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中国抗疫精神的具体研究对象，主要从优秀传统、坚强引领、爱国动力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综合性地分析和归纳其时代、历史、环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特征要素，充分说明中国抗疫精神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产生的具有最新特质的伟大精神。本章先就中国抗疫精神的文化特征涉及的古代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因传承、近代中国优秀文化的切实弘扬和现代中国优秀文化的实践创新三大方面试作如下阐析。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因传承

　　习近平指出：“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藴”①。本书从古代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概括提炼出以“人为本的仁慈文化”“刚健自强的有为文化”和“天下一家的博爱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华。回望历史上的这些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虽数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经万种磨难而历久弥坚，在中国抗疫精神中熠熠生辉，发挥出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并铸炼出其独有的特质，为世人所认识和称道。

　　一、以人为本的仁慈文化

　　什么是古代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呢？历代学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张岱年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简言之，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古代优良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共同生活中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精神特质，是为大多数民族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理想信念、道德规范的总和以及心理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情感的集中反映。这里着重论述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仁慈文化。

　　（一）重视人和人命的传统

　　以人为本，人的生命大于天，是古代中华传统精神的文化底色。孔子的核心理念是“仁”，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天下归仁”（《论语·阳货》）的口号。孟子亦曰：“仁者爱人”（《离娄下》）。孔孟的“人”是类的概念，即爱人类。但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以人为本具体化为以民为本。《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

　　人本、民本落实到生命上，也就是仁慈地对待一切生命，而人的生命至高无上。《论语·乡党》记载：马棚失火了，孔子从朝廷回来说“‘伤人乎？’不问马。”孔子见有人拿刻的木偶人来殉葬，他认为太残忍了，“为俑者不仁”（《礼记·檀弓》）。《论语·乡党》记载：“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述而》还记载：“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些都表明瞭孔子对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切的感情。孟子从更大的境界，提出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下》）。隋唐以后中国化的佛教更提倡慈悲为怀，形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生命观。在这些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看待生命是“人命关天”，医者救命是“仁心仁术”；反之，戳害人命天理不容，见死不救猪狗不如。

　　（二）中西人道主义的分析

　　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文化与西方人道主义有相似之处。但西方人道主义虽然脱胎于反神权的启蒙思潮，其基础仍然是宗教的人道主义。基督教从“上帝爱大家”来推演出人类应当相互关爱，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出于神性的差遣。西方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尽管在社会理念中包涵着“人是目的”“把人当人看”，但一般只从社会的正义原则去要求个体的自主与自律，而视神的世界才有真正的自由。即便在科学昌明后的当今时代，西方世界仍是将可知的对象交给科学，而对不可知、不可控的对象，他们更习惯于将其交给神。尤其悲催的是，西方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相结合，一切人与事，就算是人的生命，若有损于资本财团的利益，有碍于选举政治的票势，统统都可以舍弃。

　　（三）抗疫结果的文化追因

　　新冠肺炎是当代人类遭遇的病毒侵害人体以肺部为主的全身脏器病变，且潜伏期较长、变异较多、死亡率略高的流行性疫病，重症者痛不欲生，治疗难度大、费用高。怎样抗疫，不同的国家有着因民族文化基因不同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的抗疫结果。中国的抗疫“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①，正是秉承了中华传统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化，形成了全国动员、众志成城的抗疫阻击战、歼灭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②。一句话，即在半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习近平指出：“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爱人利物之谓仁’。疫情无情人有情。”“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③而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则有的搞什么“群体性免疫”，实为放任自流、自然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马虎了事、做表面文章，不愿因抗疫减少经济利益，影响政治选举。因此，一些西方国家疫情愈演愈烈，死亡人数节节攀升，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都遭到严重打击。中国的治愈者中，“从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至100多岁的老人，不计代价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湖北武汉雷神山医院治愈的新冠肺炎最大年龄患者为98岁，“湖北省成功治愈3000余位80岁以上、7位百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多位重症老年患者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④。而西方一些国家一度中断年龄65岁以上者的治疗，摘掉其呼吸机给年轻患者使用。中国公民检测和治疗新冠肺炎费用一律由国家负担，其中重症治疗费用每人达数十万元之多。而西方许多国家则需自费，一些没有购买足额商业医疗保险的新冠患者，即便是治愈了，面对天价账单大概会有生不如死之感。这些巨大的反差，使人们不能理解，那些整天高喊人权的国家，在病毒危及人的生命的关键时刻，怎么会如此不重视人的生命权；那些以往常吹科学何等牛逼、福利何等爆棚的发达国家，在疫情需要科学大显身手、福利提供保障的关键时刻，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只要我们从文化基因的各自特点去分析，或许能够找到某些答案。

　　二、 刚健自强的有为文化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进。”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②从文化基因上究其根由，还在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独特的刚健自强的有为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国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寓言，不乏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刚健有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从哲学命题来看，在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罗马同期的所谓“轴心时代”，《易传》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不仅儒法兼用的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天论》），即便是奉行“自然无为”的道家，“无为”的落脚点却在于“无不为”。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的历程中，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是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有发挥聪明才智的灵巧，有忍辱负重寻找时机的韬晦，具有无所畏惧的拼搏意志、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心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智慧和能力。当然，任何古老民族似乎都存在这样一种高昂不屈的文化，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这种特质相对更为浓烈和突出。

　　（二）防治瘟疫的中医中药

　　在人类历史的艰难跋涉中，传染病是危害极大的凶险。人类约万年前离开洞穴、开始群居性的定居生活，伴随着原始农业耕作的产生，对动物的驯化利用，特别是集中居住并形成村庄和城市，传染病就一直纠缠人类，一些恶性传染病可以引发人口的大量病亡，可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代价。世界传染病史资料显示，天花从公元前1157年在古埃及出现，到1977年报告最后一个病例，肆虐人类社会3000余年，导致数亿人死亡。14世纪中叶席卷欧亚大陆、延续400多年的鼠疫“黑死病”，造成欧洲1/3人口死亡，全世界伤亡近亿人。肺结核也存在了数千年，至今每年全球约800万人感染、200万人死亡。1918～1920年起源于美国的所谓“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1/3的10亿人口被感染，超过5千万人死亡。伤寒、小儿麻痹症也都自古有之。霍乱延续了200多年，共有七次大流行。其中1899年开始的第六次大流行最为严重，历时逾20年，仅印度就死亡数百万人。1961年开始的第七次大流行，波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伤亡惨重。艾滋病15世纪起源于欧洲，从1981年至今死亡2500万人，现在全球仍然有3000多万携带者。梅毒15世纪起源于欧洲，经历很多代人才遏制住。

　　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刚健自强的有为文化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古代将传染病称为“瘟疫”，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了每年春季定期淘井有利于井水“去兹毒”，并注意疏通沟渠、水道。秦代开始及两汉时期，就立法对于疫病实行病患者居住隔离断絶接触，还设定了垃圾倾倒、污水排放的有关法律。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关于瘟疫的医学专著。东晋的葛洪着《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等，就包含了天花、疟疾、红斑狼疮、羌虫病、瘴疠、疟疾、脚气病等治疗。明朝吴又可的《温疫论》，在中国传染病医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诊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即便在现代，中医中药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教授发现特效治疟药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医学奬，从而战胜了已经存在4000多年的疟疾，就是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灵感。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的抗疫战中，中医中药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刚健自强的有为精神在抗疫中的体现。

　　（三）西方特色的群体免疫

　　西方世界在对付传染病方面，近代医学形成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缺乏类似中国古代官府的抗疫作为，更没有类似中医中药的作用，有的只是把生命交给上帝甚至交给巫师。虽然形成于西方的近代医学对防治传染病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代医学已成为抗疫科学的主流，但相对与中华文化显得消极认命的传统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这就是当今西方面对新冠疫情采取“群体免疫法”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面对毫无疫苗和特效药的新型传染病，以及即便有疫苗、有特效药，也会有大量的防治无效者，这就导致了相当多的人群对科学手段不信任。如西方出现不戴口罩、热衷聚会，德国慕尼黑甚至在疫情暴发期有人聚众搞什么“新冠party”狂欢，其法如同古代主动与出水痘者接触而迅速被传染，结果能够自动生成水痘抗体一样。但是，“群体免疫法”对于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又变异不定的新冠疫情，所冒的风险太大，应当是不适用的。截至2021年2月初，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达45万，事实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当然，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抗疫方法，有各自的国情，应了“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训。我国积极主动地全民抗疫，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可说是中华民族刚健自强的有为精神的文化基因使然。

　　三、天下一家的博爱文化

　　在抗疫战中，“我们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①，举国上下共解国难，各省驰援天下一家的博爱文化，也是中国抗疫精神一大特色。

　　（一）仁爱互助的文化好传统

　　天下一家的博爱精神这一特色的文化基因，也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成熟。《易传》中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配的，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主张“天下一家”，《论语·颜渊》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博爱精神。董仲舒说：“仁者，爱人之名也。”（《春秋繁露·仁义法》）朱熹在《四书集注》解释孔子的“仁者爱人”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明代甘泉学派传人蔡汝楠明确提出“博爱谓仁，止道其用”（《端居寤言》）。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傅山在《霜红龛》中也阐发了“爱无差等”的博爱观，是对先秦墨家“爱无差等”说的回归。也就是说，在中华文化密码里，仁是人的本质，而博爱是仁的功能和运用。只要有了仁，存博爱之心，就理所当然地关爱他人。

　　（二）中国抗疫中的团结互助

　　面对疫情，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就必然会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疫态势，4万余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武汉，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16个市州及县级市，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超级速度从无到有拔地而起，重点医疗物资统一管理调拨源源不断送往一线。这些生动的事例，都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在本书中有专章进行论述。

　　（三）全球抗疫中的国际救援

　　在世界多国发生疫情时，一国抗疫的战场扩展到“天下”，中华传统的天下一家的博爱精神，成为中国实行国际人道主义和大国责任的文化基础，伴随着“中国造”抗疫物质惠及全球。关于中国在全球抗疫中的担当和奉献，在本书中也列有专章。

　　第二节　近代中国优秀文化的切实弘扬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开始了救亡和启蒙，在苦难中再一次重铸了民族精神，保家卫国的爱国文化、不忘忧患的自警文化和上下一心的团结文化得到彰扬。这些文化虽属于古代中国文化就有的传统，但在近代得到极大地张扬，而在当今的抗疫战役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强劲脉动，提供了战胜疫魔以及附和病毒乱舞的种种群魔的利器。

　　一、保家卫国的爱国文化

　　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絶，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儿女具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强烈的家国情怀，这在抗疫中同样得到充分体现。

　　（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信条。对故土的眷恋、对乡情的皈依，家和族兴的责任，保家卫国的情怀，维系着中国人精神的“根”。一旦有外敌侵扰、内奸破坏，中国人都会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地去御外平内，护佑家国的安宁。因而中国历来爱国志士陈出不穷、前仆后继。在外侵内腐、灾难频仍的近代，落后捱打的屈辱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得爱国主义成为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涌现出林则徐、左宗棠、冯子材等一系列爱国主义民族豪杰，为人们所敬仰、爱戴和传颂。

　　（二）抗疫就是在保卫家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抗疫战役中得到弘扬。正如习近平表彰的：“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在这次抗疫斗争中，14亿中国人民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①当病毒“魔鬼”袭来，一个个白衣天使、科技人员、解放军将士、党员干部逆行而上，他们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豪情壮志，冒着致命病毒传染的危险，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以青春和生命抗击病毒，保卫家园，谱写了一曲曲抗疫战歌，声震寰宇。

　　（三）西方趁机对中国打压

　　尤为特殊的是，这次的抗疫，是在十分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的全球性没有硝烟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先是发起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围追堵截，企图困死中国这头已经苏醒的雄狮。一当中国首先报告新冠疫情，西方世界就把它看成是亚洲穷人才得的病，与发达国家无关。而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和国务卿彭佩奥则明目张胆地称此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并首先关闭了领事馆和中国航线。虽然世卫组织及其他国际、国家的官方机构反复敦促人们反对种族歧视、有关成见和假设，并将新冠病毒病定名为“COVID-19”，但由于美国等敌对国家因其自身的种种原因，极尽污蔑之能事，大耍甩锅之伎俩，企图将病毒之源的脏水泼到中国身上，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龢民间组织甚至狼狈为奸，开出天价要求中国赔偿。面对国际乌云压顶之势，中国人无不激起近代历史上欧洲的“黄祸论”和美国的《排华法案》等饱受外辱的记忆，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病毒、反霸凌双线作战，最终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二、不忘忧患的自警文化

　　面对西方的趁机打压，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的经验教训所积淀的忧患意识，又一次强烈高涨，警钟在耳旁敲响。

　　（一）民族国家层面的忧患

　　早在《易经》中就有“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之语，《易传·系辞下》则明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论语·卫灵公》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孟子·告子下》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经典名言。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长期属于社会先进分子的智者之论，在近代达到了民族国家意识的高度，成为官方与普通老百姓的全民共识。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斗争中，既有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血战黄海、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以及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等官方作为，也有义和团、太平天国、广州三元里抗英等群众性的反帝运动，更有知识分子如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严复提出“救亡”图强，梁启超提倡“新民”启蒙等思想理论。这些由忧患意识而引发的斗争和反思，贯穿于整个近代史。以“五四”为标志，找到了“民主”和“科学”的民族振兴之路，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得以步入现代。

　　（二）对疫情及反弹的忧患

　　现代中国无疑仍一直在忧患中发展壮大，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导致人们以忧患意识对时局和前程进行探求，从而找出破解之方。新冠肺炎的疫情，同样是增强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不忘忧患的自警精神，是中国抗疫精神的一个特色。当疫情暴发初始，人们难免焦虑、担忧甚至惊慌和恐惧，霎那间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在药店和商场被一购而空，粮食和日用品也被民众囤购，这是忧患疫情的最初表现。就算居住在国外的华人华侨，当地发现疫情，这种防范意识也属比较强烈。随着疫情的蔓延，形势愈加严峻，一方面要引导民众正确认识疫情，不恐慌、不忧虑，坚定抗疫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动员民众面对疫情不轻视，不消极、不懈怠，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理性辩证的看待疫情，科学谨慎地处理疫情。有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够主动防范，全力救难，从源头遏制传染风险，尽力减少病毒带来的危害。尽管中国的抗疫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仍须时刻警惕疫情反弹，密切关注病毒变异，以忧患意识迎接战疫的最后胜利，而不忘乎所以。

　　（三）警惕西方的诬陷勒索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抗疫进行大肆的造謡污蔑，天价索赔一度形成乌云压顶之势，内忧外患更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忧患意识，振荡出疫情防控的奋斗精神。新冠疫情防控像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和历史启示録，提供了新时代增强民族忧患意识的一次契机。它使得我们得以看清暴露出来的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也警示我们国际反华势力时刻都在寻找机会落井下石予以加害。事实再一次证明，忧患意识必须继续强化而不能放松和放弃。居安思危、筑牢防线、有备无患、做好自己，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坚强和成熟，战胜新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上下一心的团结文化

　　与忧患意识一样，协同一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易·系辞上》）的团结精神，也是自古以来就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价值观。在抗疫精神中，上下一心的团结精神和顾全大局的自律意识，显得特别突出。

　　（一）近代团结意识的唤醒

　　由于中国虽然文明悠久，但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却迟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的铁蹄踏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天朝旧梦，国民才逐步唤醒了对近代民族国家认识的自觉。曾记得，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许多民众只作看客，似乎这些鬼佬无非是在与大清皇帝打仗，与我何干？还有人为了挣得一些苦力钱，甘愿为入侵者带路和运送弹药补给，甚至将入侵者带入一条可以绕过守城官兵直通城内的下水道直接进城，促使北京城墙顷刻被破、圆明园等被毁、大批中国人被杀的惨祸。“中国人一盘散沙”是当时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形象，更将中国人污蔑成“东亚病夫”。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殊死斗争中，唤醒了民族国家的自觉，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人心齐，泰山移。”这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包括近代以来的激流险滩中积淀形成的伟大团结文化，是中国人民征服自然灾害、扺御侵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凝聚而成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中国抗疫的举国之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抗疫取胜的独特优势。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调度下，举全国之力，紧急驰援湖北武汉。在武汉封城之后，全国几乎处处封城，人们自觉隔离，上演出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封城记”。这里有党和政府与普通百姓的上下齐心，有各省市、部门、单位的守望相助，有每个人的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民族凝聚力盛况空前。中国抗疫胜利的凯歌，就是一首“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的合唱。英国教授马丁在对中国进行了二十几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人最可怕的，是在关键时刻显示出的团结精神。德国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西伦认为，中国能快速从新冠病毒阴影中恢复与“中国人高度自律”有关。

　　（三）引发人际关系的反思

　　有意思的是，以往怨言丛生、矛盾尖鋭的某些人际关系，也在抗疫中得到反思。如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关键的时刻，崇拜歌星影星毫无意义，靠的是钟南山、李文娟等科学家，靠的是军人、干警铸成的铜墙铁壁；虽然医患矛盾冲突成为社会痼疾，但冲在抗疫一线与毒魔做殊死斗争、不顾感染的危险挽救患者性命的医护人员，成为抗疫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以往人们痛恨贪腐的官吏、利己的奸商、霸道的物管，等等，许多在抗疫中的官员、企业家和服务人员，以应有的言行改变了在民众眼里的形象。这些在抗疫特殊时期出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现象，说明瞭“民齐者强”“万夫一心，天下无敌”的道理。

　　第三节　现代中国优秀文化的实践创新 

　　我党历史上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上甘岭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女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抗震精神、抗击“非典”精神以及改革开放精神等，既是红色文化基因，又是响彻时代的精神音符。“抗疫精神”作为中国最新精神文明形态，正是对这些中国现代优秀文化的切实传承。“抗疫精神”对时代精神的传承，凸显了实事求是的务实文化、遵循规律的科学文化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文化，具有新时代的时代感，包含了对时代之问的探索和解答的实践创新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现时代所表现出的特有的精神面貌。

　　一、实事求是的务实文化

　　“实事求是”的务实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党的思想路线。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①，再次证明瞭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抗疫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抗疫精神的一大特色。而国外的乱象，反衬出中国对待疫情的务实求真的特色。

　　（一）疫情报告要务实求真

　　按照法规要求，发现疫情要按法依规及时报告，这是现代社会尽人皆知的起码常识。难在疫情出现苗头但尚未弄明情况与可以确切判断已发疫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何准确地拿捏分寸，做到既不躭误疫情，又不谎报夸大，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严守法规的标准和敢于担责的勇气。一旦确定了疫情爆发，“中国第一时间报告疫情，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及时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向世界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②。中国的做法，得到世卫组织、医疗专家和专业媒体的肯定。反观美国等多国对疫情真相隐瞒不报，尤其美国感染数据全球第一，却解释为测试量大，要减少测试压低感染人数，存在着严重的数据不真、疫情不明、弄虚作假、欺瞒民众的情况。

　　（二）疫情防治要务实求真

　　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危害、传播途径、疫情现状等，应及时准确地告知民众。另一方面，如何抗疫，怎样组织实施等，应当科学谋划、迅速组织、有效实施。中国不仅实施了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和组织最为严密的全国性封城隔离之法，防疫和治疗双管齐下，抗疫与民生两不躭误，逆行抗疫与居家隔离都是为了抗疫作出贡献。而且还邀请了世卫组织和多国专家一道制定防治之策，每日公示疫情数据和重大事件，广泛宣传科学抗疫方法，公示破坏封城隔离的刁蛮之人，彰显出严肃法治的现代治理精神。国外却仅从最初发病的人群中统计出亚裔、中国人比例高，就得出新冠肺炎只感染亚裔和中国人的结论，把自己国家的白人得病说成仅是流感，直到大量白人也病倒了，尤其是在军营中、军舰上以至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都出现新冠疫情，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新冠病毒对全人类的人种都具有传染性。而所谓可以不戴口罩以及“群体性免疫”的方法，也被事实证明大错特错，不得不改弦易辙，除极少数国家外普遍实行封城隔离。

　　（三）复工复产要务实求真

　　除了抗疫龢民生所需物资必须要边抗疫边生产外，当中国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条件达到一定标准就不失时机地果断投入复工复产。除湖北疫情严重地区外，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春节后不久陆续开工，2020年2月中旬规模以上企业大多已经复工复产，达产、超产和创新捷报频传。尽管如此，疫情的影响也使得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反观美国等国家，先是不能实事求是地按照疫情的防控要求停产隔离，到了疫情一发不可收拾被迫停产隔离，后又不等疫情消停，美国和欧洲普遍在5月迫不及待地复工复产。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年4月16日宣布“重启美国经济”指南，5月初取消居家令，结果疫情反弹，不仅没能重启经济，美国上半年GDP同比下降9.62%，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却迅速上升为全球第一。这正是利字当头，不能务实求真的必然后果。

　　二、遵循规律的科学文化

　　中国抗疫取胜的重要秘诀，在于科学的权威深入人心，疫情防控决策、患者医疗救治都离不开科学。表现为在抗疫中尊重规律、科学防控、把握疫情、精准施策。这次疫情防控不仅高科技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科学素质，特别是对科学家的尊重、对高新科技应用的自觉性和迫切性，都得到空前的提升，彰显了科学的价值和力量。中国抗疫的特点之一，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一次全新的科学启蒙。

　　（一）抗疫的医学科研攻关

　　在疫情面前，科研攻关的关键在于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检测试剂和疫苗的研发。中国的科研人员为抗疫科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短时间内甄别出新冠病原体，完成基因检测，临床检测的手段不断使其更为准确、快速、简便和低价。英国记者亲历了武汉核酸检测后，2020年4月14日在路透社网站发文《在武汉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快速、便宜、操作简单》，当时的检测过程不到3秒，1天半内就有结果，并可通过手机进行查询，费用仅需37美元（约合人民币260元）。从5月14日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全民除6岁儿童以外的近990万人已接受集中免费核酸检测，发现确诊患者为零，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仅为0.303/万，全市无症状感染者在人群中占比极低，未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宣告了武汉已为緑码。据有关资料报导，中国抗疫在可诊、可治、可防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和进展。已有多个检测产品获批并应用于临床，整体检测水平显着提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并正在推动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先进技术用于治疗研究；新冠病毒疫苗正按五条技术路线加快研制，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团队研发的新冠疫苗7月中旬已完成Ⅱ期进入Ⅲ期临床试验，8月初在北京建成的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也通过国家生物安全检查，还取得了腺病毒载体疫苗（Ad5-nCoV疫苗）国家专利，表明我国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已走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大数据和5G技术等都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广泛应用。反观美国等高科技国家，本来应当在防治新冠方面条件优于他国，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以检测为例，美国的检测试剂号称准确性高、快速甚至立等出结果，实际上结果要等一周才能得到，许多患者知道结果时已经到处传染，无法切断病毒传染链。美国疾控中心从3月2日起停止公布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和死亡病例数据。前期抱怨检测试剂盒缺乏，检测能力不足，后期又抱怨检测人数过多，以至感染人数飙升，企图掩耳盗铃式地要减少检测来压低感染数据，这些匪夷所思的做法实在与其高科技强国名声相去甚远。在中国的钟南山是英雄，被称为美国钟南山似的专家福奇却受到死亡威胁，这大概最能反映中美两国对待科学的现实和差距。

　　（二）抗疫的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在中国抗疫科技中是个亮点。据中国评测机器人国评中心①报导，自疫情发生以来，“无接触”成为大众在疫情中的基本诉求，用机器人代替人进行作业减少交叉感染的需求尤为强烈。中国机器人企业凝心聚力，在短时间内投放各类机器人，参与了抗疫全流程中多项工作任务，与前线医务人员一起并肩作战。不完全统计，近30家机器人企业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如普渡科技、新松、擎朗智能、广州赛特、猎户星空、云迹科技、京东物流、坎德拉、哈工大机器人集团、钛米机器人、灵至科技、大疆、创泽智能等企业。在疫情防控、疾病诊疗方面现有应用的机器人产品，分为消毒、导诊、室内配送、巡控、远程诊断、测温、陪护、清洁、物流、生产制造等十大类别，机器人成为奋战在抗疫前线的“钢铁战士”。

　　（三）5G及其他高科技应用

　　5G在抗疫中牛刀小试，初露锋芒。突出表现在5G+远程医疗远程办公远程教育、5G+新媒体云传播、5G智能化工厂和自动驾驶提升抗疫物资生产运输效率、5G多样化终端创新公共场所疫情监测和巡逻手段等方面。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全程网络直播风靡全球，让人们亲眼见证中国力量。热成像体温测量、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让抗疫工作如虎添翼，符合国家分区分级风险等级标准、风险人群识别标准的全国通用的“健康码”应用于疫情防控、跟踪筛查、复工复产，为政府、企业及个人防疫工作提供精准、权威、安全的解决方案。微信、微博和抖音等各种手机APP成为民众孤独无聊的隔离生活中进行社交和娱乐的新平台。新近全球组网投入应用的北斗导航卫星，也为抗疫提供时空体系精准服务。这些高新科技，成为抗疫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保障。

　　三、尊重自然的生态文化

　　中国的抗疫所带来的对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和理性自觉，再次说明中华民族勇于应战生态危机，善于在危难中总结教训，转危为机而百折不挠。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以耗竭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生态危机已然显现，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提的“五位一体”的高度。这次战胜新冠疫情的战役，又使得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生态文明的洗礼，因而成为现代中国优秀文化在抗疫中的切实传承一个重要特征。

　　（一）重视和保护自然生态

　　中国最先发现新冠病毒疫情时，曾一度推测蝙蝠是致病的罪魁祸首。2020年2月1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冠病毒溯源和传播路径研究由中国疾控中心、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开展，中疾控病毒所检测了585份取自华南海鲜市场及武汉多家生鲜市场的样本，有33份新冠病毒阳性，其中31份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经营野生动物的西区，提示此次疫情可能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新冠病毒基因组比对显示，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天然宿主，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基因组亲缘关系最近，同源性为96%。同时报告也有科研团队在追踪穿山甲。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华南海鲜市场充其量只是二次传播点，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其中包含58种单倍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样本单倍型都是H1或其衍生类型，而H3、H13和H38等更“古老”的单倍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观点，蝙蝠与人类之间还应当有中间宿主。尽管如此，武汉在第一时间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2020年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全国疫情解除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的公告。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的推行，是对中国某些地区传统陋习的彻底革除，战疫推动了这一革新，使之成为全民共识和明文法令。

　　（二）警惕人为的生态攻击

　　除新冠疫情外，疫情前后世界接二连三地报导了一大串自然灾害事件，有的可能是人有意无意所为，都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生态灾难。如亚马逊丛林大火和澳大利亚山火，就有可能驱使野生动物病毒宿主被迫逃离森林，将病毒带给人类。全球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曾冰封着的数万乃至数十万年前的古老微生物和未知病毒，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特别是新冠病毒发生变异的噩耗，更是令人胆战心惊。而且，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还要严防某些国家利用生态灾难的掩护，对他国进行生化武器的攻击。他们企图继承二战日军“731”部队的细菌战、毒气战的罪恶行径，搞现代生物战、人体基因战，等等。所有这些天灾人祸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对立，都值得人们反思、检讨，而对人为的生态攻击，必须坚决反对和严加惩治。人类的科技进步可能永远赶不上细菌病毒的突变和新病毒的出现，更难以遏止居心不良者的生态破坏和攻击，生态文明的警钟必须常鸣不息。

　　（三）学会生态地对待身体

　　值得重视的是，中医在此次抗疫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湖北、北京、四川、江西等全国许多省市的抗疫医疗报告，在西医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的参与率和有效率达80%以上，武汉雷神山医院“重症病区，以中医治疗为主，中医治疗率100%，中药治疗率100%，目前多数病人核酸检测转阴，明显好转”①。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的有效方剂“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颗粒和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对临床使用的“三药三方”作了相关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从第三版开始，中医诊疗方案就纳入其中。中医不仅是传统优秀文化，更重要的是它应当归属于现代乃至未来的生态医学。西医对新冠病毒的治疗，对身体的杀伤力大，会产生极大的后遗症。而且新冠病毒的变异性，使得西医西药包括疫苗都将滞后于病毒的变化。而中医中药则是以人体系统的生态观对待身体与病毒的关系，“治未病”的预防重于“治已病”的疗救，从扶本强基、扶正祛邪和整体调理入手，通过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为主，药物控制和杀灭病毒为辅，达到疗效好、后遗症少的目的。抗击非典的战役中，中医中药已经证明其重要作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又一次证明中医中药的威力。它再次给人们以启示，人类不仅要生态地对待自然，也要生态地对待人体。在中医中药范畴内的养生学、内丹医学、太极拳、静坐等，都能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是生态地对待自身人体的传统手段甚至是秘技。总之，人的精神的社会化与人的身体的自然化，应当并重同行，这正是对100多年前青年毛泽东强调的“文明精神，野蛮体魄”①理念的现代诠释和承扬。

　　中国抗疫精神的文化特征，是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特色，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②。有了这一文化特征，才能诠释中国抗疫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它标示出的是厚重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注解和当代优秀文化的展示，从中可以寻觅中国抗疫精神的“根”和“魂”。

　　主要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8日）[N].人民日报，2020-9-9（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N].人民日报，2020-6-8.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1-2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