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　案”

　　我出生在一九五六年仲春，是在湖南沅江边一个小镇的船码头旁边。六岁的时候发蒙读书，高小的时候，赶上“史无前例”，只读得两年。接着进初中，也只读得两年，毕业的时候是一九七〇年的年底。这样，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就解决了。

　　七一年初春，十五岁还没满的时候，到县里的一家工厂参加了工作。因为还不到十六岁，只好开了个假证明，说我是十六岁，这样才得以招为正式职工。我干的是车工，从学徒开始，月工资十八元。车工干了五年多，提到厂部，管开广播。在工厂干了将近八年，所以上大学时能带薪，属比较富裕的一族。

　　大学之后，继续在武大读研究生，专业是计算机软件，很吓人的；方向则是中文信息处理，就是用电脑处理中文材料。但那几年是混过来的，对电脑的知识没有增进多少，直到现在，软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依然很玄虚。

　　在武汉一共呆了八年。八五年毕业，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就再也没有变动过。九五年时我又读了个在职博士，这回的专业是历史文献学，方向是学术史，也是看上去有些吓人，但照样是学得飘飘的。

　　读博的那年得了个副教授的职称，迄今尚未长进。

　　我的“档案”可以分这么三段：一为上大学前八年（湖南桃源），二为大学和研究生七年（武汉），三为毕业后二十九年（北京）。不过当我要动笔写起来的时候，我却发现我的后两段几乎没什么可写。大学四年里，自己固然发生了很大的的变化：眼界开阔了许多，常识也长进了不少。然而细想起来，到底怎么开阔、怎么长进，却又茫茫然，说不出什么来。（有一件事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我是第一个到校的，朱指导员安排我给大家发餐票。）至于研究生三年，大约一半时间浪费在了谈情说爱上，却又一无所获，也是乏善可陈。毕业后在北京一呆快三十年，时间像飞也似地过去啦。娶妻，生女；休妻，再娶，生子。去过一趟日本，一趟韩国。也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交待得了的。只有上大学前，在家乡的八年，现在一想，觉得好像可以说上几句。所以我就写这一段，先留下“个人档案”的前三分之一。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很可能轻重失衡。

　　一九七〇年，初中毕业以后，我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我很想下放农村，可我年龄不够十六岁，又是独子，户口也不在本地，没人安排我下放。在家打一段零工，一九七二年二月，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找关系，安排我进了一家工厂——桃源县机械砖瓦厂。那时我还不满十五岁。记得当时我的日记大约是这样写的：

　　……我上了船，冷风呜呜地吹着。轮船沿着沅江蜿蜒而上，两岸有景，我却没有好心绪看。靠岸后，我挑着行李，七弯八拐地穿过了县城，抬头看见一根高大的烟囱直矗而立，苍黄的天底下，横七竖八地排着几列房子。我的心禁不住悲凉了起来：啊，这就是我今后将要工作的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简直就是鲁迅《故乡》开篇的翻版。）

　　我被安排在机修车间学开车床。虽然一开始很喜欢干我的车工，但骨子里却是幻想着上大学，哪怕是上中专也行。不过大家都知道，那时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或是领导的特别赏识，要想上大学，那不过是白日做梦而已。

　　上不了大学，就满心想做一个别的出人头地的人。有一年，第三世界的友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要到我们县的一家机械厂来访问。县里抽出沿路工厂的工人夹道欢迎，我也在队伍里面。烈日炎炎，我们晒得头上流油的时候，终于听到人群轰动的声音，远远地看到一排轿车疾驰过来。当车队从我们身边驶过时，我极力想看清蒙博托坐哪辆车上，但前面的几辆车似乎是深色车窗，并不能看清里面坐的是何人。我只记得车队飞也似地开过去时，在车轮碾着马路的小石子吱吱作响的声音中，我看见大约是第十几辆轿车上，有一位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子，大约留的分头，皮肤白皙，懒洋洋地把头歪靠在后排车座上睡觉。这只是一瞬间。我想他可能是省里陪着下来的一位秘书之类的人吧。我当时倒没有说“大丈夫当如斯也”，或是“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话，但心里却是涌起一股强烈的钦羡，钦羡这些居高位的权贵或是傍在这些权贵身边的“肉食者”们。

　　白日梦时常在做，但只有静下心来看书，才是最简单易行的解救饥渴的方法。看书能抚慰心里的一些伤痛，当然同时也强化着自己的梦，幷且还培植出新的梦来。那时我的一位朋友是干木匠的，他知道我爱书，就给我做了一个书箱子。这只书箱成了我的一个宝贝。我把陆续买进的一些书放在里面，一有功夫就鼓捣它们，然而那时最大的问题是没什么书可买。后来发现县图书馆开放了，于是到了周末就往那儿跑，借过《鲁迅全集》、《沫若文选》，借过姚雪垠的《李自成》，还借过县志、心理学等。有一次我要借《红楼梦》，没想到那个管图书的竟说不能借给我，因为我年龄还小，怕我看了中毒。其实这之前我早看了《红楼梦》一、二册，要说中毒，也早中过了。

　　那时看什么作品都容易激动。看了鲁迅的书就模仿鲁迅的笔调写文章、写日记，还刻意地要模仿他的冷峻做人。看了郭沫若的作品就满脑子都是“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记得第一次从别人手上借来曹禺的《雷雨》，躲在蚊帐里一气看完，心里震撼得不得了。还有一次关在蚊帐里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看到有一段：“如果有人说：‘你去读书吧！但你得让我们用棒子揍你一顿！’那我也是情愿的。”（大意）我看到这儿，眼睛一酸，便流了眼泪。不过等到我看《李自成》时，似乎已经到了不大容易唤起激情的年龄，这时便对某些“硬派”人物，像张献忠那样干得大事、很有杀伐决断的人，注意了起来。

　　这时大约是一九七六、七七年的时候。我已经从车间抽调到厂部办公室，担任团总支书记，兼管广播室、图书室。国家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个人对领袖的崇拜降至于零。心里却仍然装着大志向。不一定是救国救民，至少还是想出人头地。对一些趋炎附势、争权夺利的人和事看不入眼，对那种惟领导鼻息是仰的生活亦觉了无意趣。常常与朋友登上工厂附近的千梯山，望着山下的沅江蜿蜒如带，吟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这时应该说还没有脱离“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龄，但心里确实也是有一些惆怅。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当时如何复习，如何考试，如何録取，大家的情况大同小异不必赘述。总之，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结束了自己业已厌倦的将近八年的工厂生活，怀着新的幻想，第一次坐火车，来到大都市武汉，成为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七八级的一分子。

　　杂　感

　　（一）

　　九七年暑假，中年之际的我回到了家乡。从汽车上下来后，我站在街边等“慢慢游”（一种载人工具，机动或人力，相当于城市里的出租汽车），听到很熟悉的敲梆子的声音，只见一个挑筐卖吃食的走过来。我问：“卖的什么哟？”回答说：“娃儿糕。”（一种米粉发糕，上下均为钹形。多为小孩吃食，故名。）我买了两个，边吃边等。刚往嘴里送进一个，一口还未咬下，不知怎的，鼻子一阵发酸，眼睛发湿。一口咬下去时，眼泪就巴嗒巴嗒滴了下来，嗓子也哽咽了。我控制了一下，硬是不行。索性就不管它，一边吃，一边流眼雨。（“眼雨”是我家乡的一个词。眼泪而成雨，形象哉。）也不知道街边的居民是怎样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的。人到中年，就怀旧，恋故土，此为常情。自己的事，越是早先的，就越喜欢多想。放大而言，对社会的事，眼前的事不关心，却喜欢追寻历史。

　　有一次去别人家做客。主人倒可口可乐给我女儿。女儿说：“我不喝这有毒的东西。”我呵斥女儿：“别乱说。”主人曰：“她说得对。可乐这类东西，无非色素加糖精，多喝无益。算来还是白开水最好喝。”

　　善哉此言！然而不喝可乐，又如何能知喝白开水的妙处！

　　（二）

　　我在校园里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转眼过了三年半了。再过一个学期，就要像当年的指导员送走我们那样送走这一拨儿学生了。在他们入学之初的一个班会上，我跟他们说：“清华”这两个字将成为你们终身的烙印，此外还有一个烙印，就是四年的大学同学。这“同学”二字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跟随你终身，无法抹去的。因此要看重它，别让它受损。

　　人类的认识领域有“原因—结果”这么一组概念，简称“因果”。都知道是原因决定结果，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也可以倒过来，结果决定原因，有什么果即有什么因。只是在这个果出现之前，你并没有能力来预测。

　　如此，世人常说的“因缘”，似乎也可以说是“果缘”，包括同学之果缘。

　　但是这么一来，又有宿命论之嫌。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意义。

　　那么或许是原因和结果的合力，构成“因果缘”。

　　记得李军说过他跟老八舍（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结缘的来由。那年招生，哲学系女生只招得五人，还缺一人来灌满六人一间的女生宿舍。于是便从中文系女生中往哲学系转去一人，再从哲学系男生中往中文系转来一人。这人就是李军了。

　　多么偶然，甚至几乎是个荒唐的偶然。但这个偶然，不管它荒唐与否，就这么构成了李军跟老八舍的四年缘分，以及后续的绵绵不断的缘分。或许本来就有那么个“果”在那儿等待着，促成着李军加入到老八舍。就这么构成了一个“因果缘”。

　　扩大而言，六十个人在那一年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生活在一个个宿舍而结成室友，组成一个个小组而结成组友，再组成一个大班两个小班而成为四年同窗，又由此无尽地延绵了一个又一个四年，这个也是一个因果缘吧。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上看，都是这样。我们从某种需要出发，依据某种标准，把世界分成一个个“部分”。但这样的“部分”不管是从其与外部的关系看，还是从其内部各个成分的关系看，仍然是一个整体。老八舍的内部当然也是这样。你的胳膊就是我的胳膊的延伸，我的思维就是你的思维的背面。

　　（三）

　　随手翻阅《三希堂法帖》，第一篇是钟繇的《荐季直表》法书，看到后面有明人陆行直写的一篇跋语：

　　右汉钟繇《荐季直表》真迹，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上有河东薛绍彭印章。真无上太古法书，为天下第一。余于至元甲午以厚资构得于方外友存此山，后因漂泊散失，经廿六年，不知所存。忽于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复得之，恍然如隔世事。以得失岁月考之，历五十六载。嗟！人生之几何，遇合有如此者！后之子孙，宜保藏之。吴郡陆行直题于壶中，时年七十有五。

　　一件心爱宝物，在几十年的跨度里，失而复得，散而又聚，主人公由此于人生之离合际遇，感喟万端，浮想联翩，自在情理之中。文中“恍然如隔世事”六字，是常语，也是惊心语。“隔世”不是主人公与《荐季直表》的相隔；《荐季直表》忽而复来，重现眼底，必定唤醒主人公几十年人生记忆。记忆是现世的，而记忆里的人与事却如光如电，如梦如幻，不可触及，不可复现，恍如阴阳相隔，两个世界。

　　我们生来就无可商量地乘坐在时光列车中，这趟车只是单行，载着我们驶向各自的终点车站。我们不加特别注意时，对此并无察觉。我们又不只是随着这辆车前行而已，我们还在车上渐渐地变化——老下去。（按《说文解字》的解说，“老”字底下的那个“匕”就是“化”。）这也是不加特别注意不怎么察觉的。一旦我们回望过去的车站，不管车行多远，我们再也走不回去，我们就跟昔日的车站处于一阴一阳两个无法相通的世界。比如我们想一想一九八九年，到现在是二十五年。这一段遥远的距离，人的记忆可以把它拉得很近，但一切又都不可触及，好像隔着毛玻璃看那边的事物，你能朦胧地看见，却摸不着。说到这里，我简直认为《秦风·蒹葭》的所谓伊人，就是隔在彼岸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符码。“宛在”、“恍如”，讲的不是一回事吗？这是人生的一重悲凉。

　　再，我们在车上有陆陆续续欢喜同行的旅伴，但大家都有不同的终点车站，有的先，有的后，都要下车去。所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一旦下车，就再无上车之理。于是越后下车的，越觉凄清。阴阳两隔，徒怀可作之叹。

　　那后下车的，再去看那原以为遥遥乎远哉的终点车站，竟已是越来越近地走进视野。夕阳晚霞之下，进站的汽笛将要鸣响。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做好下车的准备啊，而且要明白是没有行李可带的哟。

　　（四）

　　由小孩嘴里的“叔叔”，升级为小伙子嘴里的“大叔”，再升格为人们嘴里的“大爷”，标志着我已经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转变步骤。该经历的基本上都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也经历了一些。各有利弊，各有味道。桑榆晚景之人，是观夕阳者，也是被作夕阳观之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要作“正”字看。好就好在正值这昼夜交替之际的黄昏时节。八舍人老了，八舍也老了，真个是“老”八舍了。人、舍都步入了最好时节。

　　在这样的时节，每当我到了某个有些时间没有到过的旧地时，我就要这样想：假定在某一年，我已然离开了这个人间。而此时此刻（比如二○一四年的某日），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我又“复活”于此地。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样子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穿梭其间的人群是跟我不同时代的人。置身其间的我，作何观乎，有何感哉？

　　每一次眨眼都是一次新的生命。要这样看。尤其是我们这些“老者”。这样，每天，乃至每时，都在似新非旧、似旧非新中度过。周遭的一切，乃至我自身，都是我的老亲眷，又是我的新朋友。

　　那么就抓紧时间，观赏这夕阳晚景吧。这是最后的，应该也是最美的风光。

　　（五）

　　有些事你再也不会做，有些话你再也不肯说，有些文章你再也不愿写；然而有些事你却会重新来做。我们会丢掉一些东西，又获得一些东西；我们还会甩掉一些本已获得的东西，再追寻某些曾经丢失的东西。

　　2014年12月30日星期二

　　彭迎喜简历　（学号787006）

　　男，汉族，1956年2月22日出生。网名：舍人。籍贯：湖南桃源。

　　1978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南（桃源）考生。

　　1982年秋毕业后继续在武汉大学读中文信息处理专业研究生。

　　1985年至今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其间曾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