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红八团进驻万里石，住宿都在竹寮和地面上的蓬布里，药物医械受潮变质大，想找一间民房做医务室。党支部书记陈荣松同湘鸿商量，求他纸厂的成品房清理出来，湘鸿满口答应，立即行动清房。不到一天就腾出仓库交付红八团使用。政治部主任伍洪祥对陈湘鸿表示感谢。

　　陈湘鸿，男，文盲，1891年出生下山村万里石。幼年生活处在清朝末年时期。山区更受乱世之苦。他从小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读书，只能在家帮助父母学做家务。家有少量土地，主要是山林以做纸业为主。16岁已学到了做纸整套技术。21岁娶妻王氏，不久三兄弟分家，他是老二，身体好，事业心强，家庭工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靠山吃山，劈山植竹，建筑一座土木结构的造纸厂房。家和万事兴，妻子王氏很得力，社会上有交际手腕，家外事全靠她。1929年6月，岐岭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鸿妻子王氏首先报名参加妇女会，万里石的妇女工作都由她去做。6月下旬的一天，在岐岭井下坝召开联欢大会，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夫妻双双还带着儿子从十多里的万里石到井下参加庆祝大会。不久进行土地改革，当时湘鸿4口之家除自己土地外，还分得6亩田，真的太高兴了。陈湘鸿逢人便说：“打帮共产党和红军，不要一分钱得到这样多田丘，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今天真的实现了，共产党万岁”。1934年5月，红八团来到了万里石，陈湘鸿以实际行动来迎接红军，报答分田之恩。

　　红八团在万里石住了一段时间后，由于雨水多，医务室的药品和医械受潮变质。政治部主任伍洪祥请下山党支书陈荣松帮助找一间民房做医务室。荣松接受任务后即进行寻找，刚好与红军的营房距离较近的纸厂成品仓库是土木结构平房，看病方便。这个仓库是陈湘鸿的，当天陈荣松就对湘鸿说：“阿湘叔（与荣松叔侄辈），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湘鸿说：“好！啊林（荣松的别名）你尽管讲”。荣松说：“红军的医务室在竹寮里，药物被雨水浸湿很多，我想你的纸厂成品仓库清理一下给红军使用”。湘鸿说：“好，我马上整理”。湘鸿回到家里对大儿子荣禄说：“阿禄，你去纸厂把仓库里堆放的土纸搬到家里来，其他东西放在纸槽旁”。荣禄说：“阿爸，我先去棋盘石，回来后搬”。湘鸿说：“不要去棋盘石了，先去整理仓库，叫你妈妈帮忙”。母子俩人立即行动，将东西全部搬走，打扫卫生，清洗墙壁、门窗、天花板。陈湘鸿还送了2捆土纸给红八团做卫生纸。伍洪祥代表指战员对湘鸿全家热情的支援表示感谢。红八团在万里石驻营，虽然两个月时间，但大部分时间出征各地，在短短的时间里结下很深的军民情。红八团指战员出征回来时，带着一些战利品，军民共同分享；指战员回来辛苦了，村民帮忙洗衣服，洗被帐，送菜送水果。红八团的军容威武、纪律严明，吸引了荣禄的眼光，浸熏了革命思想。有一次，张连长到湘鸿楼里买菜，荣禄要求参加红八团，张连长说：“现在不扩军，以后有招收的时候纔来参加，你现在可以参加游击队”。不久，陈荣禄征求父亲同意后加入了永东游击队，但大部分时间跟随下山党支部书记陈荣松一起活动。

　　陈湘鸿自从儿子荣禄参加游击队后，家庭压力也大了很多，发展计划也实现不了。只过着平稳的生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乌云滚滚，敌人重兵压境，国民党实行“三省会剿”。1935年1月敌人强迫金丰大山万里石等八个小村庄的人民移居下山村，房屋被烧，财产被抢，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艰苦生活。党支部发动下山村热心人士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暂时安定平稳一点。但朱森叛变投敌后又受到严重摧残。那是1935年8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在平和县叛变投敌后，积极带领国民党军队到金丰、湖雷一带搜剿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朱森叛变前随红军行动时曾到过万里石、彭坑、牛牯扑、下山）。有一天，朱森带国民党正规部队200多人突然包围下山村，将全村的成年人押到叠峰公祠堂门坪上，架起机关枪把守路口。然后朱森对村民逐个过目，当场指点出陈湘鸿、陈达春、陈秋华、卢满娘、李亚来是“共匪”和“济匪”分子。由敌营长审问，再由朱森对证，五位同志当场被枪决，朱森验尸时指着陈秋华的尸体对敌营长说：“这个鬼是抓我们弟兄的游击队员”。敌营长听后立即叫班长用尖刀拨开秋华的肚皮，勾出肠肚，挖出心脏，带回去喂警犬。陈湘鸿牺牲时45岁，建国后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