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时候，每当晚饭后，最常听到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谁也不知道活到九十九是个什么样子，但全家都很兴奋一起出去散步。因为这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时光。父亲母亲牵着我们的手出门，一路向西漫步。

　　我们家住在北京站正北大约800米的东总布胡衕，出来向西走通常有三条路：一是西总布胡衕，这条路感觉稍宽些，但常有24路公共汽车飞驰而过；二是新开路，南边的一条小街，比较昏闇狭窄；三是外交部街，在北边的一条胡衕，那是我们最爱走的一条街，安静、宽敞，晚上几乎没有车过。天好的时候，无论春夏秋冬，晚饭后我们都会去散步，一直走到老外交部的大门口，等我分别爬上那两尊大石狮子玩儿够了才转回来。那时在我的眼里父亲身材挺拔，天凉的时候穿一件长呢子大衣，戴一顶鸭舌呢帽，帽沿向下压低，脸上总带着微笑，一副很潇洒的样子。

　　那时的路灯都是昏黄的，也许是40瓦的白炽灯泡吧，上有铁制烤瓷的灯罩，安装在实木电线杆上，电线杆都是用一棵棵完整的圆木做成的。用桐油漆成几乎是黑色，肯定有快100年了。每走过一根电线杆，我都会用一只稚嫩的小手去摸那久经风霜的粗大的木桩，我喜欢那种在手心上擦出的粗糙和痒的感觉。

　　路灯一盏盏随着我们的脚步向前迎来，缓缓飘过头顶，再徐徐向后退去，留在地上的是我和父亲的影子，一高一低，一大一小，越拉越长，越飘越淡，逐渐地溶化在下一盏路灯柔软的光芒里。我一边拉着父亲那只并不强壮却温暖柔和的手，一边兴致无穷地去踩我们的影子，想把它们捉住。但是不管我怎么去踩去蹦，那些影子还是随着我们的一串串五彩颜色的大笑从脚下溜走，化作街道两旁青砖墙上的阵阵回声。

　　将近50年过去了，父亲早已远去，昏黄但是温暖的街灯也改成了很亮然而清冷的节能灯，曾经寂静空灵的街道相比之下却早已变得狭窄而嘈杂。但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些路灯和我们的影子，还能感觉到父亲手上的温度。其实，就像我当年试图踩住那些影子一样，我多么想留住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的宝贵时光啊！也像那些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渐渐飘过我头顶的路灯一样，它们始终不停歇地在我的心里缓缓转动。我记得它们，不管我漂流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走在哪一条不知名字的小街上，还是一样的寂静，却是不一样的灯光；还是相同的影子，却是不同的行人。我一直记得它们，我感觉它们是父亲给我留下的指点和关爱，感觉到父亲的心绪在这些交替重叠的灯影里边延伸，复制，再一片片地叠加，存进我的心里。

　　父亲是一位诗人。他的外表儒雅而内心强悍，热情、积极、乐观的天性一直伴随他的一生，也伴随他度过那些内心极端痛苦和磨砺的岁月。他挺过来，成就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像一场地震那样在瞬间爆发了，几乎所有的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被卷进这场惨痛的灾难之中，父亲被关押进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和他关在同一个房间的是《大风歌》的作者，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大约在一年之后，当时的政局有了些许松动，我们被获准探望。家里选派10岁的我做代表前往。我兴奋之极，连跑带跳地去见老爸。虽然心里也有些不安，不知他一年来是个什么样子？活得好不好？但是急切要见到父亲的兴奋早就压倒了所有的一切担心。

　　当我被人带进他和陈伯伯住的那个房间，见到的好像就是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叙旧。父亲和陈伯伯见到我当然都是一样地兴高采烈，又摸我的头又拉我的衣服，好像是刚刚见到走丢一个多月的爱猫！穿着一件黑棉袄的父亲眉飞色舞地跟我说起他的生活：每天学习毛主席语録，他还得意地说：是英文的！隔几天都要去参加“批斗大会”，一个月可以获准外出去八面槽（其实只有300米距离）的清华苑澡堂洗一次澡……看起来他的生活真是有苦也有乐呀！

　　那是一个严冬，房间里却收拾得乾净整洁，而且还很暖和，一扇明亮的大窗户对着屋子中间的煤炉，我一眼看到捅炉子用的“捅条”，竟然是一把长长的日本武士钢刀！虽然已经被烧黑，还可以看见刀身刀柄上精细的手工。不知是红卫兵抄家时从谁家抄来的宝贝。我生性淘气，拿起来不想放手，连连跟老爸和陈伯伯说，这么好的东西被你们拿来捅炉子真是可惜！

　　正想耍一下，不料门突然被推开，两个军代表走进来查看。当他们看见桌子上的小红书，拿起来看了一眼，问这是什么？老爸回答：毛主席语録。什么毛主席语録？！英文毛主席语録。张光年！你不老实改造，主席语録没学好还学什么英文的？！赶快收起来！是！老爸一边说一边把那小红书收进抽屉，又迅速拿出一本中文的放在桌上（他早就准备好了）。军代表走了。我们三人都在偷笑。十岁的我虽然听到有人训斥父亲，也并没有什么惊悚，已经见惯了吧，第一次红卫兵抄家时我很害怕，那些印象一生也不可能忘掉。后来实在是见得多了，这些军代表其实对人挺好的，只是表面的训斥还要摆出来装样子罢了。

　　人家刚走，老爸和陈伯伯一起又接着乐呵呵地向我描述有一回他们俩洗过澡还偷着上全聚德吃了一顿北京烤鸭！看看，他们俩过得还挺滋润的！我把这些好玩儿的事带回家。家里奶奶、妈妈、哥、姐，都在焦急万分地等着我汇报呢！我也一样眉飞色舞地向他们讲了这些故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老爸不仅活着，而且活得还不差！

　　要知道，那时我们家里是多么艰难！父亲被红卫兵带走以后，家里就靠母亲和奶奶一起撑着，他们都是无比坚强的女人。我爷爷因为抄家时被惊吓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我在北京的二姑姑、姑父都被批斗，成了反动分子“走资派”；我小姑姑是全国优秀教师，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中被红卫兵批斗，不堪羞辱与迫害，跳楼自杀了。为了不让奶奶伤心，母亲把这件事整整瞒了11年，直到奶奶去世。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都没有学校可以上课，学校停课以后，我变成了整天在街上游逛，在王府井看大字报、在东单蹦台阶，在家里泥土地上弹玻璃球的流浪儿。

　　父亲面对的是所有的灾难，没有解决的办法，没有人身自由。更严重的是，我后来懂事了纔可以理解：他一生的信仰，他一生为之奋斗，甘愿献出生命的事业，被颠覆和击碎了，过去他坚信是对的现在全部错了，过去认为是白的现在全都黑了！这是最大的挑战，这是内心的最痛苦的磨砺。也许，就像在你裂开的伤口上撒盐，再揉进一把沙子那样，实际上一定比肉体的痛苦更加强烈和深刻，更具摧毁的力量，多少万人在这场浩劫中被从精神和肉体上一起消灭了。而父亲还能跟他的小儿子说笑话逗他高兴！

　　怎么办？！相信他那时——1967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只有一条路，活下来，能洗澡就先洗，能吃烤鸭就先吃！坚持下来，其他的才会有办法！

　　很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父亲的那种超人的勇气和坚毅。他把这种内心深处的生存意志埋藏起来，却以一种幽默自嘲、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的絶望和挑战。从这里，我才看到他儒雅外表下的那颗强悍的心。

　　在很多年以后，父亲曾经跟我讲起这么一段故事：在文联大楼那段被关押的日子里，有一天，他请假出来洗澡理发（当时除了不准回家，这点自由还是有的），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人，“光年同志！”那人叫出的“同志”称呼是父亲许久没有听到过的。吃惊之余，那人已经用双手握住了父亲的手，很紧，很短促的握手，然后松开，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父亲一时呆在原地，在灯市东口的街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一下像潮水那样退远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被当作敌人和异己，被关押了一整年不能回家，熟人见了都会躲开不敢近前打招呼的时候，在你被不断反复地被羞辱，已经失去做人的尊严的时候，有人还敢称呼你“同志”，敢跟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握手！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了。而感动的同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位朋友的名字！

　　我在父亲去世以后向朋友们提起这件事，我说父亲让我体会了感恩，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友情和朋友。那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听我对你说，父亲把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直到他生命的终结，而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感谢传给了下一代的我。现在我才有机会在这篇文章里说起。其实，我们每个人，顺利也好，磨难也好，迷失也好，都需要这种真挚、这种友谊来支撑我们对人生的信念与追求，我们永远都需要。

　　不久，中央专案组在父亲的不断申请要求下，同意把他转去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这段被关押的日子，父亲终于坚强地度过了。能够同大批去“劳动改造”的老朋友同事们在一起朝夕相处，无论未来的遭遇如何，他都感到是一大解放！尽管仍然不可以同四散在全国各地的家人团聚，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难得宝贵的自由了。

　　父亲匆匆地坐火车去了湖北咸宁，还是穿着他那件破旧的黑棉袄。他告诉我说，那件原来是解放军军装的土黄色，是（上世纪）40年代末跟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行军进城时穿的。因为成了“反动派黑帮”，便去把衣服染黑了，穿起来方便些，也更符合当时的身份和处境（后来我上大学时特意继承了这件棉袄，在校园里曾经招惹不少同学的注意呢）。他这一去就是六年。这六年里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无辜的生命因为经受不起各种非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磨难，在那个被叫作“向阳湖”的地方凋谢了。父亲穿着他染黑的棉袄，奇迹般挨过了六个潮湿阴冷的冬天。

　　有一年的早春，北京依然是寒风凛冽。我征得父母的同意，也可以说再次代表我们全家——北京的奶奶、天津团泊洼干校的妈妈、山西代县农村的哥哥、黑龙江萝北农垦兵团的姐姐——在表姐英英，和肖龙大哥的陪伴下乘火车南下湖北咸宁向阳湖，去探望父亲。

　　在咸宁火车站台上，在一个北方少年从未闻到过的湿润翠緑的春天里，我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在空空的站台上，看得出他已经找我找了很久。他走过来，走得很近，睁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我，问道：“你是张安东吗？”

　　几年不见了，他瘦了很多，背驼了，头发胡子都花白了，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中山装，斜背着一个同样发白的帆布包。说话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牙齿完全是黑的，好像是空洞一样。他的手指因为常年值夜班抽烟已经变成深咖啡色。对我来说，父亲这时早已不再高大，不再潇洒。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个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农村小老头。我的心揪紧了，用已经不再是童声的嗓音，答他说“是”。

　　他一下高兴得开怀大笑，抓住我稚嫩的肩膀使劲地摇晃：“是我的安不隆东来啦！”他喜欢这么叫我，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秘密。是啊，我已经从小屁孩儿长成了一个少年，长出了喉结，长得跟他差不多高了。可以想象这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快乐和安慰。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任他摸头发拍肩膀。我已经听不见自己是怎样叫他一声“爸爸”。这时站台上的人早已经走空了。只剩下我们，幸福的我们，开心的我们，不知所措的我们，心酸的我们，还有春天里湿润的风。

　　父亲的干校生活有苦有乐，苦的是在30度的酷暑骄阳之下的水田里干活，在冷雨的泥泞的田埂上挣扎着负重前行，不知摔了几百几千个跟头，浑身的泥水，湿透的衣服，冰冷刺骨。苦的是还要对付“中央专案组”无数次的审讯逼供。然而我相信他又是快乐的。乐的是能和同事朋友们一起挣扎生存，大家相互支持照顾，苦中取乐一起坚持，不放弃生存下去的勇气。

　　父亲是怎样撑过来的这些年，我无法想象。只是后来听他告诉我的一些故事。他在多年以后也把它们收进了他的《向阳日记》（根据当年的日记整理出版的一本正面是幽默乐观与自嘲，背面是迷茫挣扎与流血的书。）

　　我和父亲一生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天计算，我都不敢细想。童年时我在幼儿园住校每两周才回一次家，加上父亲经常出差或加班，很多很多个日夜都是见不着面。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关押，再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有六七年完全不在家。之后我又去了农村，每年只在家一个月。大学四年，寒暑假才回家，研究生两年半都是住校，再就是离开北京远去澳洲十几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才回到北京陪伴他。

　　天下的儿女们，有几个人曾经在父母健在时认真地算过这笔账呢？我到了今年才第一次想到，只可惜父亲已经离开人世八个年头了。恐怕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地遗憾吧？雪化了，天晴了，河开了，叶緑了，满山的花朵，一路的骄阳，落叶秋风，游子归来，又是一个雪季轮逥。聚少离多，这是无数个家庭相同的经历，也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普通的故事。

　　我去澳洲的那一天，父亲站在家门口送我。那又是一个下雪的季节，而我，要飞去一个陌生的盛夏。记得他什么也没有说。对我人生中的每一次重大决定，父亲都始终无条件支持。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好男儿志在四方。而这一次真是最远的南飞——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次候鸟迁徙。但是当年仍然年轻气盛的我，完全没有去细想和品尝，此一去海角天涯，遥遥不知归期。

　　年近八十的父亲站在家门口，多么慈祥而又风度翩翩的老人啊。头顶的缕缕银发整齐地梳在脑后，那件穿了很久的灰色羊绒的开衫毛衣，套在白色衬衫的外面，檏素整洁，极有他晚年的学者风度。

　　后来的十几年，他非常辛勤地采访写作，研究古典文学，出版了一系列日记体的散文，以宽广的时空跨度记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改革与变迁。他用诗体的美文翻译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屈原的《楚辞》。在对古典文学研究著述的同时，他心中还在荡漾着澎湃的诗情。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认真谈起，还在构思一首以自己个人经历为线索 ，描写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兴衰荣辱、患难抗争、崛起繁荣的长篇抒情诗。从他的著作来看，可以说他是一位英年诗人，晚年学者。而深入他的内心去感知，应该说他有一颗永远的诗人心。

　　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此时站在自己的家门口送别自己即将远行的儿子。我们拥抱时，我又摸到了他身上的那件羊绒衫，细密而顺滑。那件开衫的灰色羊绒衫已经穿旧了，我曾经想让他换一件新的，于是在西单买回一件鲜红色的套头羊绒衫，父亲见了很喜欢，马上来试。穿起来真不错，很时尚年轻哟！可惜的是，他的左臂在1939年初抗战前线行军时堕马骨折，因为不能及时医治导致终生残疾抬不起来，穿套头衫很不方便。在母亲很现实的反对之下，最后只得放弃那件红毛衣……

　　临行前父子俩再次像男子汉那样握手道别。我感觉到他的手柔软而温暖，然而又有些迟疑不愿松开。我那时志气高昂地走进电梯，却回头看见父亲的眼角流下了眼泪。我刻骨铭心地记得：那是在我们父子之间，他第二次流泪。

　　很多很多年以后，也像很多很多年以前一样，那些路灯和父子两人在灯下晃动的影子依然清晰地印在儿子的心里。如今，无论那个浪迹天涯的儿子走到哪里，每当太阳落山以后，压在他强壮肩膀上的背囊也会稍显沉重，这时他都期待着每一簇灯火会照亮下一个街角，因为他愿意相信，是父亲，在默默地用一长串诗句，为儿子，牵起一行明亮的路灯。

　　2010年3月 写于米兰、慕尼黑、香港，完稿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