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衍化、整合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中国古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价值理想，成为人们修身、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此，不理解民族文化及其特性，就不能透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也就不能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民族精神。

　　先秦文献中，《易经》是非常重要的经典。《易经》关于“君子终日干干”的进德修业观，“见群龙无首”、“利牝马之贞”的谦道精神，“履霜坚冰”、“括囊无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戒慎恐惧思想，“有孚盈缶”、“比之自内”、“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的诚敬态度，“履道坦坦”的尚中守正精神，“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变革精神，“不家食吉”的担待意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坚守态度，“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的无私、无我精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超越精神等，对于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方，皆有所探讨。《易经》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易传》的充分阐释。在《易传》看来，圣人作《易》的最终目的就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故《易传》通行本《易传》是对《周易》的解释之书，计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近现代以来，另有竹简《周易》、帛书《周易》、帛书《易传》等若干种文献出土、问世。以《周易》为一部讲宇宙根本原理和人生修养法则的书，其中包含有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现试探讨如下：

　　一

　　（1）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周易·文言》提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思想，我们认为，这可以反映出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的价值理想与追求。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王室已经式微，一些诸侯王纷纷起来争霸，周王朝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孔子认定这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认为要解决这个时代问题，首先应该致力于缓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子希望依靠“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孔子也认为，礼治的基础是“仁”，“仁”首先是个体道德修养的依据，它既是德性本体，也可以表现为个体之人的一种精神境界，以“仁”为本，表现出来，则有“忠恕”“孝悌”“礼”“义”“德”“信”等各种外在的道德行为。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作为德性本体的“仁”是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形式和内容、本质与表现需要有机统一起来，一个人如果没有本质的仁爱之心，即所谓“不仁”，他怎么能很好地制定、遵守“礼制”呢？一个人如果“不仁”，他又怎么能很好地用“乐”呢？故作为德性本体的“仁”是社会礼乐制度的基础。

　　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要修养自己的仁爱之心，人们禀承这种仁爱之心，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孝悌”，孝敬自己的长辈；在政治生活中，就能爱惜民力，为政以德；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就能以礼来约束自己，不做于礼不合、于心不安的事；在人际交往中，就能推己及人，有同情心，能理解别人；自己想有所成就，也帮助他人有所成就；自己想开拓、发展，也帮助他人开拓、发展；自己不能忍受的，也不把它强加在别人头上。

　　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论及“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尖鋭，孔子将之归结为“仁”心的缺乏，并希望以“仁爱”来解决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应该说，孔子“仁”的个体修养和价值实现学说，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认为，统治者实施“德政”是以统治者自己的仁德之心为基础的，因此，孔子要求统治者“修己”“正身”，“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在他看来，所谓政治，无非就是端正统治者自己的身心。统治者率先端正了自己的品行，那么，又有谁敢不端正呢？统治者自己的行为正当，不发布命令也没有关系，百姓都会以他的行为作榜样；统治者自己的行为不正当，他发布命令也没有人听，因为上行下效是很自然的。所以，治理一个大国的窍门不过是要求统治者修养自己的“仁爱”之心，严肃认真地对待政事，讲究信用，爱惜民力，节俭并宽以待人。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周易·文言》解《坤》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时说：“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文言》承孔子之说，认为“直”即存心之正，“方”乃行事之义；所谓“敬以直内”，即要使自己的心专注于仁、义、礼、智等德性培养而不放逸，“义以方外”就是要使自己所发出的行为皆符合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和准则，如此则能“大”，即使自己的德行如大地一般广大。我们认为，《周易·文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思想，能够恰当地概括出孔子学说的精神旨趣。

　　（2）“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易传》关于个体安身立命，首先强调人们进德修业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周易·象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倾向于认为，天地有一个最大的德行，就是生息了人和万物，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体现了天地对人和万物的“仁爱”。天地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不断展示其对人与万物的大爱；人既禀受天命之“仁爱”于其心，亦当效法天道生生之仁，自强不息，参赞天地之化育，不断展示自己对他人和万物的爱，永不停息。同理，大地既深厚又宽广，能够包容、承载、成就万物，君子亦当效法地道的厚实与宽广，培厚自己的德行，增强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如同大地一样能够承载重任；包容他人和万物，使之各畅其志。

　　（3）“三陈九卦”，申说君子修养之理

　　在《易传》的《系辞》篇中有“三陈九卦”之说。所谓“三陈九卦”，就是从《周易》六十四卦中选取九卦，三次对九卦中所包含的个体修养法则进行阐释。如它以《履》卦之义讲君子如何循礼而行的道理，以《谦》卦之义讲君子如何行“谦”，以《复》卦之义讲君子犯错之后如何复于正，以《恒》卦之义讲君子如何恒久地守正，以《损》卦之义讲君子如何自损其不善，以《益》卦之义讲君子如何施益于人，以《困》卦之义讲君子在遭困时如何守操，以《井》卦之义讲君子当如井水源源而出那般修养道德、居守道德，以《巽》卦之义讲君子如巽风一般因顺、申命，展示自己的美德。

　　（4）“元、亨、利、贞”四德

　　《易传》讲人身修养时，在方法上有一个特点，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形而下的人事和社会伦理问题上升为形而上之天道，为人道和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天道本体论的根据；其立足点是人道或人事，而天道则成为人事的形上哲学基础。如《周易·干》有“元、亨、利、贞”四德，若从四时造化之天道而论之，则物之初生谓之元，于时为春；物之畅达谓之亨，于时为夏；物之成遂谓之利，于时为秋；物之敛藏，谓之贞，于时为冬。《易传》中的《文言》将之与人事相结合，认为“元”之春，代表天道的生生之德，有仁爱之意；仁爱为众善之首，君子法《干》卦之“元”，就要如天道那般生生而行仁，不断展示自己的仁德，君子践履“元”所代表的生生之仁，就足以为众人所认可，可以成为众人的官长。同样，万物各遂其生、众美汇聚为夏之“亨”，“亨”有通达之意；与亨之通达相匹配者即为礼，儒家讲爱有差等，差等之爱其表现即为“礼”，君子法天道而“亨”，则其行能合于“礼”，有“礼”方能走遍天下、通达无碍。秋季是万物成熟、丰收的季节，万物成遂、各成其所宜，此即为“义”，义字本有适宜之义；一首乐曲中，既有主旋律，又有和声，和声是配合主旋律的，有唱而后有和，同样，有义而后有利，利为义之“和”，“和”即唱歌中的和声，君子常常利人、利物，就能够得“利”之德而和于义。冬季万物收藏，各得其正；在义理派解《易》的过程中，“贞”常被训作“正”；而人们要想行事得正，就需要有大的智慧，有智慧方能不断坚持正道，故“贞”又有“智”之意，行正而智，就能主持、操办大事。故“元”之“仁”体现了爱之理，“亨”之“礼”体现了敬之理，“利”乃“义”之和，体现了宜之理，“贞”乃“智”之正，体现了知之理，四者乃天所赋予人者，皆内在于人之心中。君子常常践履仁、义、礼、智四德，就可以合于《干》卦的“元、亨、利、贞”四德。

　　二

　　与将价值本体实质化、形式化、外在化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哲学一般认为价值本体内在于每个个体之中。个体实现自身价值，即是与价值本体的相合，故对于个体之人实现自身人生价值，中国传统哲学所作的独特思考一般是走“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之路。在中国哲学看来，每一个个体的人中，都禀承有普遍的道性，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大宇宙的一个缩影和折射，是自足自为的。每个个体的人都可以通过修己之德，达到与大道的相通。故儒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生境界和圣贤气象问题。

　　通常，儒家将个体生命的价值实现与对“仁”“义”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生命的意义在于求仁、行义，在求仁、行义中成就君子人格与大丈夫精神，并以成圣、成贤为期。君子人格、大丈夫精神乃至成圣、成贤也因此成为儒者的人生追求目标。这种理想人格与成圣、成贤的人生价值追求，既强调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也强调个体的心安理得、安乐闲适的内在精神“超越”，这也就是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其中，“内圣”又成为“外王”的基础，而“内圣”的内在精神“超越”，便包含有个体的身心健康这一最基本的诉求。

　　在《周易》文化的伦理、政治理想中，有许多内容展示了其终极的价值追求。虽然现实的情形往往与他们的价值理想背道而驰，但他们对人、社会等存在世界的价值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文试论之：

　　（1）“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

　　《易传》认为，《周易》这部经典就是要通过探讨事物变化法则和人的本性，使人能够穷尽事物之理和自己所禀之善性，从而培养人的德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如《干》卦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文言》对此解释道：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徳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文言》认为，《干》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说的是居浊乱之世君子的修养法则。《干》卦初九爻居一卦之最下位，象征社会的最底层；“潜龙”则比喻有才德而隐居的君子。君子在浊乱恶世，因不愿意与坏人同流合污，甘心隐藏，不求成名；德操坚定，不为时势、世道而改变自己；虽不为外界所认可、赞同，却悠然自得、胸怀坦荡，无任何之烦闷；对合于其价值理想的事情则积极行之，反之，则避之而不为，他坚定高尚，志不可拨，如泰山般不可动摇！《文言》认为，这就是《干》卦初九所说的“潜龙勿用”之意。当然，对“潜龙勿用”，《文言》还给予过另外的解释：“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周易·文言》。这里的意思是说，君子要以自我道德的完善为人生的重要目标，他的一切行动皆以完善自己的德性为基准，幷且要体现在每天的日用常行中；“潜”意味着虽有美德，却隐而不显；虽有善行，却未致完成，君子对此是不认可的，故说“潜龙”“弗用”。

　　（2）“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干》卦九二爻辞谓：“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文言》对之解释道：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干》卦九二爻代表的是治世时君子中正、谨信、谦诚、善世、教化的品格与特征。《干》卦九二居下卦之中，中则无过、无不及，这象征着有龙德的君子行事中正而无偏颇，故其最平常的言、行都能够做到严谨而有信；又因其居中不偏，故日用常行中，就能摒除各种邪恶，存其忠诚；九二虽为阳爻，但却甘居阴位《周易》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干》卦九二为阳爻，但所处却为二之阴位。，这象征君子善于利益世人，却不炫耀、自夸，从而其恩德能够广博而施、无所不化。在此基础上，《文言》又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周易·文言》。

　　这主要解释《干》卦九二爻辞“利见大人”中的“大人”当具有何种品质。“大人”即君子，他的特点如九二爻一般，在于广泛学习以积聚知识；多思、多问以明辨是非；以宽厚的态度待人，以仁慈之心行事。故学习、问辩、居宽、行仁四种美行，乃《干》卦九二爻之爻德，可以之为“君德”，也即大人、君子当有的个人修养之德。

　　（3）“乐天知命”与“安土敦仁”

　　《易传》还将道家自然主义的宇宙意识和儒家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人文情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系辞》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

　　天地自然运化与《易》理不相违背，圣人之德“与天地相似”，与天地之道亦不违背；《易》理“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周易·系辞》。周遍万物、成就天下之事而无差错，圣人以《易》知万物之理，亦可以利天下而无差错；《易》周流六虚、变化无穷，虽流变、旁通而不失其正，圣人知天之化，乐而顺应之，故总能“乐安于天知命”、处之泰然而无忧。自然界中，万物之性，静安于大地；人类社会中，圣人之性，敦厚于仁，故仁者方能够真正懂得如何爱人。

　　《易传》认为，《周易》“穷神知化”“钩深致远”，旨在探寻事物变化的规律、法则，人的思想修养与行为实践应该与这种法则相应。如《周易·象传》说：“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上干、下坤，阳在上，升而不降；阴在下，降而不升，阴阳相背离、不相交合，乃闭塞不通之象；君子观此象，当收敛自己的才德，避开此乱世，不可以享受荣华、俸禄，免得与小人同流合污。“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蛊》上为艮山、下为巽风，故为山下有风之象，狂风为山所阻则激荡逥环，草木无不败坏，君子以此“象”比喻社会风气败坏，要想振奋民心，必先培育其美德。“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上为巽风、下为震雷，风烈则雷震愈甚，雷激则风势益烈，风雷相得益彰，君子观风雷相益之象以修身，见人有善则如风之拂、必虚心学习之；见己有过则如雷之震、必发心改正之，如此则道德可以得到日益完善。应该说，《易传》对于君子个体安身立命的处世原则，多有论述：如《象传》主张“反身修德”（《蹇》），“惩忿窒欲”（《损》），“非礼弗履”（《大壮》），强调 “立不易方”（《恒》），“自昭明德”（《晋》），“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要求“言有物，行有恒”（《家人》），“以虚受人”（《咸》），“远小人”（《遁》），“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大过》）等，对个体的修养以及安身立命之道多有阐发，其中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应该说，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她的精髓仍然存活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之中；通过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汲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将可以获得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总结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内容，仍然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章伟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