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的争议与探讨

　　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和，根据其形态是否为可感知实体，总体上可分为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非物质文明主要包括制度类和意识类的文化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优越的自然资源、或易于形成“挑战-应战机制”的自然条件是促进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对不同文明相遇会发生冲突还是融合则是各执一词。本文从层级系统的运行规律视角提出：文明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产物，不同文明接触会同时发生冲突与融合，最终发展方向由人类需求决定。

　　学术界对于文明的划分标准及内容多种多样。能够达成共识的是人类曾经拥有不同的文明。那么，一个引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不同文明相遇时会发生冲突还是融合？下面两个观点具有代表性：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文明的冲突具有普遍性。“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但由于不同文明的不兼容的世界观，文明需要通过冲突形式遵循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演化法则选择去留。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今日简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他认为“把文明的冲突类比于物种之间的竞争是错误的”，因为文明不同于物种，它没有“本质”，人类行为定义了各自的文明。动物会分裂成不同物种，而物种一旦分裂就不会再融合。可是人类却一直在融合，现代文明是相通的。“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以】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今日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02页。

　　二、文明的源起与演化

　　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出现的标志，一般有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三要素指城市、文字和金属工具，亨廷顿认为，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中认为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者有其二即是文明。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将文明三要素定义为文字、宫殿基址和青铜器。四要素是在三要素之上加上一条礼仪性建筑。这种观点最早是由英国一些考古学家根据西亚文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不过有些概念和逻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城市在文明中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是指足够多的人口聚集还是大量密集的房屋建筑与发达的排水系统？三要素或四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考古学者柴尔德将城市的特征归纳为十个：1、人口规模；2、分工专业化；3、生产剩余物资能够集中；4、社会阶级分化明显；5、国家和政府组织成形；6、有公共建筑物；7、有远程的贸易活动；8、有纪念性质的大型工艺品出现；9、文字出现；10、算数天文几何等抽象科学开始萌芽。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26页。然而这样的归纳似乎无法抓到问题的核心。学界也存在涵盖范围更广的文明要素与产生条件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其洋洋千万字的《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提出文明的八要素说：劳动（耕种、工业、运输、贸易）；政府（家庭、法律、国家、社会组织）；道德（风俗、礼仪、良心、操守）；宗教；科学；哲学；文字；艺术。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着，台湾幼狮文化译：《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一《东方的遗产》（Our Oriental Heritage），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第946-950页。这样一种全面的要素归纳可能更符合文明起源的真实发展历史，但在理论分析中却难以捕捉到逻辑主线。

　　三、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冲突来自竞争，竞争为了适应。当母系统发生改变时，子系统必须发生适应性改变。改变的方向是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最有适应力的子系统。地球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时，生物系统与无机系统均要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人类系统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系统的变化。从演化的方式看，文明之间及国家之间都存在冲突与融合。通过冲突与融合，产生更适合人类发展的系统形态。

　　（一）冲突与融合——文明竞争的方式

　　文明是人类的衍生物，文明的功能是要让人类得到更好的发展。文明愈强大，其所属人群的生存和繁衍条件愈有利。评判文明强弱的标准只能由竞争的结果决定。恶性竞争诱发冲突，冲突引发兼并。一万年前地球上萌生出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公元前2000年只剩下数百个到两三千个，公元后2000年更是仅存七八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和一些濒临灭絶的小文明。国家也有类似现象，中国西周初年800多诸侯国，春秋时期还有100多，东周末期基本只剩下战国七雄。衡量文明强大与否的标志有两个：一是认识和运用自然的水平与能力（天人关系），二是协调和组织人群的功能与效果（人际关系）。前者，比如人类从游牧（采猎）文明依次演化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显示文明内容的进化与升级。后者，例如人类从原始社会依次演化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体现了文明水平的提升。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两方面的协调功能越强大，文明竞争力也越强。不过这两方面不一定同步，例如农业文明虽然在生产能力和哲学水平上高于游牧文明，但却可能在组织能力和团结效果上低于游牧文明，从而被后者击溃。

　　（二）统一与分裂——国家形态的演化

　　文明演化的规律也体现在国家的演化中。国家是文明的现象之一，但国家与文明的演化并不同步，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多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可以容纳多种文明。国家系统的稳定性较之文明系统更加脆弱，变化更加频繁。一个国家可以由不同文明交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文明在国家灭亡以后却可以长期存在。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子系统，当前国际社会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同一国家内部也存在竞争，如果这种内部竞争升级为不同政权之间的竞争，就可能演化为国家分裂与统一的竞争。

　　从国家最高权力很多文献将国家最高权力视为“主权（Sovereignty）”或“立法权”，但“主权”内涵与意义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争议，本文“最高权力”是可以行使诸多终极权力（包括“立法权”）的权力，换言之，国家最高权力派生出立法、司法、行政等具体的终极权力。的角度可将国家分为统一、分裂和分治三种状态。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前者指可以行使和分配颁布法律、司法、任命公职人员、征收捐税、发行货币、组织和调动军队等权力的权力，后者是被国际上絶大多数国家承认、并具有行使对外战争与和平、缔结国际条约等权力的权力。英国学者布尔（Hedley Bull）的“内部主权”与“外部主权”的分类概念与此类似。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 1977, p.8.一个国家如果对内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地位都是唯一的，国家是统一状态；如果二者都不唯一，国家是分裂状态；如果对外独立地位是唯一的，国际上只承认一个代表该国的政权，但同时对内最高权力不唯一，存在两个或更多互不隶属、各自为政的政权，则国家处于分治状态。

　　四、结论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衍生物和子系统。文明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产物。由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沙漠与洪水等外部自然条件的刺激下，人类出现大规模聚集之后，围遶着生存和秩序两大主题才产生文明现象。生存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秩序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建筑和金属使用，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文字和国家的出现则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成果。

　　不同文明接触会同时发生冲突与融合，最终发展方向由人类需求决定。冲突来自竞争，竞争为了适应。当母系统发生改变时，子系统必须发生适应性改变。改变的方向是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最有适应力的子系统。均具有适应力的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也是子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文明的竞争源于资源的稀缺性，早期还包括人口的稀缺。文明系统早期的演化方式是主要依赖量的增长，即依靠增加资源与人口获得成长，文明系统发展到成熟阶段，演化方式也向质的提升转变，以自愿交换等非武力手段解决冲突也越来越频繁。在一定程度内，竞争和冲突的减少有利于系统的共同成长。竞争也可以通过融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与流动是文明融合的主要方式。

　　国家是文明的现象之一，文明演化的规律也体现在国家的演化中。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子系统，国家系统演化受国际母系统的影响或支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同一国家内部也存在竞争，如果这种内部竞争升级为不同政权之间的竞争，就可能演化为国家分裂与统一的竞争。国家系统的演化过程被序参量主导，社会舆论、主流观念和政权都是序参量，都受国际社会母系统影响或支配。有利于人类社会母系统发展的国家统一或分裂易于实现和长久，反之则较难实现而短暂。


　　朱磊，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