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自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了新的一页。在西方的炮火下，中国被迫打开与世界接触的大门，中国传统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在西方的思想冲击下摇摇欲坠，中国妇女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1839年到十九世纪末近六十年间，虽然有几位被外国传教士带往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女性，总的来说中国女性的生活变化并不那么显着，因为中国的女性所受教育还是非常有限。

　　但在20世纪将临的时刻，女子学校的兴建和《女学报》的开办，让女性读书成为“人间正道”，女人可以因为读书而教书，而办报，而写书，成为真正的“书女”。这是中国妇女历史的真正变革的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职业书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女性现代身份的开始。

　　20世纪初开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职业书女，她们出生在传统文化的环境里，但走出家庭，办学，办报，提倡女性教育，女性经济独立。她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工作。这些名字包括陈撷芬、裘毓芳、沈和卿、刘可青、章畹香、蒋畹芳、龚慧华、张藴华、康同薇等人。20世纪初开始的职业书女是划时代的，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书女人数与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总数相比很小，但“书女”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清代，才女文化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风景，书女是相当稳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她们读书写作，她们的父兄对此表示热烈的支持，热心地编纂刊出她们的诗文。但是，现代书女与传统书女的最大不同，就是现代书女不仅为自己谋求解放，也为明天的书女谋求进一步解放的可能。

　　为更好的明天而奋斗和工作，这是现代书女的一个根本特点。20世纪初的两个性格迥异的新女性成为中国书女道路上的重要座标：吕碧城和秋瑾。吕碧城代表的是现代书女的个人主义姿态，秋瑾代表了革命女性改造社会的激进与热情。20世纪的书女基本就在这两大阵营里共同为更好的明天而工作。

　　吕碧城十几岁就以文字才华而闻名。她本来可能会是一个20世纪的李清照，可是生也有幸，20世纪初“欧风美雨”已经来到中国，吕碧城在很多男性的支持下，在天津主办北洋女子公学，并自任校长，制定教学目标，购买教材，聘用教员等等，同时协助创办河东女学堂。她“不但扩大女子教育学额与权利，使女子有同等权利接受现代之教育……而且使女子所受的教育，不只是中国固有的德行教化，而且西方技术、外国语文及激发女子求知欲的学科亦一一旁及，这些都能使她们走向世界，并能提高她们的知识水平……成为国家器用人才”。与此同时她还办报纸，在报纸上写文章，提倡女性教育和权利。后半生她游历欧美，专心翻译，成为中国最早提倡动物保护的活动者。

　　吕碧城的个人生活和写作的道路标志着新型书女的出现。她没有结婚，与很多男性知识分子交往，一直渴望去美国留学，直到37岁纔来到美国，在美国学英文，一年多后回国，45岁再出国，去美国后转至欧洲，游历至53岁归国。在46岁那年她成为素食主义者。55岁再去欧洲，58岁移居香港直到三年后逝世。纵观吕碧城的一生，前半生在国内办学写文章，后半生独自旅行世界，专注佛教的研习。吕碧城是以旧文体写作的书女，诗词歌赋，以词为主，以文言为主，造成她与现代读者的隔阂。但是她的独往独来独立独行，用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成为今日书女独立女性意识的榜样。

　　与她同时代的秋瑾则以革命姿态着称。秋瑾不是独善其身的人，也不愿意独往独来，她渴求为改革社会做贡献。她怀着几乎是单纯的热情，热血沸腾地办学办报纸，立场明确地宣传女权主义思想。秋瑾比吕碧城早生八年。八年的人生是妻子和母亲的人生。秋瑾不满足做一个中产阶级悠闲的妻子和母亲，她渴望能为改变中国贫穷积弱的状态尽力。她渴望到国外去见世面，去留学，可是为人妻人母，限制了她的可能。为了能去接受现代教育，秋瑾不惜离婚，成为20世纪中国第一个公开离婚的新女性。

　　离婚后秋瑾东渡日本，渴望与改变中国的男性革命家交往，并在东渡日本之前已经实践男性革命家们的主张：男女平等，女人要跟男人一样。她真诚地实践这些理论，为了像男人一样，她身穿男装，身体力行，试图忘掉自己的女性身份。回国之后，她办学校，办报纸。她所办的《中国女报》第一期，吕碧城为之写发刊词，可见两者之间的合作与欣赏。她所写的诗词留下的有200多首，从中看出中国书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她所写的弹词《精卫石》，自觉地继承中国书女写作传统，以崭新的女权主义立场塑造追求女性解放的主人公，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开篇。秋瑾最后献身革命，愿意以鲜血唤醒国人的革命激情，可歌可泣，但是也让人唏嘘。革命一定要以选择牺牲生命为代价吗？

　　吕碧城和秋瑾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20世纪的书女的两种原型：或者以独立姿态追求个人自由，或者以献身姿态追求群体解放。事实是，今天的每一个书女都基本是这两个原型的精神后裔，有的人偏向前者，有的人更多地继承后者。读书写书，根本的问题是这样的书是否对明天有用？对更好的明天起到些微的作用？这不是我读书的出发点，却是自己写字的出发点。

　　女权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把女性从传统的存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女性跟男性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权力。这些权利和权力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性别的等等一切“人”该享有的“人权”。

　　去年夏天我到纽约州的塞尼卡瀑布（Seneca Falls）追寻美国女性解放的源泉，在“女性权利国家公园”里追寻1848年7月19日和20日在这里召开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的踪迹。162年后的塞尼卡瀑布仍然是一个小村庄。村庄毫不起眼，很难想象争取美国女性的权利的斗争就从这个小村庄开始的。

　　1848年，五个女人决定在这个小村庄的教堂里召开大会，向左右各方女性发出邀请。出乎她们的预料，100多个女性接到邀请后参加了会议，据说前来参加会议的马车之多，到了交通阻塞的地步。会议发表了《感觉宣言》，不但向男权制度提出全面挑战，也揭开美国女性解放的序幕。我站在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伊丽莎白·坎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房子前，默默地向这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致敬。

　　坐在她的房子前我阅读她1892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发表的演讲《自我的孤独》（Solitude of Self）。这是我第一次阅读这位女权主义先驱者的文字。这篇演讲从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谈起——每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一个自我，“我们单独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单独地，在对我们自己独特的环境里离开”。“没有一个人能发现两片草叶是一模一样的，也从没有人发现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给女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利，让女人全面发展她自己的才能的权利，让女人全面发展她的心灵和身体的权利，给女人最大限度的思想和行为自由，让女人从各种捆绑中、各种习惯中、各种依赖中、各种迷信中、各种各样的让人不能正常地行为的恐惧中彻底挣脱出来，所有这一切的最强烈的理由是作为一个个人对自己生活所负的责任和个人的孤独。我们为什么呼吁在我们生活之内的政府里要有女性的声音？为什么呼吁在我们要求被信仰的宗教里有女性的声音？为什么呼吁女性是主要力量之一的社会生活里男女的平等？呼吁在可能挣得一份面包的所有的生意和职业里女性的声音？所有这一切最强烈的理由，是因为她生而既有的权利：自我管理的权利，因为作为一个个人，她必须靠自己。”

　　坐在斯坦顿家房子前安静的台阶上，我仿佛听见这个受过良好教育，出色的女政治活动家、写作者、演讲家，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那坚定的、慷慨激昂的声音。她的声音让一百多年后的我热血沸腾，却没有感动1892年坐在她面前的国会议员们——全是男人。十年后她去世，她去世后18年，美国妇女才有了政治选举权。我站在她的房子前向她致敬。正是她这样的女人，为明天奋斗的女人，才有了我，一个中国来的女人，站在她的房子前向她致敬的可能。驾车离开她的小村庄，乡村的道路漫长而孤独，我在路上开着车，好像看到了每一个古今中外书女的道路。

　　伊丽莎白是家中第八个孩子，她共有十个兄弟姐妹，可是六个都早逝，剩下来的五个都是女孩子。她的父亲是律师，对她后来介入法律行动有根本的影响。但是她的父亲同时也非常重男轻女。小的时候，学业出色的她安慰因为失去儿子而悲痛的父亲：“我将成为我的所有的哥哥们所能成为的一切。”而她的父亲叹息地回答：“哦，我的女儿，我真希望你是一个男孩子。”这样的亲身体会使她从小就意识到男性的特权。她极其聪明，热爱读书，上学的时候，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可因为她是女孩子不能进大学。因为家庭背景，她对法律等等有强烈的兴趣，结婚之后，她的丈夫是律师，更增添了她对改变法律的愿望。后来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女伴苏珊·安托尼，她们共同合作，写作了很多文章，开创并领导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她们的很多提议，都是从改变法律开始。

　　在展览馆我看到她们这对精神伴侣的合影，这张合影意味深长，她们都头发斑白，两个人共同拿着一个小册子在阅读。这张照片让我感动异常，这张照片可以说是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精神写照。书女们共同阅读，共同写作，相互帮助，支持，扶持，为一个更好的明天，为女儿和女儿的女儿们的权利和机会而读书，写书，工作，奋斗，斗争。

　　而我追随着这样的书女，从中国到美国。此刻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我身边是书架，一排一排的书，我随时可以和这些书的作者交谈，向他们请教。坐在这里回望成为书女的道路，“书女”的道路在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来回交叉。没有开垦花园的母亲们的写作，我们今天不可能有“书女”的传统；没有为明天奋斗的女性，我们没有今天能够享受的“书女”的特权。

　　谈及我自己成为“书女”的过程，我不得不回顾我也身在其中的两千多年的无数的中国书女的历史，同时向每一本启蒙和启发了我的书和作者致敬。出于对历史长河的自觉，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成为明天的桥梁，通向更好的生活的桥梁，成为我们的女儿们和女儿的女儿们走向更好生活的桥梁。

　　女人获得读书并依靠读书而谋生的权利在西方有150年左右的历史，在中国还不到100年。自从女人可以靠作书女而谋生，人类历史就开始重新书写了。

　　2011年4月于美国马里兰州南山崌

　　本文选自沈睿《书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