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驱车武英高速，从武汉到罗田，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而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每次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10来个钟头。为了赶上一大早从汉口长途客运站开出的早班车，我经常头天晚上就离开学校，赶到候车室里凑合一宿，第二天一早挤上头班车，下午二三点的时候到达罗田县城。

　　后来回家乡的选择多了一些。昵称“胖子”的表哥那几年是县农机公司驻武汉的业务员，位于汉口江边的罗田驻汉办就成了我回家的中转站，偶尔能搭上一趟“顺风车”。表哥还领着我走过一趟水路。夜里从武汉客运站上船，披着星光顺江而下，到浠水县境内的兰豀上岸。此时天还未亮，已有开往罗田的班车候在这里，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回到罗田。

　　一年几趟的旅行，使我对这条求学之路倍感亲切。但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到武大报到入学的第一次远行。当时，为了省点路费，在县城工作的姨妈联系了一辆赴武汉公干的北京吉普（212）。司机选择的是从黄州过江到鄂州再到武昌这条路，为了赶上过江轮渡的头班船，我们半夜出发，公路上少见车辆、更无行人，偶尔有只野兔惊慌逃过，明亮的车灯洞穿夜幕，扫过原野，在我的眼前呈现出一个纷繁驳杂、与过去的经验全然不同的世界。

　　武汉，我来了。

　　一

　　一辆“212”连通的两个世界，有着明显的差别。其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我经常要为过往的经历多费些口舌。

　　在工作之后的若干年内，常有人奇怪：你的学历不对呀，初中毕业就考大学了？或者感叹：你是神童啊。

　　其实，貌似“神童”一般的早期学历，只说明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现在的小学加中学念下来，一共要12年。而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了落实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云云），农村中小学校普遍缩短了学制，小学从6年改为5年，初中和高中都从3年改为两年，念完全部中小学一共是9年。我1969年六岁入学发蒙，到1978年参加高考，正好是15岁，考入大学的时候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大学生”。

　　教育革命当然不只体现在缩短学制上，还体现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又红又专”，因此真正上文化课的时候不多。为了“学农”，我们伐过森林、修过水库，插秧、收麦、割油菜、捡红薯之类的农活儿更是没少干过。那时候的农村孩子上学，不过是为了找个地方有人看着，安全、健康即可，能否学点什么是不太讲究的。既然家长没要求，学校不重视，大部分同学的日子是比较逍遥的，平时没什么作业，期末的考试以抄为主。一个班上只要有一两位同学能做出考题，其他同学就都可以过关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学习负担过重”的说法。

　　由于家庭的关系，我的学习态度略有不同。我的家庭是农村所谓的“半边户”。父亲张学全是中学教师，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家乡附近的几所中小学当校长，还当过公社教育辅导组的组长。母亲余月娥是“文革”前农村不多见的中专（罗田县师范）毕业生，也是教师出身，在六十年代初的职工返乡潮中被迫下放，回家务农，“文革”后还在大队小学当过几年代课教师。我遇上的老师几乎都曾经是父母的同事，因而对我的监管就比较严格而且有效，偶尔还能吃点学习上的“偏饭”。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班上男生中负责做出作业以供大家传钞的人，我的成绩决定了全班的成绩。当然女生不抄我的作业，牵头做作业的一般另有其人。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逐步改变了“文革”时期的荒唐做法，文化课开始受到重视。但这时我们已经进入瞭高中阶段，前面没有打下基础，语文方面的差距还不明显，数理化等课程追赶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当时还没有正规的教材。记得高一《数学》课，老师一学期只讲了课本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化学课则始终在教材的前十几页打转，根本没有翻到20页以外。高一结束后的暑期，我到父亲所在的高庙中学补习，找到一本“文革”前的高中《几何》课本，一看是我们课堂上从来没有讲到过的，如获至宝，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扎扎实实地填补了一项空白。

　　1977年的高考，允许在校生报名。学校领导可能是想放个“卫星”吧，动员我作为在校生报了名。交了报名费，领了准考证，但我自知基础不牢，水平不到，不是放“卫星”的料，最终临阵脱逃，没有参加考试。想来也是幸运，如果七七年贸然参加高考，考上个中专什么的也未可知，人生的轨迹就完全不同了。

　　七七年高考过后，各地的高考卷子流传出来，我们中学开始了全校动员做卷子的教学“攻关”。各省数学试卷一般都有一两道体现难度的“大题”，一开始我们看着像“天书”一样，完全不知所云。教数学的余火明老师是正规的师范毕业生，肚子里有货，教学也有点“板眼”，就是脾气大。他领着我们几个“数学尖子”日夜琢磨，集思广益，常常几天才能做出一道大题。时任学校支部书记的王老师也是数学爱好者，也加入瞭解题“攻关”的行列。有一次，他宣布解出了一道久攻不下的大题，十分得意。后来经我验算，发现是他解错了。又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正确的解法。

　　大约是在高二的第一学期，学校组织了全校语文、数学竞赛。我参加数学竞赛的过程后来成了传说：据说卷子发下来仅半个小时，监考老师就看见我在座位上左顾右盼、坐立不安，上来一问，原来我已经把题都做完了。后来数学竞赛我得了包括附加题在内的满分：108分。语文竞赛拿第一名更是不在话下，因为语文是我一向的强项。在随后召开的全校大会上，校长郑伦先把我大大地夸奬了一番，大意是：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我们学校有个张曙红，在这次两项竞赛中都拿了第一名，也是“人才难得”。

　　二

　　1978年的高考，我们分在县一中的考场。那时候参加高考完全是学生个人的事，家里不太管，更没有人到场接送。既没有紧张的气氛，也没有过高的奢望，考场上的发挥基本正常，甚至有些科目可以说是超常发挥。考得最好的是语文，得了85分，传说是全地区的最高分，但估计仅仅是传说。最不满意的是数学，竟然没过及格线，让对我抱有厚望的余老师深感失望。我也一直认为，我的数学成绩有错判、漏判的可能，或者是因为我们解题不太规范，丢了一些“冤枉分”。可惜当时没有要求查分。

　　高考一结束，无忧少虑的高中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我家兄弟姊妺四个，负担较重，作为老大的我一毕业就要考虑出门挣钱，以补贴家用。经人介绍，很快就在县城的一处建筑工地当上了“小工”。记得最累的活儿是扛石头，几十斤一块的石头一扛就是一天。而且石头边角鋭利，一不小心就可能弄出个工伤。

　　好在扛石头的日子不长。高考成绩出来，我上线了。听到这消息，我如飞地跑回家参加体检，连工钱也没结。

　　我的高考成绩刚过重点线（记得湖北省当年的文科重点线是340分），报志愿的时候，由父亲做主，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父亲的选择肯定是有理由的：当记者是个好职业；人大又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好学校。志愿表已经交上去了，我心里却有些不踏实：以刚过重点线的成绩，去竞争人大的热门专业，悬乎。于是自作主张，找了县城的亲戚，从教育局把志愿表拿回来，将第一志愿改成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后来看，临时改志愿无疑是一次正确的选择。我的那点分数能够被武大録取，已经是最理想的结果了。难得的是，如此这般的“临事而惧”，逐渐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每每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甚至挽救了我的生命。

　　当武大中文系的録取通知书飞到大别山下的小山村时，确实有些轰动效应。在深水河中学当年五、六个高中毕业班中，本科上线的我是唯一一个。直到两年以后，我同届毕业的同学中才有一位通过补习考上大学，另有二三位陆续考上中专。因为七七届毕业生当时还没有考上大学的，且七九级的学弟也无人得中，因此在恢复高考后最初的二三年里，我可以说是叶家河公社唯一的大学生。

　　说起来，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所谓的“戴帽中学”中度过的。高中毕业后没几年，随着农村教育逐步正规化，深水河中学被降格为初级中学，而我读初中的叶家河七年制学校也取消了初中部，恢复为小学。

　　所谓“千顷地里一棵苗”，父母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亲友们也都与有荣焉。家里专门请来木匠，用最好的樟木给我制作了一口木箱，轻便且有防虫蛀之效。邻里送来的鸡蛋、花生之类，无以数计。启程的那天，乡亲们簇拥到村头送行，有人点起长长的鞭炮，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怀揣着母亲煮好的鸡蛋，背负着乡亲们的祝福，尚不知“乡愁”为何物的我，第一次走出罗田，走出大山，来到阔大无边的武汉，来到风景宜人的武大，走进了“老八舍”这个温暖的集体。

　　三

　　“老八舍”是位于武大四区（如今的桂园）的一栋三层宿舍楼，据说是五十年代专门为苏联留学生修建的，我们入校时已显破旧。这一年，武大中文系招进了60人，分成两个班。一班的大部分住在一楼，我所在的二班住三楼，我住进了三楼最东边靠北的一间。

　　六位室友，报到最早的是来自湖南桃源的彭迎喜，他对《红楼梦》的熟悉和热爱令我惊奇；路程最远的是来自辽宁绥中的卢元孝，他是我们宿舍在大学期间培养出来的唯一一位党员；离家最近的是来自武汉的尚炯玮，身为干部子弟的他是时事八卦的主要来源，我第一次从他嘴里知道还有个“新四人帮”（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去职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华国锋旧臣）的说法；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室友中还有一位现役军人，来自江西南昌的万凤琪，他在开学第一周就被指定为我们班（二班）的班长；与我一样从农村考来的只有王华敏，家在河南镇平，但作为回乡知青，他的社会阅历和经验远胜于我。

　　在这样一个小集体中，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成了大家关心、帮助的对象。在大学期间，我不止一次生病住院，都是室友们送医、照料的。有一次住进东湖对面的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还动了一个小手术，卢元孝等同学轮流看护，如亲人一般，令我十分感动。放假回家一说，也让父母吓了一跳。

　　大学生活是清贫的。头两年，食堂吃的是份饭。每天早上是固定的馒头加稀饭，以红辣萝卜条佐之，以至于到现在，看到红辣萝卜条就颇有亲近感。中午和晚上的大锅饭和大锅菜，吃饱没问题，味道和营养就不能讲究了。一些家境稍好的同学，隔一段时间可以出门打打牙祭，后来还形成了由热干面爱好者组成的“面协”，而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同学，基本不做此想。同学中还有一些是带薪学员，更令我们十分眼红。好在那时候学校的助学金制度几乎是普惠的，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同学无一例外地都是全额助学金，交完了当月伙食费还略有结余，以为零用。我的一位表哥是为武汉军区服务的职工，隔三差五地跑一趟军区，蹭一点咸鱼腊肉，是我那时主要的解馋方式。

　　作为学生，主要的开销是买书。除了必不可少的教材，还有不断解禁的各类经典著作，十分吸引眼球。书店一来好书，大家必蜂拥而至。结果一点点的零花钱都贡献给书店了。一次悲惨的经历是，听说街道口书店到了5元一本的《汉英辞典》，我乘上12路汽车赶去买书，但兜里只有5块钱，想买书就只能逃票。不走运的是，下车的时候被售票员盯上了，逃票未遂，还挨了一顿抢白。补票之后，书是买不成了，只好悻悻然回转。

　　大学生活是充实的。七八级的同学多数都是混过社会的，对于迟来的深造机会十分珍惜，对于他们来说，学习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所谓“不用扬鞭自奋蹄”。有了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榜样，我们这些“小字辈”自然也不敢懈怠。各种各样的必修课、选修课把日子填得满满的，而大量的课外阅读要求又把课余的时间挤占完了。我常想，幸亏上的是中文系，而且是中国文学专业，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就是我们的本分，读起来自然也不觉枯燥。记得最愉快的一次阅读经历是，从吴葆俭处借得一套刚出版的《鲁迅全集》，煌煌16巨册，一本本翻过、一篇篇品味，领悟大师深邃的思考和睿智的文字，每有所悟，必笑出声来。我不敢说读懂了鲁翁的博大，但至少读懂了其语言的精微。

　　今天想来，我在大学的学习经历，一方面是要努力跟上大学的课程，打下中文专业基础；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对不完备的中小学教育的一种“补课”。因为“文革”动乱导致了我们在文化知识上的先天不足，要想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弥补起来，使我们不得不在学习上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我也确实在学习上花了一些笨功夫的，比如，《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等，我都自己钞録在小本子上，一篇篇从头背过。选修吴林伯老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课后，又按照老师的要求，老老实实地背诵过几篇《文心》。大量的古文背诵，无疑提升了我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对我后来的码字职业大有裨益。

　　大学生活又是多彩的。七八级才子荟萃，各擅胜场。记得入学不久，年级组织过一次文艺晚会，同学们各出絶招，尽展才艺，唱的、跳的、舞的、闹的，令人瞠目。更有“霍泽征尔”指挥的“山寨音乐会”，阵容强大，仪饰斑斓，装模作样，令人捧腹。后来，陆续有学生社团出现，诗社、剧社、摄影社等等，使老八舍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起来。

　　不过，作为不折不扣的“土老帽”的我，在这些热闹的活动当看客的时候居多。始终没有学会一技之长，连时髦的交际舞都没有学会，也是我大学生活的一大憾事。

　　四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四年如一瞬，热闹的老八舍终于迎来了分别的季节。

　　走出大山，走进武大，我见识了不一样的世界，结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师友，感受了兄弟般的情谊。虽然土气未脱，稚嫩依旧，但我的人生已因之而变。

　　八月的一天，留校的师兄们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车。我即将走进人生的又一个驿站。大山在后，沃野在前。

　　2015年1月15日

　　张曙红简历　（学号787047）

　　男，汉族，1963年10月生于湖北省罗田县叶家河村。网名：张三。籍贯：湖北罗田。

　　1969年9月至1976年7月，在叶家河七年制学校就读小学和初中。

　　1976年9月至1978年7月，在深水河中学读高中。

　　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湖北（罗田）考生。

　　1982年8月至1991年1月，毕业分配至《中国财贸报》思想工作部，历任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助理编辑、编辑、记者、主任助理。

　　1991年1月至1996年8月，任经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1996年8月至2003年12月，任经济日报评论部主任。

　　2003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经济日报政科文新闻部主任。

　　2011年12月至今，任经济日报策划部主任、高级编辑（二级）。

　　曾多次获全国好新闻奬、中国新闻奬，2006年获第七届长江韬奋奬（韬奋系列），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首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清华大学特聘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掌握联系的高级专家。

　　妻：邓京莲，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会计。

　　女：张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