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障碍之一，何时解决台湾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将直接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

　　一、台湾问题是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障碍

　　中国和平崛起，包含着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延续，迄今错综复杂，难以解决。因而，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受到台湾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和平崛起也始终受到台湾问题的牵制和严重威胁。

　　（一）台湾政局持续动荡，如导致社会严重失控，将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极为重要的不利影响
  
　　蒋介石、蒋经国为代表的国民党相继在台湾执政38年，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稳定。1975年、1988年，蒋家父子先后过世，“强人政治、一党威权”的时代结束。李登辉、陈水扁主政17年，尤其是2000年“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以来，朝野政争恶斗越演越烈，“有我没你，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更趋复杂、尖锐，台湾政局动荡比国民党执政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主要原因：
  
　　一是，民进党掌握主要行政资源，但无法完全掌控台湾政局。民进党执政5年，特别是陈水扁“总统”连任，基本掌握了除“立法院”以外的“总统府“、“行政院”以及“国安、国防、大陆、外交”等系统大权，舆论界、金融界和公营大企业等更多的重要机构均由“浅绿”变为“深绿”。但总体上看，民进党执政经验和政治运作幷不成熟，执政成绩和台湾民意幷不看好，执政的基础和政权地位幷不完全牢固。而陈水扁本人非政治强人，缺乏政治诚信，翻脸像“翻书”，善变善骗。2004年“总统”大选发生“3.19”枪击案后，引发台湾50万人包围“总统府”及持续7天7夜静坐、绝食、抗议选举非法，迄今仍留下台湾社会动荡的“隐忧”。
  
　　二是，蓝绿政治实力难分绝对性强弱，呈现持续对抗的局面。李登辉一手裂解国民党，目前形成了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为主的泛蓝和民进党、台联党为主的泛绿“两大阵营”。岛内几次重大选举结果显露，除两大阵营各自拥有所谓的“铁票”选民外，时而有些变化，但支持泛绿的民众有所增长，基本呈现“绿略大于蓝”的格局。然而，在台湾拥有政、经庞大资源和重要决策大权的“立法院”仍是“朝小野大”的格局，也是陈水扁执政当局唯一无法掌控的权力核心。而且，在25个县市地方政权中，蓝、绿各据“半壁江山”；在319个乡镇市基层权力中，泛蓝仍控制七成以上。因此，未来蓝、绿政治实力“此消彼长”变数仍多，蓝、绿阵营将持续对抗不息。
  
　　三是，政党政治演变及政治势力重组给台湾政局“雪上加霜”。台湾政党政治严重错乱，所谓的“民主”被严重扭曲，朝野政客唯权力利益至上，选票第一。民进党内部派系权力斗争“暗潮汹涌”，尤其2008年台第十二任“总统”选举，党内接班“卡位”将是严峻挑战。泛蓝阵营同样面临内部权力斗争的困境。国、亲合破局、合作阻力颇大；国民党主席选举因“王（金平）马（英九）之争”留下“形合实裂”的隐忧，百年老党国民党能否“浴火重生、东山再起”，实现2008年“总统”大选重新执政的目标，仍有诸多复杂变数。加上未来“立委”减半，幷采“单一选区两票制”，小党生存空间大幅受压，政治板块向蓝、绿移动，“南北对峙、族群对立”的局面将持续激化。

　　（二）岛内“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将直接威胁中国和平崛起
 
　　陈水扁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已走上不归之路。民进党虽然在2004年底“立委”选举中受挫，肆无忌惮地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底线的节奏有所放缓，但迄今仍未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台独”立场和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解决台湾问题。
  
　　一是，陈水扁当局仍将继续以“台独”路线维系政权。台湾政治是选举政治，政权依靠选票，选票左右政权，没有选票，即没有执政权。历届选举证明，民进党总把“两岸牌”作为议题大肆炒作，刻意划分“爱台、卖台”界线，挑起族群矛盾，仇视大陆，目的为转移经济不振、“三通”不通的压力，以骗取选票，维系政权。2008年前台湾仍有县市长、北高市长、第七届“立委”及“总统”等四项大选，不排除陈水扁当局仍将扛起“台独”神主牌这个重要的“票仓”来骗票。因此，“台独”路线已与陈水扁及民进党执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进党自判放弃“台独”路线，即意味着丢掉选票，丢失政权，“台独”已成为民进党操弄政治、骗取选票、对抗大陆的主要政治工具。
  
　　二是，陈水扁当局仍将操弄“公投”推进“法理台独”。2005年6月7日，台湾“任务型国代”已完成第一阶段“宪改”达到“公投入宪”的重要目标，这意味着陈水扁当局未来可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变更国号”、“领土范围”；意味着民进党关于“台湾地位和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的“台独”主张“法律化”，为岛内“台独”势力通过“公投”方式“拒统谋独”、“法理台独”提供了“宪法”保证。“公投入宪”后思无穷，台“行政院”正推动“公投法”修正案，大幅降低“公投”门槛，幷将“领土变更”纳人“公投”议题。陈水扁多次重申，2008年“要给台湾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所以，如时机和条件成熟，不排除陈水扁当局将操弄“公投”实现“法理台独”。
  
　　三是，不排除少数极端“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可能。现阶段两岸关系紧张暂时有所缓和，但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幷未消除。陈水扁任期仅剩余2年多时间，从他个人讲已没有连任的包袱，而以陈个人的政治秉性和惯用的政治手段，不能完全排除其制造新的“两岸危机”以化解党内矛盾及连续执政危机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其继续挟行政资源用“公投”疯狂地作出没有底线的政治“豪赌”；不能完全排除陈水扁当局的“台独”言论和行动将更具挑战性、欺骗性和现实危险性。同时，以李登辉在幕后操作的台联党为主的少数极端“台独”势力，仍为“去中国化”、“制宪建国”不断兴风作浪，不能完全排除陈水扁在极端“台独”势力的高压下，忘乎所以、铤而走险地冲撞一个中国底线而导致两岸冲突。
  
　　（三）两岸政治僵局长期得不到突破，将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负面影响
  　
　　无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执政，台湾当局均拒绝接受“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两岸政治僵局长期难破。在这种“政治僵持”局面下。如有误判，两岸难免“擦枪走火”。
  　
　　一是，蓝、绿对两岸政治定位无本质差别。国民党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强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亲民党承认“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一中”、“两岸一中”，即“两岸各表一中”，与国民党本质上无太大差别；民进党顽固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分裂立场，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一边一国”，借“中华民国”之名，纵容“台湾正名”运动，加快“渐进式台独”步伐，推 动台湾“法理台独”，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使原本两岸僵持的政治关系“雪上加霜”。
  　
　　二是，朝野政党“拒统”政治立场基本一致。台湾政党政治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110个政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经济，包括两岸关系，“一党独大”或“一党主控”时代已经过去。现今朝野政党均反对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均坚持“拒统”的基本立场。民进党“急独”政治势力虽不占优势，但“台独基本教义派”及李登辉幕后主导的台联党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牵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泛蓝阵营也不足以主导化解两岸政治僵局的能力，况且也在利用“两岸关系牌”争取岛内选民，试图夺回执政权。
  
　　三是，台湾民意“维持现状”被当局利用搞“和平分裂”。五年来陈水扁执政的基础从未建立在经济、民生上，施政交白卷，靠吃“老本”，然而选举得票率却未见下滑。2000年台“总统”大选陈得票率为39.6%；2004年“总统”大选陈得票率为50.11%；今年“任务型国代”选举泛绿得票率为49.57%，首超泛蓝四个百分点。台湾民众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现实“危害性、危险性、欺骗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台当局一再打着“民主”、“改革”旗号背后的政治企图认识不清。而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公投意识”明显提升，支持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被不断“消音”，要求“维持现状”的民意被陈水扁当局利用搞“和平分裂”。
  
　　综上所述，岛内政局持续动荡，两岸僵局持续难解，“台独”势力持续上升，台湾问题的“不确定因素”在增长，我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仍然是严峻、复杂的。因此，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它就始终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障碍。

　　二、美国“以台制华”遏制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无可避免会触动国际局势。美国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其对华长期总战略是“以台制华”，迄今无本质变化。布什政府上台后，在此战略之下最突出是不时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的信号，幷操弄台海之间的“适度危机”，助长“台独”嚣张气焰，破坏统一进程，遏制与防堵中国和平崛起。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和平崛起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一）将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列同等地位
  
　　美国一方面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声称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对中国的政治承诸；另一方面坚称依“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布什上台曾宣称：“竭尽所能，协台自卫”，今年6月再次重申“协防台湾”)。美国采取“平衡”的对华、对台策略，其中一个中国政策变得越来越“空洞化”，竟然有美国会议员不负责任地提出要重估、改变“一中”政策。而“台湾关系法”却变得越来越实际，不仅美台军事结盟的功效越来越大，而且极力强化美台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全方位”关系（今年8月美国首次派出现役军官任台北办事处军事联络组长，台湾也派“国安局”中将任驻华盛顿特派员），幷依“台湾关系法”不断变相操弄台海“适度危机”,“以台制华”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
  
　　（二）首次公开提出美国定义的“台湾现状”
  
　　美国对华政策一直保持“大陆不武、台湾不独”的“双轨”平衡政策。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正值台湾举行“总统”大选，陈水扁操弄“公投绑大选”议题，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制造两岸关系紧张。此时，布什首次提出“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导致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这一重要表态，不仅没有制止陈水扁利用“公投”恶化两岸关系，还给予陈水扁错误的信号。按美国认定的“台海现状”，即两岸维持长期“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在此政策主导和影响下，意味着美国不仅要保护台湾安全，而且会加大插手台湾问题的空间。可以判断，美国要定义“台海现状”的战略考虑，完全是企图掌控台海两岸的主导权，保持美对华（台）政策调整的弹性。同时，根据形势需要对两岸施加影响，干涉中国内政。
  
　　（三）继续售台先进武器变相“军控”台湾
  
　　1982年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后，20多年来美国幷没有严格执行。相反，一方面力阻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对台军售，提高售台武器质量。甚至提升美台军事关系，扩大军事交流，旨在实施保持台海地区“适度危机”的策略，以期“军控”台湾这块“反共拒统”基地幷防止崛起的中国挑战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防部毎年出台“中国军力报告”，今年7月同样在报告中别有用心地制造“中国威胁论”，既向台湾推销军火，又变相“军控”台湾。陈水扁当局则借机攻击大陆威胁台湾安全。同时，美国大量军售给台湾，使得台湾当局错误地认为，有军事抵抗能力，只要不冲过大陆“底线”，可以不时采取打“台独”擦边球的策略破坏两岸关系，而这样做正符合美国“以台制华”的需要。
  　
　　（四）美日战略调整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
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紧随美国政策步调，幷将台湾纳人“周边”安保范围。今年，日本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与美国一起明确“台海是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美、日调整战略目标最核心的问题是基于两国的国家利益。究其原因：
  
　　一是，美日“安保”染指台湾蓄谋已久。中国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逐步增长，美、日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疑虑，是其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起因。二是，美日与台经济利益休戚相关。台湾是美、日重要贸易伙伴，台湾海峡是美、日海上重要运输线，更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三是，台当局“拒统”离不开美日“保护”。陈水扁主政后，把投靠美、日作为拼“独”保护伞，终极目标是建立美、日、台军事同盟，“挟洋抗中、挟美拒统”。
  
　　台湾当局拟议中的首部《国安报告》，明列“中国崛起”与台湾外在安全的最大变数，诬称“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是海洋扩张战略的一环，意图将统一后的台湾做为海洋扩张战略的前进基地”。台湾当局的所谓“国安报告”与美国国防部每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沆瀣一气、如出一辙、同唱一个调，台当局甘当美、日“棋子”，希望台湾安全“国际化”。由此可见，不管美、日能否达到干扰、破坏、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但美、日利用台湾反制中国和平崛起，而“台独”分裂势力又迎合美、日遏阻中国和平崛起，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三、对台湾问题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几点思考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和平统一，需要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发展过程。事实证明，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长河中必将出现种种机遇和挑战，其中台湾问题是最严峻的挑战。
  
　　（一）全面辨证地看待目前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
中央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决打击、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总揽全局，策略因应错综复杂的台海局势，台湾仍然控制在一个中国大框架内。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准确、客观地分析和把握当前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以及我遏制“台独”的总体战略优势，冷静、前瞻性地评估极端“台独”分裂势力可能给两岸带来的现实危害性，澄清思想上的模糊、片面认识，克服盲目、急躁情绪，不断增强忧患意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一是，一个中国大格局始终未改变。尽管台湾加速“去中国化”步伐，但除了靠几个受“金援外交”资助的小国支持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予承认。美、日、俄等大国和英、法、德等欧盟主要国家及东南亚诸国，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当然一些国家内心幷不乐见中国统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三层次”外交策略是成功的，在打击、遏制“台独”方面取得了国际上的支持。即使美国等对台湾有战略企图的国家，它们也担心切香肠式的“台独”切到自己手指，不愿被台当局拖下水与中国直接对抗。布什第二任内面临的全球反恐、北韩核武、伊拉克反美武装以及中美经济磨擦等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良性互动。
  
　　二是，台湾主流民意“求和求利求发展”不可逆转。岛内多次民调显示，80％以上的台湾民众希望维持两岸“和平、互利、双赢”的现状。今年5月20日，台“陆委会”最新民调显示，85.9％主张维持现状，其含义是维持和追求“两岸和平”现状；维持和追求“两岸经贸合作”现状；维持和追求“两岸未来发展双赢”现状。台湾主流民意更显示，不希望因“台独”引发两岸“兵戎相见，同胞相残，血流成河”。目前大多数有理性的台湾民众已经逐步看到，“切香肠”式的“台独”自以为得意，实际在切自己的手指，不自量力。丘宏达先生称，“台独和反攻大陆一样天真”。陈水扁当局搞“去中国化”“公投制宪”“法理台独”，不得人心，后果不堪设想。
  
　　三是，对陈水扁当局不应抱任何幻想。陈水扁刚上台执政迫于羽翼未丰的现实，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急独”路线，陈连任后岛内“台独”势力坐大、猖獗，肆无忌惮地利用执政权力不断扩大两岸敌对性，用煽动民意、敌视大陆拼“独”；用“去中国化”加速拼“独”；用“金钱外交”极力拼“独”，将两岸紧张关系极大化，幷藉机向美军购、交保护费，向美靠拢，给两岸关系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未来两岸关系不确定的危险因素仍然存在。为此，我务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戒备，做好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长期斗争的准备，特别是做好应对“台独”势力铤而走险与我“摊牌”的各种准备。
  
　　四是，连宋“登陆”后国民党大陆政策仍须观察。今年连战、宋楚瑜，郁慕明成功访问大陆，开辟了两岸政党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与沟通的新渠道，为开创两岸政党交往交流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但陈水扁当局仍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绝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甚至拒绝大陆一系列善意。而目前国亲两党幷不执政，无公权力，尽管连、宋回台都强调要落实、推动两岸政党交流及经贸、三通、旅游、货运直航等，但难度相当大。即便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宣称将延续连战访问大陆确定的国民党大陆政策，但马属外省籍第二代，大陆情结比连、宋少，本土意识比连、宋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可能完全照抄国民党长期来形成的大陆政策，也不应完全排除未来国民党大陆政策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对连、宋、郁访问大陆的重要成果和重大意义及未来国民党大陆政策走向，要从更长远的眼光来观察，我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仍然严峻、复杂，两岸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还在后头，争取祖国完全统一，任重道远。
  
　　（二）正确处理台湾问题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密切关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是党执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中央建构“富国强兵”的战略，中国和平崛离不开这个大战略。

　　一是，国家主权与经济建设的安全仍居首位。中国五千多年历史，曾经有过巨大辉煌，也遭受到西方列强掠夺，中国人经过百年奋斗开始站起来了。将国家主权与经济建设的安全放第一位，适应国际环境和两岸复杂、严峻形势的需要，必须正确处理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必须依靠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经济建设和发展，又离不开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和两岸关系。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不论是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都需要靠综合实力作坚强后盾。

　　二是，尽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从目前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大局、有利于两岸同胞情感融合、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局势稳定。“力争和，准备武”，幷不矛盾。只有遏制“台独”，才能避免“动武”；只有祖国强大，才能遏制“台独”。今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是，中国和平崛起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基础。中国和平崛起，才有能力遏制“台独”，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和平崛起，才有实力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和平崛起，更需要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和稳定的国际环境。毋庸置疑，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耗时长，难度大，难有明确的时间表；需要付出的成本也高，难以充分预估；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看似时间短些，但同样难度极大，需付出的代价沉重，无法估量。和平与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都须付出巨大代价，都将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重大影响。

　　（三）充分发挥香港“一国两制”示范作用

　　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最早为解决台湾问题所设计，但却在1997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得以实践。港澳回归实施“一国两制”初显成功，但未来要达到对台垂范的目标，道路仍是相当漫长而曲折的。

　　一是，深人探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最终能否成功，对解决台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香港走过回归八年的曲折历程，尤其是2003年发生“七月事态”以来的政治斗争证明，“一国两制”构想如何实践，没有现成答案。成功实施“一国两制”，需要付出高昂的“学费”，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回归后的香港形势复杂严峻，斗争依然尖锐。台当局经常借题发挥、恶毒攻击“一国两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港渗透严重；而所谓的“民主派”企图与“台独”分裂势力相勾结，台当局也企图利用“反中乱港”分子，制造事端，破坏港台关系发展。因此，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区政府按《香港基本法》依法行政，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按“钱七条”处理涉台事务，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这对解决台湾问题至关重要。

　　二是，充分利用香港的资源和独特优势，扩大港台民间各项交往交流，推动港台关系健康发展。港台政治、经济、社会、人脉关系，千丝万缕，香港在两岸交往中具有鲜明、独特、不可替代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据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04年统计：（1）港台贸易总额为260.6亿美元，台湾顺差134.4亿美元，台是香港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内地、美国、日本），第三大货物供应地（次于内地和日本）和第五大出口市场（次于美国、内地、英国、德国）；（2）港台相互投资案150件，投资总额3.3亿美元。截年去年6月台湾公司在港设立地区总部29家，设立地区办事处128家，台资银行在港有13家分行，台资企业有31家在港挂牌上市；（3）港台人员往来达260余万人次，其中台湾居民赴港207万人次，香港居民赴台53万人次，香港是台民众第二大旅行目的地（仅次于内地），台湾是香港民众四大旅行目的地（次于内地、澳门、日本）。进一步扩大、推动港台民间交流，尤其是港台民间社团交流，必将对解决台湾问题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先生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指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先生高胆远瞩，其富有深刻内涵的重要讲话告诉我们，无论是解决台湾问题还是实现中国崛起，都要以中国的经济实力作后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87年4月6日邓小平先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谈到，“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邓小平先生精辟、精准的政治预测，让我们后人感触颇深，敬佩无限。

　　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奋斗。对外“和平”、对内“和谐”，是中国主政者施政的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对任何国家都无威胁。所谓“中国威胁论”，是错误解读或别有用心的渲染，中国永不称霸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坚定承诺。

　　总之，中国和平崛起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这不仅符合包括2300万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的最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最根本利益。但台湾问题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心腹之患”，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国和平崛起，任务相当艰巨。

  （本文发表于上海东亚研究所《东亚丛书》之八，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