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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辑缘

  我这大半辈子,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躭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我的“学”比不上陈晋、乔以钢、于可训、杨胜群、段书伟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班以后先做了10个月的校对,然后面临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门。同来的6个大学生,只我一人是党员,所以格外受重视,很快被社领导相中,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分部门时,其他5人都如愿以偿地进了编辑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处。我没去报到,想找领导蘑菇一下。一天在大食堂,我见总编辑屠岸先生独坐一桌埋头吃饭,就凑过去。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告诉他,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武大毕业时,中文系教授陆耀东老师知我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把我找到家里耳提面命,说那可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干不好是会被踢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云云,言犹在耳。我说我知道自己未必胜任编辑工作,但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为了做编辑。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哪怕只是两三年时间,让我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尝试失败,我会无怨无悔地做政工干部。屠岸先生听了,看着我,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于是,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而且编辑部中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緑原、楼适夷、聂绀弩、舒芜、蒋路、徐磊然、刘辽逸、陈迩冬、王利器、龙世辉、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编当时都还没有退休,一开会见到这么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让我震惊。于是暗下决心,向老编请教,从头学起。我在理论组,联系的都是文艺理论家,我记得自己编辑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继而又编辑了唐弢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等,同时与大批的作家、评论家建立了联系。其中很多人与我的联系保持了30年,例如王蒙、刘再复、李敖、冯骥才、杨义、阎纲、吴泰昌、杨春时、郭枫、白烨等,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是我每到一个新单位,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老编辑告诉我,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编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我刚接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为了和主编唐弢先生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我找来了国内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在屠岸先生主持的青年编辑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作法,屠岸当场表示,“李昕的路子是对的”。后来,我的业务发展果然一路顺风,一年后开始负责理论组的工作,三年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这段时间我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同时积累起作者资源。看到自己亲手编辑的图书受到欢迎,引起反响,我感到很快慰,乐此不疲。这中间有两次机会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是1986年,担任清华大学外语教授的父亲通过美国友人为我联系好美国留学,可以边当助教边读研,条件很优越;二是1993年,香港有位地产商要在北京开公司,建议我“下海”当老总。两次我都婉拒了,原因在于,我认为当编辑适合我。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是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陈早春找我说:“我是把你看作接班人的,你需要多方面的锻炼机会,来做这个副社长主管发行吧。”我说:“我不能脱离编辑岗位。”他说:“那我叫你兼管一个编辑室不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要以编辑为主业。”这样我就放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1996年,天上掉馅饼被我接住,我被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前后8年,先做副总编辑,继而做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但香港市场狭小,商业却发达,出版运作与内地相比难度大多了。我把这比作在深井里游泳,水既深又冷,非充满活力且技巧娴熟无以自保。由于很快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书业作为非基本生活必需之行业,受到重创,许多出版社难以为继。那时最担心的不是出版社能不能完成赢利指标,而是能否维持出版社生存,能否保留住一支基本的专业队伍。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年底一算账,赔了钱,只有炒人,别无他法。人炒光了,出版社就关门大吉。所以那几年,精神压力之大,难与外人言。记不清有多少次梦中惊醒,也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总算是最后渡过难关,同时留下了一批好书。这里特别要感谢三联前辈蓝真、萧滋等老先生给予我的教诲,我从他们身上时时感受到出版人的信仰和激情,深刻理解了编辑应具备的责任和使命,智慧、胆识和担当,从而树立了出版人的文化理想。

  派赴香港工作是轮换制度,8年后我被调回北京。香港方面的领导找我谈话,问:“你一定要回北京吗?是不是可以考虑留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设在深圳的公司?”北京这边,也有不止一间出版社欢迎我去做社长或总编(这样的事情以后几年又发生过两次)。我当时一心要回北京三联,继续做编辑,所以其他选择一概不考虑。但实话说,其他的选择,要么收入高些,要么职级高些,总之都更为实惠。这些我并不在意,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做书的好平台,哪里能让我编好书我就在哪里。我在北京三联工作了9年,从副总编辑到总编辑,经手的图书又有1000多本,加上前期编的,总共应有两三千本吧。这些书秉承老一代三联人开创的出版传统,不仅领先一步、传播思想、启蒙社会、服务大众,而且追求一流、倡导新鋭,受到社会好评。其中有不少图书是我亲自策划组稿,亲自编辑审稿,亲自营销推广的,也有一些图书是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历尽辛苦才得以促其问世的。看到这些书,我感到欣慰、满足、无憾。

  我于2013年7月11日从三联的总编辑的岗位上卸任。我在退休感言里说:

  “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其一,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这样的时代过去不曾有,而今后也未必可以持续;其二,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从一开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受到优良传统的滋养,此后调换两个单位(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都处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平台和岗位使我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锻炼,给我创造了别人未曾拥有的机会,为我提供了别人难以掌握的资源,使我这样一个原本平庸的中品之才,取得了超越自己才能的成绩。”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就是,我应该感谢自己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人生道路的选择,同时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知道我为此放弃了什么,却仍然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我的选择。

  李昕简历 (学号787030)

  男,汉族,1952年9月22日出生于北京。网名:bjll。籍贯:北京市。曾作为知青在吉林省插队。

  1978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吉林(白城)考生。

  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担任该社校对、编辑、理论编辑组组长、社长助理兼当代文学第二编辑部主任。

  1996年被派赴香港工作,先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

  2005年回京后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副总经理,2010年任总编辑,2013年兼任三联生活书店总编辑。

  2014年7月退休。

  曾于199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为“年度致敬出版人”,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出版专家。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研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的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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