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清理旧物，曾翻检出不少同学来信，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在人们早已不写信了，这些东西当然还是有些珍贵的，我便将它们集中起来，装在一个大纸袋里，心想，说不定哪天得空，会打开看看的。

　　这段时间为了完成老八舍编辑组交给我的任务：找阿凯早年来信的内容代做“自述”，我顺便也专拣年代较为久远的信件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些。本来也曾和几个人开过玩笑，说是将来有空闲，说不定要编一本老八舍书信集的，但略翻几篇后，觉得这计划不大可行。彼时之话题，之心境，毕竟已远去多年，当年大家面临的，多是初入或重入社会的环境适应、职业选择与人生规划之类，今日重读这些，未免觉得有几分过时，甚或有隔世之感。

　　不过这些旧日信札中，倒是充盈着浓浓的同学情，字里行间，多有对校园岁月的眷念与不舍，同学之间的罣念与关心；对彼时境况之描述，心境之吐露，也都真实而且生动。所以读后心有所动，勾起了好多往事的回忆。斟酌再三之后，我决定从已翻看的十几通信札里摘録出若干片断，敷衍成文，以供舍友们温故怀旧。

　　有一封来信虽短，不可不记。1982年9月21日，张日焕来信，寥寥几句：“几次打电话未打通，现只好写信告诉你：我定于23日7时离汉回家待分，小别了。”“待分”两字下有黑点，以示强调。此时距8月4日系里公布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天之久。

　　从8月5日开始，短短几天内，大多数同学离校，剩下待分或重分的如张日焕、童志刚、谢国芳、王熹亮、许向明、张武波等人，守着空荡荡的宿舍和凌乱不堪的走廊，日子是很难挨的。特别是8月底学生返校，他们几位和79级挤住在一起，更是不好过。这境况，有些先行离校的舍友未必清楚，而熹亮也曾在《老八舍往事》的结尾处有过描述的。

　　1982年9月3日，寇勤从北京来信，讲述赴京报到之情景，这也是我收到外地同学的第一封信：“8月11日中午，我和程习勤一起到达北京站，隋圻和郭伟峰到车站接了我们。在林业部人事司干部调配处报到之后，我就在招待所住下了，休息了几天，就集中学习。”又说，“我将于9月7日晚上乘车离开北京，到吉林省临江林业局去。那个地方地处中朝边境线上，据说条件还不错，至少比其他的什么敦化、大石头、三叉子林业局要强。”

　　此信中，寇勤对滞留学校的同学表示了关心：“昨日在师月会处，我听说童志刚等人还在学校，真让人着急。我已写信到他家里，不知他能否收到。如果你到武大的话，请替我向童志刚、张日焕、谢国芳、许向明等人问好。”

　　入职之初，和校园生活比起来，对新环境不适应和不满意似乎是一个常态。老黄分到广东省地质局，来信说：“我现在和另一个大学生分在一间又小又窄、闷热潮湿的小平房，除了两张床和放行李的地方，就剩一条狭小的过道了，……工作很单调，我现在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听说要经常下去），没事干就看报纸，不能看别的书，也不能离开办公室，要坐到下班铃打响。长此下去，我就只剩下认得几个字的本领了。”（1982年9月19日）

　　谢国芳从成都来信：“初到成都，无亲无故，孑然一身，遥想当时同窗之间亲亲热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场面，更是暗暗生悲。”（1982年9月26日）“我现在的工作太令人心烦了。这一期的学生，基础太差了，有的人数理化方面，-1和0谁大都搞不清；语文方面，布置的作业有好些字不识得，讲课听不懂，作业做不来。一烦之下，我干脆采取‘同生死，一万物’的超脱态度了，对他们不管，上课时劈里啪啦讲完了就走。”（1983年5月14日）

　　童志刚来信说：我依旧不忙，大事儿决不插手；班上是什么书都看，还算畅快！怕的是长此以往，人将不仁了，幷且会变成个不再希望沉思的真正的石雕像：右手捧着自己的下巴，左手却空空如也；二十年后依然是“长风吹过……”

　　老童还打趣我，“终于能坐在那里，无聊地看些无聊的东西，但愿你不当铁原那样的‘专业退稿信作家’。”（1983年1月28日）

　　关山分到湖北省财政厅，来信说：“工作时紧时松，松多紧少，没事也不好看别的书，憋气得很。省直机关5月前要结束机构改革工作，直觉自己会有变动，总不能这样拿工资，不怎么做事（没明确的工作），让人惭愧。”发了几句牢骚后，还不忘来一点关氏幽默：“有时坐班烦了，就想退休；有时想不退休，每年有一两个月的假也过得去。说了别人就笑，又有什么好笑的。”（1983年1月11日）

　　郭倡民的感受和老关相仿：“到这里四个月了，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一本书也没看，也懒得动笔，日见消沉，‘堕落’，上一次街亦难得下决心，本人懒散的习气在这里有了施展的地方，业余时间没人管，也没有任何压力，所以很容易混过去。”（1982年12月25日）

　　相比之下，年级里，“老江湖”进入新环境的适应力明显强一些。铁原的来信说：“我已于8月11日到报社报到，此次报社共分来7名大学生，至今都未分配具体工作，今天又到报社一趟，答复仍是休息几天再说。估计本周之内还不会上班。乐得赚一个暑假，反正工资照拿，何乐而不为！……回家后闲着无事，携妻儿游了一趟桂林，这一段心血来潮，也翻《英语》课本，读几页书。由于工作性质未定，故生活略呈迷失方向的混乱色彩。一旦分定工作，我想尽快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然后根据客观条件，确立方向，把生活纳入既定轨道，使之运转起来。”（1982年9月6日）

　　铁原的信中还提到：“小章伟已开始上班，本期无教学任务，安排她听听课。财院语文教研室有12位教员，每人每周4堂课，工作轻松。”信中铁原对章伟的工作环境评价不低，不过这是“老江湖”的标准了，“小章伟”说不定正在适应环境的苦闷中，未必认同的。

　　李建平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他是这样描述工作单位的：“本厂距市区7公里，有公共汽车直通，背靠大石山，面临大片希望的田野，空气絶对好！全厂职工700多人，过去主要修理火炮和光学仪器，现在部分转产民品。厂里没有现役军人，待遇同地方一样，但纪律特别严，奬金特别少，历史上最高的奬金数是每月五六元，现在几乎没有了。”（1982年9月11日）

　　我记得寇勤跑到昆明去看建平，给我寄过一张相片，就是在厂区的后山上拍的。他还和建平相约通信下棋，相当于现在的远程比赛，不过这盘棋好像没有终局。寇勤也到成都看过谢国芳，建平在一封信里说到，“阿寇这位钦差大臣，日子过得好不自在，来信对成都姑娘极尽溢美之词。……我问过国芳，阿Q的话可信几分？国芳说他对四川的城市生活颇不习惯，难于深入瞭解，他熟悉的只是湖南农民。”（1983年6月6日）那一年寇勤是去吉林的大山沟里与熊瞎子为伴的，居然抽空跑到成都去看同学，赏美女。而谢国芳也真是个农民，要不就是精神太萎靡，对美色完全视而不见了。

　　谢国芳的“萎靡”，他自己也有描述：“现在我比过去‘涵养’多了，过去我见到不平就要发议论，甚至面红脖子粗；现在倒好，我在街上见人打架，见到队上人相骂，我也心平气和。对啊，四川人的矛盾，关我湖南人什么事！”（1983年5月2日）

　　我们房间共6人，毕业分配时我留武汉，铁原回长沙、老黄去广州了。小字辈的建平、国芳和程习勤则分别分到昆明、成都和北京，按说城市都不错，但工作实在不理想，最后还是以调回家乡才算安心。这顿折腾，也足见乱点鸳鸯谱式的包分配，实在是很有弊端的。

　　来信中也不乏励志的内容。吴葆俭告诉我：“我们单位要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自选题目讲一次课，此事一直拖到10月份，作为转正定级的根据。我以为这实际上是比武式的亮相，因而为准备讲稿而颇费了一番工夫。效果是出人意料的好，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有点口才，所缺的实际上是胆量。”“我是把它当一篇论文来写的，查找了南宁能找到的有关资料，上讲台时几乎没有看讲稿，年月日之类的东西记得非常的清楚，同事们的评价颇高。……此后领导同事们对我的态度为之一变，许多我不大乐意干的琐事，领导也不敢随意驱使我了，我这才算领略了一点努力斗争获胜的乐趣。”（1983年11月21日）

　　想当年吴葆俭登上大学讲台时才刚刚20岁，被领导和同事们小觑也是有可能的。葆俭以这样的方式赢得他们的刮目相看，可赞可佩！

　　还有屡败屡战的潇洒和坚持。刚结束考研的童志刚来信说：“惊人的雄心大志我没有（当然，如果它藏得很深，那么我还没发现），仅仅是不愿意呆在这里一辈子罢了。在给汪芳的信中我也说了，这就是我必须从这儿走出去的原因。……今年考试的成绩已经在这儿了，五门共得了198分（政37、英26、英国文学26、美国文学52、文论57），各门成绩也録下在此，若有同学问起，就请告之，或许能博得一笑。不过，所得这些分，还是到了我的高标准的，幷且看来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所以信心还在，两年之内再多得150-200分是可能的，就是走出去的路并没有断。如果没有其它意外的阻力，再大的山林也还是得让风流过。”（1983年4月23日）

　　寇勤在他“二闯关东”的来信里（1983年3月15日），把枯燥冗长的雪乡之旅描述得小资味十足：

　　“多难走哇，漫长而遥远的路，火车头都不知换了多少。”

　　“我从那一个个热情的漩涡中转出来以后，仿佛被摔进了平静而清冷的深潭。”

　　“雪，还在下雪，一场接一场，没完没了，无缘无故，就像我的烦恼和忧闷。”

　　当然大段的内容还是关乎同学的：

　　“翻开昔日的照片，读着大家的来信，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是这热烈而又孤寂无言的生活的一丝慰借。”

　　“家凯来了个电报，可地址弄错了，十多天后我才收到，内容是要‘写作讲习班’的新闻讲稿。我给赵健去了信，因为我没有底稿。是啊，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讲习班。”

　　“童志刚来了信，说我像‘闪电掣过湘水直扑珠江，甚至不曾吹过一丝丝亮光，说了要来又把那话做了米汤……’，说他‘十天前从考场上出来，确是一副笑模样，还是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吧……’；他开始羡慕我：‘又能偷偷地安静地在林中徜徉，真是絶美的幻觉般的时光，战士从此不思乡……’”

　　“正月初五，我就离开家了，在北京呆了四天，说是在郭伟峰那里睡觉，可我们谈到晚上三四点，到头来，却不知讲了些什么名堂。但当时，大家都是悠悠眷念：有武大，有同窗。说来津津有味，难于收场。”

　　“在沈阳，我住了两天，和弓克喝了两天酒。他没有回家，时时想起苏武牧羊。”

　　“四月份以前，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到长春一趟，见见我们的张武波。管他呢，他们不敢反对。我要去和张武波研究一下卡拉扬！”

　　刚毕业的那一两年，走向社会的新鲜和挑战，似乎敌不过大家对往日校园生活的不舍和留恋，这一点在年轻一些的同学中表现得尤其真实和热烈。

　　毕业后的第一个新年，我还收到了一张颇有味道的明信片，是童志刚从偏居一隅的湖南湘潭发来的，上面只有分行的十几个字：

　　属于83年的朋友们，

　　准备好，

　　“她”来了！

　　看后不免一怔，然后会心地笑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不仅“她”来了，而且下一代的“她”和“他”也都陆续到来了。人生实在太短，经不起两三代的“她来了”，然而我在读到那些字迹已然发黄的文字时，仍能感受到一种维系老八舍集体几十年长盛不衰的东西，很微妙，又很温暖。这也是我在翻看这一堆布满灰尘的信件时，时时感到怅然，又时时被那些“过时”的话题和叙述所打动的原因。

　　2014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