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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初探

  “一国两制”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付诸实践,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事实证明,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方案,而且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时移世易,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深刻的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的同时,结合港澳形势发展,积极探讨如何把港澳治理得更好。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高屋建瓴,积极引导,主动塑造,形成一系列治理港澳的新观念、新论述、新思想,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战略和政策。这些有关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谓之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本文成稿于2018年,初时以习近平港澳治理思想展开论述。。
  
  一、中央治理港澳的政策演进与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并决定首先应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他领导确立了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为香港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可以说,从1982年到1997年是“一国两制”的准备期。
  
  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一国两制”从理论进入实践层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妥善应对港澳回归前后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挑战,确保了港澳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为落实这一方针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从1997年到2003年是“一国两制”的起步阶段,中央与特区政府都小心翼翼,严守“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红线。2003年香港的“七一游行”是一道分水岭,它让中央震惊的同时也开始反思港澳在国家的定位是什么,“一国”与“两制”的关系该怎样处理等。澳门因形势不像香港那么复杂,在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探讨及有关实践中还肩负起“先行先试”的责任。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1.0时代”。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港澳治理之道。针对香港当时的态势,政策上,力争“在不干预前提下有所作为”,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为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年10月15日。,确认“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的讲话,2012年7月1日。。论述上,强调“一国两制”是完整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与基础,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和“两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07年7月1日。实践中,通过内地与港澳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来提振香港经济,帮助香港对抗2008年金融危机,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基建项目相继上马,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港澳部分单独成章等,都体现了中央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顶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的讲话,2012年7月1日。的要求。从2004到2012年,是“一国两制”的磨合期,也是“一国两制”的“2.0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央和特区政府互相进行着角色调整与适应。“一国”与“两制”基本上维持了动态平衡。然而,两制之间的张力逐渐加大。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暗流涌动,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澳门经过博彩业开放后的快速发展,进入调整期,社会矛盾逐渐显现。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其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从2013年至今,“一国两制”进入深入发展期,迎来“3.0时代”。这一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形成呼应,一方面是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革,中国面临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新课题,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和澳门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浮上水面,社会问题显化,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始解决、纠偏。“一国两制”实践面临挑战,也孕育发展机遇。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这是习多年关注港澳、亲身领导港澳事务的实践结晶,既回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又推动了“一国两制”持续、深入发展。
  
  敏鋭把握与回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国内外复杂形势,对港澳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国际上,由于金融危机和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引发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人民的渴望,但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开启“十三五”规划,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力朝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变化,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把握港澳发展的方向,把港澳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赋予港澳特区在新时代新的使命。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升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国家的一部分,香港、澳门不仅要积极搞好自身建设,而且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要“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的伟大荣光”。《决胜全面建成小社会,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这意味着,港澳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中,与内地一样投身中华民族复兴的洪流,虽则制度不同、思想文化存在差异,但需齐心协力,殊途同归。
  
  传承创新,推动“一国两制”实践。传承与创新,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十八大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动指出,“大家都很关心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方针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今天,我想借此机会重申:中央贯初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方针不会变;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职责的决心不会变;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的政策也不会变。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关于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针,同中央长期以来对港澳工作的方针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关键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切实尊重和维护基本法权威。”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0日。习近平在会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时,也提出了“三个一如既往”,即中央会一如既往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澳门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无论是“三个不变”还是“三个一如既往”,体现的都是中央政府对港澳实施“一国两制”的承诺,对港澳繁荣发展的一贯期望。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坚持“一国两制”,显示中央的决心与信心。“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2017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出席全国政协委员新年茶话会时,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为了“一国两制”实践更为规范,更符合港澳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央还创新了一些实践形式,如在规范行政长官的述职方面,从2015年开始,不再是以前的沙发围坐式,而改为长条桌式的会议模式,突出工作性质,“述职活动在场地布置上做出了调整,这些调整更好地体现了宪法和基本法关于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有关规定,以及行政长官作为特别行政区首长和特区政府首长向中央负责的要求,更加规范、更加庄重。”国务院港澳办有关负责人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2015年12月23日。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与以前“支持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的表述相比,突出了特区政府整体的功能与作用。十九大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中央宣讲团进行宣讲活动,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悉数出席,这在港澳回归后实属首次。习近平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中共十九大召开后,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团队及时学习领会大会精神,这些做法很好”,并指出,十九大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意义重大,体现了港澳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央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的、坚定不移的。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和崔世安时的讲话,2017年12月15日。
  
  长期关注港澳、亲身参与和领导港澳事务的实践结晶。习近平2007年开始担任港澳协调小组组长,此后一直在港澳工作的最前线,亲身参与制定港澳政策,领导和指导港澳工作。十多年来,港澳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不断变化,尤其是2012年以来,两地经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等重大选举,市民对施政者的要求越来越高。香港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GDP实际增长速度虽然较高,但市民获得感不强,社会深层次矛盾不断累积,2014年爆发历时79天的“占领中环”行动,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出现的发起者动员力度大、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的街头行动。澳门在博彩业的带动下,人均GDP位居全球前列,但经济严重依赖博彩业的弊端渐现,经济适度多元任重道远,市民对交通、住房等问题抱怨甚多,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面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是尽可能地进行提点,只言片语间既尊重港澳的高度自治权,又体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引领“一国两制”在正确轨道上行进。2014年香港“占中”期间,习近平专门指出,“法治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强调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利益。这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促进香港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会见来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香港持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的讲话,2014年11月9日。“占中”的最终和平清场,得益于习近平沉着、冷静,充满政治智慧的处理。2013年,习近平在会见崔世安时指出,“当前澳门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你牢记中央政府重托和广大澳门居民信任,依法职尽责,增强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提高特区治理水平,扎实谋划和推进澳门可持续发展,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习近平会见来京列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的崔世安时的讲话,2013年3月18日。此外,习近平还多次强调行政长官要带领整个团队谋发展、促和谐、改善民生。
  
  二、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的主要特点及内容
  
  (一)主要特点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的港澳治理,有着主次分明、刚柔并济、立足长远、共同发展的特点。港澳两个特区要与内地走优势互补之路,走共同发展之路。
  
  主次分明。“一国两制”从政治上来讲,先有一国,才有“两制”。“‘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7年7月1日。
  
  “‘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从法律上来讲,宪法和两个特区的基本法共同构成“一国两制”的宪制基础。2013年以前,中央并未特别强调宪法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如十八大报告的表述仍为“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然而,随着2013年香港政改争议的白热化,中央感觉有必要“正本清源”,才开始有意识的在港澳树立宪法的权威,明示中央对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此后,“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等提法成为“标配”。无论是中央措辞的变化,还是一些具体实践如述职座次的调整、中央宣讲团赴港澳宣讲十九大等,都传递出上下隶属的关系,即港澳是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享有中央政府赋予的高度自治。 
  
   刚柔并济。治理港澳须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有其刚性原则,但治理要怀柔、有亲民之心。习近平主政以来,一方面强调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另一方面则心系港澳特区的长远发展、民生福祉。习近平强调,港澳要树立国家意识,要与内地“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絶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11日。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通过港澳地区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行为,都是对底线的碰触,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近年香港“独立”“自决”势力的冒起,“旺角暴乱”、立法会宣誓侮辱国家等激进行为的发生,都是法律不允许的,特区政府已依据现有法律一一进行了追究。如果说法律的刚性约束是钱币的一面,那钱币的另一面则是柔和亲民,将心比心,给予港澳充分的尊重,关心港澳的长远发展、市民福祉和社会和谐,并以港澳社会能接受的方式传递这份尊重与关心。习近平一直鼓励香港特区政府“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7年7月1日。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澳门特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察民情、知民需、解民忧、纾民困”,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4年12月20日。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实践过程中,也要“求大同、存大异”。“从中央来讲,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7年7月1日。
  
  立足长远。习近平一直强调实施“一国两制”的长期性,这个“长期”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但至少是三十年。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之后,也恰是邓小平当年“五十年不变”的时间节点。邓小平曾解释为什么“五十年不变”,“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改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绘就未来三十年的蓝图,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目标与当年邓小平讲的“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一致的。本世纪中叶,既是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间点,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间点,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一国两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7年10月18日。。因此,习近平的港澳治理政策是管长远、管根本的,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紧密结合。 
  
  共同发展。如果说在香港回归初期,两地关系延续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靠香港引领的状态,那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香港经济的不景气,中央与香港签署CEPA,开始向香港“输血”及后来送各种形式的“大礼包”,两地关系看上去是“香港靠内地”。而现在,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港澳与内地要达至和衷共济,并船出海,共同发展的状态。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统筹安排中,“两制”之间不是互相消耗、互相对立的,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各管各”的,而是互相借鉴,优势互补,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恰如歌曲《狮子山下》所唱,“既是同舟,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二)主要内容
  
  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伴随着港澳“一国两制”的实践仍在不断丰富、发展中,但大体而言,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两制”方针将长期坚持,不会变、不动摇。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就明确表示了“三个不会变”,“三个一如既往”。2012年12月20日,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梁振英时表示,中央贯制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方针不会变;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职责的决心不会变;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普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的政策也不会变。同日,会见崔世安时表示,中央会一如既往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澳门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此后,该论述简化为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其在港澳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一国两制”二十年来的实践是成功的,它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这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评判,国际社会也承认“一国两制”的成功。英国、美国、欧盟等定期发布涉港报告,在这些报告中,虽然有时会指“一国两制”实践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制”整体而言是成功的。“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家龢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整体和长远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利益”,“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都絶不会动摇,我们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信心和决心都絶不会动摇!”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4年12月20日。
  
  “一国两制”在实践中难免遇到困难,要坚定信心、创新发展。“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作为一种政治表述、一个法律概念尚且简单,但若转化为具体的治理规则、管治方案则充满了挑战。从理论到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一国两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是正常的”。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的讲话,2016年12月23日。“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困难可能来自多方面:有些属于因“一国两制”本身存在的张力、基本法制定时难以照顾周全,需要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或决定逐步完善,有些属于实践过程中出现偏差,令其变形、走样;有些是特区本身发展带来的,有些是周边或世界形势变化造成的;有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政治社会方面的,还有的问题成因复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困难,都需要中央和特区政府本着务实的态度、创新的精神认真研究、解决。
  
  正是意识到这些明面的及潜在的困难,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为特区政府加油鼓劲,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指点。2014年习近平在视察澳门时,提出“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统筹谋划,积极推动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四点希望;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4年12月20日。2014年香港“占中”和平清场后,习近平指出,“香港政制发展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法有序进行;应该有利于居民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香港各界从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广泛凝聚共识。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经济发展,珍视法治环境,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规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香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的讲话,2014年12月26日。2017年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对港人讲了“三个自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要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2017年6月30日。总之,港澳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细微调整。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开拓创新,“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7年7月1日。
  
  “一国两制”实践要坚守法律底线。法即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港治澳,就是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来办事,大至处理中央与特区政府间关系,小至港澳内部的管治,均要合法合规。基本法第八章规定了本法的解释和修改,如果实践中遇到需要释法或修法的情况,也要依照相关规定来做。无视法律规定,突破法律底线的做法是不允许的,尤其是香港作为法治社会,长期以来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维护法治就是维护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1997年香港的回归、1999年澳门的回归带来宪制秩序的巨大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区制度设立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横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与本法相扺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八条。
  
  “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扺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八条。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7年7月1日。
  
  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澳门法治的应有之义。
  
  “一国两制”实践要筑好“人心工程”。以民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实践“一国两制”,同样需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习近平在论述“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多次流露情系人民与民族、情系港澳同胞的深情。在香港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谈到了中国近代以来饱受的民族屈辱和人民的悲痛,谈到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华民族的崭新局面以及香港回归20年来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现代化的风貌,抚今追昔,更需要继续建设好国家,建设好香港。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7年7月1日。
  
  在会见香港和澳门行政长官时,强调特区政府要集中精力谋发展、促和谐,解决好民生问题。让香港居民安居乐业,满足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让澳门居民“分享发展成果,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4年12月20日。不仅两个特区政府要对居民福祉尽力上心。内地在出台有关港澳的政策措施时,也要做到“心中有民”。“不仅要有利于促进港澳经济发展,而且要有利于促进港澳民生改善,不仅要有利于港澳工商界投资兴业,而且要有利于增进普通港澳市民的福祉,特别是有利于年轻人拓展发展空间,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要继续出台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张晓明在川港高层会晤暨“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5月11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争取民心的工作还与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密切相关。迄今香港已回归21年,澳门回归近19年,也即回归当年出生的婴孩已然成年,有的还具备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青年一代对国家的观感与认识,对港澳政治、社会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一国两制”的实践,“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奋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国两制’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联系,从而牢牢把握澳门同祖国紧密相连的命运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爱澳情怀,增强投身‘一国两制’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4年12月20日。让爱国爱港爱澳的传统代代相传,保证“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不断把“一国两制”事业推向前进
  
  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伴随着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港澳治理方略将随着实践的丰富不断发展,指导“一国两制”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分两个阶段来安排未来三十年的时间:第一个阶段,从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O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值得留意的是,本世纪中叶的时间点,与港澳“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时间点基本重合,意味着港澳未来三十年“一国两制”实践将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互交织,互有影响。
  
  (一) 深入理解并坚持“一国两制”,为“后一国两制”时代做好准备。“一国两制”的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难言一帆风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实践的艰巨性,做好迎接和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问题的准备。尤其是今后三十年的实践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重叠,内外压力空前,需谨防有些问题在港澳与内地发生共振。
  
  面对今后的“一国两制”实践,我们需要:一是正视“两制”本身存在的张力。由于历史经历、思想理念、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两种制度之间在接触过程中难免产生碰撞。两地间的摩擦与矛盾以前有过,今后还会有。我们应理智面对问题与矛盾,既不妄自菲薄,认为中国人或中国共产党管不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也不妄自尊大,认为应把港澳变成跟内地一样的城市,而是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尊重港澳地区的高度自治,保持“两制”各自的特色,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协商、创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我们研究和处理涉港澳的事务,不同于研究和处理内地某个省份的内部事务或内地不同省份之间的事务,既要强调‘一国’,也要尊重‘两制’,还要考虑到三地分属三个关税区、使用三种货币等差异,要将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这点把握好了,我们与港澳各界人士的最大公约数就有了。”张晓明在川高层会晤暨“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5月11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二是不断完善与基本法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定的解释甚至是修改来进行完善,虽然为了保证其稳定性,解释的频率不宜过高,但解释是必要的。以香港为例,实施21年来,人大常委会共有过五次释法。1999年6月,对“居港权”的释法:2004年4月,对行政长官选举程序的释法:2005年4月,对行政长官任期的释法;2011年8月,就涉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案的释法;2016年11月,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进行解释。
  
  为更好地推进“一国两制”,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一些制度和机制,包括中央政府有关权力如外交与国防权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等等在港澳地区“落地”的配套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宣遵循尽量充分利用香港现有制度和机制的原则。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可创新思维,以灵活方式处理,如基本法23条立法,可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激活有关条款、重立新法等多种形式操作,达到23条所规定的内容条条有法可依的目的。三是着手研究“后一国两制”的相关课题。随着2047年的临近,我宜尽早根据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谋划,并结合台湾问题为“一国两制”发展制定终极路线图,以增强港澳台居民对国家的信心,避免反对势力进行政治炒作。
  
  (二)重视“一国两制”实践对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意义。香港、澳门从回归之日起,重新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国两制”的实践,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报告延续这一提法。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有助释放更多经济活力、降低治理成本、提升行政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体制、治理方法等。香港在其中可贡献良多。一则香港本身就有可资借鉴之处。特区政府通过法定公营机构、社会组织,以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多元化的运作手段为市民提供各类社会文化服务,切实做到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其法治、自由、高效、廉洁堪称社会治理的典范。二则国家在此过程中,会更加重视政府的功能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让内地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活力充分发挥,必然有利于扩大与港澳的合作,在不断地交流合作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三则国家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助澳门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习近平一直鼓励澳门特区政府“增强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提高特区治理水平”习近平会见来京接受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崔世安时的讲话,2014年9月22日。,“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施政”。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致辞,2014年12月20日。虽然地方治理与国家治理不尽相同,但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港澳与内地在治理方面的交流对国家践行依法治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把握港澳资本主义发展特性,在资本逐利和改善民生之间保持平衡。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是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支撑。港澳回归后的实践表明,经济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些问题就不成为“问题”,而经济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民怨就容易被政治议题裹挟,冲击特区政府的管治。港澳高度市场化带来较强的灵活性及创新能力,但也造成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因此在“市场之手”之外,特区政府也要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巩固既有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湾区内九个城市各有特点,港澳应找准自身定位,与其他城市适度分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港澳可继续发挥国内境外的作用,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可利用自身国际联系为外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寻找商机。二是从市民最关心的土地、房屋等议题入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如针对港澳土地匮乏问题,特区政府可适当通过填海来解决,并持续推出各种类型的保障性住房,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利用澳门博彩业检讨机会,通过调整税收比例等鼓励澳门非博彩产业发展,研究设立“特区政府基金”等,管好特区政府的“钱袋子”。
  
  (四)“一国两制”下的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并表示将始终如一地践行。中国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回归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保持了繁荣稳定。未来,中国仍将致力于实践好“一国两制”,并通过港澳这两张特殊的名片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评论》2018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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