁听一些中央、国务院的会议，见大人物很容易。这些都特能满足我的虚荣心。我那时就像一个土包子进城开洋荤一样，经常会为在我眼前打开的全新的生活界面里发生的许多事情而兴奋。直到现在，我还会偶尔吹牛得瑟一下，譬如说我和邓小平、胡耀邦一起合过影。其实那是二三百人照的一个集体照。我站在最后一排的边边上，加上我比潘长江高不了一篾片的身高，尽管下面有高凳子撑着，还是需要凑近细辨才能隐约估摸哪个是我。我不仅在吹牛，还有欺骗之嫌，但却没有撒谎——欺骗不需撒谎，不撒谎就能牛皮哄哄，说明我还不是弱智得无可救药。

　　让我难忘的是“两会”的人特好。真诚纯朴、热情友善，大多数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我那时腹胀得厉害，连坐久一会都不行，上班基本是混点。从各级头头到同事很少有歧视、冷遇，而多是宽慰、鼓励、帮助。春节回汉，单位分我的春节物资，同事会商量着分摊，待我返京后再依市价给我钱，想少收一点都不行。每次会议都有一些驻京大人物的房间空着，有关人员总是悄悄给我安排一间。这类房间条件又好，特享受。记得有一年春节没回武汉，“两会”仅有一张人民大会堂春节游园会的票，也不好分，就给了我。

　　在77级的一些个大案要案中，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跑龙套的。但毕竟是从《这一代》趟过来的，脑子、嘴巴自然规矩不了。但要说我真正的有“思想”还是从进“两会”始。首先是有一批接一批好的人文书籍可以买来消受了；再者是文革后出现的“小五四”文化背景以及这一背景下的几年大学生活底子；最重要的是“政治特区”提供了一个视角拓展转换的平台。在这个特殊地方一段时间后，我很容易地就意识到，自鸦片战争国门打开后，先进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小农经济文化间的冲突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矛盾。其他各方面的几乎所有矛盾应该都是从属于这一基础矛盾的。中国近现代的一切政治变革其实都是基于这一矛盾，由农业社会形态向工业社会形态过渡的内在动因驱动的。其间，由一批实业家最初鼓捣的机器工业生产开始了中国工业社会形态的筑基。中国的“资产阶级”应该是实施推动这一“形态过渡”的主导力量，而“工人阶级”则应该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力量。

　　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最终要步入先进的工业文明，必定要有相应的社会结构、管理模式、群体生存方式、文化形态的根本性转换才能完成。在这一过渡转换中，我们英雄的前辈艰难摸索，只走了一半就以为完事了。其时，中国还只是处在一个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形态。中国已有的思想理论远不能解释、指导这一社会形态过渡转换中的重大问题。人类至“新石器”，身体形貌的进化基本完成。继续的进化则主要表现在群体生存方式和群体意识等方面的渐进。父系氏族社会对于母系氏族社会而言，絶不是奶奶换成爷爷、老娘换成老爹那么简单。中国农村以宗族姓氏血亲维系的乡村聚落生存形态如果不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不可能真正走进工业社会，中国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也不可能最终根本解决，“现代化”只可能是一个主观臆断。当然这还牵扯到一个城乡户籍差别的消除。因为这种农村聚落生态将纯朴的农业劳动人口与脚下的祖田长期捆在一起，也与落后的传统乡村文化捆在一起，农耕群体的生态及观念进化将非常缓慢。正如一干中东非洲国家，其部落生存形态已成为他们怀疑阻滞现代思维认知方式渗透，保卫原始神性的文化堡垒。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最不能相信的国家是苏联（现在应为俄罗斯）。我的一些妄语戏言如果放在别的地方，肯定会影响到政治考量。但在“政治特区”就不一样了，我被看成是这里的自己人，再加上自己不善心机的傻劲和“珞珈门派”的文字功夫，虽然一直未能正常工作，却长期受到器重关照。

　　我最初分在“两会”的谘询办公室。这里的主要工作是组织“两会”的经济理论人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或为国家的经济工作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谘询（如西部开发等），或为某些传统商品的特色保留、技艺更新提出建议（如中药、茶叶、名特食品小吃等）。做得最多也是最有成效的是成批次地组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两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如皮草、纺织、化工、食品等）到西部落后地区传授各种先进技艺、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产业效率等。“两会”的口号是“拾遗补缺”，就是配合国家做一些具体的小事情，这些工作是有实际意义的。谘询办公室也就十来个人，设为正厅级，所以说还是京城好做官。办公室副主任姓冯，四川旧时名门之后，五十挂零，气质风度不凡，长得少有的帅，文字功底、工作能力了得。此人后来升迁当上民建中央副主席。他抓起工作来一环套一环，非常扎实，让你不得不服。他对个别大学生工作不满意时会严肃脸面批评，但对我从来和颜悦色。当时“两会”有一句话就是“老冯最喜欢小张。”调回武汉前，一位上海调过来的蒋秘书长还对我讲：“只要你身体好了，替我们干一年，可以一步提到处级副处级。”

　　有人情味的事经得多了，心态会悄然变化，对有些问题慢慢也能理解了。

　　解放以来，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对象。尤其是文革期间，“两会”的许多人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就不用说了。当年“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民建副主席）就是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而含冤致死。“两会”的大多数人曾集体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一个劳改农场）苦力苦力的干活好多年。直到80年代，他们还心有余悸，担心有一天会再来一次什么政治运动。工间休息播放经典红歌，办公用品尽量从俭装穷就不难理解了。

　　“两会”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资产阶级”温和，“无产阶级”强横。有几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多是工农出身，思想左得不行，心理涉嫌阴闇，颇有王朔小说里凡知识分子都不是他妈什么好东西那股狠劲儿。这些人也做不了多少好事，但毕竟混了多年，在总务、财务、基建等非业务部门也多少混了个小职务。弄权小吏心理多不平衡，便喜欢上了刁难整蛊人。“两会”有一些“老会人”形容这些人的心态是“你舒服了，他就难受；你难受了，他就舒服”。搞得新来大学生怨怼难平的就是这么些个人。大学生闹起来，单位不得安宁，他们就偷着乐。单位各级头头多姓“资”、“知”，有事爱躲着走，总是迁就这些人，所以他们被惯得有点横。时间长了，我逐渐把对“两会”的“雠恨”转换成了对这类人的厌恶。

　　“两会”司机班有十来个司机，素质还不错，但也有横的臭毛病，个个都是你大爷。派活就要加班费，弄得工资比一般人高出一两倍。一次，工商联一位黄秘书长（四川旧时资方）要外出办事，临走前因事拖延了一会。被指派拉他的中年司机在窗外厉声怒吼：“你出不出来，你不出来，我开车走了。”黄老六十好几的人，吓得赶紧挟起包，急趋而出，狼狈地钻进了小车。我那时腹胀厉害，办公室呆不长，经常混迹于司机班，与司机大多混得很熟。见过这一幕后，我很少搭理这位司机，而对那位我平时不太尊敬的黄秘书长格外尊敬。

　　中学政治课就学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有着诸如“幼稚性、软弱性、不坚定性”等许多弱点。在“两会”的日子里，这些概念在我脑子里仿佛被使用了某些电脑软件中的“反向选择”操作，变成了“单纯、谦让、随和”的品格。后来看到了太多的有关地方官吏横行一方的媒体报导，就想，“资产阶级”的这些“弱点”不正是我们小农经济色彩浓重的官场文化、世俗文化所缺少的吗？

　　记忆中，“两会”给我启迪最大的一个人是万国权。其父是解放前东北某省副主席。他50年代毕业于武汉的华师化学系，时任民建中央驻会常务副主席，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张国字脸，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虽已届七十（如果健在年已近百），精力不输青壮。他相貌威严，但和蔼可亲；他身居高位，却无丝毫官气。只要走近他，你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幷且很想做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把我弄到主席办公室混了一段，因此得以亲眼目睹他的施政风格和人格魅力。

　　刚进“两会”时，人事提拔升迁都是由一些头头提名保荐。当时流传一句话是，在“两会”升官“要有人说话”，没人“说话”就升不了。84年万从天津调过来后就开始搞民主推荐。他组织机关所有人参与投票，一人一票写上自己所荐姓名与相应职务。有关人员清点投票箱，根据投票情况并结合其他因素，最终确定提升事宜。后来，每当我看到有关买官卖官的媒体报导时就会想起这件事。

　　接着他又搞全机关范围内提合理化建议的活动。具体过程是先开会动员，让大家酝酿一段时间，再以办公室为单位组织发言。无论男女老幼、干部工人都要发言。内容大可涉及“两会”的工作方针、未来设想，小可具体到桌椅板凳、文具纸张的添置更换。建议经集中汇总，选择有价值的，再归纳整合出工作计划。当时不少人提出了很好的各种建议，也有一些建议稀奇古怪，特逗。如有人提出在大楼顶上填土种菜送到食堂以降低伙食成本而成为笑谈。我也随声附和提了几条，有的还凑合，有的纯属扯淡，想不到都被采纳。其中一条是“民建会”可在海外相关华人圈中发展会员，建立海外支部，搞国际统战，结果上报中央统战部后给否掉了。民主党派怎么去涉足国际领域呢，这不是扯淡又是扯什么。还有一条是民建发展会员的职称标准可由中级降为初级，其实也有点扯。后来我调回武汉，所在成人高校里仅有的三位年轻民建会员中有两位是助教。我知道这与我那条有点扯的建议有关，让我颇有一种议员的感觉。我对他们讲在京提建议的事，均大笑。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则是摸彩电票。80年代初彩色电视机很难买到，当时一般人手里多少有了一点钱，因此买一台彩电就成了好多家庭的奢望。84年夏天“两会”分到了一张彩电票（北京电视机厂生产的“牡丹”，当时的中国名牌）。万国权让人在小礼堂设了一个票箱，大家都来摸，看谁运气好。全机关的人（包括不少各级头头）都聚在一起，相互打趣逗乐，热闹如同过节。最后这张宝贵的彩电票让一位做清洁的临时工抓到了。这是位年轻女性，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气质较差，就是自卑感特重，让人看一眼就会烦的那种。这种人中彩有点出乎大伙意料，一些人心里期待的游戏高潮没有出现，礼堂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大伙选择默默离开。这场本该充满快乐的游戏最终因一个卑微的人充当主角而变得索然无趣。事后我意识到正是这样的结果才更有意义。不管你什么人，无论男女老幼、高下尊卑、俊丑雅俗、正式工临时工、逗人喜欢还是不逗人喜欢，其人格、权利都是平等的。在万国权这些人心里或许一直明确持有这类观念，并自觉将这些观念施之于人际关系和工作中。

　　比较是省力的观察，也是有力的总结和开启。两个“特区”的经历让我想到，人的观念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群体的文化形态迥异，群体文化的差异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个体的观念构成。检点中国历史，“权术文化”极为发达强势，而“公义文化”则名实尴尬。这是因为权术植根于农业社会恋旧的文化传统，根基厚实肥沃，而“公义”指向未来，因而立足维艰，以致总是踏波而行如神马浮云。所以在现实中手握权力而弄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个人就会，而要制约权术建立公义则难度极大。见一些人神侃热捧中国古代权术智慧，着意弄出一个曲艺新品种——“新历史评书”，把个“百家讲坛”弄成个“新评书”堂会，也不知这些人脑子里是怎么一回事。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只有努力营造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形态，才有可能顺“势”得“道”，否则就如尼安德特人于存亡竞争中处于被动和守势。

　　“特区”记忆，情事真实，言不达意，破碎支离。现实生活太多的尴尬无奈让人徒生感慨，只是偶尔回望京城如烟往事，时有胸中激荡，起江河涛声。

　　张洪峰自述：

　　张洪峰，1954年7月出生。籍贯河北邯郸。生于汉口，8岁迁蔡甸区至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进工厂各二年半。恢复高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在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工作。1988年调回武汉一成人高校任教，2004年合并进一普通高校。2014年退休，副高职称。

　　1977年7月17日在《长江日报》首发诗（我在武大的学号是777017）。后零星发过一点诗歌、小说、小说理论文章等。病后也持续间断地写一点小东西，因未执念于发表渠道，反而少了功利，由着性子闹，成了玩弄语言的娱乐游戏。好玩！

　　1978年秋开始吃母亲没问医生自己找的不花钱的首乌片，不到半年腹肌消退，腰围加粗，现小肚腩，出现腹胀，体力、记忆力下降严重。我还问过宋老师怎么肚子长胖了。母亲一位同事汤抗（后为武汉市物价局书记兼局长）告诉我母亲，他因脱发吃首乌片得了肝炎的。母亲不告诉我，继续给我送药。又吃了一年，身体完全垮掉（中间真得了肝炎，这才停药。后有了一些中医药知识，才知道首乌可致中毒性肝炎），腹胀难忍，四肢肌肉消退严重，感觉只剩下骨头。1992年诊断出胃肠神经官能症，对症治疗才开始好起来。遇到过两个曾患此病病友（他们都完全治好了），交流时他们都说这个病厉害，感觉人就像要死了。我现住小区一个70多岁的婆婆40多岁患此病，她说我看着蛮好，不像是这个病。她说她当时像要死的。我说我以前也是。他们都是在发病后就得到了及时诊断治疗，我因一直被肝炎干扰误诊，拖得太久，身体摧残很严重，再加上是长期误用药导致，病因不同，所以治疗难度大。其实也能治好，只是没找到正确途径。现在知道方法了，但除了个子不高，其它什么都高，补药下去反而起副作用。哎，鬼谷子太诡！那十多年间就像在炼狱走了一遭。病前我食欲旺盛、饭量很大，如果不是瞎吃药，肯定一辈子都不会患此病。现在我清楚一点，自己和家人傻到这等田地，无论遇到多么倒霉的事都不为过，平静接受吧，命。我总说我傻决不是调侃自黑，是真傻，把一生都折进去了。母亲后来非常后悔，我也没怪她。在她晚年，我在生活、医疗方面为她提供了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治疗与照顾护理，以致小区、还有社区都说我是一个孝子。

　　总算挺了过来。现在身体不好，常疑寿限将至，但还能平静安排生活。平时练练气功、拉拉二胡、练练字、种种菜、打打乒乓、跑跑步，时而看一下自己写的一些游戏语言文字，以敷衍惨淡的人生，也蛮杂乱的。

　　蒙77级一众同学不弃，我一直像一个行军队伍里的掉队伤兵，跛跛歪歪地追随在这支极为优秀的队伍后面，自成故事。常从队伍里的人和事中受到感染、教示、激励，就会有贼心不死、垂死挣扎的心情偶尔生出。这时便会庸人自扰打开电脑，看着里面那些多年来的写作准备放不下，忽而好像一位老人正在梦见狮子，忽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总在不停地行走。为什么要不停地行走呢？为什么要行呢？为什么要走呢？这是为什么呢？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各位看官，因我的人生经历，我自负地认为，我最能体味这行走的意义，行走即存在，无所不在。

　　我常在梦中行走。

　　行走吹拂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