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迟迟不消，夏天迟迟不跑，闷热的气团笼罩着大地，几乎也没有朋友上门，仍然属于宅在家中，百无聊赖，给自己腾出了不少空闲，可以去整理整理自己的旧物。名片、胸卡、工作笔记一大堆，还有七、八本通讯録。我呆呆看着一本又一本的通讯録——过去岁月随身的伙伴，密密麻麻记録了人名、电话、地址……，也记録了每一时期生活、工作、人际交往……，几乎翻阅得“烂”了。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认识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交往！这些通讯録几乎都是我“文革”后进入社科院后始有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多姿多彩了。人的一生就是从一本又一本的通讯録中走了过来，记録了人生的喜怒哀乐，记録了生活阴阳睛缺，记録了亲友的凋零，记録了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片断，记録自己苍老的过程！

　　今人已不需要这小小的通讯録了，这一切由手机与电脑替代了，但我们这批老派人，曾用了三、五十年的通讯録，这也是一个人的人脉关系本，人际交际本，也是人生“联络图”。我们过去出访，就有不准带通讯録的严格规定，因为里面确实会藏了不少机密。我呆呆地翻阅着这一本本的通讯録，大体是从1980年我进入社科院工作始，后担任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与台湾研究会秘书长，后又从市政协委员、常委到市政府参事，最后从台湾研究所到东亚研究所……。一段段经历沥沥在目，让人难以忘怀。

　　第一个祝福

　　在我第一本通讯録中还夹了一张纸条，这是我离开从事了十七年中小学教师时，学校支部书记唐国伦主任写给我的一首诗！

　　送念驰

　　一九七○年，动乱中相遇
　　“斗争”中相识，君多才多艺！
　　“请来”即离别，只恨留不住，
　　得知去深造，高兴把君送！

　　唐国伦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静安区少年宫

　　唐国伦先生当初是静安区少年宫主任与支部书记，原是静安区区委干部，“文革”时的1970年下放到茂名北路小学当领导，恰好遇到“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比“文革”初期运动更激烈更触及“灵魂”。我当时虽已离开小学调到了六十一中学（民立中学）教书，但因“出身不好”和“白专”被唤回来批判。所以他说我们是“动乱中相遇”。他正直严厉，疾恶如仇，自然也很“左倾”，在没有认识我之前，他在学校中听说我是既“白”又“专”还有“野心”，于是成了“典型”的批判对象，他毫不手软的“斗争”了我，让我“躺平了”。后来在我们多年相处中，他完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称我“多才多艺”！并一起搞了很多有益的教改活动，相互欣赏，相互尊重了。他是一个干才，工作一流的，认真又踏实，充满干劲，于是被调到区少年宫当主任与支书。少年宫当年不仅是学生课余活动场所，更兼思想教育、课外活动的指导作用，等同重点中学。他去了以后便“借调”我去协助工作，负责思想教育刊物《小葵花》……。这时“文革”刚刚结束，束缚在我身上的“绳索”被解除了，又迎“拨乱反正”春天，我欲欲思飞。当时正值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我决定飞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业从事《全集》编纂与研究。这个决定得到了唐国伦先生支持，他一点没有为难我，成了我的伯乐，所以他说“请来即离别”。1979年底我离开了少年宫，他“高兴把君送”，是第一个给予我祝福的人！

　　祝福一个下级升迁，絶不是件易事，尤其在我们的国土上，人才的流通，人才的升迁，不是很正常的，有很多无形的手会牢牢地拖住你，要“脱颖而出”，“步步高升”，只是励志的话，真正要从社会底层挣脱出来，是千难万难的，甚至会被你“亲族”、“闺密”拖回到原地。伯乐何其稀少，“跳槽”何等大逆不道，会跳得满身伤痕！在这个世上，永远不缺的是妒忌，尽管所有的宗教中都将妒忌作为戒律，但戒而不絶。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理想之城》的主人翁，被连续提拔，但遭来的妒忌，差点把她淹死。我深深有感于此，我们这个世上也许太缺乏祝福、包容、鼓励与伯乐了。我进了社科院后，也不乏处处遭到白眼，有人感到一个没学历的人挤进了他们行列是大不舒服的，于是开始“嚼舌头”。有一次在饭厅里，有几个人又在我身后指指点点“嚼舌头”，忽然有个人站起来大喝了一声：“你们不要这样随便讲人好吗！”这个呼声，让人大震。说这个话的人是当时社联秘书长乔林！

　　唐国伦先生后来去聋哑学校当校长了，从事特殊教育去了。乔林也去了“太平洋保险集团”担任领导了。但我一直忘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让我在以后岁月一天都不敢懈怠！

　　辛亥后裔门

　　进了社科院后我的通讯録中多了一大群人名，他们与我一样，都属于“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后裔。有蔡元培女儿蔡睟盎、儿子蔡怀新，一个是中科院研究员，一个是复旦大学教授，如同他父辈低调、恳切、和蔼，每晚也都喜欢喝一点绍兴酒。有秋瑾外孙女王焱华，一个不富裕的普通人，不知为什么，先辈的阳光与余荫一点也没有照到她们身上，她的丈夫也是个穷画家，后来他们终于去了美国，但也没有听说他们在“遍地美金”的美国淘到美金。陶成章孙子陶亚成，一个工人，长得与陶成章一模一样壮硕，但满腹牢骚，因为统战阳光一点也没有照到他们身上，甚至开有关纪念会也不请他们到会，因为我们要谋求“第三次国共合作”，实行统一，生怕刺激蒋介石，陶成章是被蒋介石暗杀的冤家，但陶亚成不明此理，一肚皮怨气。葛剑雄先生说得透彻：“历史不是学术，是政治，是为当今政府利益服务的工具”。很多人，包括陶亚成不明此理。还有王小安，王金发孙子，拼命为王金发申冤平反，以为后人可以多得余荫，其实平反了先人，后人也未必会得更多照顾，还要看政治需要。当然也有檏实无华的后代，如徐锡麟孙女徐乃英。

　　通讯録中辛亥后代还有一些很风光人物。如李烈钧后代李赣驹兄弟三人，位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民革主任、黄浦同学会会长等等，完全继承了乃父遗风，政治老练，老谋深算，手腕高明，上下通吃……。还有程潜儿子程元，都有乃父遗风，相貌堂堂，长袖善舞。同样军人出身的李根源，做过陆军总长与代总理，他儿子李希泌，则是个标准文人，埋头学术，没有弄出过多大动静。辛亥革命的宣传家叶楚伧，他的儿子叶元，也是出奇的老实，是著名剧作家，也在上海政协担任过专职副秘书长，老成谋国，稳扎稳打……。他们与我交往很多，也常聚餐，他们想成立一个“辛亥后裔联谊会”，我吓得躲起来了，这就是政治了，这个水太深，会犯忌的。

　　辛亥后裔的确“吃享”过一个时期，这都是统战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但我们始终与孙中山后裔还是区分对待的，他们（“正统的”或“非正统”的，嫡裔与非嫡裔系的也是被分别接待的），他们是主要统战对象。我认识的一个孙中山“孙子”王泓志，好像属于“非正统”的，所以也不是很风光。最好笑的是，竟有好几个人冒充“章太炎儿子”的，尽管我多次提出异议，但他们依然当上了全国政协“专员”，以“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自居，还代表国家出访……。虽我竭力抗议，也无人理会。日本总领事与台湾一些朋友还对我说：“不要这么认真嘛！当时历史人物在外面生个孩子，也很正常么！孙中山也不这样么？”

　　我只好哑口无言了。

　　社科院群儒

　　社科院人才济济，专家学者云集，多时达一千多人，像我这样没有学历的，不到十个。你到了这里面，就知道什么叫“知识私有”、“学位至上”、“职称第一”、“挤成果”……。每年要考核、交成果、评优劣……，看看自由自在，轻轻松松，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成果”都是挤出来的。至于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只好完全靠自己的自觉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读毕我祖父太炎先生每年每月每天的经历，读当时的一切读物（报刊、杂志、书籍、事件），读他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书信、日记），读他学术领域涉及的学术，读他政治活动中的政治，收集他的每一篇文章、书信、演讲……。这工作没有十年廿年苦功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压力有多大是难以想象的。所以称为“大山”工程。曾有一位院领导说过，“在我们这队伍中，有三分之一人会被淘汰，他们不努力，只关心买菜煮饭，吃大锅饭，注定不会有成就；有三分之一人虽然也努力了，但是没有悟性，没有能力，注定不会有大成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会成功，会有成就，他们是默默钻研的人，又有思想与悟性。”我从事的《章太炎全集》，最早也默默无闻，日子显得难过，最后《章太炎全集》终于出版，还评上国家社科图书大奬，我本人也获得全国古籍出版的一等奬！只是这个奬是在我从事这工作四十年后，即我退休后才获得的！

　　我的通讯録中，留下了许多的人名、电话，都是社科院同事，也有领导，如黄逸峰、罗竹风、陆志仁、沈从行、陈修良……等，还有许多优秀学者名字，当然也有许多“买菜烧饭公”，他们最多在晚报上登几篇小文章。也有许多风云人物，只风云一时。面对社科院群儒，谁是凤凰谁是鸡，是一目了然的。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章太炎的研究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政治、史学、哲学、文学……，我虽然没学历，也没有高深学问，但搞了一辈子这方面研究，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看他对章太炎的论述，几斤几两即一清而楚了。这方面我还是懂的。

　　这本通讯録验证这位领导箴言。这么多的同事，如同芸芸众生，有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的成为“会议专家”，从这个会跑到那个会，飘在水面上；有的成为某个领域公认的专家，成为一方权威；有的则想尽办法出国了。我当时当过外事接待员，接待过许多外宾，从来没有利用这机会为自己找个出国途径。有一次我忙不过来，请一同事帮忙接待了一个美国学者，想不到他仅靠一次接触就办成了出国手续，本事真是一流。但这么多出国的人，成功者也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也放弃学术了，多么可惜。

　　我从进社科院到如今已四十多年头了，迄今没有退休，也没有停止工作。如今社科院已不是穷庙，被列为“现代智库”，没有博士学位已入门无道，依然有严格考核制度，每季度、每年度，都要“出成果”，结果只能逼人出一般成果，让人没法沉下去，钻进去，出不了大成果，实在可惜。在“智库”的号召下，激发人人当“帝师”，实在有点荒腔走板了。学以至用，为中国民族振兴出谋划策，本是知识分子责任，但为了得到一个“批示”，为了获得一个“阅”字而奋斗，本末倒置了！

　　章门弟子们

　　在我通讯録中有许多人是章门弟子，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与学生，编《章太炎全集》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我必须时时与他们联系。但他们这一辈人几乎都凋零了，看着他们一个个消失，我心中无限哀伤。但他们的弟子与学生，巍巍形成了“章门学派”，保持了某种传承，继承了中国传承的好传统，这与政治上结帮成派完全是两码事。

　　最初《章太炎全集》的编订工作参与者共三十个人，章门弟子占二十三人，我是作为家属代表参与。具体分工给我的是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与《医论集》，当然也要参与收集所有资料。全集先后化了四十年才完成。汤志钧、姜义华、朱维铮、马勇诸先生作了很大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章门弟子中首推王仲荦先生居功最厥，（见拙作《王仲荦与章太炎》载《后死之责》一书），此不赘述。其它弟子如沈延国、蒋礼鸿、殷孟伦、殷焕先、陈行素、朱季海、姜亮夫（包括弟子崔富章）、汤炳正、叶芳炎、钱复、张芷、祁龙威、程敦复、饶钦农、黄耀先，以及陆宗达、王宁等都参加了全集工作，做出了不同贡献。

　　但我通讯録中的章门弟子主要是跟我接触比较多的几位，如王仲荦、沈延国、王乘六、叶芳炎、李希泌、金德建、郑棃邨、徐沄秋，还有潘景郑、汤炳正、姚奠中、姜亮夫、朱季海等，但后几位接触相对较少。

　　这些弟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位。

　　沈延国，晚年弟子，祖父老友沈瓞民之子，家学渊源与我们家住得最近，走得也最勤，与我们家关系最亲，他忠厚老实有学问，协助整理了许多祖父遗稿，功劳仅次于王仲荦。

　　王乘六，家也在苏州，人在上海师大教书，到我家来走动很勤，完全是个“老夫子”。一年春节，他一大清早来拜年，昨天正好下了一夜大雪，路上积了厚厚湿雪，恰好祖母亲自去开门，乘六先生一看到我祖母，当即下跪磕头，完全不顾地上状况，让我看得呆住了。这就是师门的规矩与礼数。

　　弟子中有一个奇才怪人叫朱季海，听说我祖父生前非常非常欣赏他，于是他持才居傲，独进独出，但同门都很尊重他，他一辈子没有参加过正式工作，但王仲荦先生每月将自己一部分工资寄给他，从无间断，可见师门谊深。有人劝他去工作，有的院校也高价聘他，他竟提出不参加会议等等无理要求，弄得啼笑皆非，也都不了了之。我祖母在世时，他时常会来请安，但是一言不发，呆呆坐在一旁，直到吃了饭，一声不响走了。祖母有时听到关于他“不争气”的传说，会狠狠骂他，他唯唯喏喏红着脸低头不吭，从不敢回嘴。事后祖母总会说：“书呆子、书呆子，书读得太多了！”但他到别人家里，见到好书就“借走”，经常不还，人家问他要书，他会说：“这书你也配读？”我不喜欢他，从没跟他说过话，他对我的工作也从不发表意见，每次见面，总喏喏相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真是师门一怪。

　　师门中有一个章氏国学讲习会学生叫叶芳炎，日寇占领苏州后，他竟参加了新四军，陈毅很欣赏他，留下多首唱和的诗。上海解放，他随大军进城，担任了上海市检察院还不是法院院长，反正地位很显要，帮助我祖父迁葬杭州，帮我父母办离婚等，他同情而站在我母亲一边，竭力帮维权，出了很大力。但不知后来在销毁一批旧档案问题上犯了“错误”，而降级使用。这是一个“谜”，他从不解释。可是他一直关心章太炎全集出版，为此我常去看看他，彼此话虽不多，但很亲密，视我为小辈。“文革”照例打倒，离婚，独居，我依然常去看他，他也会来看看我，简简单单吃口小酒。“文革”后期，他被“解放”，安排到社科院当图书馆馆长，于是我成了图书馆常客，趁机借读了许多书，当时我算是最早的读者，让我很爽。“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了社科院“法学所”党委书记，这是个重要研究所，正局级单位，算社科院领导之一，这样资深的老干部，社科院接收了一大批。我后来到社科院工作，他是出过力的。不久他去世了，他女儿通知了我，这个女儿一直是在照顾他的，我们一起帮他治丧，大概只有三五个人参加，出殡的时候，我们还是找不到他像样一点的衣袜，这让我心中难过至今。追悼会开得还是很像样的，他的前妻等纷纷都回来认他了。

　　通讯録中还有一个我祖父晚年很器重的弟子，他出身苏州豪门，当时他与他的连襟都与我祖父走得很近，以至祖父订《弟子録》时将他们赫然入列，而不少早年弟子竟不见列入，引起了钱玄同、鲁迅等人不快。这位弟子也许太爱老师的只字片羽，也许他家太有钱，便偷偷从我家专职保管我祖父遗稿的佣人手里，偷买了大量稿件，包括我祖父早年最重要读书札记，即《膏兰室札记》一本。当国家决定正式出版《章太炎全集》，祖母嘱我去他家借此稿本，俾于收録全集。当他听到我来意时，哽咽着说：“先师待我恩重如山，我决不会私藏此书！”说着说着，两行浊泪流了下来……。我便回复祖母，说他决不可能做这种事，祖母则批评我“涉世太浅，不识人也”。章太炎全集也只好缺了此册。但1986年前后，他写信给杭州章太炎纪念馆，说愿以六万元转让此册。还复印七页以证真实无误。但不久他突然去世了，他的家人立即以七万元交拍卖行拍掉了。至此我始知他密藏《膏兰室札记》确有其事，我实在太天真了。今年我在章太炎纪念馆始见他们设法从上海图书馆复印的被他盗买的手稿，竟有一大堆。这些手稿是这位弟子“捐”给上图的。但《膏兰室札记》则始终密不见人。我作为《章太炎全集》工作人员，也是师门一员，他们连襟俩竟从来没让我看过这些手稿一眼，却还向我借有关手迹去复印。这些手稿从法律上讲，是应该归还我们家属的，这是一种盗窃。他们平时见我总是笑眯眯的，但内心竟没有一点真诚，让我自愧幼稚！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一娘生十胎，十胎九种人”，包括章门弟子也是！

　　难忘的领导们

　　进了社科院后，要收集资料，筹备活动，参加会议，拜访前辈……，少不了到北京出差。北京是政治中心，没有北京的首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所以我结识了许多领导是从北京开始。通讯録便是我出差活动的联络图，没有通讯録，真是两眼一墨黑。

　　我最早认识的一位领导是高戈同志，好像是陆宗达师伯与王宁师姐介绍的。当时高戈同志是北京朝阳区或是海淀区的区委书记，是老资格的京官，上上下下他都熟悉。他热情、精明、能干，他虽戴眼镜，但眼光炯炯发亮。他听说我在从事的工作，非常鼓励，还写过几封信对我加以勉励，还介绍了一些领导给我相识。国务委员刘延东当时还是在他领导下担任区委的一个干部。

　　我认识李一氓是前辈他秘书沈锡麟安排的，沈是中华书局负责人之一，这时李一氓已不担任中联部部长了，只担任中顾委与中纪委领导，兼任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组长，还负责《大藏经》出版等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看他，正好新版的《大藏经》送来，他抚摸着书脊，爱不释手，如同抚摸自己的婴儿一样。他的案头上放了好几个烟斗，一个个排列好，这是他一天的“粮食”。他低哑浓重的四川话，我听不太懂。他跟我说章太炎怎么了不起，古籍整理怎么重要，还说到叶芳炎，因为他是新四军秘书长，新四军许多秘密大概只有他最清楚。1986年祖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他写来了贺信，会后我编了文集，取名“先驱的踪迹”，是他为书题写书笺。他是一个资历很深很深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一点没有架子，太平易近人了，也许他完全悟出了为人之道。他们这些老同志天然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判断世界暂时不可发生大的战争，所以邓小平听取了他们意见，决心把国家重心放到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上，才有了我们的今天。这是一批太了不起领导人了。

　　我为了筹备祖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去中央统战部，首先要得到认可，再请章门弟子联合提案，最后由中宣部发文准核……。由此我先认识了统战部秘书长胡德平，他是胡耀邦儿子，十分年轻，也十分热情，显得不是很有城府与官气。我们见过几次，好像还聊过点历史，他是学历史的，与他聊历史，比聊工作他更来劲。前些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大会，被聘为理事，会后我步出会场，在走廊上正面遇到了他，大概已三十年不见了，他居然驻足与我打招呼。说：“你，你，你姓章吧？”我高兴回答他：“对，我是章念驰！”然后我们热烈握手，互候道别，热情依旧。

　　我在中央统战部认识一位资深的国安与对台的核心人物，他就是耿文卿，他对外名义是统战部三局局长，实际上他是国家安全与对台工作核心领导之一，也公开的业绩是策划了李宗仁回国，也算统战工作一大成就，他是一本历史活字典，深藏了无数秘密。但最近有篇文章介绍了对他的采访，他竟然公开了部分秘密，让我大为吃惊。但不管怎么说，他是行家，他一直鼓励我利用家族海内外关系多做促统工作，但从没有给过我具体任务，只是像个大家长很爱护我，说有事情可以直接找他。后来他退休了，他与我最后一次谈话，很深情对我说：“今后要与统战部走近些，逢年过节不忘送点小礼，请大家吃个饭，要知道领导部门的人也是人啊！”这个话说得再对没有了，完全把我当自己人看待，情深谊切，真正是个好人，这才是真正完人。但我完全没有听他话，完全没有这样做，因为脸皮太薄，迈不开这步，也不想当官。

　　由此我又认识了严济慈、温济泽、楚庄、缪群、曹虹冰、杜冰、许嘉璐……，后期又认识了更多更多的领导，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家乡浙江的几位领导。

　　1980年后，祖父的陵墓修复，我们捐赠家藏的文物数千，祖父纪念馆落成，祖父全集出版，祖父纪念学术研讨会召开……，我反复到杭州与有关领导磋商，认识了一大批领导，主要有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王家扬，省外办主任王黎夫，省文化厅长毛昭晰，杭州市委书记杨招棣，杭州园林局副局长陈文锦，省文物局长叶遐修，省统战部戴盟部长……。但在我心里，最尊敬和最感激的是叶遐修局长。

　　叶遐修局长是个老资格的文化领导人，很低调，很檏实，很有文化，做事很实很实，很有章法，可称为我的导师。一桩事，一个活动，他领导得有章有法，自己却很低调很低调。他对三四十年的文化战线的斗争，瞭如指掌，他特别崇拜鲁迅，由此特别尊敬我祖父，站得特别高。他致力反文化战线中的“污染”，经常送我文章与杂志，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思想的领导。很多人不知道他才是暗中推动弘扬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推手，没有他很多事不可能完成，这一点我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至今常常深深怀念他。

　　上海我认识的领导则很多，接触最多最深应该是汪道涵会长，关于他我已写了多篇纪念文章，此不赘述了，但是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处理完一件工作后，他突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几句话：“念驰，你今后可以写回忆録啊！”我木然无语。我想平日在领导身边工作最强调的是要保密，不能随便暴露所做的工作，这是起码的底线与人格，我心想，怎么可以写回忆録呢？这真是跟我开玩笑。今天我悟出了道理，当初我们做了什么事，也许仍要守口如瓶，但我们的经历与感悟，是应该记録，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垂范于后。

　　另一位我追随颇深的领导是李储文，但关于他我也写过纪念文章。这里我应该写一写方行先生，这是不应忘却的人。

　　我认识方行先生是在“文革”之后，我知道他是老革命，解放后担任过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掌握过生杀大权的人，又担任过市文化局领导，他确很有文化，是个学者型领导，在近代史方面有著作有造诣，但今天的网络与微信上已查不到他任何踪影。“文革”后，百废待新，他担任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重任，抢救文物，古籍出版，恢复博物馆，组织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处处活跃着他身影。这是一段极重要的历史时期，今天很多很多人已不了解这段历史了，太可惜了。方行先生经验丰富，学识渊源，办事有条有理，助人实实在在，我遇难事总会找他开导，有时我会去他康平路的家坐坐，有时他会来我家坐坐，吃个便饭互不嫌弃。每次见面我总有收获，他视野宽阔，经验老到。他跟张承宗一样重要老练，张承宗也是我崇敬的领导。但我与张承宗部长就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了。当时我收集鲁迅在日本听我祖父讲课笔记，都碰了钉子，而且笔记一半收藏在上海，一半收藏在北京，他知道了，不声不响给复印了一份，而且复印得很清晰。于是我们合作用珂罗版自费印刷了《说文解字札记》二百本，成为珍贵的纪念品，这种事只有方行先生会热心地去做，我实在不能忘记他。我知道他受过许多苦，但我从来没有听他埋怨，更没有听他在后面说三道四议论别人，真君子呀！

　　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千百年来，人们几乎都是晚上在室外避暑，白露到了，寒气也要到了，上苍告诉众生不可再无遮无盖地在露天度夜了。世界在变暖，惩罚人们对大自然的不敬，让人长长久久处于闷湿热暑之中，生活工作都效率不彰。今天我从北方感觉到一丝丝凉气，啊酷暑终于可结束了，我可以自由自在舒舒服服出去走走了，我的通讯録的回忆也可以搁笔了。至于我的亲朋好友，种种经历与故事，也许是下一篇文章。

　　自有通讯録，迄今四十多年了，拙文用较多篇幅回忆了八、九十年代的人与事，这是一个极值得怀念的岁月。人们经历了“文革”这一系列的政治，终于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思想解放，走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意气风发，群策群力，敢于讲话，心情舒畅，都为“四化”出力量，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有一大批久经折磨的老同志发愤追回时间，新的一代得到了提拔，大家都明白，谁搞折腾，谁就下台；谁走老路，谁被唾弃；谁打假球，谁就下场！多么好的经验，多么好的故事，我们应该讲好这些故事！

　　写于2021年9月6日 
　　
　　* 发表于2021年《中国怡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