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修例”事件如果从2019年2月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修改两个条例（《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文件算起，已经过去6个半月的时间；如果从6月12日因特区政府决意直上立法会二读引发大规模冲突算起，也已经过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一件看似普通的修改法例的专业性工作因涉及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又碰巧遇到中美贸易磋商的复杂状况，逐渐溢出法律领域，变成了香港反对派与外部势力互相应和，且裹挟了大量年轻学生与市民，与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角力的政治、社会事件。
　　
　　两个多月的时间，有和平的集会、游行，有暴力的冲击、冲突。在示威者“遍地开花”的时期，香港几乎每个周末都有集会、游行，游行结束后的夜晚，必然发生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且大都以警方释放催泪烟或布袋弹收场。在示威者发起罢工、不合作运动的时候，香港地铁几近瘫痪、机场航班一度全部停飞。那个自由、法治、高效的香港被破坏、被撕裂、被全世界围观。这场“反修例”行动究竟要达到何种目的？其背后的力量究竟要去到几多？香港的未来又将会怎样？
　　
　　此次“反修例”行动一直号称“无中心”“无大台”“无指挥者”，然而其背后的“统合”力量却不时显现。笼统来讲，有三股势力：一是以“民阵”为代表的香港传统反对派，“民阵”迄今已围遶“反修例”先后举行七次集会或游行，有几次参与人数众多，给特区政府施加很大压力；二是“勇武派”代表的激进、“港独”势力，这部分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战斗力”强、破坏力强，大都处在冲击的前线，亲身“实践”其“勇武抗争”理念；三是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利用香港的此次事件煽风点火，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从中渔利。
　　
　　这些反对力量的目的究竟何在？对香港反对派而言，是选票，选票！面对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2021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202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选票和席位是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然而，香港自2014年“占中”之后，社会政治气氛处于低谷。2017年林郑月娥当选行政长官后，推行“大和解”策略，缓解社会对立氛围，反对派一时难以找到议题来炒热政治气氛。虽然此前反对派也曾在特区政府依法DQ（disqualify，取消资格）宣扬“港独”的议员、取缔“香港民族党”等议题上“挑刺”，但毕竟“港独”不得人心，无法调动起市民的“政治情绪”。送上门来的“修例”就成为反对派为选举造势的“最佳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在行政长官宣布修例已经“寿终正寝”之后，反对派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决意将“反修例”的政治势能至少延续到11月的区议会选举。反对派很清楚，“反修例”已告结束，接下来是围遶选举的政治斗争。
　　
　　对“勇武派”而言，他们不屑传统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激进是他们一贯的主张。如果说以前在发生激进暴力行为时，会受到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界人士的谴责，那这一次，反对派与激进的“勇武派”以“不割席”的姿态站在一起，“虽然我不认同你，但我也不谴责你”，这种态度无疑对“勇武派”是种支持。他们号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反对派的目标是在各类选举中都争取更多的议席，那“勇武派”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恐怕很多发动暴力冲击的人自己也不清楚。“人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感情源自于自己的内心……以为自己是理性的，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却不一定。这也是特区政府反复呼吁示威者停一停、谂一谂的原因，是中央政府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原因。暴力可以发泄情绪，但无法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大家坐下来谈出一条出路。
　　
　　对外部势力而言，香港的“修例”事件是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下牵制、敲打中国的一个“絶好机会”，当然要好好利用。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将“修例”事件的解决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在这次事件中，英国、加拿大、欧盟等也多次发表评论，单方或联合向中方施压，在刚刚过去的G7会议的声明中，还提到了香港。
　　
　　此外，本来与修例有关系的台湾当局（修例的初衷就是为瞭解决一宗在台湾杀人的嫌疑犯的移交问题），更是借题发挥，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来污名化“一国两制”。港台之间的激进势力不仅在具体事情上互相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台湾选举、两岸关系。
　　
　　事件未来会如何演化？在特区政府不断释放沟通善意，致力搭建对话平台，倾听市民声音的谦卑态度下，希望这场由“反修例”引发的政治、社会风波尽快得以平息。香港回归22年，“一国两制”实践有成功，也有反思，香港的未来值得所有关心香港发展、关心国家发展、关心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珍惜、思考。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